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体现为《MüHLEIGNER》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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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批判在前面不顾自己的身分用外国话胡言乱语，从而给自我意识大效其劳，同时用这种行动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它又打算不顾自己的身分在实践和历史中胡言乱语了。它通晓“英国的迫切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真正批判的英国工业史概要[5]。

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将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谓真正的历史是和“文学报”第7期第4页上开始发表的批判的历史大不相同的。

在群众的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厂城市的，可是在儿子生父亲（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的批判的历史中，曼彻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荣的工厂城市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棉纺织业的发展主要是从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纺纱机和阿克莱的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运用到生产上以后才开始的，而克伦普顿的骡机只不过是运用了阿克莱发明的新原理来改进珍妮纺纱机而成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善于辨别：它轻蔑地否认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片面性，并把骡机誉为这两个极端的思辨的同一。实际上，随着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批判却把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互相分割开来，并把水力的这种运用当做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归于较晚的时代。实际上，蒸汽机的发明早于上述的一切发明，而在批判中，蒸汽机被当成整个建筑物的顶点，因而在时间上是最晚的。

实际上，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英国商品出口的结果，在批判中，商务联系却成了这种出口的原因，而商务联系和出口这二者则是这两个城市成为近邻的结果。实际上，从曼彻斯特运往大陆的所有的商品几乎都经过赫尔，在批判中却认为是经过利物浦。

实际上，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所有的工资等级，从1+（1/2）先令到40先令，甚至更多一些，在批判中却只有一种工资——11先令。实际上，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批判中却是机器代替了思维。实际上，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在英国是允许的，在批判中，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请求批判的允许。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并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甚至有专门研究这些疾病的医学著作），在批判中却说“过分的紧张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实际上，机器就是机器，在批判中，机器却有意志：机器不休息，工人也不能休息，所以工人是受外来意志支配的。

但是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批判不满意英国的群众的政党；它创造了新的政党，创造了“工厂党”，为此，历史应对它表示感谢。可是它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这点区区小事又何足为怪呢！——并且武断地说，工厂工人不给反谷物法同盟[6]捐献基金，并不像愚蠢的厂主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恶意或是由于对宪章主义的拥护，而只是由于贫穷。批判接着武断地说，一旦英国的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我们敢于冒昧地指出，这个一贫如洗的阶级再也不会同意减少一文钱，否则他们就会饿死。虽然愚蠢的非批判的英国法律注意到不使工作超过十二小时，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工厂里一天工作十六小时。虽然非批判的群众的美国人、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通过竞争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地夺去了英国人的市场，批判却武断地说，英国仍旧应当成为全世界的大作坊。最后，批判武断地说，财产的集中及其对劳动阶级所造成的后果，在英国无论是有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可是愚蠢的宪章派就认为他们对财产集中的现象了解得非常透澈，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他们早已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后果，而且连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如卡莱尔、艾利生和盖斯克尔）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们是了解这种现象的。

批判武断地说，艾释黎勋爵的十小时法案[7]是肤浅的中庸的措施，而艾释黎勋爵本人则是“立宪活动的忠实的反映”，可是到现在为止，厂主、宪章派、土地占有者（一句话，整个群众的英国）都把这种措施看成彻底激进的原则的一种表现（诚然是极微弱的表现），因为这种措施会破坏对外贸易的根基，并且会随之而破坏工厂制度的根基，——更确切些说，不仅会破坏，而且会挖它的老根。这一点批判的批判比谁都了解。批判知道，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是在下院的一个什么“委员会”上讨论过，而非批判的报纸还竭力要使我们相信这一“委员会”就是下院本身，即“全院委员会”，但是批判却非取消英国宪法的这种荒诞性不可。

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同时也制造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愚蠢，它用批判地解释英语的方法把非批判的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而它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借格莱安的愚蠢来更加鲜明地衬托出自己的聪明。批判宣称，格莱安曾说过不管工厂的机器每天工作十小时或十二小时，工厂的机器大约可用十二年，所以十小时法案使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机器的工作在十二年里再生产出投入这些机器的资本。批判接着就证明它替格莱安爵士捏造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机器每天少工作1/6的时间，它的使用年限自然会延长。

尽管批判的批判对它自己的错误结论的这种指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应当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主持公道，实际上他是这样讲的：实行了十小时法案，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时间缩短的比例加快速度（批判本身在第8期第32页上也引证过这段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时间仍然正好是十二年。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何况这种承认只是对“批判”的赞扬和歌颂，因为正是批判本身不仅做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且接着又把它驳倒。批判对待约翰·罗素勋爵却非常宽宏大量，它硬说这位勋爵有改变国家制度的形式和选举制度的意图。由此我们必须做出结论：不是批判生来就特别醉心于制造蠢事，就是约翰·罗素勋爵在最近一周变成了批判的批判家。

批判发现：虽然有迹象表明“英国工人也注意工作时间的立法限制”，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只表现了“部分的关心”，而实际上工人为了要求实行十小时法案，在四、五月间曾一次又一次地举行集会，一次又一次地请愿，工厂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着一种两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激愤；批判还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卓越的、前所未闻的发现：“乍看起来，废除谷物法会给工人带来更多的直接的好处，所以在工人的大部分愿望得到满足从而实际证明废除谷物法对工人毫无好处以前，工人一直都会把这些愿望寄托在废除谷物法上面”，而实际上，工人在一切公众的集会中坚决地把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从讲坛上轰走，使反谷物法同盟不敢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工厂城市举行公众的集会，他们把反谷物法同盟看做唯一的敌人，他们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时，像在讨论类似的问题时几乎经常有的现象一样得到托利党人的支持。批判正是在作出这些发现的时候，它在制造蠢事方面才真正变得伟大起来。批判发现：“工人仍被宪章运动的广泛的允诺所迷住”，而实际上宪章运动正是工人的舆论的政治表现；批判在自己的绝对精神的深处看出“两个集团即政治集团与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已经互不融合和互不掩护”，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土地和工厂所有者集团这两个私有者阶级虽然人数不多，政治权利也完全一样（少数贵族除外），却具有这样广泛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实际上作为政党的最彻底的表现和顶点的这一集团又是和政党集团绝对同一的。批判能有这些发现真是妙不可言。批判硬说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不知道下面这个事实：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谷物价格降低，工资也必然会降低，结果一切都仍旧和过去一样，而事实上这些先生们是指望借助工资的这种显著降低和由此而来的生产费用的减少来相应地扩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因而工资和谷物的价格比较起来多少总比现在要高一些。批判硬这样说算是妙极了。

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8]的那个批判，现在它又学会了英语，把土地占有者叫做《Landeig－ner》（landowners），把厂主叫做《Mühleigner》（mill－owners；英语中的《mill》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发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做“手”（hands），用“干扰”（interference）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语的无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改造英语和废除学究式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英国人总是把勋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众说“爵士詹姆斯·格莱安”；而批判却说“爵士格莱安”。

批判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语言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轻率从事，关于这一点，读者现在可以从它对待瑙威尔克先生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中得到证明。

[4]《Mühleigner》（直译是“磨坊主”），德语里没有这个字，它是由英语的mill—owner（工厂所有者、厂主）译过来的。恩格斯在这里嘲笑“文学总汇报”的撰稿人茹·法赫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使用了他按英国字的形式生造的字。——第13页。

[5]恩格斯指的是茹·法赫尔在“文学总汇报”第7、8两期（1844年6月和7月）上发表的“英国的迫切问题”一文。——第13页。

[6]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15页。

[7]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的斗争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这一斗争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由于土地贵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们在议会里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1833年起，在议会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释黎勋爵。——第15页。

[8]这是布·鲍威尔的话，引自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2）。——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