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优绩与公共利益

亨利·亚伦是最出色的棒球运动员之一，他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大。根据其传记作者霍华德·布赖恩特的描述，“亨利小时候看着他父亲被迫把自己在杂货店排队的位置让给每一个进店的白人”。当杰基·罗宾逊打破棒球的肤色界限时，13岁的亨利受到鼓舞，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在大联盟打球。没有棒球和球棒，他就用现有的棍子练习，用一根棍子打他哥哥扔给他的瓶盖。他后来打破了贝比·鲁斯职业生涯的全垒打纪录。 [1]

在一次评论中，布赖恩特心酸地写道：“可以说，击球代表了亨利在生命中第一次展现卓越的才华。” [2]

如果不对优绩至上衷心拥护，不把成为精英视为对不公正的终极解决方案，就很难读懂这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以卓越的才能克服包括偏见、种族主义和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不公正。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向结论迈出了一小步，即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优绩至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只要发挥才能和努力奋斗就能得到提升。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亨利·亚伦的故事的寓意不在于我们应该衷心拥护优绩至上，而在于我们应该鄙视一种只有打出本垒打才能逃脱的种族不公正制度。机会均等是对不公正在道德上的必要纠正，但这是补救原则，而不是美好社会的恰当理想。

超越机会平等

要保持这种区别并不容易。受到少数人奋力崛起的鼓舞，我们不禁要问，其他人如何才能摆脱让他们不堪重负的境况。我们没有去改变人们想要逃离的生活窘况，而是构建了一种政治，想将提高流动性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

打破障碍是件好事。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贫穷或偏见而退缩，但美好的社会不能仅仅以保证逃离不公为前提。

只关注或主要关注社会流动，并不能培养民主所需的社会纽带和公民归属。即使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比我们更强的社会，也需要找到办法，让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在原地蓬勃发展，并把自己视为共同事业的一员。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让那些无法成为精英的人日子不好过，让他们怀疑自己的归属。

人们常常认为，机会平等的唯一替代办法是苍白的、压制性的结果平等。但还有另一种选择：生活境况广泛平等，让那些没有获得巨额财富或显赫地位的人能够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在赢得社会尊重的工作中发展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分享广泛传播的学习文化，并与他们的同胞商讨公共事务。

关于生活境况平等的两个最好的解释出现在“大萧条”期间。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R.H.托尼在1931年出版的《平等》（Equality ）一书中指出，机会平等充其量只是局部的理想。“‘向上流动’的机会，”他写道，“并不能取代广阔范围内的实际平等，也不会让收入和社会条件的巨大差距变得无关紧要。” [3]

社会福利……有赖于凝聚力和团结。这不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且提供了高水平的通识文化和强烈的公共利益感。个人幸福不仅要求人们能够自由地上升到舒适和卓越的新地位，还要求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和有文化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向上流动。 [4]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一位名叫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作家为美国写了一首赞歌——《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 ）。很少有人记得这本书，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书的最后几页创造了一个短语——“美国梦”。从我们的时代回顾，我们很容易把他对美国梦的描述与我们对阶层跃升的夸夸其谈等同起来。亚当斯写道，美国给人类的独特礼物是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成就，每个人都有机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富足、更充实”。 [5]

这不是仅追求汽车和高工资的梦想，而是追求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能够达到他们凭借与生俱来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得到他人的认可，无论他们的出身或地位如何。 [6]

但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亚当斯描述的梦想不仅仅是向上流动，还是实现广泛的、民主的平等。作为具体的例子，他提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是民主可以为自己实现什么的象征”，是吸引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前来参与公共学习的场所。

人们来到普通阅览室，就可以看到仅一间阅览室就有一万卷书，甚至不需要开口问别人就可以取书阅读。人们看到，座位上坐满了安静的读者，老年人和年轻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行政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将军和列兵、著名学者和学生，都在他们自己的民主政体提供的图书馆里阅读。 [7]

亚当斯认为这一幕是“美国梦——人民自己积累的资源，（以及）有足够智慧使用这些资源的公众所提供的手段——完美展现的实例”。亚当斯写道，如果这个例子可以在美国国家生活的所有部门中实施，“美国梦就会成为持久的现实”。 [8]

民主与谦逊

我们今天没有多少境况的平等。把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空间极为稀少。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让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非常显著，导致我们拥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富人与收入中等的人在一天之中也很少会碰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我们的孩子上不同的学校。精英分类机器完成了分类工作时，那些处于顶端的人会发现自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他们应该获得成功，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也应该处于底层的位置。这助长了恶毒的政治氛围，加剧了党派之争，现在许多人认为跨党派婚姻比跨信仰婚姻带来的麻烦还大。毫不奇怪，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思考重大公共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了相互倾听的能力。

优绩至上始于一种给我们赋能的理念，即我们可以依靠工作和信仰，让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有利。这一理念的世俗版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个人自由承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做到。

但这种自由的愿景让我们远离了共同承担民主事业的义务。回想一下我们在第7章讨论过的两类公共利益的概念：消费主义的公共利益概念和公民的公共利益概念。如果公共利益仅仅在于最大化消费者福利，那么最终实现境况的平等并不重要。如果民主仅仅是各种手段的经济学，是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偏好加在一起的问题，那么民主的命运就与公民的道德纽带无关。无论我们共享充满活力的共同生活，还是与我们自己的同类一起居住在私有化的飞地，消费主义的民主概念可以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

但是，如果只有与我们的公民同胞商讨符合我们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和目标，才能实现公共利益，那么民主就不能对共同生活的性质漠不关心。民主并不要求完全平等，但民主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的公民在公共空间和公共场所相互接触。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分歧的方式，也是我们关心公共利益的方式。 [9]

优绩至上的信念是，人们应该得到市场赋予他们才能的任何财富，这导致团结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成功的人要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有所亏欠？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到，尽管我们努力奋斗，但我们不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发现自己身处珍视我们才华的社会，是我们的幸运，而不是我们应得的。对我们命运的偶然性的强烈感觉可以激发某种谦卑：“若非上帝的恩典，或出生的偶然，抑或是命运的神秘，我也会遭受如此厄运。”这种谦卑是我们从残酷的成功伦理中回归的开始，而正是这种成功伦理让我们分道扬镳。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些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1] Howard Bryant,The Last Hero:A Life of Henry Aaron(New York:Pantheon Books,2010),p p.23–27.

[2] Ibid.,p.25.

[3] R.H.Tawney,Equality(1931,reprint ed.,London:Unwin Books,1964).

[4] Ibid.

[5] James Truslow Adams,The Epic of America(Garden City,NY:Blue Ribbon Books,1931),p.404.

[6] Ibid.

[7] Ibid.,pp.414–15.

[8] Ibid.,p.415.

[9] 本段来自Michael J.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