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克里特山洼里的小村庄和小旅馆。旅馆仅此一家，名字叫“翠微旅馆”，英语叫“GREEN HOTEL”，却没有人会讲英语。村庄里可看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由于物价低，疲于奔命的背包客们（他们简直就像嗅到糖罐味儿的蚂蚁一样为寻找物价低廉的地方而没头没脑地四处流浪不止）看样子没有放过这里，旅馆饭厅的板架上一本接一本——俨然青春的墓碑——排列着他们看完扔下的简装书。他们全都把看完的书扔下，又把想看的书带走。

《希腊左巴》就有三本。英文版两本，德文版一本。另外有西德尼·谢尔顿（Sydney Sheldon）、温斯顿·格雷厄姆（Winston Graham）、J·G·巴拉德（J·G·Ballard）、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以及德文版韦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的两部小说、法文版詹姆斯·哈德里·切斯（James Hadley Chase）等等。瑞典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差不多所有的语种一应俱全，而且哪一种都狼狈不堪。稍微离谱些的，有《瑟伯》（Vintage Server）、《柯莱特（Colette）选集》、《凯雷尔·拜伦的职业》这样的货色。更离谱的，竟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资料相当专业）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之类。到底哪里的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带来克里特岛的呢？我全然揣度不出。莫非《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是同一人带来的不成？一切都是谜团。

一句话，似乎能引起我兴趣的书几乎没有。难道背包客属于不看正经书的群体？还是说这家“翠微旅馆”的饭厅板架上惟独无人领取的书犹如运河的淤泥静悄悄沉淀下来了呢？估计后者的概率高些（究竟有谁会在克里特岛看柯莱特呢）不管怎样，我从这大风刮来的不起眼的书堆（library）中挑出一本名叫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写的报告文学《乡村酒吧雪糕》（Honky-tonk Gelato）——后来才明白此书虽题材有趣，但内容枯燥无聊——用来同刚刚看完的《战火浮生》（Mission，罗伯特·鲍特写的那部影片的原作，在米科诺斯的书报亭买的）交换，另外放下一本新潮社寄来的作为新潮文库新书之一出版的《象厂喜剧》（安西水丸、村上春树著）。既然有这么多书，那么有一本日文书恐怕也是应该的，即便在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的小旅馆的饭厅那世界末日一般凄清而脏污的板架上。

甚至旅馆房间的锁头也不存在。试着问有没有锁头，老太婆说了声等等，随即从哪里拿来一大串脏兮兮的锁头。“反正这里边有一把”，她说。可是哪把锁头看上去都没了模样，以往那种“不吉祥”的预感掠过我的脑际：一旦锁上，没准再也打不开。预感犹如莫里斯·拉威尔《夜之加斯帕》里的日暮钟声从远处“咚——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说不用锁头。想必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在这个村庄里，要房间锁头的人怕是无可救药的变态分子，肯定。

小村庄中间夹一条路，银行一家，克里特银行。咖啡馆两家，酒吧两家。公共汽车一日三班。教堂一间，墓地一处。做什么不清楚，反正有一家似乎做什么的小工厂。面包铺和肉铺和杂货铺。糕点店和电器店。挂有“ROOM TO LET”（出租房间）招牌然而毫无人气的房子。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上有饮水站，一排狮子头状的水龙头，每个狮子头都从口里出水。便是这样一座村庄，不出五分钟即可穿过。游客除了我们夫妇，另外只有一对不怎么起眼的中年夫妇，和他们在路上碰见几次。每次碰见，双方都显得有些难为情——作为我们也好作为他们也好，都无法向对方提示何苦非在这光溜溜一无所有的村庄住一晚上的理由。

不过地方还算安静，这点足可保证。清晨人们牵着驴、山羊、马、绵羊这个那个的走去农田或原野，傍晚又带着同样的动物返回。清晨和傍晚，路上全是这些动物的叫声和蹄声。山羊脖子上拴的铃铛叮咚作响。

简洁明快的人生。

没有文学的内在必然性，没有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内在必然性，没有诉诸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文学性内在性的必然性，没有内在性文学性的必然性，这些劳什子统统没有，只有驴和山羊。

驴和山羊通过后，天就黑了。由于别无事情可干，遂去仅两家酒吧中的一家。因为已经在另一家（扬尼斯餐馆）吃了午饭，所以晚饭必然（非内在必然）轮到这一家。彼此彼此，反正哪一家端上来的东西都一样。客人只有我们。一位老伯搓着手走了出来，样子像是说稀客稀客。我提出想喝本地葡萄酒，对方说倒是黑的更好喝。红的白的玫瑰色的都听说过，黑的却是头一遭。尝了一口，果然好喝。简直像药水似的刺舌头，但味道坚挺醇厚。看情形是自家酿制的，装在脏兮兮的一升瓶子里，摆在厨房地板上。也罢，来半升好了。接下去要了一盘希腊色拉、两盘炒土豆片。炒土豆片盛得满满的，足够喂冬眠醒来的狗熊。之后又喝了一瓶蕾契娜酒。一共七百日元，不认为占了便宜？

饭后正坐在外面椅子上呆呆眺望晚霞，村里七八个小孩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大体是7岁至14岁小孩，年纪最大的领头女孩十分漂亮，看上去很聪明。她们互相捅来捅去，或嘻嘻笑着或不好意思似的观看我们喝葡萄酒，有的还跳了几下。想必因为从没见过日本人而觉得好奇，实际不出所料。领头女孩来到我身旁（花了十几分钟才下定决心），叫我耍几下功夫：“功夫会的吧？”“当然！”我撒谎道。让女孩儿失望有违我的信念。“那么，只一点点哟！”我说。说罢耍了一点点，仅仅拉个花架子罢了。毕竟我也研究过李小龙。孩子们现出“哇——、到底厉害”那样的神情走回家去。估计明天要去学校里炫耀的：“喂喂，我们昨天看见真正的日本功夫啦！”即使我这人，偶尔也还是对谁有所帮助的。

偶尔。

上面写了，旅馆门没有锁头。可这扇门别说锁头，连门闩也没有，以致整整一晚门都被风吹着，在我耳畔乒乒乓乓叫个不停。不知何故，听这风声的时间里，我想起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也可能是因为初中音乐教室墙上挂的贝多芬肖像画做出的是那种绝望（desperate）的神情——那种住在一无门锁二无门闩的廉价旅馆里通宵耳闻房门乒乓之声的神情。

翌日，一边在扬尼斯餐馆里吃午饭，一边等待开往雷西姆农的大巴。邻桌一个年老体衰的保险公司职员（即当下的保险公司职员）模样的单独旅行的英国人正忍无可忍地吃着上面浮一层厚厚油腻的煮牛肉。我们只点了葡萄酒和色拉。车来了，我付罢账，把一个星期前就想扔而没扔成的破烂不堪的耐克鞋（不知为何，每次扔时都有人给送来）包在纸袋里放在餐桌下，钻进大巴。好了好了，总算扔了！不料高兴早了，酒吧老板特意把大巴叫住：“基里奥斯（你）、这个忘了！”我的破烂不堪的耐克跑步鞋！它就像谁都不肯忘记的往日小小过失一样紧紧缠住我不放。“谢谢！”说着，接过纸包。

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此这般，我们把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甩在后面，这往后恐怕永远不会到访的小村庄。

到达雷西姆农时，我当然若无其事地把耐克鞋纸包塞在了车座下面。可我一直担心到天亮，有人敲宾馆房间门把鞋送来：“基里奥斯，这个忘了！”好在没人来，谢天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