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冷酷仙境——电梯、无声、肥胖
电梯以十分缓慢的速度继续上升。大概是上升，我想。不过我没有把握。其速度实在过于缓慢，以致我失去了方向感。或者下降也未可知，抑或不上不下也不一定。我只不过斟酌前后情况而姑且算它上升罢了。仅仅是推测，无半点根据。也可能上至十二楼又下到第三楼——绕地球一周又返回原处。总之无从知晓。
这电梯同我公寓中那进化得如同提水桶一般了无装饰的廉价电梯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差异太大，我竟怀疑二者并非为同一目的制造的具有同一功能且冠以同一名称的机械装置。两架电梯的差距之大，恐已达到了人们想象力的极限。
问题首先是面积。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流逝。
还有一点，那便是这电梯上缺少很多作为电梯本应装备的附件。没有安装各种按钮和开关的控制盘，没有楼层按钮没有开门钮关门钮没有紧急停止装置，总之一无所有。因此我觉得自己缺少任何保护。不光是按钮，楼层显示灯也没有，定员数量和注意事项也没有，甚至厂家名称标牌也无处可寻，更不晓得安全门位于何处。确确实实同棺木无异。无论如何这等电梯都不可能得到消防署的许可，电梯自有电梯的规范。
如此静静盯视这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在电影上看到的霍迪尼(1)奇迹。此人被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了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人带箱子从尼亚加拉瀑布上端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霍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而不明所以然却使我被动。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板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又咳嗽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男人与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会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在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的。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在本质上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视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的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察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三枚，一百元硬币十八枚，五十元的七枚，十元的十六枚，合计金额三千八百一十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略经沉吟，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忘却我的存在的疏忽之说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十二分地神经质，十二分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事无巨细，他们一律不肯放过，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测量一下。一进楼门我便被两个卫士拦住，问我找谁，然后核对预约来访者名单，查看驾驶证，用中央电脑确认身份，又用金属探测器全身探了一遍，这才把我推进电梯，即使参观造币局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检查。而我现在却落到这般地步，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他们的小心谨慎现在会突然丧失。
这样一来，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们有意使我身陷此境。大概他们不想让我察觉电梯的运行，所以才开得如此徐缓，以至我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甚至装有摄像机都有可能。门口警卫室里监视屏一字排开，其中一个映出电梯里的光景——果真如此也无足为奇。
由于百无聊赖，我很想找一找摄像机的镜头。但转念一想，即使找到于我也毫无益处，恐怕只能促使对方提高警惕，进而更加缓慢地操纵电梯。我可不愿意触此霉头，本来都已误了约会时间。
结果，我只能无所事事地悠然呆着不动。我是为了完成正当任务才来这里的。用不着胆怯，也无需紧张。
我背靠墙壁，两手插入衣袋，再次计算零币。三千七百五十元。转眼算毕，毫不费事。
三千七百五十元？
计算有误。
某处出了差错。
我感到手心沁出汗来。衣袋里的零币居然算错，最近三年可是从未有过，一次也没有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不好的征兆。趁这不好的征兆尚未作为实实在在的灾难出现，我必须彻底收复失地。
我闭上眼睛，像洗眼镜片一样将左右两半球大脑清洗一空，随后将双手从衣袋里掏出，张开手心，让汗水蒸发。我像《瓦劳克》(2)电影中面对亡命之徒时的亨利·方达那样干净利落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特别喜欢《瓦劳克》这部影片，尽管这并无所谓。
确认左右手心完全干爽以后，我重新将手插进两个衣袋，开始计算第三遍。如果第三遍计算的结果同前两次中的某一次结果相符，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任何人都有出错的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人人都会变得神经质，同时也必须承认多少有点过于自信。我的初步性错误便是由此造成的。总之我要得出准确的数字，也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救赎。不料在此之前，电梯门开了。开得毫无前兆毫无声响，倏地分往两侧。
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衣袋中的零币上面，一开始我未能及时意识到门已打开。或者准确地说来，虽然目睹门已打开，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状况的具体含义。无需说，门开意味着被门剥夺了连续性的两个空间因此而连为一体，同时也意味着我所乘的电梯到达了目的地。
我停止衣袋中手指的动作，往门外看去。门外是走廊，走廊里立着一个女郎。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质地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确认似的对我端视良久，然后猛然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这边来。我于是不再数钱，双手从衣袋里掏出，走出电梯。刚一走出，电梯门便急不可耐地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上四下巡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暗示我此刻处境的东西。我能明白的仅仅是此乃楼内走廊这一点，而这点连小学生都一清二楚。
一言以蔽之，这是座内部装修得异常平滑的大厦。正如刚才乘的电梯，所用材料倒是高级，只是滑溜溜的没有抓手。地板是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白里透黄，犹如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走廊两侧排列着结实厚重的木门，上面分别带有标明房间号码的金属牌。房号颠三倒四，混乱不堪。“936”的旁边是“1213”，再往下又成了“26”。如此乱七八糟的房间编排顺序真是见所未见，其中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女郎几乎不言不语。朝我说了句“这边请”，但那只是口形做如此变化，并未出声。我从事此项工作之前曾参加过两个月的读唇术讲习班，因而好歹得以理解她表达的意思。起始我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家耳朵失灵。电梯无声，咳嗽和口哨又声不像声，弄得我在音响面前全然没了主见。
我试着咳嗽一声。其声依然畏畏缩缩，但终究比电梯中的像样多了。于是我心怀释然，对自己耳朵恢复了少许自信。不要紧，耳朵还不至于不可救药。耳朵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她嘴巴方面。
我跟在女郎后面走着。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咔咔”作响，犹若午后采石场发出的声音。两条裹着一层长筒袜的大腿清晰地映在大理石地板上。
女郎圆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年轻漂亮的女郎身体发胖，我总觉得有点奇妙。我跟在她后头边走边一直打量她的脖颈、手腕和腿脚。身体胖墩墩的全是肉，仿佛夜里落了一层无声的厚雪。
每次同年轻漂亮而又肥胖的女郎在一起我都感到困惑，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我极为自然而然地想象出对方饮食生活的光景所致。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无法不这样想。这么着，我的脑海里便像酸物侵蚀金属一样充满了她吃饭的场面，脑的其他种种功能则变得迟钝起来。
倘若光是胖倒也罢了。光是胖的女郎像空中的浮云，无非漂浮在那里而已，与我毫不相干。而若是又年轻又漂亮又肥胖的女郎，问题则另当别论。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睡觉。我想大约是这点将我的脑袋弄得如一团乱麻。带着麻木不仁的脑袋同女人睡觉可不是件容易事。
但绝不是说我讨厌胖女郎。困惑和讨厌并非同义词。这以前我曾同好几个肥胖而年轻貌美的女郎睡过，总的来看那种体验绝对不坏。困惑若被往好的方向引导，必然产生通常得不到的美妙结果。当然有时候也并非一帆风顺。性交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行为，同星期天去商店买暖水瓶不是一码事。即使同样年轻貌美而又体胖的女郎，其脂肪的附着方式也各所不一。某种胖法可以将我带往惬意的方向，而另一种胖法则将我遗弃在表层困惑地带。
在这个意义上，同胖女郎睡觉对我是一种挑战。人的胖法和人的死法差不多同样多姿多态。
我跟在年轻貌美且胖的女郎后面，边在走廊行走边如此思绪纷纭。她那格调高雅的粉红色西装的领口处缠着一条白色围巾，胖乎乎的一对耳垂上悬着长方形金耳环，随着她的步履如信号灯一般闪闪烁烁。就整体而言，她胖固然胖，但体态轻盈。当然，也许是紧绷绷的内衣卓有成效地使她的体形看起来收敛有致的缘故。不过即便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其腰肢的摆动也称得上优雅得体，赏心悦目。于是我开始对她怀有好感。她的胖法似乎很适合我的口味。
不是我辩解，能使我怀有好感的女性并不很多，总的说来还是相反的情况更多一些。因此，一旦对谁怀有好感，便很想就这好感测试一番。一来想确认这好感是否真实无误；如若真实无误，那么二来就想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其将发生怎样的效应。
这样，我上前与她并肩而行，对自己迟到八九分钟表示道歉。
“想不到进门手续费那么多时间。”我说，“况且电梯又慢得要命。本来是提前十分钟到达这座大厦的。”
她轻快地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知道了，其脖颈漾出一股古龙香水味儿，犹如夏日清晨站在香瓜田边所闻到的芬芳。这芬芳使我涌起莫可名状的奇妙情绪，那是一种仿佛两类不同的记忆在我不知晓的场所交融互汇一般的虽有欠谐调却又撩人情思的感觉。这在我是常有的事，而且大多时候是由特定气味所引起，至于何以如此我则无从解释。
“走廊真够长的。”我以闲聊的口气向她搭话。
她边走边觑了一眼我的脸。我看得出来，她不是二十就是二十一，眉目清秀，前额饱满，肤色媚人。
她看着我的脸，说了声“普鲁斯特”(3)。其实她并未准确发出“普鲁斯特”这串音节，只不过我觉得其嘴唇嗫嚅的形状像是“普鲁斯特”。声音依然完全无法捕捉，连吐气声都听不出，活像隔着一堵厚玻璃墙交谈。
普鲁斯特？
“马赛尔·普鲁斯特？”我问。
她以不无诧异的眼神望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普鲁斯特”。我只好放弃努力，退回原来位置，尾随其后拼命寻找同“普鲁斯特”这一唇部动作相符的词语。“妇人私通”、“北南西东”、“肥猪耳聋”——我试着把这些无聊字眼一个个发出声来，但哪个都不正相吻合。我觉得她确实说的是“普鲁斯特”，问题是到何处去寻求这长长的走廊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之间的关联呢？我如坠五里云雾。
也许她是作为漫长走廊的暗喻而搬出马赛尔·普鲁斯特来的。果真如此，其构思未免过于唐突，措辞也不够友好。假如把长长的走廊暗喻为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倒还可以理解。而反过来则实在莫名其妙。
如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作品一般长的走廊？
不管怎样，我得跟在她后头在这长廊上行走。走廊的确够长，拐了好几个弯，上下了好几次五六级的短楼梯，足有普通楼宇的五六倍长。说不定我们是在爱莎的迷宫图那样的地方来回兜圈不止。总之无论怎么行走周围景致都一成不变。大理石地板，卵黄色墙壁，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和带有不锈钢圆形拉手的木门。窗口全然不见。她的高跟鞋始终以同样的节拍有规则地在走廊上奏出足音。我则拖着轻便鞋以熔化的橡胶沾在地上般的脚步声紧追不舍。我的鞋音黏糊糊地响得过于夸张，以至我真的担心鞋的胶底已开始熔化。当然，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穿轻便鞋走大理石地板，搞不清如此鞋音正常还是异常。想必一半正常，另一半异常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乎是以这个比例运行的。
她陡然止步。我因为一直把全副神经集中在轻便鞋的声音上，不知不觉“嗵”一声撞在她脊背上。她的脊背如一方大小适中的雨云一般绵软惬意，脖颈里散发出古龙香水味儿。这一撞差点把她往前撞倒，我赶紧双手抓住其双肩把她拉到恢复原位。
“对不起，”我道歉说，“正在想点事情。”
胖女郎脸上飞起些许红晕看着我。虽然我不敢断定，但她好像并未生气。“塔兹西尔。”说着，她极其轻微地一笑。随后耸了耸肩，说了声“西拉”。尽管她并未真的口出其言——我已啰嗦过好几次——但口形是这样的。
“塔兹西尔？”我自言自语试着发出声，“西拉？”
“西拉。”她信心十足地重复一遍。
发音有点像土耳其语，但问题在于我从未听到过土耳其语，所以我又想可能不是土耳其语。脑袋渐渐混乱，于是我决定放弃同其对话的努力。我的读唇术还远未达到娴熟的程度。读唇术这玩意儿是一项非常复杂微妙的作业，不是通过两个月的市民讲习班便可彻底掌握的。
她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门卡，将平面紧紧贴在带有“728”标牌的木门锁孔上。只听“咔嗤”一声，门锁开了。这机关十分了得。
她打开门，站在门口手推门扇，对我说了声“索穆托·西拉”。
我自然点头入内。
(1) 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1879—1926）。
(2) 美国西部片，1959年摄制。
(3) 法国小说家（1871—1922）。代表作有《追忆逝水年华》，擅长描写人的深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