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21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22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23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24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25
罗斯福认为，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26。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27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28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29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30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31。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32。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33。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34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35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36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37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38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39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40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