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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我在前往远东的途中碰巧来到了芝加哥，而且因为跟本书要讲的故事无关的原因，在那儿待了两三个星期。当时我刚刚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一时间成为了新闻人物，所以一到芝加哥，就有闻风而至的记者跑来采访我。第二天一早我的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听筒。

“我是艾略特·坦普尔顿。”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没有，我回来探望家姊。我跟家姊很希望你今天能赏光来舍间跟我们一起吃个午饭。”

“我很乐意。”

他把时间和地址报给了我。

我认识艾略特·坦普尔顿已有十五年之久。他这时已经年近六旬，仍旧一表人才：个头高挑、举止风雅，浓密的深色鬈发只稍稍有些花白，倒为他的仪表平添了一种堂堂的派头。他穿着历来考究，总是衣冠楚楚。他的杂件衣物[1]都购自夏尔凡[2]，不过他的正装套装、他的鞋子和他的帽子则统统在伦敦购置。他在巴黎塞纳河左岸时髦的圣纪尧姆路上拥有一套公寓。不喜欢他的人都说他是个掮客，不过对这一指控他总是满怀义愤地加以斥责。他既有品位又有学识，也大大方方地承认在过往的岁月中，当他刚刚在巴黎站稳脚跟之后，曾向那些想购买名画的富有的收藏家不吝提供过建议；而且当他通过自己在社交界的交游听说有哪位家道中落的贵族，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的，有意卖掉一幅一流画作时，他也会很乐于牵线搭桥，介绍这位贵胄跟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们认识，因为他碰巧听说这些馆长们正一心访求某位大师的代表作品。法国有很多——英国也有一些——曾经的世家望族，由于生计窘迫不得不割舍掉某件布尔[3]亲自签名的螺钿镶嵌家具或齐彭代尔[4]亲自制作的一张书桌，前提自然是要悄悄地出售，绝不能声张，他们当然很高兴能认识他这样一位既博闻强识又风度翩翩，更重要的是能把事情办得谨慎周详的中间人。人们自然会认定艾略特在这些买卖交易中捞到了不少好处，不过大家也都是教养良好的谦谦君子，所以对此都不愿提及。刻薄之辈一口咬定他公寓里的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是待价而沽的，说他每次宴请某位美国阔佬一顿美酒佳肴的丰盛午餐之后，他的一两件贵重的画作紧接着就会不翼而飞，要么就是某件镶嵌细工的古董家具换成了漆器的。当被好事者问及他的某件珍品怎么不见了时，他总会堂而皇之地解释说他并不认为那件作品够得上他的收藏标准，他已经拿它换了幅品质更为精美的作品，他还会补充道：总是看着那些同样的东西委实令人腻烦。

“Nous autres Américains[5]，我们美国人，”他道，“就喜欢变换花样儿。这既是我们的缺点，也是我们的长处。”

住在巴黎的几位美国夫人号称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说他的家道穷得很，之所以能过得如此阔绰完全是仰仗他的过人的聪明。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不过他那有公爵头衔的房东在他这套公寓上肯定收了他一大笔房租。公寓的陈设实在是极尽奢华：墙壁上挂的是华托、弗拉戈纳尔、克洛德·洛兰这类法国绘画大师的作品；镶木地板上铺的是萨伏纳里[6]和欧比松[7]的地毯；起居室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上覆精雅绝伦的petit point[8]，极有可能当真如其自称，曾是蓬巴杜夫人[9]的闺中用品。总之，他无须努力赚钱，就有足够维持他认为一位绅士理所应有的那种生活方式所需的收入。至于他过去靠的是什么方式才挣到如今这份家业，除非你有意跟他绝交，否则还是明智地三缄其口为上。他既已完全不用再为物质操心，就一心一意投身于他这辈子最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当中，即社交关系。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手持一叠介绍信前去拜会各位名流要人的年轻人，随后靠着跟法英两国那些家道中落的阀阅世家的生意关系，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完全站稳了脚跟。他的家世出身使他带着介绍信去投奔那些有头衔的美国贵妇[10]时很承她们看得起，因为他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一个旧家，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曾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祖先。他人长得漂亮，又聪明能干，舞跳得又绝佳，还是个枪法精准的猎手和技艺超群的网球选手。任何社交晚会上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宠儿。他从不吝惜鲜花和一盒盒昂贵的巧克力，虽说很少宴客，当真请起客来却管保新鲜有趣、不落俗套。他特意带阔太太们前往索霍[11]那些波希米亚的餐厅或拉丁区[12]的bistros[13]，这些贵夫人会觉得格外开心。他随时随地准备为人效劳，但有所请，不管事情有多么受累和烦人，他无不欣然从命。他不畏烦难，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曲意逢迎，在她们身上下足了功夫，所以没过多久，在许多豪门府邸中他就成为ami de la maison[14]，家养的宠物。他待人的亲切友善简直登峰造极，就算你因为有客人爽约而在最后一刻才请他赴宴，他也毫不介怀，而且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座位安排在一位顶乏味讨厌的老太婆旁边，相信他保管会表现得魅力十足，把老厌物敷衍得有说有笑，因为他当真是深谙此道的行家里手。

不出两三年的工夫，不论在伦敦还是巴黎，一个年轻美国人能够攀上的交情、认识的名流，他已经全部尽在把握；巴黎他是常住，伦敦则是赶每年社交季的末尾去小住，并且在初秋时分到各豪门世家的乡间大宅里去兜一圈。那几位最先引荐他进入社交界的夫人，发现他的交游圈子竟扩展到如此之广，禁不住大吃一惊。她们的感情也有些苦甜参半。一方面很高兴看到受自己抬举的年轻门生竟是如此前途无量；另一方面却不禁稍稍有些气恼，因为跟他关系如此密切的那些豪门贵胄跟自己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虽说他对她们照旧谦恭有礼而且乐于效劳，她们总有些不自在，觉得他把她们当作了他在社交界飞黄腾达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他当然是个势利鬼。还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是个毫不以自己的势利为耻的势利鬼。为了得到他想进入的某一社交晚宴的邀请，为了能跟某一巨室贵胄脾气乖戾的未亡人建立起关系，他可以忍受任何公开的侮辱，他可以罔顾任何的断然拒绝，他可以吞下任何的粗鲁无礼。他真是不知疲倦，不屈不挠。他一旦锁定了自己的猎物，就会像一个百折不回的植物学家去寻找一种罕有的珍稀兰花一般，不惧洪水、地震、瘴疠以及土人的敌意，甘冒任何危险，一定要把猎物弄到手。一九一四年的大战给了他最后的机会。战事一爆发，他就加入了一个救护队，先在佛兰德斯[15]后又到阿戈讷[16]地区服务；一年后回来时，纽孔里已经别上了一条鲜红的勋带，而且在巴黎的红十字会谋得了一个位置。那时候他手头已经很宽裕了，对于由那些要人们庇护的慈善机构他全都慷慨解囊。不管是何种慈善事务，只要是广为宣传、人尽皆知的，他时刻都准备以自己精雅的趣味与善于组织的天赋竭诚襄助。巴黎的两家入会限制最为严格的俱乐部，他都成功地跻身其中，做了会员。对于法兰西那些最显赫的贵妇来说，他永远是ce cher Elliott[17]。他终于如愿以偿，爬到了社会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