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
[209]
科多尔省民主派的这次聚会无可争辩地是改革派举行的一系列宴会中最盛大的一次。出席宴会的有一千三百人。几乎所有邻近的城市都派代表团前来参加，甚至还有由纽沙特尔、日内瓦和琉森等地的公民组成的瑞士代表团。从主讲人的姓名——路易·勃朗先生、弗洛孔先生、赖德律-洛兰先生、埃蒂耶纳·阿拉戈先生——就可以很清楚地判明聚会的性质，他们都属于以《改革报》为代表的极端民主派。不消说在这次宴会上没有为路易-菲力浦干杯。
从邻近一座城市格雷前来的西尼亚尔先生，为“利尔的民主派”祝酒，说他们在该市最近举行的宴会上坚决拒绝同假自由派妥协，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智慧保全了民主主义的声誉 ［注：见本卷第387—390页。——编者注］。
接着埃蒂耶纳·阿拉戈先生——巴黎著作界的知名人士，他的喜剧《贵族》不久前在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就——发表了题为《文学、科学和美术的发展》的祝词；他在自己卓越的演说中指出，文学和科学在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一定会获得迅速的发展。
在为“法国未来的进步” ［注：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法国的未来”。——编者注］干杯时，主席请受到与会者极其热烈欢迎的路易·勃朗先生发言。他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就法国过去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有关未来的结论、革命给予法国民主运动特有的不可磨灭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醒人耳目的意见。他的演说理所当然地一再被掌声打断。这不愧为法国当今第一流历史著作家的演说。不过，我们想对其中某一点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人们也能以善意对待我们抱着善意写下的这些意见。
勃朗先生说道：
“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希望大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思想，我们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的未来就是全人类的未来。其实，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优越的地位，我们一方面始终是属于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们身上世界主义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做一个英国人，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所起的作用一向就是为了利己主义而反对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一个世界主义者，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作用［注：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历史”。——编者注］，因为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除非这种思想有利于全世界。先生们！在十字军征讨，欧洲进军夺取圣墓的时候，是法国卫护了这一进军。以后，当天主教神甫打算强迫我们套上教皇最高权力的枷锁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教们捍卫了信仰自由。是谁在旧君主制的末日支持了年轻的共和政体的美国？[210]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说的话对君主政体的法国来说都是正确的，那么对共和政体的法国来说又怎么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场上流尽了鲜血，但为了巴达维亚弟兄们，仍然不惜流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这种惊人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的例子啊！[211]无论在失败的时候或是胜利的时候，法国甚至以自己的天才的光芒照耀着自己的敌人！让欧洲开拔十六个集团军来进攻我们吧，我们将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我们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想抹掉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的深厚谢意，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引文以世界主义[212]的观点来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根本否认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的性质，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证。但是勃朗先生强加在法国身上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除非这种思想有利于全世界。但是我们认为，路易·勃朗先生无法向我们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不同于他所说的法国。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国为例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可是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么，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213]不是英国，又是谁呢？法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出了一点力，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是谁呢？是英国，就是这个英国！如果说，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那么早在二百年前，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214]。如果说，法国在上世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那么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215]，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学习这个榜样呢。至于讲到思想，那么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其他人大力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别利有了更为出色的法国继承者便忘记了他们。
勃朗先生说，如果英国人“自称为民主主义者……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历史”。
而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明就是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 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间标新立异吧；不要为他们过去的国王和贵族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吧。因此，勃朗先生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的，我们倒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那就是他们应当抛弃过去而只展望未来。
“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在法国的影响，法国的道德、风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就是这样。在每个民族都习染了法国民族性的特征的世界里，就是这样。然而，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所不赞成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已决心抛弃本民族的粗鲁的一面，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他们不满意法国人自称 是世界主义者的论断；这样的论断等于强求所有别的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们拿德国来做比较吧。德国是许多发明——例如印刷机——的诞生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比法国和英国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实际上，德国却总是受到侮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说明，法国的世界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这完全正当——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也同样领略过法国从路易十一到路易-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如果我们采用路易·勃朗先生的衡量标准，那么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奢望。
关于这一点就谈这么多吧。我们所以希望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因为这只会导致英法两国民主主义的相互了解，导致它们的稳固的联合。
继勃朗先生之后，弗洛孔先生为“欧洲的民主派”祝酒。
弗洛孔先生说道：
“请你环顾四周，听一听来自别的国家的声音；不是抱怨就是威吓；不是叹息就是希望；它们都说些什么呢？它们诉诸法国革命的原则；它们在一切专制制度面前宣布法国革命的不朽的座右铭：自由、平等、博爱！是的，正是那些由于受奴役，由于愚昧而被引入歧途的人民对革命进行了不光彩的进攻；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举起它的旗帜，并且保证要成为他们过去所不理解的光荣原则的最热忱的捍卫者。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而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们的敌人害怕，更能有效地使我们想起我们的责任了。在英国，在原有的派别之外，在世界上最富有最专横的贵族面前，人民正组织起来。由富有经验的领导人领导的庞大组织，每天都吸收许许多多将为人类雪耻的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人权在英国不是新的口号。还在过去的国内［注：“国内”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战争时期，许多党派已经从宗教狂热和政治热情中清楚地看到了伟大的社会真理：亚当耕地，夏娃纺纱，
老爷们那时在哪里？
[216]
这种情况差不多在三百年前就由圣约同盟派[217]公诸于世了。现在同一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棉织业的巨头们就象过去的地主一样不屑于倾听劳苦人的怨言。所以，仅仅问什么是权利，那是不够的，人民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权利，而英国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眼下在比利时正在组织一个联合各国民主派的团体，正在筹备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218]。在德国，虽然各邦君主在玩弄恩赐宪法的把戏，人民却在设法自救。”
讲演人接着简略地回顾了波兰、意大利和瑞士的运动，并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
“是的，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土壤是肥沃的，绚丽的希望之花点缀着未来的原野。但是冬日漫漫，我们应该赶快拿起镰刀，收割我们的庄稼。让我们接过我们父辈留下的革命工作。让我们抓紧时机，不然我们还得从他们开始的地方做起。”（热烈鼓掌）
接着是议员赖德律-洛兰先生“为人民的主权”祝酒。
宣读了弗朗斯瓦·阿拉戈，拉梅耐和杜邦·德·累尔几位先生写来的道歉信，随后散会。
这次示威证明，地方上的民主派正越来越脱离《国民报》派，以便团结在《改革报》派的周围。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上半月
载于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第530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209]《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一文，是把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所载恩格斯的通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23—426页）加以扩充而成的文稿。文中记述的宴会举行于1847年11月21日，有关这次宴会的报道载于1847年11月24和25日的《改革报》。——第391页。
[210]指路易十六的政府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同美国于1778年缔结的军事同盟，以及法国远征军和海上舰队参与反对英国——法国在贸易和开拓殖民地方面的竞争者——的军事行动。——第392页。
[211]暗指法兰西共和国部队于1795年1月开入尼德兰领土，支持当地反对威廉五世总督的贵族制度的起义。总督被推翻以后，成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6），不久该共和国沦为拿破仑法国的附庸。——第392页。
[212]恩格斯使用“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这两个词是指“摆脱民族狭隘性和民族偏见的”意思。——第393页。
[213]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集中批判路易·勃朗所说的似乎法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播者这一民族主义的论点，并没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论战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论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书信和文章中指出，这些国家被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进行殖民奴役，由于它们变成了殖民地所属国的农业原料附属地，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们的天然财富并残酷地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第393页。
[214]英国同西班牙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殖民竞争，是和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事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以及英国人打败西班牙人等其他胜利，使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便于对西班牙专制主义在尼德兰这一地区恢复其统治的企图进行抵制。在和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一时期经常作为盟友共同作战。——第393页。
[215]指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它导致在英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制度。——第393页。
[216]在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瓦特·泰勒起义）的参加者中流行的两行诗，这次起义的一位思想家约翰·博尔在向起义农民进行宣传鼓动时曾广泛加以引用。它显然是套用了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汉波尔的理查·罗尔的一首诗。——第395页。
[217]圣约同盟派即十六和十七世纪苏格兰的喀尔文教派，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不受倾向天主教的贵族集团的侵害，缔结了特别的协议和盟约（圣约同盟）。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前夕，圣约同盟成了组织苏格兰人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制度、争取自己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第395页。
[218]指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民主协会。该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被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协会组成后不久就开始讨论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问题，以便在革命事件迫近的情势下加强欧洲革命力量的国际团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马克思在伦敦逗留期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流亡在伦敦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代表就有关代表会议问题顺利地进行了磋商。显然，恩格斯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民主派也进行了类似的磋商。1848年初达成了协议，预定于1848年8月25日比利时革命十八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但是由于1848年2月在欧洲开始的革命事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得以武装比利时工人，并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于1848年3月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未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带有更狭窄的纯地方性质，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395、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