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鲱鱼、造船与佛兰德海图
安特卫普的繁荣与印刷业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的经济中心从意大利向北海方向的低湿地带转移，佛兰德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佛兰德地区最早繁荣起来的是位于须耳德河附近的安特卫普，16世纪末期，安特卫普急速衰落，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葡萄牙与亚洲的香料贸易虽然走上了正轨，但是在欧洲却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因此葡萄牙王室只能将胡椒和肉桂等亚洲特产拿到安特卫普去销售。1501年以后，葡萄牙的商船直接将亚洲的商品运到安特卫普，于是西班牙商人、威尼斯商人以及在莱茵河一带活动的科隆商人全都聚集于此。到了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甚至一天有几百艘船出入，发展成阿尔卑斯以北最大的商业都市。佛罗伦萨的外交官佛朗西斯科·奎查尔迪尼（1483—1540）关于安特卫普的繁荣景象曾经这样写道：“一天有几百艘船只出入，每周都有2000辆马车赶来。”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作为欧洲经济中心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在欧洲各大城市开设商馆并且向当地派遣商人。而拥有葡萄牙人带回来的香料的安特卫普则与之不同，属于将欧洲各地的商人全都聚集过来的新型经济都市。另外，安特卫普也吸收了很多因为宗教审判而从西班牙流放过来的犹太人。
1549年，克里斯托弗·普兰塔（约1520—1589）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从法国巴黎搬到荷兰安特卫普的。他在安特卫普开了一家印刷厂，很快就拥有了16台印刷机和80多名工人，发展成佛兰德地区最大的印刷、出版公司。在当时，巴黎、里昂以及威尼斯是欧洲印刷业的中心，安特卫普则逐渐发展成能够与上述城市相比肩的印刷中心。佛兰德地区在34年间出版发行了2450多种书籍。
海图的印刷和出版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兴盛。后文即将提到的亚伯拉罕·奥特里斯（1527—1598）就出生于安特卫普，他于1570年在安特卫普最早的出版业者吉利斯·克宾斯·冯·迪斯特的手下，发行了全面革新“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世界观的地图册《世界舞台》。当时的地图价格十分昂贵，就连没有装订的彩色《世界舞台》，售价也相当于印刷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不过，安特卫普的繁荣只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佛兰德地区爆发了针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结果西班牙军队封锁了须耳德河的河口，安特卫普也因此迅速地衰落下去。后来，商人国家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于是荷兰人为了阻止安特卫普的复兴而从1585年开始继续对须耳德河的河口进行封锁。
因为鲱鱼而诞生的海运大国
17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完全属于荷兰的。通过发达的海运与中转贸易，阿姆斯特丹聚集了新大陆的白银、亚洲的香料以及欧洲各地的物产。1650年，荷兰所拥有的船舶总数达到了1.6万艘，船员人数约为163 000人。荷兰所拥有的船舶数是英国的4到5倍，甚至比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与德国所有的船舶数总和还要多。为了运送更多的货物，荷兰人制造了大量被称为“荷兰商船”的标准化货船。这种“荷兰商船”吃水浅，船舱的底部很平，拥有三根桅杆，重量从100吨到900吨不等。由于“荷兰商船”能够装载很多货物，而且只需要极少的船员，因此运输成本只有其他国家的一半。荷兰商人也从此走上了称霸欧洲海洋的道路。
另外，荷兰船只能够维持低廉运费的秘诀还在于高效的造船业。荷兰的造船业拥有年生产2000艘船只的能力。荷兰的造船厂从挪威进口廉价的木材，通过机械和吊车使造船工程标准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17世纪末，荷兰的造船成本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因此，荷兰船主的经费得以大幅缩减。关于荷兰的海运业状况，我们也可以通过下面这段文字来了解：
1634年，荷兰拥有34 850艘船只。其中2万艘在四通八达的内陆航道中航行。剩下的1 4850艘中，有6000艘从事波罗的海贸易，2500艘在北海，1000艘在莱茵河与马斯河。与英法等国进行交易的有1500艘，在西班牙、非洲北岸、地中海区域有800艘，非洲、巴西、东西印度有300艘，俄罗斯以及格陵兰岛区域有250艘，剩下的2500艘被使用在其他各个方面。可以说荷兰是一手承担了欧洲海运业务的庞大海运帝国。（参见冈崎久彦《繁荣与衰退——从荷兰看日本》，文艺春秋社）
大量生产的廉价船只是构筑起“荷兰时代”的原动力。那么，促使荷兰造船业兴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个谜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欧洲人“冬天最喜欢吃的鱼”——长约30厘米的鲱鱼。
鲱鱼为了产卵，会大量地聚集在位于波罗的海入海口的丹麦所属的狭长海峡一带。据说鲱鱼的数量多到就算把剑强行塞进鲱鱼群中，剑都不会下沉的程度。吕贝克等汉萨同盟城市中的德国商人们将这些鲱鱼用盐腌好，装在木桶中运往欧洲各地销售。汉萨同盟的盟主城市吕贝克就是通过贩卖盐渍鲱鱼和盐渍用的盐而繁荣起来的。14世纪末，丹麦国王与挪威国王、瑞典国王成立了卡尔马联合，丹麦国王成为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的真正统治者，也是因为丹麦国王通过鲱鱼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
每年1月到3月，荷兰渔船都会在北海西部的渔场捕到大量的鲱鱼，然后将其盐渍或者醋渍销售到欧洲各地，这也是荷兰走上富裕道路的原因之一。据说1610年，荷兰就有2000艘渔船、2万名渔民从事捕捞鲱鱼的工作。到了1669年，从事鲱鱼捕捞与鲱鱼加工的人数甚至超过了45万。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要吃那么多的鲱鱼呢？因为耶稣在荒野绝食修行，因此欧洲的基督徒在每年复活节前的40天之内都要进行祈祷、节食和施舍。这段时间被称为四旬节，人们是不能吃肉的。
四旬节之前的狂欢节（carnival），据说语源来自13世纪的拉丁语，意思是“再见了，肉”。而从冬季到春季的漫长时间里取代肉类走上欧洲人餐桌的就是盐渍鲱鱼。因为所有的欧洲人都在吃，所以鲱鱼的消耗量十分惊人。如此庞大的需求量也刺激了荷兰的鲱鱼产业，无数的渔船都投入捕捞鲱鱼作业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加速了荷兰造船业和海运业的成长。
鲱鱼是非常随性的鱼类，经常会突然间再也不去之前曾经产卵的地方。日本曾经因为鲱鱼而繁荣的小樽、留萌、增毛等地之所以急速衰退，正是这个原因。原本聚集在丹麦领地内的鲱鱼迅速消失，主要的鲱鱼渔场也转移到了北海。只能在外海捕捞到鲱鱼，这对荷兰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富裕阶级都是以鲱鱼作为其主要的财富来源，正如他们经常说的一样——“这座城市，是由鲱鱼建造而成的”。
加强通往亚洲航海的荷兰
1578年，24岁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1557—1578年在位）在与摩洛哥的战争中战死，葡萄牙的王室血脉从此断绝。据说因为战斗过于惨烈，连国王的尸体都没找到。于是邻国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以自己的母亲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儿为由，声称自己拥有葡萄牙王位的继承权，并且在1580年成功获得了葡萄牙王位。结果，西班牙的殖民地一下子遍及墨西哥、秘鲁、加勒比海、巴西、非洲沿岸、菲律宾、果阿、马六甲以及澳门等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菲利普二世也是于1584年接待了日本天正遣欧使团的国王。
菲利普二世的宗教政策十分强硬，声称“宁愿死也不做异教徒的国王”，以建立统一的天主教国家为自己的目标。因此通过宗教审判强制推行天主教的西班牙与拥有众多基督教徒的殖民地尼德兰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579年，佛兰德地区北部诸州为了与菲利普二世战斗而结成了乌特勒支同盟，拉开了荷兰独立战争的序幕。但是因为菲利普二世同时也是葡萄牙国王，于是他在此之前就下令葡萄牙不再往佛兰德地区运送胡椒和肉桂等香料。由于没有堆满香料的葡萄牙商船入港，阿姆斯特丹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荷兰的商人们如果不能自己搞到亚洲产的香料，等待他们的就只有衰退和灭亡。
佛兰德地区的北部七省经过80年的抗争，终于在1648年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尼德兰联邦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因为在七个省中，霍兰德州最为强大并且承担了一半以上的联邦经费，因此霍兰德也成为联邦的统称。而“荷兰”这个国名，就是来自霍兰德的葡萄牙语名。因为荷兰在1648年被承认独立之前也基本处于“独立”的状态之下，因此在本书中针对不同时期都统一称为“荷兰”。
开辟通往亚洲航线的海图和冒险
由于葡萄牙人对海图管理得十分严密，因此荷兰人前往亚洲可谓是困难重重。就算有船，没有海图和航海信息仍然寸步难行。所以荷兰人无论如何都要战胜没有海图这个最大的困难。
荷兰人林斯柯顿（1563—1611）作为果阿大主教的随从，从1583年开始在印度的果阿逗留了5年，收集了大量关于印度的交易信息。他于1592年归国后出版的《东洋航海日志》，成为荷兰商人前往亚洲的导游书。这本书收录的一张重要的海图在荷兰商人中流传甚广。这份海图的上部是“东方”，地名都是由葡萄牙语写成的，海图下方写着“葡萄牙领航员所使用的最正确的海图”。由此可见，这幅海图是收买了葡萄牙人后复制得来的。而这幅海图也对荷兰人了解亚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另外，荷兰商人科尔涅里斯·德·哈特曼（1540—1599），也为获得海图和航海信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经商时因为陷入经济纠纷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听说了关于印度航线的信息。1594年他回国之时，正是荷兰对亚洲信息最为渴求的时刻。于是哈特曼在1596年根据自己在里斯本获得的信息和海图，在地理学家普朗西乌斯以及林斯柯顿的支持下，作为商人代表率领4艘船和249名船员，展开了向亚洲航海的探险。
哈特曼的船队南下抵达好望角，为了避开葡萄牙人的势力，他们一直北上抵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北端才转道向东北方向航行，横跨6000千米的印度洋抵达苏门答腊岛。随后，他们又从南部穿过位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的巽他海峡，经过14个月的航海，抵达爪哇西部的万丹。船队在当地购买了大量香料，并且于1597年返回荷兰。据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损失了一条船，249名船员因为坏血病最后只剩下89人，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航海。但是，哈特曼的航海却成为荷兰向亚洲一系列航行的开端。哈特曼所使用的葡萄牙人的海图以及普朗西乌斯制作的“东印度群岛”地图，成为船员们前往印度时的导航图。
哈特曼将自己的航线加入1600年出版的铜版地图中。而且，他根据自己对爪哇岛的观察，证明了爪哇岛并不是“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中所描绘的“未知的南方大陆”的一部分。印度洋并非像托勒密所描绘的那样被“未知的南方大陆”所包围，在印度洋的南部是一片能够进行航海的开阔海域。
就这样，荷兰人也参与到对亚洲的“海上航线”的开发中。只要拥有海图和航海信息，前往亚洲的航海也并非难事。继哈特曼之后，前往亚洲的船队被连续不断地组织起来。从1596年到1601年的短短6年间，就有15支船队、65艘荷兰船只前往亚洲。冒险心旺盛的荷兰人，甚至还尝试挑战麦哲伦开辟的从大西洋向西抵达摩鹿加群岛的航线。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航线，荷兰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全部搞定了。1598年，荷兰分别派遣了两支船队，一支为了开辟通往亚洲的航线，另一支则以重复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航线以绕地球航行一周为目的。这两支船队分别是从鹿特丹率领5艘船出港的雅各布·马福的船队，和从赫勒率领4艘船出港的奥利弗·冯·梅尔特的船队。后者的航海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给荷兰提供了大量的航线信息。
1598年，与雅各布·马福的船队一同从鹿特丹出发的艾拉斯姆斯号，在经过麦哲伦海峡之后，由于天气过于恶劣而与船队走散，在经历了残酷的航海考验后，110名船员只剩下24人，艾拉斯姆斯号漂流到日本九州的丰后（现在的大分县）。漂流的船只沿途经过大阪与浦贺，幸存者荷兰人杨·约斯特（约1556—1632）和英国人威廉·亚当（1564—1620）被热心于海外贸易的德川家康雇用为江户幕府的外交顾问，作为朱印船贸易的参谋。荷兰人通过冒险横跨太平洋的举动，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交集。
日本于1604年就在德川家康的带领下开展了朱印船贸易。
从1604年到1635年的32年间，就有大约350艘船只被从日本派遣到越南、泰国、柬埔寨、吕宋岛和中国台湾等地。这些朱印船所使用的海图，实际上就是波特兰海图。朱印船雇用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作为领航员，使得欧洲的波特兰海图传入了日本。后来，欧洲的波特兰海图被日本人用厚厚的和纸复制，地名也换成了日语假名，变成了日本式的海图。当时朱印船所使用的波特兰海图，有十几份留存至今。其中之一是收藏于东京国家博物馆的“东洋诸国航海图”（1598年制），这是一份葡萄牙制作的波特兰海图，上面描绘了印度洋、孟加拉湾、南海以及东海的航线，将东南亚的部分描绘得比实际更大。但是日本列岛北部被描绘得比较模糊。到了17世纪，日本船员也开始自己制作沿岸航海用的海图。
东印度公司与“40°的轰鸣”
在荷兰开辟出通往亚洲的航线之后，荷兰各个城市的商人们都纷纷向亚洲派遣船队，结果香料的供给大幅增加，由于供大于求而导致的价格崩盘变成了新的问题。于是，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并且垄断亚洲贸易的利益，荷兰的大商人们在1602年共同出资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东印度公司（VOC: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但东印度公司在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广阔海域所拥有的贸易、殖民以及军事独占权，是由荷兰联邦议会提供保障的。
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地图制作人普朗西乌斯（1552—1622）因为拥有许多葡萄牙海图而对印度航线十分熟悉，制作了许多利用指南针进行等纬度航行法时使用的海图，对公司的成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制作了一百余张海图和地图，为荷兰进军亚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飞跃性的发展，正是以大量优秀的海图为基础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大量的武装船只与强大的海军力量为背景，从葡萄牙（当时的葡萄牙国王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任）手中夺取了交易网络，将爪哇、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马六甲以及锡兰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619年，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修建了根据地，并且在摩鹿加群岛、苏拉威西岛、巽他群岛、马六甲、暹罗、锡兰岛、印度东岸和西岸开设了分公司，通过垄断丁香、肉豆蔻、肉桂等贸易，取得了巨额的利润。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制度是在各地商馆设置一个长官，长官负责在当地采购货物，等一年一度顺季风而来的商船到港时，将采购的货物装在船上。由于荷兰人天性严谨，因此留存下大量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报告书、本国发来的命令以及各商馆的日记等。从1614年到1794年约180年间，东印度公司就留下了大约3000册的公文。由此可见，其海图的积累量也相当庞大。
与王室负责贸易管理的葡萄牙不同，由商人负责贸易管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更加合理的经营方式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在公司成立之初规定股东的分红为3.5%，但1606年股东的实际分红高达75%。如此高的利润获得了股东们的一致好评，仅仅6年时间，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额就增加了4.6倍。
从1602年到1696年，东印度公司对股东的分红额度一直维持在20%以上，甚至有时超过50%。鼎盛的1669年，东印度公司拥有40艘战舰、150艘商船以及1万人的军队。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避免与葡萄牙发生摩擦，在1610年开辟了通过南半球“咆哮的40°”的偏西风海域抵达爪哇岛的航线，被称为“40°的轰鸣”。荷兰利用了其他国家的船员们不敢涉足的偏西风海域，借助强力的顺风开辟了通往亚洲的高速航线。正是之前在环境险恶的北海捕捞鲱鱼的经验，给了荷兰人无畏的勇气和技术。
从阿姆斯特丹出港的荷兰船只，经由苏格兰北部沿大西洋南下，在佛得角南端沿一条大大的弧线航线抵达好望角休养。然后沿南纬36°与42°的偏西风海域向东进发，经过约850荷兰里抵达圣保罗岛和新阿姆斯特丹岛。全部行程大约需要8到9个月。这条新的“海上航线”也是荷兰繁荣的保障。
墨卡托绘图法登场
在荷兰人涌入亚洲海域的时代，海图产业也是荷兰占据着领先地位。当时正好赶上印刷技术的进步，铜版海图逐渐被羊皮纸和牛皮纸的海图所取代。航海也从近距离航海转变为以横跨亚洲、非洲大陆之间的海洋为主的远洋航海。但在这个时候，用指南针在大洋上进行航海的海图标准尚未确定下来。因为地球是球体，传统的波特兰海图并不适用于长距离航海。因此，在佛兰德地区，产生了后文即将提到的墨卡托绘图法，将世界地图和海图结合起来。新类型地图的诞生，也是佛兰德地区乃至荷兰的海图统一欧洲海图标准的有力依据。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是被统称为“佛兰德派”的海图和地图制作者异常活跃的时期。
当人类的航线扩大到地球规模之后，通过将球体的地球平面化的投影法描绘地图的技术也应运而生。而顺应时代的要求，给佛兰德派的新海图制作技术打下坚实基础的人，就是鲁汶的天文学家格曼·福利修斯（1508—1555）。福利修斯在鲁汶大学攻读医学并且成为医学教授，但他在年轻时就开了一家制作地球仪和天文观测仪器的工房，对天文观测仪器的改良和地球仪制作方面拥有很深的造诣。在福利修斯研究的影响下，海图和地图的制作也成为佛兰德地区的流行趋势。其中作为福利修斯助手的基哈德斯·墨卡托（1512—1594），因为发明了“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绘图法”（墨卡托绘图法），而使佛兰德派的海图和地图制作盛极一时。
墨卡托的方法能够将连接两个相隔极远地点的航线（等角航线）在地图上用直线表示，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要利用指南针保持船舵在一定的角度，就可以使船只在地图上沿航线前进。墨卡托新发明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绘图法”，可以被看作通过“投影法”将球体的地球复制到平面上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和在实际航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波特兰海图相结合而诞生出来的新方法。但是，由于在沿岸航行时还是波特兰海图更加有效，再加上墨卡托并没有公开海图与地图的制作原理，因此墨卡托的海图和地图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得到普及。直到1647年，达德利（1574—1649）耗时一年制作的海图集《神秘海洋》在意大利发行之后，“墨卡托海图”才被世人所熟知。从此以后，诞生出“墨卡托绘图法”的说法，“墨卡托海图”也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
画家维米尔描绘的海图制作人
海图要想在实际航海中保证一定的准确度，和利用望远镜、四分仪等对航船所处位置进行测量的技术、水深检测技术的进步，还有制图技术的标准化是分不开的。海图必须包括在航海时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到了17世纪，海图制作人甚至会亲自参与到航海中来，进行专门的观测和海图制作，并且产生了按照一定的形式进行标准化制作的流程。
17世纪，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新型的海洋国家，而在海图方面，荷兰与其他国家相比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跟随船员们前往世界各地海洋的海图制作人，可以说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职业。荷兰的繁荣期，也可以被称为荷兰的“海图与地图的时代”。
出生于代尔夫特的荷兰著名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在他的著名作品《地理学家》中，描绘了一个身穿长袍、手持圆规、面向海图的海图制作人。在这幅画的背景中，地面上随意地铺开着一幅海图，人物背后的书架上是几本书以及一个露出印度洋海域的地球仪，墙上挂着欧洲的海图。光线透过窗户照在海图制作人的脸上，人物好像在眺望远方。作为一位主要描绘女性角色的画家，维米尔留下的以男性为主角的肖像画只有这个海图制作人的肖像画和关于天文学家的两张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