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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早上，双胞胎把我叫醒，比往常提早约十五分钟。但我没有理会，用热水刮须，喝咖啡，看早报——报纸的油墨真像要黏乎乎地沾在手上，直看遍边边角角。
“求你件事。”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星期天能借辆车来？”另一个说。
“能吧。”我说，“不过要去哪里？”
“水库。”
“水库？”
两人一齐点头。
“去水库干什么？”
“葬礼。”
“谁的？”
“配电盘的啊。”
“倒也是。”说罢，我继续看报。
不巧，星期天一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当然，我无由知晓什么天气适合配电盘的葬礼，双胞胎对雨只字不提，我便也闷头不语。
星期六晚上我从合伙人那里借来天蓝色“大众”。他问是不是有了女人，我支吾了一声。“大众”后座到处是大约他儿子粘的奶油巧克力糖的遗痕，俨然枪战留下的血污。车内音响用的盒式音乐磁带没一盒像样的，单程跑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不再听音乐了，只管默默驱车前进。一路上，雨有规律地一会大，一会小；一会小，一会大。催人打哈欠的雨。柏油路上，唯有汽车高速擦过时的“咻咻”声单调地响个不止。
双胞胎一人坐在助手席，另一人怀抱购物袋里的配电盘和热水瓶坐在后排。两人神色肃然，正是葬礼表情。我效之仿之。甚至中途休息吃烤玉米时我们都绷着脸。只有玉米粒脱离玉米棒时的“嚓嚓”声扰乱寂静。我们把啃得一粒不剩的三支玉米棒留在身后，再度驱车疾驰。
这一带狗多得不得了，简直如水族馆里的鱼群，在雨中没头没脑地窜来窜去，弄得我必须一个劲儿按响喇叭，而它们则一副对雨对车兴味索然的神气，并且大部分都对喇叭声显出露骨的不耐烦，不过还是灵巧地躲开了。当然雨是躲不开的。狗们连屁股眼都淋得一塌糊涂，看上去，有的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水獭，有的像冥思苦想的僧侣。
双胞胎之一让我叼住烟，给我点上，并用小手心在我棉布裤的内侧上下抚摸几次。较之爱抚，更像是要确认什么。
雨看样子要永远持续下去。十月的雨总是如此下法，非连续下到将一切都淋透不可。地面已经湿漉漉的了。树木、高速公路、农田、汽车、房屋、狗——大凡一切都吸足雨水，整个世界充满无可救药的阴冷。
沿山路爬行了一会，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来到水库跟前。由于下雨，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广阔的水面触目皆是下泻的雨丝。水库遭雨淋的光景比想象中的凄惨得多。我们在水库岸边停住车，坐在车中喝热水瓶里的咖啡，吃双胞胎买的小甜饼干。饼干分咖啡、奶油和蜂蜜味儿三种。为了一视同仁，我三种都吃，且平均地吃。
这段时间里，雨仍往水库不停地洒泻。雨下得很静很静，音量也就是把细细撕开的报纸屑撒在厚地毯上的那个程度。勒鲁什的电影中常下的雨。
吃罢饼干，各自喝完两杯咖啡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拍打膝盖。谁都没开口。
“好了，该做事了。”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另一个点点头。
我熄掉烟。
我们伞也没打，就朝尽头处探向水库一侧的桥头走去。水库是人们为截断河流建造的，水面弯得不自然，样子就像要冲洗山腰似的。根据水的色调，可以感觉出水深得令人怵然。雨在水面上溅起细微的波纹。
双胞胎之一从纸袋取出那个配电盘递给我。配电盘在雨中显得比平时饥寒交迫。
“说一句祷词。”
“祷词？”我一声惊叫。
“葬礼嘛，要祈祷的。”
“没想到。”我说，“现成的一句也没有。”
“什么都行。”
“无非形式。”
我冒着从头顶淋到脚趾尖的雨，搜索合适的词句。双胞胎神色不安地交替看着我和配电盘。
“哲学的义务，”我搬出康德，“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配电盘哟，在水库底安息吧！”
“扔！”
“扔？”
“配电盘啊。”
我猛劲儿向后抡起右臂，以四十五度角拼尽全力扔出配电盘。配电盘在雨中划出动人的弧形，打在水面上。波纹缓缓地漂漾开来，荡到我们脚下。
“好精彩的祷词。”
“你想出来的？”
“当然。”我说。
三人淋成了落水狗，靠在一起久久地注视水库。
“多深？”一个问。
“深得吓人。”我回答。
“有鱼？”另一个问。
“凡水必有鱼。”
从远处看我们，我们肯定像一座造型不俗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