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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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是当代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无疑是强大的作用。他既不追求表面效果，也不追求荣誉；对庸俗的吹吹拍拍丝毫不感兴趣，也丝毫无意追求权力。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和超群的智慧；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正是这位卡尔·马克思，他过去和现在促成的地震般的大动荡多于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欧洲任何人。这些地震般的大动荡震撼了多少民族，摧毁了多少王座，如今又使多少帝王和官高爵显的骗子心惊胆战、变颜失色！
作为柏林的大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 纽约论坛报》过去的撰稿人，他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素质。作为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国际的创始人和精神支柱、《 资本论》的作者，他在洲半数国家遭驱逐，几乎被所有国家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最近三十年来伦敦就是他的避难所。
我在伦敦时，他正住在著名的伦敦人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就在那里，我在他的小别墅中见到了他和他一家两代人。一位相貌端庄、语音悦耳、彬彬有礼的文雅妇女在门口迎接我，她显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和卡尔·马克思的妻子。而那位亲切而温厚的六十岁的人有着硕大的头、和善的面容、长而密的蓬松花白头发，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吗？
他谈话的风格很象苏格拉底——那样无拘无束、那样广博、那样富于独创之见、那样尖锐、那样真挚，而且是冷嘲热讽，妙趣横生，奔放爽朗。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俄国的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德国的思想发展，法国的积极行动和英国的停滞不前。他寄以希望地谈论俄国，富有哲理地谈论德国，欢快地谈论法国，忧郁地谈论英国，轻蔑地提到英国议会里的自由党人花那么多时间搞的“原子般的改革”。他一国一国地评述欧洲世界，描述特点、事件和人物——有明摆着的也有藏于深处的；指出事态的进程是朝着无疑将会实现的目标发展的。
当他谈话之际，我时时不禁感到惊奇。显然，这位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却深刻通晓当今现实，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到处在为新的纪元准备条件。他的劳动现在并不是徒劳的，正象过去一样，那时曾经产生了那么多合人心愿的变化，有过那么多英勇的战斗，在攻占的高地上建立起了法兰西共和国大厦。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才越来越清楚，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的人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当我问为什么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 资本论》已经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却没有译成英文时，他好象回答不出，但是他说纽约已经有人向他表示要搞一个英文译本出来。他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一个片断而已，是一部三卷本著作的一卷，其余两卷尚未出版。整个三部曲是“ 土地”、“ 资本”、“ 信用”；马克思说，最后的一卷将用大量美国实例来说明问题，因为在美国信用已取得十分惊人的发展。
马克思先生正注视着美国事态的发展，他关于某些构成美国社会的主要力量的看法很能发人深思。顺便说一下，他在提到自己的《 资本论》时说，每个愿意读它的人将会发现法文译本在许多方面优于德文原本。马克思先生提到法国人昂利·罗什弗尔，当他谈到他的几个已故的学生，激情奔放的巴枯宁、才华横溢的拉萨尔以及其他人时，我可以看出，这些在当今条件下可能会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受他思想影响有多么深。
在马克思谈话当中天色晚了下来。英国夏日傍晚的长时间黄昏来临了；他建议在这个海滨城市散散步，沿着海岸到海滨浴场去，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玩，主要是孩子。我们在沙滩上还看到他一家人：他的已经欢迎过我的妻子、两个女儿带着小孩，还有他的两位女婿 ［注：燕妮和沙尔·龙格带着孩子让、昂利和埃德加尔；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其中一位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教师，另一位似乎是著作家。这是非常美满的一家——总共大约十来个人——两个为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幸福的青年妇女的父亲，和孩子们的充满生活乐趣、富有女性温柔的外婆。卡尔·马克思在做外公的艺术方面和维克多·雨果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但马克思更幸福，因为他的出了嫁的女儿使他的晚年过得愉快。
晚间，马克思及其两位女婿同家人分手，陪着美国客人度过了一小时。谈话涉及到世界、人、时代和思想，我们的碰杯声在海上回荡。
火车不等人，夜幕已经临近。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词，后来我用下面这样一个大问题打断了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的沉默：
“什么是存在？”
他眼望着我们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象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
“斗争！”
开始我以为我听到的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载于1880年9月《太阳报》和约翰·斯温顿《在法国和英国四十天的观感和札记》1880年纽约版；1955年3月《群众与主流》杂志第8卷第3号
原文是英文
[230]马克思同当时担任纽约进步报纸《太阳报》编辑的约翰·斯温顿的谈话是1880年8月进行的。这次会晤后，马克思曾同斯温顿保持了一些时候的通信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应他的请求给他寄去《资本论》的法文译本。这篇谈话记见报后，马克思于1880年11月4日写信给斯温顿说：“应该谢谢您在《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6—447页）。——第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