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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
比利·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比利·皮尔格林上床睡觉时是个老态龙钟的鳏夫，醒来时却在他的婚礼日。他从1955年的那扇门进去，从另一扇门出来的时候是1941年。他反身又走进那扇门中，发现自己来到了1963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过自己的出生和死亡，任意造访了发生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事件。
这是他说的。
比利患有时间痉挛症，难以控制下一步的走向，所去之处并不一定都很好玩。他说他一直处于一种上台前的恐慌状态，因为他无法知道接下来登场的是他生命过程中的哪一部分。
···
比利1922年生于纽约的伊利昂，是城里一个理发师的独生子。他是个长相滑稽的孩子，长大后变成了个长相滑稽的青年——高挑羸弱，身材像可口可乐的瓶子。他从伊利昂高中毕业，排名班中前三分之一，在伊利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上了一学期夜校课程，然后应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他父亲在一次狩猎事故中意外身亡。事情就是这样。
比利随步兵部队到欧洲服役，成了德国人的战俘。1945年从部队光荣退役后，比利又进入伊利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他与学校创办人和拥有者的女儿订了婚，然后经历过一次轻微的精神崩溃。
···
他被送到普莱西德湖畔的老兵医院进行治疗，接受了几次电击休克疗法后出院回家，与女友完婚，修完学业，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开始在伊利昂做生意。伊利昂是个尤其适合做验光配镜生意的城市，因为那是通用锻铸公司的所在地。公司要求每一名雇员配有安全眼镜，并在生产区域戴上眼镜。伊利昂通用锻铸公司下有六万八千名员工。镜片和镜架的需求量非常可观。
赚钱主要靠镜架。
···
比利发了财。他有了两个孩子，芭芭拉和罗伯特。后来，女儿芭芭拉也嫁给了一个验光配镜师，比利帮着他建立了他自己的生意。比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是个问题少年，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3]，走上正道，成了一个不错的青年，去越南打过仗。
1968年初，包括比利在内的一批验光配镜师，租了一架飞机从伊利昂前往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验光配镜师国际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山山顶坠毁，除了比利之外无人生还。事情就是这样。
当比利在佛蒙特一家医院休养、恢复时，他的妻子因一氧化碳事故中毒死亡。事情就是这样。
···
飞机失事后比利最终回到伊利昂的家中，一段时期内十分沉默。他头颅上方留下了一道可怕的伤疤。他不再工作，请来了一个管家。他的女儿几乎每天都来看他。
接着，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比利突然前往纽约市，参加了一个通宵的无线电聊天节目。他谈了从时间链上脱开的事。他还说，他在1967年遭飞碟绑架。飞碟来自特拉法玛多星球，他说。他被带到特拉法玛多，在一个动物园里被裸体展出，他说。在那儿他与另一个地球仔，从前的电影明星蒙塔娜·怀尔德哈克配成一对。
···
伊利昂的某些“夜猫子”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比利的谈话，其中一个给比利的女儿芭芭拉打了电话。芭芭拉急了，同丈夫一起赶到纽约，把比利领回家。比利虽然态度并不强硬，但坚持说他在电台说的一切都确有其事。他说他是在女儿婚礼的那天夜里遭到特拉法玛多人绑架的。没有人发现他失踪，他说，那是因为特拉法玛多人是通过时间翘曲将他带走的，因此他可以在特拉法玛多待上许多年，而离开地球只有一微秒的时间。
又一个月过去了，一切安然无事。接着比利给伊利昂的《新闻头条》报写了一封信，被刊登了出来。他在信中描述了特拉法玛多的生灵。
信中说他们两英尺高，呈绿色，体形像带把的橡皮泵。他们的吸盘朝地，非常灵活的手柄指向天空。每根手柄上端是一只小手，掌心长着一只绿色眼睛。这些生灵十分友善，而且他们能够看到四维空间。地球仔只能看到三维物体，对此特拉法玛多人深感可惜。他们有许多奇妙的东西可以教给地球仔，尤其是对时间的认识。比利承诺在下一封来信中讲述其中一些奇妙的东西。
···
第一封信刊出时，比利正在写第二封。第二封信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特拉法玛多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如果某个人死了，他只不过看上去似乎死了。他依然活蹦乱跳地生活在过去，所以人们在他的葬礼上悲哭是十分愚蠢的事。所有片刻，过去，现在，将来，总是一直存在着，也将永远存在下去。特拉法玛多人能够观看所有不同片刻，就比如我们能够观看延绵的落基山脉中的一段一样。他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片刻是多么永恒，可以选择观看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一段片刻。我们在地球上的感觉是一个时间段接连一个时间段，就像串起的珠子，一旦一段时间过去，它就永远消失。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如果特拉法玛多人看到一具尸体，他们想到的只是死者在那个特定时间段状况不佳，但同一个他在其他许多时间段则安然无恙。现在，当我听说某人去世了，我只不过耸耸肩，用特拉法玛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时说的话说：‘事情就是这样。’”
···
如此等等。
比利正在空荡荡的屋子的地下娱乐室写这封信。这天是管家的休息日。娱乐室有一台老式打字机。这东西让人受不了，重得就像蓄电池。比利不能轻易地把它搬到太远的地方，所以他才待在地下娱乐室，而不去家中其他地方写作。
燃油取暖炉坏了。一只老鼠咬坏了连接自动调温器的绝缘电线。房间里的温度下降到了华氏五十度，但比利浑然不觉。虽然已接近黄昏，他身上衣服不多，光着脚，仍然穿着睡衣和浴袍。他的双脚冻成了青灰色。
不管怎样，比利的心就像红红的炭火，暖洋洋的。为他心中提供热量的是比利的信念：他将阐明时间的真相，给如此众多的人带来慰藉。楼上的门铃响了又响。是他的女儿芭芭拉，等着进门。她最后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的地板，喊道：“父亲？老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
比利没有回答，于是她近乎歇斯底里，做好了随时发现他尸体的心理准备。然后她查看了整座房子里最不可能的地方——地下娱乐室。
···
“我喊你你为什么不答应？”芭芭拉站在地下室的门口问道。她手中拿着那份下午报，上面刊登着比利的来信，描述他的特拉法玛多朋友。
“我没听见。”比利说。
当时的综合形势是这样的：芭芭拉只有二十一岁，但她觉得父亲已经老迈无能，其实比利也只有四十六岁——老迈无能是因为那次飞机失事造成的头颅创伤。她也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因为她曾不得不主持操办了母亲的葬礼，不得不为比利请了管家，做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另外，芭芭拉和她的丈夫不得不照看比利的商业利益，因为比利好像对做生意彻底失去了兴趣。那是很可观的一笔收益。小小年纪承担了所有这些责任，这使她变成一个饶舌的坏脾气女人。而与此同时，比利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试图说服芭芭拉和其他所有人，他还远远没有衰老，相反，他目前投身其中的事业，远比追求商业利益来得崇高。
他觉得自己现在所承担的使命，不外乎为地球仔的灵魂配制矫正的镜片，绝不亚于此。比利相信，如此众多的灵魂误入歧途，陷于苦恼，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那些特拉法玛多小绿人朋友那样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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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我撒谎，老爸，”芭芭拉说，“你听见我叫你了，我完全知道。”这姑娘其实挺漂亮，只是两条腿长得像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接着她把话题转向报纸上的那封信，大发雷霆。她说他把自己和所有与他相关的人都变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
“老爸，老爸，老爸，”芭芭拉说，“我们到底该拿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待的地方去？”比利的母亲仍然健在。她躺在伊利昂市郊一个叫“松树丘”的敬老院的床上。
“我的信怎么了，让你气成这个样子？”比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全都是真的。”比利不会随着她越来越大的火气而变得愤怒。他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事情生气。这方面他让人喜欢。
“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拉法玛多星球。”
“你的意思是，从地球上观察不到，”比利说，“在特拉法玛多同样观察不到地球，情况就是这样。两个星球都非常小，而且相距遥远。”
“这个疯狂的名称你从哪儿弄来的，‘特拉法玛多’？”
“居住在那边的人就是这么称呼它的。”
“哦，天哪，”芭芭拉说，转身背向着他，拍着巴掌表示无可奈何，“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然可以。”
“飞机失事以前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情？”
“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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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比利说他首次从时间链上脱开是在1944年，在他去特拉法玛多很久以前。特拉法玛多人与他脱开时间链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让他得以深入了解，明白了事情的真谛。
比利第一次从时间链上脱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战争中的比利是一名随军牧师的助理。在美国军队中，随军牧师的助理通常是个滑稽角色。比利也不例外。他既没有打击敌人的实力，也没有帮助朋友的能量。事实上他没有朋友。他其实是传教士的男仆，不可能指望获得晋升或者得到勋章，不携带武器，对大多数士兵不屑一顾的仁爱的耶稣抱着驯顺的信仰。
在南卡罗来纳州演习时，比利在一架防水黑色小风琴上弹奏他从小就熟悉的圣歌曲子。风琴有三十九个琴键和两个音栓——仿人声音栓和仿琴声音栓。比利还负责看管手提式神坛：一个带有可伸缩脚架的草绿色公文包，里面衬着红色长毛绒，长毛绒热烈的色调中安放的是一个镀氧化膜的铝制十字架和一本《圣经》。
神坛和风琴是新泽西坎登的一家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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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演习时比利弹奏了由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曲、马丁·路德作词的《主是坚强的堡垒》。那是星期天的早晨。比利和随军牧师在卡罗来纳山边聚集了大约五十名士兵听众。一个裁判出现了。到处都有裁判，由他们判定谁赢了或输了这场理论上的战斗，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
这位裁判带来了滑稽的消息。与会听众在理论上被理论上的敌军空中侦察发现。现在他们理论上都已经死亡。理论上的尸体们都乐了，然后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
多年后记起这件事情，比利惊愕地发现，这次遭遇死亡的经历与特拉法玛多星球上的奇遇是何等相似，死了以后还可以吃饭。
演习快结束时，比利获得紧急休假回家，因为他父亲，那个纽约伊利昂的理发师，在外出猎鹿时被一个朋友开枪射出的子弹打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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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休假结束后返回部队，接到命令被派送出国。一个在卢森堡作战的步兵团指挥部直属连需要他前去报到。团部原随军牧师助理在军事行动中阵亡。事情就是这样。
比利加入该团时，部队正在著名的巴尔齐战役中遭遇德军摧毁。比利甚至从未与需要他当助理的那位随军牧师见过面，甚至连钢盔和作战靴子也从来没给他发过。那是1944年的12月，欧洲笼罩在德军最后一波强大攻势之下。
比利得以幸存，但成了一名被打散的游兵，远远落在德军新前线的后方，晕头转向。另外三个不那么晕头转向的游兵允许比利跟着他们同行。其中两人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地图。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走进了乡村深沉的寂静之中。他们吃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行走，前面是两个侦察兵，手持步枪，机智，优雅，悄无声响。后面跟着反坦克炮手，笨拙而迟钝，一手持科尔特点四五自动手枪，另一手拿着双刃短刀，让德国人不敢接近。
拖在最后面的是比利·皮尔格林，空着两手，沮丧地做好了送死的准备。比利的样子愚蠢滑稽——六英尺三英寸高的个子，肩和胸就像一盒厨房用的火柴。他没有头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没有靴子。他脚上穿的是参加父亲葬礼时买的便宜的低帮便鞋，丢失了一个鞋跟，走起路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这种不由自主地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舞蹈，使他的髋关节酸痛无比。
比利穿着一件单薄的野战夹克、衬衫和粗羊毛裤子，里面长长的内衣已经浸透了汗水。四个人中只有他留着胡子，稀稀疏疏，如鬃毛一般。虽然比利才二十一岁，有些毛发已经斑白。他也开始谢顶。寒风和低温，加上剧烈的运动，使他的脸变得通红。
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当兵的。他看上去像一只脏兮兮的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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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至第三天，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朝这四个人开枪——在他们穿越狭窄的砖路时向他们打了四枪。一枪是朝着两名侦察兵打的。接下来的一枪瞄准的是那个反坦克炮手，他的名字叫罗兰·韦利。
第三颗子弹瞄准的是那只脏兮兮的火烈鸟。当致命的“铁蜜蜂”嗡的一下从他耳边飞过时，他站在路中央呆住不动了。比利礼貌地站在那儿，再给狙击手一个机会。这是他对战争法则稀里糊涂的理解，射击人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下一枪擦着比利的膝盖而过，差几英寸没打着。从声音听来是连续发射的。
罗兰·韦利和两个侦察兵安全跃入沟中，韦利对比利吼道：“离开路面，操他娘的傻瓜蛋。”这句骂人话在1944年的白人语言中还是个新鲜词汇，在比利听来既新奇又震惊。他从来没有操过任何人——但这句话起了作用，将他惊醒，把他从路面上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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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救了你一命，你这个蠢杂种。”韦利在沟里对比利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在拯救比利的性命，骂他，踢他，抽他，赶着他朝前走。使用暴力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比利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来拯救自己的性命。比利打算放弃。他又冷又饿，又窘迫又无能。现在他几乎都分不出昏睡和醒着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也分不出行走和站着不动之间的区别。
他希望别人不要管他。“伙计们，你们自己走吧，别管我。”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韦利也是初次接触战争，和比利一样。他也是个补充人员。作为火炮组的一员，他帮忙从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中发射过愤怒的一炮。大炮一声尖啸，就像拉开了万能上帝裤裆上的拉链。大炮吐出三十英尺长的火焰，卷起积雪和植被，在地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箭头，明确无误地告诉德国人火炮隐蔽的方位。这一炮没打中。
没被击中的是一辆猛虎坦克。它不屑地掉转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炮管，看到了地上的箭头，然后开火，打死了除韦利之外所有火炮组人员。事情就是这样。
···
罗兰·韦利只有十八岁，处在不愉快的童年的尾声。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度过的。他不讨人喜欢是因为他笨，他胖，他小心眼，而且不管洗多少次澡，身上都有一股咸肉的臭味。在匹兹堡，他老是被不喜欢与他相处的人撂在一边。
韦利最痛恨被人撂在一边。每当韦利被人撂在一边时，他就去找一个比他自己更不讨人喜欢的人，与那个人一起胡闹一阵子，假装两人是朋友。然后他就找一个借口，把那人狠狠揍一顿。
这是一种范式。韦利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之间是一种疯狂的、充满性和谋杀欲望的关系。他给他们讲他父亲的收藏品：各色枪支、刀剑、刑具和脚镣等。韦利的父亲是个管道工，确实收集此类东西，还为收藏品上了四千美元的保险。他并非个例。此类物品收藏者组成了一个大俱乐部，他是成员之一。
韦利的父亲曾经送给韦利的母亲一只仍然可以用的西班牙拇指夹——给她当厨房的镇纸用。还有一次他送给她一盏台灯，灯座是一英尺高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娘子”模型。真正的“铁娘子”是中世纪的刑具，一种外形像女人的桶状器皿——上面有一排排的尖钉。正面由固定在铰链上的两扇铁门组成。设计的意图是将罪犯放在里面，然后慢慢把门关上。眼睛部位有两枚特殊的尖钉，底部设有排水道，以便让血流出。
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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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利向比利·皮尔格林描述了“铁娘子”，给他讲底部的排水道——以及这东西的用处。他跟比利讲达姆弹，讲他父亲的大口径短筒小手枪。这种枪可以放进马甲衣袋随身携带，但威力大得足以在人体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小美洲夜鹰从中穿过都碰不到翅膀”。
有一次韦利不屑地跟比利打赌，说他甚至连什么是血槽都不知道。比利猜想那一定是“铁娘子”底部的排水道，但答案是错误的。他被告知，血槽是大刀或刺刀表面的浅凹槽。
韦利给比利讲了他从书中和电影中看来的，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酷刑的事——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其他酷刑。他的发明之一是用牙科医生的钻头捅人的耳朵。他问比利最残酷的死刑是什么样子的。比利说不上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你用木桩把那家伙固定在沙漠里的一个蚁丘上——明白吗？让他脸朝上，把蜂蜜涂在他的蛋蛋和鸡巴上，再把他的眼皮割掉，他闭不了眼睛，盯着太阳看到死去为止。”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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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了冷枪袭击之后，韦利同比利和侦察兵一起躺在沟里，韦利硬要比利仔细看他的双刃短刀。这不是政府发的军用品，而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礼物。刀身长十英寸，横截面呈三角形。隆突的铜环组成刀把上一连串的圆孔，韦利粗短的手指穿过其中。这些圆孔并不一般，外圈竖着尖钉。
韦利将尖钉放在比利的面颊上，恶狠狠地带着收敛的爱怜在他脸上滑动。“你想让这东西捅一下吗——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他问道。
“我不想。”比利说。
“知道为什么是三角形的吗？”
“不知道。”
“这样捅出的伤口不会愈合。”
“哦。”
“捅出的是三角形的孔。你用一把普通的刀刺人——捅出的是一道口子，对不对？一道口子很快就愈合了，对不对？”
“对。”
“放屁。你懂什么？他们在大学里教你的是些什么鬼东西？”
“我在大学待的时间不长。”比利说。那是真话。他只读了六个月大学，而且那也算不上什么正规大学。是伊利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夜校。
“野鸡学校。”韦利说得很刻薄。
比利耸耸肩。
“生活中的学问比你书本上读的要多，”韦利说，“你早晚会发现的。”
对此比利也没回答，因为他不想在沟里继续进行这样的谈话。但他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冲动，想说至少他对流血的伤口还晓得一点。毕竟在比利的童年时代，每天的开始和结束，他几乎都在思考酷刑和血腥的创伤。在伊利昂他的小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异常恐怖的受刑十字架。艺术家对基督伤口的精确表现会让军队外科医生肃然起敬——长矛刺的伤口，芒刺扎的伤口，铁钉在皮肉上留下的孔眼。比利的基督死得很惨。他让人可怜。
事情就是这样。
···
尽管比利伴着墙上恐怖的受难十字架长大，但他不是个天主教徒。他的父亲不信教。他的母亲是城里好几个教堂的替补风琴手。不管她到哪里去弹琴，她都带着比利，还略微教过他弹奏。她说一旦她想好哪一教派是正确的，她就会加入教会。
她从未做出最后的选择。但她产生了得到一个蒙难十字架的强烈愿望。在大萧条时期，这个小家庭去西部旅行了一次，她在圣菲的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个。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她试图从礼品屋找到的东西中建立起生活的意义。
十字架就这样来到了比利·皮尔格林的墙上。
···
两个侦察兵在沟里紧紧抱着他们的核桃木枪托，轻声说到了该朝外走的时候了。已经过去了十分钟，没人出来查看他们是否被击中，或者将他们解决掉。不管打枪的人是谁，此人显然在远处，而且独自一人。四个人从沟里爬出，没有引发更多的枪击。他们像落难的大型哺乳动物，爬入一片树林。然后他们站起身来，开始快速行走。树林又黑又冷。松树成行成排地种植，中间没有灌木丛。地面上覆盖着未被踩踏过的四英寸厚的积雪。这些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在雪地上留下行踪，就像交谊舞教科书上的示意图那样清晰无误——跨步，滑，停——跨步，滑，停。
···
“跟上，不要掉队！”从沟中出来时罗兰·韦利向比利·皮尔格林发出警告。韦利看上去像特威德尔顿或特威德尔迪[14]，他又矮又胖，全身披挂，随时准备作战。
部队发的每一件装备、从家里收到的每一件礼物，他都挂在身上：钢盔、钢盔衬帽、毛线帽、围巾、手套、棉内衣、羊毛内衣、羊毛衬衫、运动衫、军上衣、夹克、大衣、棉内裤、羊毛内裤、羊毛裤子、棉袜子、羊毛袜子、作战靴、防毒面具、军用水壶、野战餐具、急救箱、双刃短刀、毯子、行军帐篷、雨衣、用来防弹的《圣经》、一本名为《知己知彼》的小册子、另一本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小册子，还有一本用英语发音注音的德语词语手册，帮助韦利用来向德国人发问，诸如“你们的司令部在哪里？”“你们有多少门榴弹炮？”，或者对他们说“投降吧，你们没有退路了”，如此等等。
韦利有一段西印度轻木，用来在散兵坑做枕头的。他有一只保健箱，里面有两只耐用的避孕套，“仅用于疾病预防”！他有一只哨子，要等到哪天他被提升为班长了才会拿出来给人看。他有一张下流照片，画面中一个女人正试图与一匹设得兰小种马进行交媾。好几次他强行让比利·皮尔格林欣赏那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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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和小种马在边缘有小布球装饰的天鹅绒布前摆好姿势，两边是古希腊多利斯型石柱。其中一根石柱前摆着一棵盆栽棕榈。韦利的照片是历史上第一张色情摄影作品的复制品。摄影这一词在1839年首次被使用。也就在那一年，路易斯·达盖尔向法国科学院证明，图像涂在一层薄银碘化物的镀银金属片上后，可以用水银灯进行显影。
仅仅两年以后的1841年，达盖尔的一名助手，安德雷·勒·菲弗尔因试图向他人出售一张女人与小种马交媾的相片而在杜伊勒利花园被逮捕。韦利也是在那里购买这张照片的复制品的——在杜伊勒利花园。勒·菲弗尔争辩说，这张相片是艺术品，他的意图是让希腊神话重现生命。他说希腊石柱和盆栽棕榈便是证明。
当他被问及想表现的是哪一个神话故事时，勒·菲弗尔回答说有成千个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由女人代表凡人，小马代表天神。
他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在监狱里他因肺炎而死去。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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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和两个侦察兵都瘦骨嶙峋。罗兰·韦利身上有足够的脂肪提供热量。在一层层的羊毛、帆布和盘绕的带子的包裹下，他成了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他精力充沛，忙碌地往来于比利和两个侦察兵之间，传递着无人发出也无人乐于领受的愚蠢信息。因为比别人忙碌得多，他也隐约感到自己是个领头的。
他包裹严实，浑身发热，以至忘记了处境的危险。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全凭头盔下沿与围巾之间露出的小缝中的所见。这条从家中带来的围巾由鼻梁向下遮住了他整张娃娃脸。他被包裹得舒适无比，以至假想着自己从战争中归来，平安在家，向父母和姐姐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而与此同时，真实的战争故事仍然还在进行之中。
韦利头脑中真实战争故事的版本是这样的：德国人大举进攻，韦利和他的反坦克部队战友殊死作战，除了韦利以外其他人都战死疆场。事情就是这样。然后韦利与两个侦察兵走到了一起，马上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决定杀回自己的防线。他们快速行进。他们宁死不会投降。他们互相握手明志，称自己为“三个火枪手”。
后来，那个该死的大学生小子来了，请求与他们同行。他弱不禁风，根本就不该来参军。他甚至连一杆枪、一把刀都没有。他甚至连钢盔和军帽都没有。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好——走起路来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颠簸，让人无法忍受。他还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他是个可怜虫。“三个火枪手”又推又抬又拽，把大学生小子拖到了他们自己的防线。韦利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他们替他捡回了一条该死的小命。
在现实生活中，韦利正沿着自己的足迹返回，想去弄明白比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让两个侦察兵等一下，自己回头去找那个大学生浑蛋。他经过一棵树伸出的低树枝，头盔上部撞出“哐啷”一声。韦利没有听见。一条大狗吠叫起来。韦利也没有听见。他头脑中的战争故事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名军官正向“三个火枪手”祝贺，并对他们说要向上级举荐，授予他们铜星奖章。
“我还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吗，小伙子们？”军官说。
“是的，长官，”一个侦察兵说，“战争余下的时间我们都希望能够一起作战，长官。您是不是可以设法做个安排？这样，就永远没有人能够拆散‘三个火枪手’。”
···
比利·皮尔格林在林子里停下不走了。他倚在一棵树上，闭着眼睛。他脑袋后仰，鼻孔张大，像帕特农神庙的诗人雕像。
正是这个时候，比利第一次从时间链上脱开了。他的注意力开始在人生的弧线上大幅度摆动，进入死亡领域。那里紫气四溢，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那里只有紫色的光泽——还有嗡嗡的声响。
接着，比利在摆动中又重新晃回人生，向后倒行，直至出生之前的阶段，那里有红色的光泽和汩汩细声。接着他又晃回人生，在那里停留下来。他是个小男孩，同身上毛茸茸的父亲一起在伊利昂基督教青年会旅馆淋浴。他闻到隔壁游泳池漂白粉的气味，听到跳板的震颤声。
小比利惊恐万状，因为他父亲说要让比利通过水中自救的方式，要么沉，要么游，来学会游泳。他父亲将比利扔进深水区，比利必须挣扎着游起来。
这就像执行死刑。父亲将他从淋浴室抱到游泳池时，比利意识麻木。他紧闭着两眼。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在游泳池底，到处飘溢着优美的音乐。他失去了知觉，但音乐还在继续。他隐约感到有人将他救起。比利讨厌这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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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时间旅行从那里来到1965年。他四十一岁，正在松树丘养老院探望年老体衰的母亲。仅一个月之前，他将老人安顿在那里。她得了肺炎，以为活不过这场病灾。但是她活了下来，此后生活了好多年。
她几乎已经失声，所以，为了听清她的话，比利必须将耳朵凑到她薄得像纸片一样的嘴唇旁边。很显然她有要事相告。
“我怎么……”她开始说，说着就停下了。她太疲倦了。
她希望不用继续说下半句，让比利帮她把话说完。
但比利完全不知道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怎么’什么呀，妈？”他提示道。
她费力地咽下口水，流下了眼泪。她集中衰弱不堪的身体中从脚趾到手指的全部力气。最后她终于聚集了足够的力量，轻轻说完了整句话：
“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
比利的老古董母亲晕了过去，比利由一名漂亮的护士带出病房。走在走廊时，一个蒙着被单的老人尸体从比利身边推过。这个男人曾是个马拉松运动员。事情就是这样。附带说明一下，这些事情发生在比利因飞机失事伤了脑颅之前——也在他津津乐道大谈飞碟和时间旅行之前。
比利在休息室坐下等候。当时他还不是个鳏夫。他感到塞得鼓鼓的椅子垫里有个硬的东西，取出一看，发现是一本书，是威廉·布雷德福·休伊写的《处决列兵斯洛维克》。列兵埃迪·斯洛维克，编号36896415，被美国行刑队执行了枪决。这是关于他的真实记录。他是自南北战争以来唯一因怯战而被处死的美国士兵。事情就是这样。
比利读了斯洛维克案参审法官的评述观点，其结尾是这样的：他直接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只有对这种挑战做出坚决回击才能建立未来的纪律。如果可以对逃兵处以死刑，那么就应该在本案中加以实施，不是为了处罚或惩治，而是为了维护军纪。只有建立在铁的纪律之上的军队，才能克敌制胜。本案没有收到宽大处理的请求，也没有从轻发落的余地。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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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在1965年眨了下眼睛，通过时间旅行来到1958年。他参加为少年棒球联合会球队举行的宴会。他儿子罗伯特是球队队员。球队的老光棍儿教练正在发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说真心的，”他说，“即便只是给这些孩子送送水，我也觉得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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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在1958年眨了下眼睛，通过时间旅行来到1961年。那是新年前夜，比利在一个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出乖露丑。参加晚会的每个人都是验光配镜行业的，或者是同验光配镜师结婚的。
比利平常喝酒不多，因为他的胃在战争期间受到损害，但这回他显然喝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对妻子瓦伦西娅不忠。他设法说服一个女人一起来到屋里的洗衣房，然后坐在还开着的煤气烘干机上。
那个女人也喝得烂醉，帮着比利脱掉自己身上的紧身衣。“你想跟我谈些什么？”她问。
“那没关系。”比利说。比利确确实实认为那没关系。他连那个女人的名字都没记住。
“他们怎么会叫你比利，而不叫威廉[15]？”
“商业需要。”比利说。这倒不假。他的岳父，拥有伊利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并帮着比利开始自己生意的那个人，是这方面的天才。他让比利怂恿别人叫他“比利”——因为这个名字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名字会让他带上点神秘色彩，因为周围没有一个叫“比利”的成年人。这个名字也会迫使人们马上把他看作朋友。
···
有人对比利和那个女人表示厌恶，情景令人难堪。后来比利不知怎么上了汽车，一下子没有找到方向盘。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方向盘。一开始，比利两手一圈圈地摸索，希望碰巧能摸到，但没成功。然后他按部就班，用一种不可能错过方向盘的方法，先让自己重重地倚在左手边的车门上，搜索面前的每一寸空间。找不到方向盘，他就挪过去六英寸，继续搜寻。奇怪的是，他最后重重地倚在右侧的车门上，还是没有找到方向盘。他得出结论，有人偷走了他的方向盘。他十分生气，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他坐上了汽车的后排，这就是他一直找不到方向盘的原因。
···
有人使劲把比利摇醒。比利仍然醉意蒙眬，还在因方向盘被盗而怒气未消。他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的防线后方。摇晃他的人是罗兰·韦利。韦利两手拽着比利野战夹克的前部，把他朝一棵树上撞，又把他从树干旁拉开，朝他应该以自己的力量行走的方向甩了出去。
比利站住了脚，晃了晃脑袋。“你们自己朝前走。”他说。
“什么？”
“伙计们，你们自己走，别管我。我没关系。”
“你没什么？”
“我没问题。”
“老天爷——我最受不了有人生病。”韦利透过从家中带来的五层厚的湿漉漉的围巾说。比利从来没有看到过韦利的面孔。有一次他曾想象过这张脸的样子，想到的是鱼缸里的一只蛤蟆。
韦利踢着、推着比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两个侦察兵在一条结冰小河的两岸之间等候。他们听到了狗的吠叫声。他们也听到了人们互相呼唤——就像猎人基本摸清猎物所在地时发出的呼唤声。
小河的河岸很高，侦察兵站在河床上也不会被看见。比利跌跌撞撞走下河岸，模样怪异。韦利跟在他后面，叮叮当当哐哐，热气腾腾。
“把他带来了，伙计们，”韦利说，“他不想活了，但他不得不活下去。等过了这阵子，老天做证，他这条小命是‘三个火枪手’给捡回来的。”
比利·皮尔格林站在河床上，心里想着，他，比利·皮尔格林，正在毫无痛苦地化作蒸气。只要别人不去管他，只消一小会儿，他心想，他就不会再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麻烦了。他会化成蒸气，从树梢上方升腾而起。
远处那条大狗又吠叫起来。在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的作用下，狗的叫声就像敲响的大铜锣。
罗兰·韦利，十八岁，慢慢挤到两个侦察兵中间，用两条沉重的胳膊各搂着一个侦察兵的肩膀。“现在‘三个火枪手’该怎么行动？”他问。
比利·皮尔格林正笼罩在愉快的幻觉之中。他穿着干燥、暖和的白色袜子，在舞厅地板上溜冰。成千人喝彩欢呼。这不是时间旅行。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里灌满积雪、快要死去的年轻人头脑中的疯狂念头。
一个侦察兵垂着头，让唾液从嘴里落下。另一个效法而行。他们正在考察唾液在雪地和历史上留下的微不足道的效应。他们个子矮小，举止得体。他们曾多次深入德军敌后——像林子里的动物那样，保持着惊恐的警觉，活一时算一时，用他们的脊髓而不用大脑进行思考。
他们从韦利爱抚的胳膊中挣脱出来。他们告诉韦利，让他和比利最好找个人去投降。两个侦察兵不想再这样一路等他们了。
他们将韦利和比利抛弃在河床上。
···
比利·皮尔格林继续溜冰，穿着保暖袜做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高难度动作——特技旋转，在某一小点上戛然停住，如此等等。喝彩一阵又一阵，但音调发生了变化，因为此时比利的幻觉让位给了时间旅行。
比利不再溜冰，发现自己正站在纽约伊利昂一家中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195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时间还不算太晚。狮子会[16]成员全体起立向他表示敬意。他刚被选为主席，有必要讲几句话。他吓得浑身僵直，感觉好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所有在座的家境殷实、事业成功的人士马上会发现，他们选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流浪汉。他们将听到他又细又尖的嗓音——他的声音是在战争中变成这样的。他咽了咽口水，心里明白他为话筒准备的只有一只细柳条做的小哨子。更糟的是——他没话可说。听众静了下来。每个人满脸红光，神采奕奕。
比利张嘴说话，声音浑厚洪亮。他的嗓门是神奇的工具。他讲笑话，让整个大厅前俯后仰。他变得严肃，然后又幽默起来，最后以答谢语结束演讲。对这个奇迹的解释是：比利学过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了结冰的小河河床上。罗兰·韦利正准备揍他个屁滚尿流。
···
韦利义愤填膺。他又被人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把刀插入刀鞘——那把三面刀锋带血槽的刺刀。然后他抓着比利，使劲摇晃，把他的骨头架子摇得咯咯作响，又猛地将他推到河岸上。
韦利透过从家中带来的一层层围巾又喊又叫。他语无伦次，说为了比利他做出了多少牺牲。他大肆渲染“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勇敢，用最光彩照人、慷慨激昂的言辞，赞美他们的善德和气度，赞美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可摧毁的荣誉，以及为基督教做出的伟大贡献。
韦利觉得，这一战斗团队不复存在，完完全全是比利的过错。因此比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韦利给了比利下颌的一侧狠狠的一拳，打得他摔出河岸，跌倒在小河盖着积雪的冰面上。比利在冰上四肢着地，韦利踢他的肋部，踢得他侧身打了个滚儿。比利把身体缩成一团。
“你根本就不配待在军队。”韦利说。
比利不由自主地发出抽搐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觉得很好笑，对吧？”韦利问道。他绕到比利的背后。由于暴力作用，比利的夹克、衬衣和内衣被翻卷到了肩部周围，赤裸裸的背露在外面，离韦利作战皮靴尖仅几英寸之遥，露出比利一串可怜的脊椎骨。
韦利将他的右脚战靴向后收，瞄准脊椎，准备一脚踢向这条裹藏着比利无数重要线路的管道。他要砸碎这条管道。
但那时，韦利发现周围有观众。五个德国士兵牵着一条警犬正站在河岸上，朝下看着小河河床。这几个士兵疲惫的蓝眼睛里充满平民的好奇，不明白为什么在离家如此遥远的地方，一个美国人想要谋杀另一个同胞，为什么受害者还觉得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