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五号屠场》：用另一种方法表现灾难

虞建华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小说创作，并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5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自动钢琴》后，连续推出多部语言幽默、风格奇特、带有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除了《五号屠场》（1969）外，还包括《泰坦星的海妖》（1959）、《茫茫黑夜》（1961）、《猫的摇篮》（1963）、《上帝保佑你，罗斯沃特先生》（1965）、《冠军早餐》（1973）、《囚鸟》（1979）、《蓝胡子》（1987）和被他称为“封笔作”的《时震》（1997）。《欢迎来到猴子馆》（1968）收录了他的早期短篇小说，而《回首大决战》（2008）出版于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马克·冯内古特整理编辑，收集了他生前未发表过的关于战争、灾难等主题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将冯内古特推到了当代美国文学的前沿，使他成为二战后美国重要的作家之一。《五号屠场》是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作品叙事风格独特，充满黑色幽默，是美国后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对战争中的小人物抱有真切的同情和关怀，体现了冯内古特一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被认为是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简略了解作家的生平，有助于我们了解这部作品。冯内古特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1941年进入康奈尔大学，1943年辍学应征入伍，但入伍后大部分时间在训练营里度过。因为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冯内古特于1944年被派往欧洲战场，年底在波尔其战役中被德军俘虏，送至德累斯顿服劳役。德累斯顿到处是刻录着欧洲文化传统的古建筑，没有驻军和军事工业，因此也成了战争中德国难民云集的地方。1945年2月，美、英空军对这座不设防的历史名城进行的以燃烧弹为主的狂轰滥炸，致使数万平民葬身火海，将这座“欧洲最美丽的”文化古城变为废墟。年仅二十二岁的冯内古特躲在被用作劳工营的“五号屠场”的地下库房，幸免于难，见证了一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深受震撼。这段从军史虽然不长，却让他刻骨铭心，给他留下了创伤记忆，也为《五号屠场》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他一生著述颇丰，但《五号屠场》影响最大，是现当代美国文学中必读经典之一。

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封锁德累斯顿轰炸的信息，让幸免于难的冯内古特耿耿于怀。他一直怀有写一部以德累斯顿为主题的重大小说的想法，但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才终于消化了震撼带给他的冲击，找到了合适的表达语言，推出了《五号屠场》这部引起美国文坛震动的小说。这部小说之所以伟大，除了创新的叙事风格之外，更因为它扫除了所有浪漫色彩，专注于表现战争的疯狂、恐怖和巨大的摧毁力量，也表现了士兵难以承受的压力，以及压力下扭曲变形的病态心理。这本书成了负面表现战争的先驱之作，成为新战争小说的一种“范本”。作家的批判态度成为此后美国战争小说的基调：没有英雄，只有受害者。冯内古特在小说中将焦点对准卷入战争的小人物，捕捉和放大他们的生存困境，采用“冷幽默”的手法，把被政治、军事力量玩弄于股掌的士兵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号屠场》的故事直接来源于作家亲历的德累斯顿轰炸事件，带有部分自传体小说的成分。小说成稿于全美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中。这是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日复一日，大众媒体播送着美国士兵和越南军民的死亡数字，人们似乎渐渐对战争暴行习以为常。冯内古特明白，传统的现实主义细节虽然可以反映战争的血腥和恐怖，但似乎已经很难唤醒被暴力麻木的心灵，因此他必须另辟蹊径，求助其他策略。最后，他推出了这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五号屠场》很快成为作家文学声誉的奠基石，也作为一种称之为“黑色幽默”或“后现代主义”的新类型小说而被人效仿。小说最成功、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它创新的叙事模式。这种精心策划看似随意散漫的叙事模式，给传统阅读习惯带来了冲击，同时大大拓展了想象空间，给故事带来了深度。

小说共分十章，第一章更像“序言”，是纪实的，成为“外框架”，为进入故事做了铺垫；第二章至第九章是虚构的故事主体，最后一章虚实相间。小说以纪实开始，渐渐与虚构融合，最后现实世界在虚构层面结束。冯内古特在第一章中零星谈到了写作的艰难历程：“至少写过五千页，都撕掉了。”原因只有一个：对于这种战争灾难，对于亲眼见证过的场面，作家患了“失语症”，文字的表达能力失效了。作家努力寻找一种新的表现途径，最终写成了一部截然不同于传统定义的小说。作家在故事开篇之前先给读者打“预防针”，用一种调侃式的自我贬损的语气告诉他们，传统的阅读期待可能无法得到满足：“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山姆，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彼得·弗里斯在评论《五号屠场》时指出：“以传统的方式叙述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小说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使大屠杀事件具有前因后果，不知不觉中让恐怖事件具有可阐释性。冯内古特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效果，因为他的小说要传递的信息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

《五号屠场》的主体部分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比利·皮尔格林的美国青年在欧洲战场的短暂经历。他是个非战斗人员，当随军牧师助理，部队被打散后落入敌军后方，被俘后送至战俘营，再后被送到德累斯顿的屠宰场当劳工，见证了德累斯顿的大轰炸。比利一生的故事由一些间断性的经历片段组成，难以抹除的战争记忆中间穿插了很多战后生活的零碎场面和小说主人公由于精神受刺激和脑部受创伤之后出现的幻想：遭飞碟绑架，被送到一个叫作特拉法玛多的星球的动物园中进行展出。《五号屠场》因此也带有科幻小说的因素。小说不按时间顺序交代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英雄。正如冯内古特在书中所说：“故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病弱无助，成了被难以抗拒的势力抛上抛下的玩物。”几个主要人物中，比利是个受虐型的小丑，“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帮助朋友的能量”；罗兰·韦利热衷于扮演“三个火枪手”中的角色，沉迷于想象中的英雄主义；拉扎罗对酷刑和谋杀津津乐道，在其中获得变态的满足。只有老埃德加·德比是个有同情心、正义感和胆魄的人，但因德累斯顿轰炸后拿了一把茶壶，违反了非常时期的禁令而以“抢劫”罪被执行枪决。真正的战争故事不会有太多逻辑，但充满了黑色幽默。

在冯内古特的笔下，战争是一场闹剧，没有英雄业绩，也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和牺牲品。作家似乎并不站在哪一国、哪一方的立场上，比较淡化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而强调的是：不管是哪一方，送去当炮灰的，包括美国兵和德国兵，很多都是“还在童年的尾巴上”的涉世未深的孩子，而蒙受战争灾难的主要是平民百姓。正因如此，冯内古特给这部小说起的另一个书名是《童子军圣战》。小说主人公比利在回忆二战往事的时候，他的儿子罗伯特正在越南打仗。就这样，从中世纪的童子十字军开始，到德累斯顿轰炸，再到越南战争，作家将人类不断重复的愚行排列出来，把历史的惨痛记录和当时的美国大事件联系到了一起，并让比利在“幻觉”片段中仍然苦苦求索答案。他在特拉法玛多动物园向外星人请求说：“我来的星球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的屠杀中……把和平的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一个星球上的人怎样才能和平相处？”这也许是小说背后的作家最想探讨的问题。

谈到《五号屠场》，我们必须对作家标志性的叙事形式进行一些了解。这种形式是反传统、拼贴式的，具有十分鲜明的后现代小说的特征。作家在第一章中就告诉读者，故事将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小说的高潮将在哪里出现。这种创作手法抛弃了传统的起承转合，将作者从情节、逻辑和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小说中冯内古特假借特拉法玛多人之口，总结了自己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与意图。外星人向比利介绍，他们的书用一簇簇的象征符号进行表现：“每一簇象征符号都是一个简明、紧急的信息——描述一个情景、一个场面。我们特拉法玛多人同时阅读这些信息，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看。所有这些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联，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剪下来，这样，当你同时看到所有这一切时，它们会产生出一种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深奥的生活意象。小说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起因，没有后果。我们喜欢我们的书，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同时看见许多美妙瞬间的深处。”

冯内古特主要通过“时间旅行”的方式，跳跃于各个片段之间，将“许多美妙瞬间”并置。自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出版后，“时间旅行”已经成为很多科幻小说的陈套。冯内古特将这种科幻小说的手段，放到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样极为严肃的主题之中，看似很不协调，但效果出人意料。有了“时间旅行”这一手法，作家就能在叙述中进出自如，在历史、现实和想象之间架起贯通的桥梁。像比利这样的战争中的小人物，由于无法面对恐怖，只能借助幻想，试图与现实拉开距离，“重新创造自己，重新创造他们的宇宙”。他在二战中经历了难以承受的磨难，在战俘营第一次精神失常；战后在专科学校毕业前又一次精神崩溃；再后飞机失事损伤了头部，出院后“头颅上方留下了一道可怕的伤疤”。他沉默了几天之后开始宣讲特拉法玛多“福音”。比利在想象中的特拉法玛多星球上享受到了幸福，那里的生活与纳粹集中营和德累斯顿大毁灭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战争主题和科幻小说手法携手合作，共同构筑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但是作者的叙述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因此读者开始可能不易判定哪些是故事的主体部分，哪些是小说主人公头脑中的幻觉。读完全书之后读者才明白，叙述中很多部分出自一个受到刺激和创伤的头脑，而特拉法玛多的经历与比利曾阅读过的一本科幻小说《大显示屏》的故事十分相似。作家故意把记忆、现状和狂念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将愤怒的控诉、黑色幽默和痴人呓语混进同一个文本之中，但如果我们仔细清理就能发现，小说中有四个不同层面的平行话语。一是故事外作家冷静犀利的评述，这是对现实的批判之声，充满愤怒，并常常像不速之客一样“侵入”故事里面；二是受到战争刺激又不想让过去继续困扰今天生活的叙述者的声音，不愿深究悲剧的根源，用了一百多次“事情就是这样”把话题打住；三是小说主人公比利的声音，此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真意浑然不知，抱着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得过且过；四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祈望，由想象中的特拉法玛多星球社会代表。这样，多层话语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表述空间，大大拓宽了小说的参照域，让历史、现实、故事和愿望几个方面互相交错，互相碰撞，互相渗透，互相折射，读者能在参照比对中，通过自己意识的加工和消化，看到冯内古特故事背后表达的观念。也就是说，这部小说让读者承担了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读者必须在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叙事迷宫中，找到自己的路径，得出自己的理解。看似随意的残片拼贴背后，我们能够发现作家精心策划的叙事体系。

这部小说是多声道的，甚至包含了相反的观点，比如不同历史学家对轰炸德累斯顿的不同理解。作家不对任何个体进行谴责，不提供历史的或道德的教训，但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态度平行排列出来，让读者在其中找到关联，得出自己的结论。后现代小说的常用手法之一是模糊历史文本和虚构文本的界限，《五号屠场》也是如此。小说中有大量历史记载，如歌德对德累斯顿的赞美，美国军事史学家对大轰炸的辩护，杜鲁门总统对广岛核轰炸的冷酷申明等，这些文献的引述，与虚构的小说故事相映成趣，引导读者通过想象解构历史，重新认识历史。而小说中的有些人物，如基尔戈·特劳特、艾略特·罗斯沃特和霍华德·坎贝尔等人，也出现在冯内古特的其他小说中。这样，《五号屠场》不仅与历史记载，也与其他小说文本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照，阐释空间陡然增大。这是一部十分耐读的当代经典，它比传统小说少了很多东西，但同时又多了很多东西：少了完整的故事，少了前因后果的逻辑发展，但多了想象的空间，多了各种不同解读的可能性。

2021年夏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