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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顶层的一万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会）的排他性比较容易建立，却无助于解决“最顶层的10万人”的问题（这些人居于顶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间的不明确地带），更无助于解决更为庞大的下层中产阶级的问题。下层中产阶级与下层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之间，在财产上差距极小。他们的确属于英国社会观察家所谓“雇得起佣人的阶级”，在约克（York）这样的地方大城，他们占了总人口的29%。虽然19世纪80年代以后，家仆的人数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赶不上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层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不雇用佣人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还是一个主子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使唤几名女仆的主妇阶级。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儿子，甚至越来越多地包括他们的女儿，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为这可使男人有资格担任预备军官（或1914年英国平民军队中的“暂时绅士”），也可使他们成为有望驾驭其他人的主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为数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成员，在正式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成为从雇主那里赚取工资的人，即使这样的工资用了其他比较委婉的名称。在旧日那种特指企业家或独立专业人士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承认上帝或政府权威的人士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逐渐壮大，这些人是在政府团体和高科技资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经理、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这样的公私阶层制度，其兴起曾引起韦伯的警告。与旧日独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并肩而立而且夺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办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在数目上确实十分庞大的阶级，而经济活动由第一、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又注定使这个阶级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们在美国已经比实际的工人阶级更大，不过这是一个例外情形。

这些新的中层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多，而就其个人而言，往往又太无足轻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太过松散无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经济和政治运作的规模太大，不能像计算“上层中产阶级”或“上等资产阶级”那样以个人或家庭来计算他们。无疑，在大城市当中情形一直是这样，可是1871年时，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德国人不到5%，而1910年时却提高到21%。于是渐渐地，确认中产阶级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该阶级的个人为对象，而是按照集体表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住的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这些集体表征可以标识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个人而论，还是同样无法指认。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以及和民众出身者之间的明显距离，这种距离可表现在，比方说，在与不比他们身份低下的人交际时，他们还是惯常使用文雅的标准国语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新是旧，显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与民众出身者相近”。[29]“新兴”小资产阶级要设法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这一目标往往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动”便是他们谄上傲下的方式。

“坚实”而无可置疑的中产阶级主体，人数不多。20世纪早期，死于联合王国并留有超过300镑遗产（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过舒适程度的中产阶级收入（例如一年700镑到1000镑）或许是高薪工人阶级的10倍之多，却不能与真正的富人，遑论与巨富相提并论。在地位稳固、可识别和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当时所谓的财阀之间，还有一道深广的鸿沟。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观察家说：“这道代表了世袭贵族与财富贵族中间那条传统界限的鸿沟，已被抹去大半。”[30]

居住地带的隔离（往往是在一个适当的郊区），是将这些舒适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个办法。19世纪最后25年间，体育运动已经制度化，并成为将上述两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一开始，它的现代形式基本上是与中产阶级有关，而不一定与上等阶级有关。以英国的情形为例，年轻的贵族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体能勇技上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的专长是与骑马和杀人或动物有关的运动，或是攻击人与动物。事实上在英国，“运动”（sport）一词原本只限于这类事情，今日所谓的游戏或体能竞赛的“运动”，当时是归类为“娱乐”。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不仅采纳而且也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之流照例也喜欢显示昂贵的事物，如新发明的汽车。在1905年的欧洲，人们正确地将汽车形容为“百万富翁的财产和有钱阶级的交通工具”。[31]

新的运动也渗入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看和仿效。这个事实为运动设立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业余性质，或者正确地说，对于“专业运动员”的禁令和严格的阶级隔离。没有一个业余运动员可以有优异的成绩，除非他可以拿出比劳动阶级花得起的更多时间在一项运动上，除非他有报酬可拿。中产阶级最典型的运动，如草地网球、橄榄球、美式足球（虽然有些辛苦，当时仍是大学生的运动），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冬季运动，都顽强地拒绝职业化。业余性的理想更有联结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好处，它在1896年初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中被奉为神圣定律。奥运会是一位赞赏英国公学制度的法国人顾拜旦所创办的，并以它的运动场为灵感。

运动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因素，而这个统治阶级又以公学训练出来的资产阶级“绅士”为榜样，学校在将运动介绍给欧洲大陆时所发挥的作用，便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同样清楚的是：运动具有爱国，甚至军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于创设中产阶级生活和团结的新模式。1873年发明的草地网球，迅速成为中产阶级郊区的典型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性一起玩的游戏，因而为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子女提供了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这些年轻人不是经过家庭介绍的，但无疑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简言之，它们拓宽了中产家庭狭隘的交友圈，而且，通过“草地网球收费俱乐部”的交际网络，从许多独立的家庭小组织中创造出一片社交天地。“客厅很快便萎缩成不重要的场合。”[32]如果没有郊区化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逐渐解放，网球是不可能盛行的。登山、新兴的骑自行车运动（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人阶级大众运动），以及从滑雪衍生出的各种冬季运动，也相当得力于两性间的吸引力，因此也在无意间对妇女的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尔夫球俱乐部在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专业和商业人士的男性世界，也将发生同样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所达成的一项早期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是块广大的不动产，需要俱乐部会员花大钱修建和维持，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将在社交上和财务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这种游戏的社交潜力，像乍现的启示一样惊醒新兴中产阶级。1889年以前，整个约克郡只有两座高尔夫球场；1890—1895年间，新成立了29座。[33]事实上，在1870年到20世纪早期，各种有组织的运动形式征服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寻常速度，表明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感受到这一需要的人，比真正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多。矛盾的是，至少在英国，大约与此同时，工业上的劳工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皆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出现，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彼此间的差别。运动是中产阶级创造的，如今则分化为明显能够标志阶级身份的两类。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