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伊莎贝尔早在终止跟莱雷的婚约之后那一年的6月就嫁给了格雷·马图林。尽管埃略特极不愿意在巴黎社交季节的高潮时离开，因为他肯定会错过很多盛大的聚会，但他的家族感情太强烈，不允许他疏忽自己心目中的社会责任。伊莎贝尔的两个哥哥工作的地方太远，无法离开，所以只好由他做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到芝加哥把外甥女嫁出去。他记得法国贵族连上断头台时都身着华服，于是特地去了一趟伦敦，为自己买了一件新的晨礼服、一件浅灰而略带粉红色的双排扣马甲和一顶大礼帽。他回到巴黎后，邀我去他家，把新衣帽穿戴起来给我看。他有些烦恼，因为平时戴在领带上的灰色珍珠，现在配到他为适合婚礼而购买的浅灰色领带上一点儿也不显眼。我建议他改用翡翠钻石的扣针。

“如果我是宾客，可以用扣针，”他说，“但处在这个特殊位置上，我觉得应该以珍珠为标志。”

他对这桩婚事非常高兴，因为这婚事完全符合他那一套门当户对的观念。他谈起这桩婚事的时候，就用上了一位守寡的公爵夫人就拉罗斯福哥家族的后人娶蒙莫朗西家的女儿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所说的恭维话。他不惜重金，打算把纳梯尔笔下法兰西王族一位公主的肖像画拿去做结婚礼物，作为他感到满意的明显标志。

亨利·马图林在阿斯特街为这对年轻人买了一幢房子，使他们靠近布莱德雷夫人的住所，又离自己在滨湖路的大豪宅不是太远。说也凑巧，买房时，格雷戈利·布拉巴森正好在芝加哥，房子的装修就委托给他了，而我怀疑这个巧合是在他与埃略特巧妙合谋下发生的。当埃略特回到欧洲，放弃了巴黎的社交季节而直接来到伦敦的时候，他带来了装修后的室内照片。格雷戈利·布拉巴森大展拳脚。他把客厅完全弄成乔治二世时代的风格，非常气派。对于格雷的巢穴即书房的布置，他受到了慕尼黑阿马连堡宫一个房间的启发，除去其中没有地方放书以外，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除了那两张成对的单人床，拜访蓬巴杜夫人的路易十五会在格雷戈利为这对年轻美国人准备的卧室里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伊莎贝尔的浴室会使他大开眼界；它全是玻璃的，四壁、天花板和浴池全是玻璃，墙壁上有银色的鱼儿成群结队地在光彩夺目的水生植物之间漫游。

“当然那只是一所小房子，”埃略特说，“不过亨利告诉我，装修花了他十万美元。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笔财富呢。”

婚礼办得很豪华，达到了圣公会教堂所能提供的最高标准。

“不像巴黎圣母院的婚礼，”埃略特得意扬扬地说，“但对于新教徒的婚礼而言，它并不缺乏品位。”

媒体的报道做得非常漂亮，埃略特漫不经意地把剪报扔给我。他给我看了伊莎贝尔和格雷的结婚照片，新娘穿着婚纱，健壮而漂亮；格雷魁伟而有好身材，穿着正装有点儿不自然。有一组照片是这对年轻夫妇和伴娘的合影，另有一组是两个新人和布莱德雷夫人及埃略特的合影，布莱德雷夫人身着豪服，埃略特手持新礼帽，显出他独特的魅力。我问布莱德雷夫人身体可好。

“她的体重减少了很多，我觉得她脸色不好看，不过她还是相当好的。当然这整件事情使她绷得很紧，但现在全结束了，她能休养了。”

一年后伊莎贝尔生了一个女儿，按照当时的时尚给她取名为乔安；两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又按照当时的时尚给她取名为普莉西拉。

亨利·马图林的一个合伙人去世了，另两个受不住压力很快退休了，于是他开始独自拥有了他一贯行使专横控制权的商号。他实现了怀抱已久的野心，让格雷做了他的合伙人。商号空前兴旺起来。

“他们赚钱易如反掌，老伙计。”埃略特告诉我，“嗨，格雷才二十五岁，一年就挣五万美元，而那还只是开始。美国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的。这不是暴发，这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自然发展。”

埃略特胸中充满了一种不寻常的爱国豪情。

“亨利·马图林不会永远活着，高血压，你懂的。格雷到四十岁的时候，就会有两千万美元的身家。了不起呀，老伙计，了不起！”

埃略特和妹妹保持着相当有规律的通信，随着岁月流逝，他不时地把妹妹告诉他的事情转告给我。格雷和伊莎贝尔很幸福，两个小孩很可爱。他们的生活方式，埃略特很高兴地承认，是非常恰当的；他们非常大方地热情款待客人，也受到非常大方的招待；他得意地告诉我，伊莎贝尔和格雷一连三个月不曾有一次是夫妻单独吃饭。他们快乐的旋风由于马图林夫人的去世而中断了。那位面色白皙、出身名门的夫人，亨利·马图林为了她的门第而娶了她，当时亨利·马图林想在父亲作为乡巴佬来到的这座城市里为自己打下一块地盘；为了纪念马图林太太，在一年的时间里这对年轻夫妇请客再也没有超过六个人。

“我老是说八是完美的数字，”埃略特说，他决定要看事物的光明面，“八个人足够相互亲密了，可以在一起交谈，而且人数够多，给人的印象像一次聚会。”

格雷对妻子非常慷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送给妻子一只方钻戒指，在妻子生第二个孩子时，送给她一件紫貂大衣。由于太忙，他很少离开芝加哥，但只要能够休假，他们就会到亨利·马图林在马文的豪宅里度过。亨利宠爱儿子，对他的要求从不拒绝。有一年圣诞节，把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种植场送给了他，让他在冬季可以打两个星期野鸭。

“我们的商业大王肯定可以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靠经商致富的那些伟大的艺术赞助人相提并论。例如麦第奇家族，法兰西的两个国王并不认为娶这个显赫家族的女儿有失身份，而我预见到有一天，欧洲那些头戴王冠的人会向我们的美元公主求婚。雪莱是怎么说的？‘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了，黄金岁月回来了。’”

亨利·马图林多年以来一直照料布莱德雷夫人和埃略特的投资，这两兄妹对他的聪明有一种理由很充分的信任。他也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他从不鼓励投机，而是把他们的钱投入可靠的证券，但是随着证券大幅的升值，他们发现自己那笔比较起来不算多的财产增加了很多，这使他们又惊又喜。埃略特告诉我，他连一个指头都没动，到1926年，他的财产已接近1918年的两倍。他已经六十五岁，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眼睛下面垂着眼袋，但他不服老；他还和以往那样身材细长，腰杆笔直；他的生活习惯总是节制有度，并一直注意仪表。只要他还能让伦敦最好的裁缝给他做衣服，让他自己的专用理发师为他做头发刮脸，让一名按摩师每天早晨来使他那优美的躯体保持理想状态，他就不肯屈服于岁月的摧残。他早已忘记他曾降低身份从事商业，他倾向于暗示别人，他年轻时曾在外交部门供职，但他不会说得很直接，因为他还没有傻到去撒一个可能被揭穿的谎。我必须承认，如果我需要画一幅大使的肖像，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埃略特做模特儿。

然而世事无常。那些还活在世上的曾经为埃略特开拓前程的显赫的夫人，年事已经很高。失去了老爷的英国贵族夫人，被迫把她们的宅邸交给女婿，隐退到切尔滕纳姆的别墅，或摄政公园内较小的住宅。斯塔福德宫变成了博物馆，寇森宫成了一个机构的办事处，德文郡宫在出售。埃略特在考斯停留时惯常乘坐的游艇已经转到了别人手里。现在占据舞台的风云人物已经用不上埃略特这样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觉得他讨厌可笑。他们仍然愿意来参加他在克拉里治饭店举办的讲究的午餐聚会，但埃略特相当机智，知道他们来是为了相互碰面，而不是来看他。以前他的写字台上总是堆满请柬，但现在他不能再对邀请挑三拣四。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有多少次要忍受独自躲在自己的套间里进餐的羞辱，但实际上往往他只能如此。英国的上流妇女，当丑闻使得社交之门向她们关闭时，会养成对艺术的爱好，让自己置身于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环绕之中。可是埃略特太骄傲，不肯如此辱没自己。

“遗产税和战争奸商毁掉了英国社会，”他对我说，“人们似乎不再介意和谁结交。伦敦仍然有它的裁缝，有它的鞋匠，有它的帽商，我相信他们在我去世前不会消失，但是除了他们，一切都完了。老伙计，你知道圣厄兹饭店雇用妇女招待进餐的客人吗？”

他是在我们参加一次午餐聚会之后步行离开卡尔顿·豪斯·特雷斯街时说这番话的。那次聚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们高贵的主人收集了一些名画，一个名叫保罗·巴顿的美国年轻人在场，表示想看看那些画。

“你们有一幅提香的画，对吧？”

“是的。它现在在美国。当时有个犹太老头愿意出一大笔钱买下它，我们手头紧得要命，我的总管就把它卖了。”

我注意到埃略特气得火冒三丈，恶狠狠地看了那位快活的侯爵一眼。我猜想，买走那幅画的就是埃略特本人。他听到他自己，一个出生在弗吉尼亚，祖上曾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被人如此描述，自然怒火中烧。他一辈子都没当众受过这么大的侮辱。更令他气愤的是，那个保罗·巴顿本来就是他刻骨憎恶的对象。保罗·巴顿是个战后不久在伦敦露面的年轻人，二十三岁，金发碧眼，非常帅气，讨人喜欢，舞姿优美，并且是个大款。他带了一封介绍信来见埃略特。埃略特天生是个好心肠，把他介绍给几个朋友认识。他不满足于此，还就如何待人接物对他做了一些宝贵的暗示。他挖掘自己过去的经验，向他表明，只要向老太太们献些小殷勤，当要人们讲话时，不管多么单调沉闷，都装作喜欢听，一个外地人就有可能在社会上进步。

但是保罗·巴顿进入的世界，和埃略特那代人靠顽强的毅力渗透进去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只顾自己享乐的世界。保罗·巴顿兴致勃勃，外表惹人喜欢，举止迷人，在几个星期里就取得了埃略特经过多年顽强的拼搏才取得的成绩。很快他就不再需要埃略特的帮助了，而且对这个事实很少加以掩饰。当他们见面时，他对埃略特很亲切，可是没有礼貌，深深地得罪了这个比他年长的人。埃略特请人参加聚会，并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有利于聚会的顺利进行。既然保罗·巴顿的人缘不错，埃略特继续不时地邀请他参加每周一次的午餐会；可是这位成功的年轻人的约会太多了，有两次他在最后关头放了埃略特的鸽子。埃略特本人在过去也经常这么干，他很明白这是因为保罗·巴顿接到了更诱人的邀请。

“我并不要求你相信，”埃略特气呼呼地对我说，“可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我看见他时，他把我看成受惠于他的人。我！提香！提香！”他语无伦次地说，“就是见到提香的画，他也会认不出！”

从未见过埃略特这么愤怒，我猜想他之所以发火，是因为他相信，保罗·巴顿打听那幅画是不怀好意的，保罗·巴顿不知怎么得知了埃略特买下了那幅画，于是利用那位贵族老爷的回答，编造一个滑稽故事来阴损埃略特。

“他完全是个卑鄙下流的势利小人，如果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叫我憎恶鄙视的话，那就是势利眼！要不是我，他什么都不是！你相不相信，他父亲是做办公室家具的。办公室家具！”他把令人难堪的鄙视放进最后那五个字，“当我告诉大家，他在美国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家世低微到了极点，他们却似乎不在意。记住我的话，老伙计，英国社交界已经和绝种的渡渡鸟一样死翘翘了。”

埃略特也不觉得法国好得了多少。在那里，他年轻时的那些贵妇人，如果还活着的话，都沉迷于桥牌（他讨厌的一种游戏）、敬上帝和抱孙子了。制造商、阿根廷人、智利人、和丈夫分居或者离了婚的美国女人，居住在贵族的庄严宅邸，竭尽豪华之能事来款待客人，可是在他们的聚会上，埃略特不得不尴尬地会见以庸俗腔调讲法语的政客，吃相难看至极的记者，甚至戏子。王孙公子毫不知耻地去娶商店老板的女儿。巴黎的确是快活的，但这是多么劣质的快活！年轻人献身于疯狂地追求快乐中，以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在一家家乌烟瘴气的小夜总会，喝一百法郎一瓶的香槟，和市区下等社会的乌合之众挤在一起跳舞，直到早晨5点钟方才罢休。烟气、热气和嘈杂声令埃略特头痛。这不再是三十年前他视为精神家园的那个巴黎。这不再是善良的美国人在死后要去的那个巴黎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