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无罪感的病因：反社会人格是如何炼成的
自从青春期以来，我就在疑惑为何有这么多人以羞辱别人为乐。但另一点显而易见，仍然有人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也证明了想要伤害别人的冲动并不是普遍的人性。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
洛克、多琳以及斯基普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洛克好逸恶劳，喜欢混日子，并设法赖上某个有责任感的“朋友”或家人来为他打理一切；多琳嫉妒心重，长期不满现状，她会花很多心思打压别人，以便让自己显得比别人厉害；而斯基普渴望统治世界，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一种浮夸的娱乐自己的形式。但这三个动机迥异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满足个人野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没有一丝负罪感。他们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他们的获取方式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他们做起事来毫无廉耻。斯基普违反法律，毁掉别人的前途和生活，反倒觉得无所谓；多琳用谎言编织了自己的人生，她为了让同事难堪，不惜去折磨无助的病人，而且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该对此负责；为了找人照顾自己，为了不用付租金的房子和游泳池，洛克便会迎娶一位他并不爱的、渴望拥有家庭的正直女人，然后他会偷走儿子童年的快乐来维持自身儿童般的依赖性，他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犹豫，更谈不上会为负罪感所困。
上述这些人都不曾拥有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第七感。同时，可悲的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共性并不能让他们成为罕见的一类人，但确实能从根本上把他们与有良知的人区别开来。上述这三个人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就是缺乏良知，从个体如何认知环境以及如何过活人生而言，这个特征要比其他所有的人性特征，甚至性别，都更为突出。多琳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女人都不大相像，反倒是跟斯基普或洛克更为相像，而少言寡语的洛克与野心勃勃的斯基普比较相像，他们跟任何一个受到良知约束、秉性各异的人都不一样。
是什么东西在无形中不可思议地对人类进行了这样深度的划分？为什么有些人没有良知？反社会人格是如何炼成的？
就像人类诸多的其他特征一样（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主要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个特征是生来如此，还是环境所致？对于绝大多数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言，答案很可能是“均有”。换句话说，人类在胚胎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某种特征的倾向，但环境会对这个特征如何表达进行规范。我们所认为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是如此。例如，智力水平貌似取决于遗传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精心设计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父母的关怀、早期的激励、营养甚至是出生顺序。反社会人格这个毫无疑问更为负面的特征，其成因也脱离不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范式。研究表明，先天和后天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都有影响。
心理学家很久以前就已经了解到，人类性格的许多层面（如外向或神经质）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比较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就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科学证据。这类研究的前提基础是同卵双胞胎拥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以及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胞胎虽然生长环境一样，但基因只有一半是相同的。科学家们推断，对于任意给定的特征，如果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关联性（相似性）比异卵双胞胎更为显著，这就说明该特征至少受到了某些遗传因素的影响。
研究人员把同卵双胞胎关联性与异卵双胞胎关联性之间的差值加倍，用这个数字来表示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变异量。这个数字被称为该特征的“遗传率”，而有关双胞胎的研究表明，通过问卷调查所确定的个性特征（比如外向、神经质、刚愎自用、共情等）的遗传率为35%~50%。换句话说，关于双胞胎的研究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可测量的性格特征，有35%~50%是与生俱来的。
遗传率的研究包括关于反社会人格的重要信息。有一系列类似的研究都采用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中的精神病态量表（Psychopathic Deviate scale），该量表包含了一些依照统计规律设计的多选题，可以用于筛选反社会人格者。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包含了好几个效度量表，其中就有可以判断受测者有没有诚实回答的“谎言量表”。在这些研究中，总体来说，同卵双胞胎使用精神病态量表得到相同分数的可能性是异卵双胞胎的两倍或者更高，这强有力地表明遗传在“精神病态”模式中至少扮演了某种角色。
1995年，一项重要的长期研究发表了研究结果，这项研究调查了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军服役的3226对男性双胞胎身上存在和缺失的反社会人格特征。研究人员采用了同样的数学模型，发现有8项反社会人格症状及其缺失都跟遗传有很大关系。按照理论上的遗传率由高到低排序：“不遵守社会规范”“有攻击倾向”“莽撞”“易冲动”“拖欠债务”“经常换工作”“一向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以及“缺乏悔意”。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反社会人格者“不友善”“缺乏责任心”“不规避伤害”，而“友善”“责任心”以及“规避伤害”这些人格维度都跟基因有关。
长期性研究“得州收养计划”（the Texas Adoption Project）现已开展了30多年，调查了500多名被收养的儿童。这项研究通过比较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收养儿童和他们亲生父母以及养父母的差异，考察了被收养儿童的智力以及包括“精神病态”模式在内的各种性格特征的形成。“得州收养计划”报告指出，从被收养儿童的精神病态量表得分来看，相较于他们的养父母，被收养儿童跟他们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更为相像。从这项研究中估算出的遗传率大约为54%，而有趣的是，“精神病态”遗传率与其他研究针对更为中性的性格特征（性格外向、共情等）普遍得出的35%~50%的遗传率相符。
反复开展的遗传率研究得到了同样的统计结果，这引发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反响，即一个人是否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最多可能有50%的影响来自先天。这项研究结果的挑衅之处在于，它表明在人们呱呱落地之前，甚至是在受孕那一刻，像多琳、洛克和斯基普这样的人就已经有了爱撒谎、莽撞、不忠和缺乏悔意的倾向。如果我们所说的遗传率指的是运动能力、内向性格，甚至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的话，它还不至于让我们感到如此震惊。但讲到反社会倾向的遗传率时，问题就会显得特别严峻，尽管这些研究采用的是同一种统计方法。
我们必须指出重要的一点，这种极为复杂的性格特征不太可能由单一的基因决定，而一定是寡基因性的，意思是说由许多基因共同作用所导致。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基因如何形成大脑机能进而控制人的行为。从一个人的DNA开始，到最终形成诸如“欠债不还”这种多层次的行为概念，需要经历一个综合了生化、神经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研究起来难免令人望而却步。
但我们已经从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线索。从DNA到“多层次的行为概念”这个链条上，我们在“神经生物学行为”这一环节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质机能异于常人。我们通过对“人类如何处理语言”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关反社会人格者皮质功能的非常有趣的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在脑电活动的层面上，正常人对情绪性词汇（如爱、恨、舒适、痛苦、欢乐、母亲等）的反应比对情绪中立的词汇（如桌子、椅子、15岁、后来等）的反应更迅速、更强烈。如果让我在词和非词之间做选择的话，我从“听聆”（英文“聆听”的错误拼法）与“恐怖”中辨识出“恐怖”，要比从“窗户”和“头码”（英文“码头”的错误拼法）中辨识出“窗户”快得多，我是说快上几毫秒。我对“恐怖”这个情绪词汇的反应，可以通过记录我大脑皮层上一种叫“诱发电位”的微弱脑电反应来测得。这类研究表明，相对于与情绪无关的词汇来说，正常人的大脑更容易注意、记忆、辨识与情感有关的词汇。相对于“看”，我们会更快认出“爱”，而且会在我们的大脑中产生更大的“诱发电位”，就好像“爱”这个字比“看”包含了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信息。
但以反社会人格者为实验对象之时，这个测验就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从反应时间和大脑皮层上的诱发电位来看，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这些实验中对情绪性词汇的反应和非情绪性词汇相差无几。“啜泣”或“亲吻”等词在他们大脑皮层诱发的电位并不高于“坐下”或“目录”等词汇诱发的电位，情绪性词汇和其他词汇一样，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更多含义，也没有被他们的大脑深度编码。
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脑部显影技术）的相关研究里，当反社会人格实验对象在做情绪词汇辨别时，相比其他实验对象，他们的大脑有更多的血液流向颞叶部位。当我们尝试解决一道略有挑战性的智力题时，为了集中注意力，我们脑部供血便会增加。换句话说，反社会人格者在努力完成情绪词汇的辨别的任务时（这对正常人来说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他们的生理反应就跟求解一道代数题差不多。
综上所述，这类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层对情感刺激的处理异于常人。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异常是如何发生的，但很有可能是遗传性的神经发育差异导致的，而抚养方式、文化因素可能会稍微减轻或严重恶化这种异常。反社会人格者与普通人之间依旧神秘莫测的心理差异至少与这种神经发育差异脱不了干系，这相当可怕。光是缺乏良知就已经足够悲剧了，而反社会人格者还不仅是如此。反社会人格者没有能力处理包括爱与关怀在内的情感经历，除非这类经历像冰冷的智力问题一样能够计算。
良知并不只是负罪感和悔意的呈现，它建立在我们体验情感的能力以及情感依附的基础之上，反社会人格者也不只是单纯地缺乏负罪感和悔意。反社会人格者缺乏一种能力，他们没办法拥有和感受真实的（无法计算的）情感经验，因此也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真实的（无法计算的）关系。简单地说，这可能让人有点不悦：道德感缺失的成因比较深刻，拥有良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爱的能力就不可能拥有良知，而反社会人格者根本就是没有爱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就是“无法遵守社会规范”“一向不遵守一夫一妻制”或“拖欠债务”的人，直接的原因是，任何形式的责任感都是一个人对其他生命或生命群体的感受，在情感上在乎这些生命。而在反社会人格者眼中，我们根本就无关紧要。
反社会人格者的本质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像是在冷静地下一盘棋。他们这种人的行为跟一般人的两面三刀、自恋甚至暴力不同，因为一般人的那些行为都满载着情绪的热度。如果有必要，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撒谎来保住自己家人的生命。虽说有点老生常谈，但不得不指出，黑帮成员（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老大相反）可能对帮派里的兄弟都很忠诚、很讲义气，而且对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很体贴照顾。但斯基普甚至在小时就展现出了对其他人的冷漠，多琳·利特菲尔德医生无力关心她的病人，而洛克甚至没办法爱他的妻子和亲生儿子。在这种心智结构里，其他人（就连“朋友”和家庭成员）最多也就是他们利用的棋子。爱对于他们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甚至当他人展示出爱意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理解的。
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真正感受到的唯一情感，貌似只是由即刻的生理痛苦和愉悦或短期的挫折和成功引起的所谓的“原始”情感反应。挫折可能会让反社会人格者生气或暴怒；而在掠夺中获得成功，赢得猫捉老鼠的游戏（例如，多琳成功地戏耍詹娜，让她跑过泥泞不堪的医院草坪），特别能够引发他们好斗与兴奋之情，让他们从中获得“一阵”愉悦的感受。这些情感反应很少能够持续很久，它们被定义为“原始的”神经反应，因为这些情感反应源自进化程度比较“原始的”脑缘系统，就像其他所有情感一样。但这些反应与“更高级的”情感不同，它们并不受大脑皮层机能的调节。
作为与反社会人格的对比，自恋这种情况格外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性。可以这样打个比方：自恋相当于半个反社会人格。甚至在临床上被认定为自恋患者的人也都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感受到绝大多数的情感，从罪恶感到悲伤，从不顾一切的爱到激情。而他们缺失的一半是了解他人感受的重要能力。自恋的问题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共情，而共情是感知他人情感从而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从情感上来说，可怜的自恋者对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不以为然，就好像是一团面，任何外界的输入都会被他弹回，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与反社会人格者不同，自恋者通常会陷于心理痛苦之中，有时候还会主动寻求心理治疗。当自恋者寻求帮助时，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让他知道，之所以他跟别人的关系比较疏离是由于缺乏共情导致的，因此他才会感到困惑、被抛弃和孤独。他会思念自己所爱的人，却没有好的办法让他们回到自己身边。相比之下，反社会人格者则不会在乎别人，因此当别人疏远或离开他时，他也不会产生想念之情，或许他后悔的只是损失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会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结婚，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因为爱而结婚。他们无法真正地去爱自己的配偶、孩子或宠物。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曾经指出，对于更高级的情感而言，反社会人格者“知道歌词的意思，却感受不到音乐的美妙”。他们必须学习如何去表达和流露情感，就像你我学习第二语言，也就是说，他们得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才能做到。就像你我经过练习或许就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流利，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也能熟练掌握“会话情感”的表达。其实做到这点并不太难，比美国人学习法语或汉语容易多了。只要是能够观察（即便从表面上）人类行为的人，或是能够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人，就能学会表现出浪漫、风趣、仁慈的气质。实质上，任何人都能学会说“我爱你”，或是表现出兴奋之情然后说：“哦，我的天啊！这是一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这类行为背后蕴藏的情感。反社会人格者从来都体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