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主义的兴起

20世纪终于将未来主义和当下主义联结在了一起。虽然它一开始是未来主义多于当下主义，但它终结时却是当下主义多于未来主义。未来主义一度带来了热情和盲目，甚至是最坏的那种盲目，这一点人人都知道。此处的未来主义应理解为未来的视角占据支配地位。这就是时间秩序的强制性意义所在：一种从不停止加速或总表现为加速的秩序。这时历史以未来的名义展开，历史的书写也应该同样如此。未来主义运动将这个立场推向了极端。1909年，马里内蒂（Marinetti）仿照《共产党宣言》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它意在成为一份与旧秩序决裂的轰动性文献。《宣言》称，“世界的光辉因一种新的美感而愈加璀璨，这就是速度的美感”，因此应该把意大利从“教授、考古学家、向导和好古癖等溃疡”当中解救出来。出现这种激烈的抗议的地方，正是欧洲创造其遗产观念的中心地带：这一点很有象征意义。[20]一台“轰鸣的”汽车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21]更为美丽，这个说法就是这一激进抗议的最有力的表达。“我们正处在几个世纪的海岬悬崖边，”马里内蒂补充道，“向后看还有什么用……”一年后，《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带着同样激进的口吻：“同志们！我们向你们宣布，科学的光辉进步已经给人类带来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至我们与过去驯服的奴隶之间已经出现鸿沟，今天的自由人对灿烂夺目的未来满怀信心……但意大利要重生，他的精神上的复兴将与其政治复兴（Risorgimento）遥相呼应。”[22]这些艺术上的先锋派体验着这种冲动，努力追寻着未来的光辉灿烂。

不过，《未来主义宣言》也表明，从未来主义向当下主义过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或者说，未来主义也是（已然是）一种当下主义。当马里内蒂宣称：“时间和空间昨天已经死亡。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l’Absolu）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立了永恒的、无所不在的速度”，当下被“未来化”，或者说，已经只有当下了。因为速度，当下已成为永恒，马里内蒂驾驶着自己的赛车，自认为是上帝的替代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随后的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祸，动摇乃至否定了未来主义，不过，一系列的因素（通常体现在标语中）最终促成了对进步的再度礼赞，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不仅继续有效，还成了唯一的时间地平线。即便未来主义失去了诗性的一面，而必须与核威胁相协调并努力回应这些威胁。就这样，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是重建和现代化的律令，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计划化，而在世界舞台上，在冷战和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的背景下，经济竞争的强烈需求无可阻挡。因此有了各种说法：社会主义者的“绚丽的未来”，德国人的“奇迹”，法国人的“光荣的三十年”（来自让·弗拉斯蒂埃 [Jean Fourastié] 的一部著作的标题）。[23]然而，渐渐地，未来开始向当下退让，当下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大，直到不久前占据了整个空间。这时人们进入了一个当下视角优先的时代，这就是当下主义的立场。

这个当下看起来十分自信且专横，但它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20世纪最后三十年），也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新事物。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群体，所有社会，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的，都只能以其当下为皈依。然后可能有各种策略，导致对当下的重视或贬低，其程度总是依据具体形势而变化。人们可以藏身当下，或者竭力地尽快走出当下。正如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指出的，当下（Praesens）从词源上说是“在我面前的某物”的意思，因此，根据拉丁语介词prae，它有“即刻、紧迫”和“无延期”之意。[24]当下是即刻到来的：就像赛跑运动员冲刺时前倾的身体。

古代哲学，如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的智者在使用当下时，都发展出一种当下理论，根据该理论，我所能把握的只有当下。贺拉斯写道：“你要相信，每个新的一天对你都将是最后一天。这样你就会满怀感激地接纳每个意想不到的时刻。”[25]马可·奥勒留（Marc-Aurèle）说：“如果你将过去你的所有言行，将未来困扰你的一切，将所有不在你自由掌控范围内的一切都同自己分离，即同你自己的思想分离……如果你（同自己的）未来和过去分离，如果你只专注于正在经历的生活，就是说，只专注于当下，你就能平静、安宁、心怀善意地度过余生，直到死去。”[26]歌德也曾受这种当下主义的启发：他笔下的浮士德在碰到海伦后，于头晕目眩之中说了这番话：“精神既不向前看也不向后看。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福所在。”[27]

不过，随着启示宗教的出现，当下既被贬低（因为世上发生的事情都毫无真正的重要性），也被延展（某种意义上只有当下）和增值为弥赛亚，因为它期待着末世的降临（eschaton）：弥赛亚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因此，罗森茨威格区分了两种今天：“一种仅仅是作为通往明天的跳板的今天”，“另一种是通往永恒的跳板的今天”。[28]对于基督徒而言，虽然除了天父谁也不知道末日何时到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督在人间的经历所打开的时间就是当下，而直到基督再临之时的历史，已是、正是，也将是拯救的历史。因此，帕斯卡尔（Pascal）在回想当下的末世论维度以回溯福音的源头时，曾这样呼告：“当下绝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和当下都只是我们的手段；只有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永远不是生活着，但我们期待着生活；我们总是想幸福，但我们注定永远得不到幸福。”[29]这就出现了当下主义的两大历史形态：宗教的形态和古代哲学的形态，当然二者之间有过渡，如在蒙田和帕斯卡尔那里。

某些显然受活力论思潮启发的现代当下主义表述，倾向于贬低过去。当下以生活与艺术的名义贬低过去。在1905年到1925年之间的先锋派艺术家这里，埃里克·米肖（Éric Michaud）让人注意到他们在宣言标题中给予当下的位置，这些宣言，我称之为当下主义的请愿（revendications présentistes）。前面刚刚提过的马里内蒂当下主义的未来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时主义（Simultanéisme）、眼前主义（Praesentismus）、现在主义（Nunisme，来自希腊语中“现在” [nun]一词）、现时主义（Presentismus）、即刻主义（Instantanéisme）。[30]文学是不甘寂寞的，首先因为它在这些宣言中已经参与其间了。只要想想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所占的位置就够了。我们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点，回想一下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Les Considérations intempestives，1874）所起的启发作用。纪德的《背德者》（L’Immoraliste，1902）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主人公米歇尔在差点丧命之后发现，他的学术研究从此失去了吸引力：“我发现，这里面有某种东西至少改变了我的兴味，如果不是完全磨灭了它的话；这就是对当下的意识。”[31]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也有类似的情形；进一步说，在20世纪20年代，正如前文提到的，保罗·瓦莱里已经在反思历史，或者毋宁说是在反抗着历史思考了。[32]

因此，如果职业历史学想要回应或避免“历史的破产”（1914年的大战让其变得昭然若揭），那它一开始就应该证明，过去不是死亡的同义词，过去不会窒息生活。历史应该提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模式，以便过去不妄图教导当下，但又不因此被视为根本上的虚无。尽管“历史导师”的古老模式早已在一个世纪之前就不灵了。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早期《年鉴》，关心当下必不可少，这种立场也因为当时的思想氛围而获得了意义。[33]稍后，他们把历史学家的工作置于双重运动的影响下：从过去走向当下，从当下走向过去。历史学的正当性正在于此，历史的解释学资源也来自这里。

萨特1938年发表的《恶心》（Nausée）同样可以看成一篇当下主义的文献。叙述者罗康坦（Roquentin）撰写了一部历史书。实际上，他写的是罗勒旁（Rollebon）侯爵（与塔列朗很像）的传记。但有一天，他一下子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一种明显可感的东西突然向他袭来：只有“当下，除了当下一无所有”。当下就是“存在，一切不是当下的就不存在。过去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无论在事物本身还是在我思想里，都不存在”。结论是：“罗勒旁侯爵刚刚死了第二次。”他是“我的合作者：他需要我才能存在，我需要他才不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我存在。”同样，“事物完全就是它呈现出来的样子”，同样，“事物背后……一无所有”，过去什么都不是。[34]

但是未来，更确切地说未来的视角，已经没有了。1945年，萨特还在《现代》（Temps modernes）杂志首期的署名社论中坚持认为：“我们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写作，我们不想以未来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世界，那将最确定无疑地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的眼光是血肉之人的眼光，是真正的必死之人的眼光。我们并不期望靠上诉来赢得我们的批判工作，我们只想做一种身后的名誉恢复工作：批判工作的得失就在这里，在我们此生的生活。”[35]存在主义认为拯救仅仅在于毫无保留地投入行动。《词语》（Mots）的作者后来回顾说：“作为战士，我曾想要以著作来实现自我救赎。”[36]“从前永生所扮演的角色”从此转移给了革命，革命“拯救那些干革命的人”，马尔罗（Malraux）这样说。[37]存在主义是一种当下主义。

虽然对进步的批判并不自动意味着当下地位的上升，但它在迈向未来这一必然有正面意义的进程中注入了怀疑思想。当然，这一主题并不新颖，但这里可以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立刻引起轰动的《忧郁的热带》中，再次激活了这一主题并使其发生了位移。在非殖民化的背景中，他提出了善良的野蛮人的新版本。夏多布里昂在新世界的森林中的夜晚并不是很遥远！他对卢梭的热情辩护、对现代社会狭隘的进步观念的批判，最后以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冥思煞尾：这个世界“开始时没有人，终结时没有人，因为它所做的一切，仅仅是把一个强有力的有机物质推向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惰性状态，这种状态有一天将确定下来”。因此人类学（anthropologie）最终毋宁被说成是“熵学（entropologie），这个名词指的是研究衰变进程中的最鲜明表现的科学”[38]。的确，由于采用这一热社会最终走向冷却的视角，我们就有了一种非常辽远的眼光：仿佛是来自各种星球的眼光。

在一个剧烈的时间危机的时刻，即旧的时间秩序崩塌而新的秩序仍在寻求自我表达的时刻，夏多布里昂曾简单地论述过野蛮人的乌托邦：一个时间之外的所在。我们已经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20世纪50年代曾拷问以确定无疑的进步秩序为基础的现代历史性体制。他认为，历史只有偶尔是累积性的，而且，只有对那些与我们的经历相仿的事物，我们才理解为累积性的。社会构成和普遍历史仍然在等待着它们的爱因斯坦。[39]在20世纪60年代，野蛮人风靡一时。人们热衷于对“野性的思维”作各种狂野的运用，还开始进行“神话思维”；人们高度评价野蛮人，批判文明人和国家，也有从野蛮人那里的回归或逃脱，[40]然后“回归”乡土。

“忘记未来”的标语很可能是“60年代人”对极端局限于当下之进程的一大贡献。革命的、进步主义的、未来主义的、怀古的、回溯性的（如革命中的街垒和抵抗运动）乌托邦——真是够多的——它们从此都在一个很少超出当下这一圆圈的视阈中运转：“铺路砖下就是沙滩”，“一切，一切都要即刻实现”！1968年5月的巴黎，墙上的标语这样宣告。稍后墙上又写上了“没有未来”，就是说还有一个革命的当下。在20世纪70年代，幻灭或幻觉的终结、革命理念的风化纷至沓来，由于1974年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无法遏制地攀升，福利国家（Etat-providence）陷入困境，这种国家本来是围绕团结构建起来的，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明天会比今天更好；面对这些危机，回应措施多少有点绝望或犬儒主义味道，它们总是着眼于当下，仅仅是当下。舍此别无其他。但这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伊壁鸠鲁主义的或斯多噶主义，亦非弥赛亚主义的当下。

越来越膨胀和肥大的当下日益侵入人们的视阈之中，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社会不断加速的扩展和越来越大的需求扮演了驱动者的角色，消费社会中日益加速的技术革新和利润追逐越来越频繁地将人与物打上过时的烙印。生产效率、可塑性、流动性成为新管理人员的核心术语。[41]如果说时间很早就是一种商品，当下的消费更是看重瞬时性。媒体的惊人发展伴随着这场运动，从其本来意义而言，这场运动就是媒体存在的理由，后者当然按同一种方式行事。在越来越快速的直播竞赛中，媒体总是越来越迅速地生产、消费和再生着词语和意象，压缩着时间：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30年的历史。[42]旅游也是一个强大的当下主义的工具：眨眼之间，彩印照片已让世界尽收于手掌之中。

这个时代同时也是欧洲各社会进入大规模失业的时代。对于失业者，时间就是日复一日，他们没有可行的规划，这是一种没有未来的时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他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们”。对于这些人，“时间好像消失了”，因为“当下，以及其暗含的未来和过去的兴趣、期待、要求、希望和投入，其大部分都以带薪的工作为依托——如果不是以其为根本的话”。[43]失业对当下的封闭和当下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次，当下主义是沉重和令人绝望的。

未来主义沉入视阈之下，当下主义取而代之。[44]当下已经成为视阈。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日复一日地繁殖着过去和未来，它每一天都需要这种过去和未来，增加其即刻的价值。并不缺少关于这种态度的迹象。比如，死亡越来越消失不见了。诗人T. S.艾略特（T. S.Eliot）已经见证了当下的扩张主义。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e），它应该有个新的名字。这不是空间的地方主义，而是时间的；对它而言……世界只是活人的产业，死人完全没份。”[45]死者不再有自己的位子，甚至连什么位子也没有了。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提请我们注意这一现象：“城市里发生的一切都好像不再有人死亡。”[46]拒绝衰老（如加州慢跑 [jogger] 的模式已蔚然成风）是另一个迹象，与之伴随的是对“青春”价值的重视，而西方社会本身已开始衰老了。最近，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和所谓“实时”时间的广泛流行，各种取消时间的技术让人应接不暇。每个人都能轻松地制订日常行为安排，这些安排本身便体现了时间的强迫症：总是要更多更好地掌控时间，或者干脆要取消时间。甚至发展到了实时时间之战的程度。一个自重的人应该没那个时间，甚至根本就没时间（ni le ni même du temps），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47]这样的人过度劳累了，他长期缺乏时间。[48]这些行为反映出一种相当普遍的当下经验，并构成当下的一个组成要素，进而描绘出一种当下的时间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