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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3]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 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4]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2]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