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 曾纪茂译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致中文版读者的几句话
我写这本书，是想要激发我的学生、中国的大学生、世界各地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学毕业生，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那些顶尖大学录取的人，还有那些找到好工作并赚了很多钱的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我们很容易忘记一路上帮助我们的机遇和好运。如此思维方式对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中的人来说司空见惯，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压力从一个人年幼之时就出现了，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变得尤其大。例如，中国的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准备参加高考，他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努力补习功课和熬夜学习。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这种思考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伤害：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这本书想要探讨，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很遗憾，新冠疫情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访问中国。期待着有一天——希望这一天很快到来——我能够回到中国，继续与中国读者探讨公正、美德及成功的意义。
迈克尔·桑德尔
A Message to Chinese Readers
I wrote this book to challenge my students,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and successful college graduates everywhere,to rethink the meaning of success.Those who win admission to top universities,or who get good jobs and make a lot of money,are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our achievements are due mainly to our effort and hard work.We easily forget the luck and good fortune that helped us on our way.This way of thinking is familiar in competitive market societies,in which the pressure to achieve begins at a young age and becomes especially intense during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years.Consider,for example,the tremendous pressures placed upon young people as they prepare,over years of cram courses and late-night studying,to take the gaoka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ose who succeed in competitive societies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ir success is their own doing,and that they therefore deserve the rewards it brings;they also tend to believe that those less accomplished than themselves deserve their fate as well.
This way of thinking about merit and achievement,about who deserves high pay and social esteem,has a corrosive effect on social cohesion.It creates a deep divide between winners and losers,and widens the distance between elites and their fellow citizens.It also harms the winners:believing that our fate is in our hands creates enormous pressure to achieve—to please our parents,or teachers,and ourselves.Many gifted young people—in the U.S.,China,and around the world—are harmed by these intense competitive pressures.Consider the grow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young people,including anxiety,depression,and rising rates of suicide.This book asks how we can find a less anxious,more generous,more humble way of understanding success,one that points us toward a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mmon good.
I regret that the pandemic has prevented me from visiting China for some time.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I hope soon,when I will be able to return to China to continue my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readers about justice,merit,and the meaning of success.
献给姬库
爱你
推荐序 优绩主义的陷阱
[1]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刘擎
2019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5万到120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对其予以谴责。 [2]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
可是，近来有学者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中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他们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也加入了对优绩制的讨论。他在2018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3] 他在2019年秋开设了一门“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本科生研讨课，并曾邀请马科维茨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20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
桑德尔早年因其对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学界，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被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义视野的最新延伸。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在这本书的开篇，桑德尔也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但他随即表示：“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争论的唯一场合。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
大学招生录取是优绩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作为哲学家，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如果我们的命运如此深刻地依赖于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我们理所当然获得的吗？桑德尔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因此依赖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在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桑德尔指出，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就曾明确主张，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录取学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对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4]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现在上升到了20%。
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 [5] 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通过建立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来录取。这种抽签录取制，不仅能让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此外，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上。
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如今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
最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桑德尔提出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含义。他同意罗尔斯的一个观点，即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对罗尔斯要在分配正义中清除优绩的看法。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比如，为赌徒提供赌场的经营者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会比教师或者医生的更高，但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吗？如何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优绩呢？当然，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尔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拒绝尝试对优绩做出新的阐释。他呼吁社会开启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马科维茨与桑德尔对优绩制的批判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引人深思，催人警醒。当然，他们的批评论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或许错置了指控的对象，因为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的平等性。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约翰·斯达顿在网刊Quillette 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6]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跑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跑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上任意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被我们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500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也只会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桑德尔并不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及其分配正义的解决方案。他的批判指向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目标定位——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是提高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但这并不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而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才得以确立的。对GDP的痴迷并不是“道德上中立”的，因此将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作为最高的社会与政治议程是有待质疑和反思的。为此，桑德尔提出“贡献正义”的概念，这关乎人们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的机会，而这种承认与尊重总是伴随着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视之事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由此看来，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的传统不止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1] 此篇序言是在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篇》内容的基础上，由刘擎教授本人补充修改而成的。——编者注
[2] Jennifer Medina,Katie Benner,and Kate Taylor,“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Actresses,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The New York Times,Mar.13,2019.
[3] Michel Sndel,“Populism,Trump,nd the future of democrcy,”in openDemocrcy(My 9,2018),https://www.opendemocrcy.net/en/populism-trump-nd-future-of-democrcy/.
[4] Thoms Frnk,“Is Meritocrcy to Blme for Our Ywning Clss Divide?”The New York Times,Sept.10,2019.
[5] Liaquat Ahamed,“The Rich Can’t Get Richer Forever,Can They?”The New Yorker,August 26,2019.
[6] John Stddon,“The Meritocrcy Trp:A Review.”
序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美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公共卫生专家在那之前一年已就全球病毒蔓延的风险发出警告，甚至当2020年1月中国已经在与疫情抗争之时，美国仍缺乏实施大规模检测以控制疫情的能力。随着疫情的蔓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提供医生和护士治疗大量感染者所需的医用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各州政府和医院发现他们自己在相互竞标，以购买检测工具包和救生呼吸机。
准备不足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时任总统特朗普无视公共卫生顾问的警告，在关键的几周里对这场危机不予重视，并在当年2月底坚称：“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干得很棒……它会消失的。” [1] 其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初发放的检测试剂盒有缺陷，却迟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最后，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大举实施外包，导致美国在医用口罩和医疗设备的生产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国外制造商。 [2]
但除了后勤没有准备好，美国在道德上也没有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准备。危机爆发前的那几年，经济、文化和政治已经严重分裂。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怨恨不断加深，这直接引发了民粹主义者在2016年的愤怒反抗，并最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虽然特朗普在上任不久后就遭到弹劾，但最终他并没有被免职，并一直任职至本书出版之时，最后特朗普不得不面对“9·11”事件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然而，随着病毒的扩散，党派之间的分歧持续存在：很少有共和党人（只有7%）相信新闻媒体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也很少有民主党人（只有4%）相信特朗普提供的信息。 [3]
在党派敌视和相互猜忌中，新冠疫情到来了。抵抗疫情要求社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人被恳求——在许多情况下被限令——保持社交距离，放弃工作，待在家里。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人面临减薪和失业的威胁。新冠病毒对老年人的威胁最大，但也可能感染年轻人，即使是那些安然无恙的人，也时刻担心着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
从道义上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脆弱和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我们都在一起。”政府官员和广告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口号。但口号所唤起的团结是基于恐惧的团结，是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这种恐惧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遵守自我隔离的约束，以此展现我们团结一致地共同面对人类的脆弱性。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团结和分离相伴而行合情合理。英勇的医护人员和现场急救人员需要亲自在场帮助患者；零售店的收银员和送货员冒着健康危险，为那些在家中避难的人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除了他们，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告知，保护他人的最好方法是与其保持距离。
但是，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存在矛盾，这样的道德悖论凸显了“我们都在一起”这句承诺的空洞。共同体意识要扎根于相互承担义务和共同承受牺牲的持续实践中，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团结无法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恰恰相反，这一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同样，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导致美国无法在国内生产医用口罩和药物，也剥夺了众多劳动人民的高薪工作和社会尊严。
与此同时，那些从全球市场、供应链和资本流动中获得丰厚经济回报的人，不管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费者，对本国公民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低。他们的经济前景和身份认同不再依赖于当地社区或本国社群。随着全球化的赢家脱身远离输家，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社交距离。
全球化的赢家解释说，重要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在开放的世界里，成功取决于教育，取决于让自己具备在全球经济领域竞争和取胜的能力。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对成功来说必不可少的教育，但这也意味着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应得的。而且，如果机会真正平等，这就意味着那些落后的人也理应承受这样的命运。
这种看待成功的方式让人很难相信“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而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充满愤怒和怨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独裁式的民粹主义者吸引——民粹主义者严厉谴责精英并承诺以复仇的方式重新确立国家边界。
现在，正是这样一些政客，对专业科学知识和全球合作满怀提防之心，却被迫承担与这种流行病做斗争的任务。这并不容易。把社会动员起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需要医学和科学专业知识，还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革新。
推动特朗普上台的那种由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团结。要想革新美国的道德和公民生活，就必须理解，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社会纽带和人们对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本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并思考美国应该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通往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
2020年4月
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
[1] 2020年2月23日特朗普总统在海军陆战队一号出发前的讲话，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arine-one-departure-8；2020年2月27日特朗普总统在与非裔美籍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讲话，whitehouse.gov/briefings 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eeting-african-american-leaders。
[2] Farhad Manjoo,“How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Ran Out of a 75-Cent Face Mask,”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5,2020,nytimes.com/2020/03/25/opinion/coronavirus-face-mask.html.
[3] Margot Sanger-Katz,“On Coronavirus,Americans Still Trust the Experts,”The New York Times,June 27,2020,nytimes.com/2020/06/27/upshot/coronavirus americans-trust-experts.html.
引言 走进大学校园
2019年3月，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在等待大学申请的录取结果时，联邦检察官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联邦检察官指控33名富有的父母参与了精心策划的作弊方案，以让他们的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大学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 [1]
这场骗局的核心人物是无良的大学入学咨询顾问威廉·辛格，他开办了一家专门为焦虑且富有的父母提供服务的公司。辛格的公司专门利用竞争激烈的大学招生制度赢利，因为近几十年来，就读精英大学已成为通往成功和声望的主要途径。对于渴望拥有顶尖大学所需的亮眼的学业证书的学生，辛格设计了不道德的变通办法——付钱给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等标准化考试的监考人员，以修改考生答题卡的方式提高成绩，或者贿赂高校教练，让教练把申请人指定为学校招募的运动员，即使这些学生并不从事这项运动。辛格甚至伪造运动员证书，用修图工具把申请人的脸修到真实运动员的照片上。
辛格的非法招生服务并不便宜。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为他的女儿支付了75000美元，让她去一家考试中心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辛格付钱给这场考试的监考员，确保该生获得她需要的分数。有个家庭向辛格支付了120万美元，以使耶鲁大学以足球专业新生的名义录取他们的女儿，尽管她并不踢足球。辛格用其中40万美元贿赂了愿意配合的耶鲁大学足球教练，而后者也遭到起诉。一位电视女演员和她身为时装设计师的丈夫支付给辛格50万美元，让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虚假招募的皮划艇队队员进入南加州大学。另一位涉案的名人是因出演电视剧《绝望主妇》而出名的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不知何故，她得到了大幅优惠，辛格只向她收取了1.5万美元，就搞定了她女儿的SAT。 [2]
在8年的大学招生舞弊中，辛格总共获利2500万美元。
招生丑闻引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在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美国人几乎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招生丑闻引发的愤怒跨越了政治派系，同时得到了各方大量报道，遭到广泛谴责——从福克斯新闻到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从《华尔街日报》到《纽约时报》，所有人都认为用行贿和作弊的手段获得名牌大学的录取资格应该受到谴责。但公众表达的愤怒不仅限于对享有特权的父母采取非法手段帮助孩子进入名牌大学这一件事，还有更深的指向。这桩标志性的丑闻，以人们难以言明的方式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即谁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会成功。
愤怒的表达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特朗普的代理人在推特和福克斯新闻上嘲讽陷入这个骗局的好莱坞自由主义者。“看看这些人是谁。”总统的儿媳劳拉·特朗普在福克斯电视台说，“好莱坞的精英、自由派的精英总是在谈论人人平等，以及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而到头来最大的伪善竟是：他们填写支票，弄虚作假，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这些名额其实应该给那些真正有能力得到它们的孩子。” [3]
就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认可这一骗局剥夺了有资格的孩子应得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一丑闻是关于更普遍的不公正的公开例证：财富和特权在大学录取中有着重要作用，即使这不涉及非法行为。在宣布起诉时，联邦检察官宣布了他所认可的原则：“不能有专为富人而设的大学招生制度。” [4] 但社论和发布评论的人很快指出，在大学招生录取中，金钱通常都在起作用，最明显的是，许多美国大学对校友和大额捐赠人的子女给予特别考虑。
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把招生丑闻归咎于自由派精英，自由主义者则援引公开报道反击：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尽管成绩平平，但仍被哈佛大学录取，因为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向哈佛大学捐赠了250万美元。据报道，特朗普本人在他的孩子小唐纳德和伊万卡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期间，向该校捐赠了150万美元。 [5]
大学招生录取的道德准则
辛格是这个招生骗局的主谋，他承认一份大礼有时会让勉强合格的申请人走通“后门”。他还钻营出了被他称为“侧门”的技巧，“侧门”方案性价比更高。他告诉客户，标准的“后门”手段与他的舞弊方案相比要多花10倍的钱，录取的把握还没有那么大。给大学一份大礼并不能确保录取，他采用贿赂和伪造考试成绩的旁门左道却可以。“我的客户想要得到保证。”他解释说。 [6]
尽管“后门”和“侧门”的录取通知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但这两种入校模式在道德上迥然有别。一方面，后门是合法的，而侧门不合法。联邦检察官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在谈论捐赠一栋建筑，这样学校更有可能接收你的子女；我们谈论的是欺骗和舞弊、伪造考试成绩、伪造体育证书、伪造照片、贿赂大学行政人员。” [7]
在起诉辛格、他的客户和受贿的教练时，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宣称大学不能出售新生的名额，他们只是在打击舞弊案件。撇开合法与否不谈，“后门”和“侧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同：当家长依靠大笔捐款买下孩子的入学资格时，这笔钱就会进入大学，大学可以用它改善为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在辛格的案件中，资金流向了第三方，因此对大学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至少辛格贿赂的教练之一——斯坦福大学的帆船教练，显然在用贿赂支持帆船项目。其他人则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而，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后门”和“侧门”很难区分。这两种方式都给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优势，他们得以录取，取代了更优秀的申请人。这两种方式都允许金钱凌驾于成绩之上。
基于成绩的录取决定了“前门”的门槛。正如辛格所说：“‘前门’意味着你要自己进去。”这种录取模式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公正模式，申请人是否被录取应取决于自己的成绩，而不是父母的钱。
当然，在实践中，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金钱不仅悬停在“后门”门口，也盘旋在“前门”之上。衡量成绩的标准很难与经济优势分开。像SA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本身就是为了衡量成绩，有利于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展示自己的智力潜能。但实际上，SAT分数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学生的家庭越富裕，他可能得到的分数就越高。 [8]
富有的父母不仅让自己的孩子参加SAT预备课程，还聘请私人招生顾问为他们的大学申请书润色，让他们参加舞蹈课和音乐课，并让他们练习击剑、壁球、高尔夫、网球、赛艇、长曲棍球和帆船等精英体育项目，以便他们更容易获得加入大学运动队的资格。这些都是富有、勤勉的父母用来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入学资格的昂贵手段。
然后还有学费。除了少数几所富裕到可以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而录取学生的大学，与那些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相比，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更有可能被录取。 [9]
考虑到这一切，常春藤联盟高校超过2/3的学生来自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来自全美国前1%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居于全美国后60%的家庭的学生还多。 [10] 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机会不平等，一部分是由于余荫录取 [11] 和大额捐赠人的赞助（“后门”），另一部分是由于富裕家庭在推动孩子通过“前门”方面有优势。
批评人士指出，这类不平等表明高等教育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秉承优绩至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招生丑闻是更广泛的、普遍不公平的令人震惊的实例，大学招生录取制度阻碍了高等教育践行自己所宣称的优绩至上原则。
那些认为作弊丑闻极大地背离了招生准则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背离在大学招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人，尽管存在分歧，但都认可同一个前提：大学招生录取应该依据学生的能力和天赋，而不是基于与学生能力和天赋无关的因素。换句话说，他们一致认同录取应该以成绩为基础。他们也同意——至少是默认，那些凭成绩被录取的人是堂堂正正地赢得录取资格的，因此理应得到录取所带来的好处。
如果这种熟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优绩至上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我们没有遵守原则。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政治争论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不是关于优绩至上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实现优绩至上。例如，保守派认为，把种族或民族作为录取因素的平权法案 [12] 政策是对择优录取的背叛；自由派则为平权法案辩护，认为这是纠正持续存在的不公平的方式，并认为只有在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实现真正的优绩至上。
但这场辩论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优绩至上的问题存在于更深层次。
再想想招生丑闻，大多数人的愤怒集中在作弊和不公平上，然而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促成作弊行为的心态。在这桩丑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就读精英大学是备受追捧的奖励。对于这一假设，现在人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几乎没有人再去留心。这桩丑闻如此引人注目，不仅因为丑闻牵涉名人和私募股权巨头，还因为他们想要买通的渠道存在广泛的需求，是人们狂热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权有势的父母会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而大肆造假？或者，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父母会花费数万美元聘请私人招生顾问，让孩子参加考试辅导课程，以增加孩子的机会，把孩子的高中时光变成充满压力的AP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简历建设和奋斗？为什么精英大学的录取在我们的社会中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联邦调查局会投入大量执法资源追查这场骗局，以至于从起诉到对罪犯的判决，有关这起案件的新闻会占据数月的新闻头条和吸引公众关注？
这种对名牌大学录取的痴迷源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痴迷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谁进入哪里利害攸关。当最富有的10%的人与其他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进入名牌大学的利益就增加了。50年前，申请上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令人焦虑。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上了四年制大学，而那些上了四年制大学的人往往选择的是离家近的学校。大学排名也不像今天这么重要。 [13]
但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选择上哪所大学也是如此。如今，学生们通常会选择自己可能录取得上的招生最严格的大学。 [14] 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阶层。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15]
这种专横的直升机式育儿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反应是对不平等加剧的焦虑，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富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后代免受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的影响。名牌大学的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阶层上升的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工具，也是那些希望留在舒适阶层的人防止向下流动的最可靠的堡垒。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惊慌失措、地位优越的父母参与大学招生骗局。
但经济焦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不仅仅是要对冲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辛格的客户还买了别的东西——不那么容易看见但更有价值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在名校里获得一席之地，也是在为孩子购买名校精英的光环。
为成功竞价
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顶层的人愿意相信自己的成功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在优绩至上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成功者必须相信他们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得来的。
矛盾的是，这正是作弊的父母想要给孩子的礼物。如果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他们只需要给孩子设立信托基金就可以了，但他们想要的是别的东西——名牌大学录取所带来的精英声望。
当辛格解释说“前门”意味着“你自己凭能力进去”时，他明白这一点。他的作弊方案是退而求其次。当然，依靠SAT作弊或体育特长证书造假得以录取并不是“你自己有能耐”。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父母对他们的孩子隐瞒自己的阴谋诡计。只有在非法进入方式没有给人发现的情况下，从“侧门”进入与从“前门”进入才享有同样的荣誉。没有人会骄傲地宣布：“我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因为我的父母贿赂了帆船教练。”
这与靠成绩录取之间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以合法的身份被录取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并认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大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因为虽然被知名大学录取反映了他们的全身心投入和勤奋努力，但并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呢？那些并非完全由他们造就的天赋和才能呢？在培养和奖励他们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中生活的好运呢？
那些靠努力和天赋在竞争激烈的优绩至上社会中获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所亏欠，这种亏欠给竞争遮蔽了。随着优绩至上原则的强化，奋斗如此吸引我们，以至于这种亏欠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公正的优绩至上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富人拥有特权，也会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功的。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也是对公民情感的腐蚀。因为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而没有感恩和谦卑，我们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人们争论的唯一事项。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
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些都是会引发强烈情感反应的问题，我们想要避免这些问题，直到我们不得不直面它们。
要想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两极分化政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优绩”。在最近几十年里，优绩的含义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优绩的新含义侵蚀了工作的尊严，让许多人觉得精英瞧不起自己。全球化的赢家是否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份成功是他们应得的？或者，这是精英阶层存在的自高自大的问题吗？
在对精英的愤怒把民主推向悬崖边缘的时候，关于优绩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我们需要问一问，修复脆弱的政治的办法是更坚定地按照优绩至上的原则生活，还是应该在把人按才能分类及拼命奋斗谋生之外寻求公共利益？
[1] Jennifer Medina,Katie Benner,and Kate Taylor,“Actresses,Business Leaders and Other Wealthy Parents Charged in U.S.College Entry Fraud,”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us/college-admissions-cheating-scandal.html.
[2] Ibid.See also“Here’s How the F.B.I.Says Parents Cheated to Get Their Kids into Elite College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us/admissions-scandal.html;Affidavit in Support of Criminal Complaint,March 11,2019,U.S.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gov/file/1142876/download.
[3] Lara Trump on Fox News at Night,March 12,2019,facebook.com/FoxNews/videos/lara-trump-weighs-in-on-college-admissions-scandal/2334404040124820.
[4] 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edition.cnn.com/TRANSCRIPTS/1903/12/ath.02.html.
[5] Frank Bruni,“Bribes to Get into Yale and Stanford?What Else Is New?,”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2019,nytimes.com/2019/03/12/opinion/college-bribery-admissions.html;Eugene Scott,“Why Trump Jr.Mocked the Parents Caught Up in the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3,2019,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3/13/why-trump-jr-mocked-parents-caught-up-college-admissions scandal.有关贾里德·库什纳案及金钱在招生中的作用的原始报道，请参见Daniel Golden,The Price of Admission(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6),pp.44–46。关于特朗普向沃顿商学院捐赠的报道，请参见Luis Ferre Sadurni,“Donald Trump May Have Donated over$1.4 Million to Penn,”Daily Pennsylvanian,November 3,2016,thedp.com/article/2016/11/trumps-history-of-donating-to-penn。
[6] 引自辛格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誓言的书面陈述，March 11,2019,U.S.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gov/file/1142876/download,p.13。
[7] Andrew Lelling,U.S.Attorney,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March 12,2019,CNN transcript of statement,edition.cnn.com/TRANSCRIPTS/1903/12/ath.02.html.
[8] Andre Perry,“Students Need a Boost in Wealth More Than a Boost in SAT Scores,”The Hechinger Report,May 17,2019,hechingerreport.org/students-need-a-boost-in wealth-more-than-a-boost-in-sat-scores.
[9] Ron Lieber,“One More College Edg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6,2019;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How College Makes or Breaks Us(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9),pp.153–67.
[10] “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7,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1/18/upshot/some-colleges-have-more-students-from-the-top-1-percent-than-the-bottom-60.html.数据来自Raj Chetty,John Friedman,Emmanuel Saez,Nicholas Turner,and Danny Yagan,“Mobility Report Cards: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NBER Working Paper No.23618,revised version,December 2017,opportunityinsights.org/paper/mobilityreportcards。
[11] 优先录取直系家族成员是校友的申请人，这项政策就叫余荫录取。——译者注
[12] 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本来是为了禁止政府在招聘和政策的执行中针对特定种族与某些信仰等的歧视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在教育、就业、住房事务上给予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种族优待的政策。——译者注
[13] Caroline M.Hoxby,“The Changing Selectivity of American Colleg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no.4(Fall 2009),pp.95–118.
[14] Ibid.,pp.95–100;Paul Tough,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p.39.
[15]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Love,Money & Parenting: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p.8–11,51–84.
这是第一篇1 赢家与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