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一九年我在去远东的路上，碰巧在芝加哥停留了两三周，停留的原因与该书没有任何关系。不久之前我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所以在当时也算是个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人来采访。第二天早上，电话响起，我接了电话。

“我是艾略特·坦普尔顿。”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没有，我回来看望我姐姐，我们今天想请你共进午餐。”

“太棒了，我愿意去。”

他把时间和地址告诉了我。

我和艾略特有十五年的交情。他当时年近六旬、身材高挑、气宇轩昂、浓密的卷发稍稍有点花白，这使他看起来愈加与众不同。他总是衣着讲究。普通服饰用品买自夏费[1]商店，可衣服鞋帽要在伦敦买。他在巴黎塞纳河左岸时髦的圣·吉尧姆街上有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都称他为交易商，但是这简直是对他的污蔑，对此他义愤填膺。他有品位，又有学识，坦言他最初定居巴黎的几年，许多财力雄厚的画作收藏家受益于他的建议。后来，在交游中，他了解到一些穷困潦倒的英国的或者法国的贵族愿意出售精品画，碰巧他知道当时美国博物馆的董事正在寻求这些大师的优秀作品，自然很乐意地为双方撮合一下，帮助他们与美国博物馆的董事取得联系。在法国有很多没落家族，英国也有一些，迫于困境，有时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带有布勒[2]签名的镶嵌工艺品或者是齐本德尔[3]亲自设计的写字台卖掉。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声张，不愿惊动别人，碰到他这样一位温文尔雅、举止完美的人能够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自然是梦寐以求的。有人可能自然而然地认为艾略特会在交易中获利。但是他们都是很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意提及这件事。一些不友善的人断言他公寓的所有东西都待价而沽，说当他用美酒佳肴款待完美国阔佬们之后，他总有一两张有价值的画找不到了，要不然就是镶嵌细工的柜橱最后却只剩下烤漆表面。当人们问他为什么某件东西不见了，他就会巧言辩解说，他觉得这个还算不上上品，已经拿去更换了一个更好质量的。他又接着说，总是看同一样东西很无聊。

“Nons autres amerricians， [4]”他先张口说了一句法语，“我们美国人就喜欢变换花样，这一点既是我们的弱点，又是我们的优势。”

巴黎的一些美国名媛宣称对他非常了解，说他的家庭原来很穷，他之所以过得如此优渥是源于他的睿智。我不知道他能否算得上有钱，但是他的房东是位公爵，肯定在他的这所公寓上收取了很大一笔房租，公寓是由珍贵的材料装饰而成，墙上镶饰有法国绘画大师的作品，如华托、弗拉戈纳尔、克洛德·洛兰等等，镶木地板上有萨拉内里和奥步松生产的精美毯子。客厅里摆着路易十五时代套房的织锦画，极其精细雅致，正如他所说很可能是路易十五之妾蓬巴杜夫人的收藏。不管怎样，不用拼命赚钱，他就能过上他心目中上流人士过的那种生活。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样，如果你足够聪明，不希望与他断了联系，最好不要去提及。他既然没有了物质方面的后顾之忧，就专心致志地致力于他一生中主要的志趣——社会交际。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年轻人，带着介绍信去见名流。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家道中落的大家族建立了商务关系，这就巩固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因为他出身于古老的弗吉尼亚家族，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祖先。当他拿着介绍信去见那些有头有脸的美国名媛时，他的家世使他很受重视。他非常聪明、漂亮，舞跳得好，射击也不错，而且还很擅长打网球。无论什么宴会，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非常难得的人物。他出手阔绰，鲜花和价格不菲的盒装巧克力任意买来送人。虽然他很少请客，但请起客来，倒也别有情趣。那些阔太太们被他带着去一趟索霍区的波西米亚风味餐厅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吧，都觉得很开心。他随时准备着为别人效劳，如果你请求他帮忙，不论多么厌烦，没有他不愿意的。他费尽心思来博取那些年长女人的认可，不久，他就成为她们圈内的人，成为豪华贵族人家的宠儿。他和蔼可亲到了极致，假如有人爽约，他从不介意临时被拉出来凑数，而且让他坐在一位令人生厌的老太婆旁边，也完全可以放心，他懂得怎样献殷勤，怎样逗她开心。

过了两年的光景，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来讲，凡是能在伦敦和巴黎两地能够结交的朋友，他都结识了。他常住在巴黎，只是每年在派对季节要结束时去伦敦，初秋时分拜访有钱人的别墅。当最初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名媛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交际圈是如此之广时，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她们很高兴他们青睐的年轻小伙子竟然如此成功不凡；另一方面，她们又有点儿恼怒，那些能与他打得火热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却仅仅止于形式。尽管他对她们依旧友好并且乐意效劳，她们心里却很不舒服，感觉自己是他在社交界获得威望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确实是。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是没有任何廉耻之心的势利鬼。为得到他想参加的宴会邀请函或者结识大名鼎鼎但是脾气暴躁的老年贵妇，他愿意容忍任何公开侮辱，他不在意任何冷落怠慢，他能够吞下任何无礼举止。他不知疲倦，不屈不挠。他盯着他的猎物，坚持不懈，搞不到手绝不罢休，如同生物学家为找到某一种珍贵的兰花，宁愿遭受洪水、地震、热病，甚至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的威胁。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为他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当战争爆发时，他加入了救护车队，起初在佛兰德斯服役，后来又去了阿尔贡。一年之后，他归来，纽孔上佩戴着红绶带，在巴黎的红十字会谋得一席之地。那时，他已经很富裕，大力协助显赫名流购入上等艺术品。他凭借着敏锐的眼光和与生俱来的组织能力，凡是广为宣传的慈善聚会，都可以看到他贡献其所长。他加入了巴黎最高级的两个私人会所。对法兰西那些最显赫的名媛贵妇而言，他就是亲爱的艾略特[5]。他终于飞黄腾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