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过埃略特具有一种鉴别力。一个内部消息使他猜到里维埃拉很快就要再次成为上流社会的度假胜地。他对这段海岸很熟悉，因为以往当他应教皇法庭的召唤前去履职以后，他经常在从罗马返回的途中住进蒙特卡洛的巴黎饭店，在这里逗留几天，或者在戛纳他某个朋友的别墅里住上几天。但那是在冬季，而近来他听到谣传，说那地方将成为夏季度假胜地。那些大饭店仍旧在营业；它们的夏季旅客被刊载在巴黎《信使报》社会栏的名单上。埃略特读到那些熟悉的名字就会感到快慰。

“这世道我已经厌倦了，”他说，“如今我已到了享受自然之美的年纪。”

这句话可能显得很晦涩。其实不然。埃略特一直认为大自然是社交生活的障碍，他无法忍受那些眼前明明有摄政时代的抽斗柜或华托的绘画，却还要不厌其烦地跑去观赏湖光山色的人。他在这时已有很大一笔钱可花。亨利·马图林受到儿子的怂恿，又因为看到证券交易所的朋友一夜之间暴富而恼火，终于屈服于潮流，一点点儿地放弃了其一贯的保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搭乘那趟快车。他写信给埃略特，说他一如既往地反对赌博，但这不是赌博，这是在确认自己的信念，对国家资源取之不尽的信念。他的乐观主义是以常识为基础的，他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美国的前进。他在信尾说，他以保证金形式为亲爱的路易莎·布莱德雷买了大量可靠的证券，并且很高兴地通知埃略特，路易莎现在赚了两万美元。最后，他又说，如果埃略特想赚点小钱，又愿意允许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他深信自己不会使埃略特失望。埃略特喜欢使用陈词滥调，他说自己可以抵制任何东西，却抵制不了诱惑。结果是，从那时起，当《信使报》和早饭一起给他送来时，他一反多年的习惯，不再先看社会新闻，而是先看股票市场的行情。亨利·马图林代他做的交易非常成功，现在埃略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干就赚了整整五万美元。

他决定用赚来的钱在里维埃拉海岸买一幢房子。他选中了昂蒂布作为遁世之所，它在戛纳和蒙特卡洛之间占有一种战略地位，从这里可以很方便地抵达那两个地方；但谁也说不准，究竟是天意，还是他自己可靠的本能，使他选中了一个很快将成为时尚中心的地点。住在一所带花园的别墅里，带有郊区人的俗气，不符合他那挑剔的口味，所以他在老市区买了两所面海的房子，打通成一所，装了中央暖气、浴室以及美国推销强加于一个顽固派的卫生设施。那时正时兴酸洗，所以他用经过适当酸洗的古老的普罗旺斯家具和现代织品装饰屋子，审慎地屈服于现代化。他仍然不愿接受某些被误导的狂热分子正在大肆鼓吹的毕加索和布拉克这样的画家，他说：“可怕，老伙计，太可怕了！”对于印象画派的画作他总算觉得自己可以兼收并蓄一下，所以他的墙上挂了一些非常好看的画。我记得有一幅莫奈画的河上行舟，一幅毕沙罗画的塞纳河码头和桥，一幅高更画的塔希提风景，一幅雷诺阿的魅力之作，画的是一个少女的侧面像，一头金色的长发披在她的背上。埃略特的宅子布置停当以后，真是焕然一新，赏心悦目，超凡脱俗而又朴素无华，而这种朴素你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的。

接着埃略特一生中最辉煌灿烂的时期开始了。他把他那位优秀的大厨从巴黎带过来了，很快人们就公认他家的菜肴在里维埃拉首屈一指。他让管家和男仆身着白色制服，肩饰金带。他提供豪华的招待，但从不逾越大雅之限。地中海沿岸散布着来自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有些是因为这儿的气候而留连不舍，有些是在流亡，有些是因为不光彩的过去或不当的婚姻使得他们居住在国外更为方便。这些人里面有俄国的罗曼诺夫皇族，奥地利的哈普斯堡皇族，西班牙的波旁皇族，两个西西里皇族和帕尔马皇族；有温莎王室的王子和布拉干萨王室的亲王；有瑞典和希腊的世子；埃略特款待他们。还有来自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和比利时并非王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公爵与公爵夫人，侯爵与侯爵夫人，埃略特也款待他们。冬季，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在这里的海滨逗留，西班牙的阿方索也不时匆匆到访，埃略特也款待他们。我历来崇拜他向这些高贵人物鞠躬时的不卑不亢的优雅，他在设法维护一个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独立的姿态，因为那个国家声称，人人都是生而平等。

在游历过几年之后，我在费拉角买了一所房子，因而常常见到埃略特。承蒙他看得起，我的地位已大大提高，有时他举办最高档的宴会也请我参加。

“来吧，给我面子，老伙计。”他会说，“和你一样，我当然也知道那些王亲贵族总是把聚会弄得没意思。可是其他人想会会他们，我想我们有义务关注一下那些可怜虫的需求。不过天晓得，他们根本不配。他们是世上最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利用你，当不再用你的时候，就把你当作破衬衣扔到一边；他们接受你数不清的好处，但是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跨过马路做一丁点儿事情来报答你。”

埃略特下了一番功夫，跟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地区行政长官和教区主教，在其代理监督陪同下，常常光顾埃略特的宴会。主教大人在进入教会前当过骑兵军官，大战期间指挥过一个团。他红光满面，身体略胖，爱用兵营里那种粗放的语言讲话，他那位一本正经面色枯槁的代理监督总是如坐针毡，生怕他讲出有失身份的话。他带着不以为然的微笑听着自己的上司讲他得意的故事。可是主教大人以突出的能力管理着教区，他在饭桌上讲的俏皮话逗人发笑，他在讲坛上的雄辩同样感人。他称赞埃略特对教会的虔诚慷慨，他喜欢埃略特待人和气，提供美食；这两人成了至交。埃略特于是自诩自己在两界左右逢源，如果我能冒昧直言的话，他是在上帝与财神爷之间做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安排。

埃略特心系家族，急于向妹妹展示新居；他过去总觉得妹妹对他的赞许中有一定的保留，想让妹妹看看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和他对酌交谈的朋友。这对妹妹的保留是个明确的回答。她将不得不承认他成功了。他写信请妹妹带格雷和伊莎贝尔一起来，不是跟他一起住，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房间，而是作为客人住在附近的角地饭店。布莱德雷夫人回信说，她旅行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她的健康欠佳，认为自己最好待在家里；格雷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芝加哥；生意正兴隆啊，他在赚大钱，只能原地不动。埃略特对妹妹感情很深，妹妹的回信令他不安。他写信给伊莎贝尔。外甥女以电报回复，说母亲身体很不好，每星期得卧床一天，但并非危在旦夕，只要注意，还有希望活很久；格雷倒是需要休息，有他父亲在那里关照生意，没有理由不让他休假；所以她和格雷会来，不是在当年夏天，而是在第二年夏天。

1929年10月23日，纽约市场崩溃了。

那时我在伦敦，一开始我们在英国没有意识到形势多么严峻，也不了解其结果会是多么凄惨。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很懊恼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但失去的大部分是账面上的利润，当尘埃落定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现金损失不多。我知道埃略特一直在大赌特赌，担心他遭到沉重打击。可是直到我们两人都回到里维埃拉过圣诞节，我才见到他。当时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去世了，格雷破产了。

我不大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敢说我在这里转述从埃略特那里听来的事情，会显得有些混乱。就我能够理解的程度而言，落在这家商号头上的大灾难，部分是由于亨利·马图林刚愎自用，部分是由于格雷办事冒失。亨利·马图林起初不相信这场灾变会很严重，认为这是纽约的经纪人在耍把戏，欺骗外省的同行，他一咬牙，倾其所有，支持市场。他愤恨芝加哥的那些经纪人听任自己被纽约的那些恶棍吓跑。他一直以一件事情而自豪，即他的那些较小的客户，有固定收入的寡妇，退休的军官等等，从来没有因为听从他的忠告而丢失过一分钱。而现在，他不让客户亏损，从自己腰包里掏钱来填补他们的亏空。他说他准备破产，他可以再创一份家业，但若让那些信任他的小人物输光一切，他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以为自己很大方；他只是自负而已。他那份大家业冰消雪化，一天夜里他犯了心脏病。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直艰辛工作，过度玩乐，大吃大喝；在痛苦中挣扎几小时后，他死于心肌梗死。

留下了格雷一个人来应付局面。格雷一直在暗地里大做投机生意，没有其父的知识，就个人而言处境已非常艰难。他试图摆脱困境的努力失败了，各家银行不肯借钱给他；交易所里的长者告诉他只有乖乖认输。其余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他无力偿还债务，我听说他被宣布破产了。他已经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他父亲在滨湖路上的房子和在马文的房子卖掉了，价钱过得去。伊莎贝尔卖掉了珠宝。他们剩下的只有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场，它归在伊莎贝尔名下，而且找不到买主。格雷完蛋了。

“你怎么样呢，埃略特？”我问道。

“噢，我不抱怨，”埃略特轻松地回答，“上帝不会让大风吹到剪了毛的羊。”

我没有进一步问他，他的钱财之事与我无关，但不论损失多少，我估计他和我们大家一样遭了罪。

经济衰退一开始对里维埃拉打击不重。我听说有两三个人输得惨重，许多别墅冬季一直关着，几幢别墅被拿出来出售。饭店里顾客稀少，蒙特卡洛的赌场抱怨本季生意萧条。在两年时间里人们手头拮据。当时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从土伦到意大利边界的那段海岸上，有大大小小四万八千份产业要出售。赌场的股票一落千丈。大饭店降价吸引顾客，也是徒劳无功。唯一可见的外国人是那些穷得无法再穷的穷人，他们不花钱，因为他们没钱可花。店铺老板个个都很绝望。不过埃略特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裁减仆佣，也没有减少他们的工资；他继续给王公贵族提供讲究的食物和精挑细选的葡萄酒。他给自己买了一辆从美国进口的大型新轿车，为这车付了一大笔关税。主教组织的为失业家庭提供免费餐的慈善之举，他都慷慨捐款。事实上，他过的日子好像从未发生过危机，好像半个世界未曾被危机所动摇。

我无意中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埃略特这时除了一年中花两个星期去英国买衣服外，已不再去英国了，但在秋季的三个月里，还有5月和6月，他仍然会把自己的那套人马搬到他在巴黎的公寓，因为在此期间他的朋友都离开了里维埃拉；他喜欢那里的夏天，部分是因为有海水浴，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炎热的天气使他有机会纵情于他的礼仪感总是迫使他去回避的穿着乐趣。那时候，他露面时会穿着颜色醒目的裤子，红的、蓝的、绿的或黄的，搭配色调对比鲜明的汗衫，淡紫色的、紫罗兰色的、深褐色的或五颜六色的。他会接受自己的穿着召唤来的恭维，做出自嘲式的优雅姿态，就像女演员在别人称赞她把新角色演得极为出色的时候做出的反应一样。

我在春季返回费拉角的途中，碰巧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邀请埃略特共进午餐。我们在里茨酒吧会面，那里已不再挤满了从美国来尽情享乐的美国大学男生，倒是像一个失败剧本第一晚上演之后的剧场一样空寂。我们先喝鸡尾酒，这是大西洋彼岸的习惯，埃略特终于接受了。然后我们点了午餐。饭后他提议去逛古玩店，不过我告诉他我没钱买东西，但很高兴陪他去逛逛。我们走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是否介意到夏尔维商店去看看；他定做了一些东西，想看看是否做好了。看来他定做了几件内衣内裤，并且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绣在上面了。内衣还没送来，但内裤已经到了，店员问埃略特要不要看看。

他说：“我看看。”当店员去取内裤时，埃略特又对我说：“我是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式样定做的。”

内裤取来了，在我看来，它们除了是丝绸的以外，和我常在马西商店为自己买的内裤完全一样；但有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互相缠绕的E.T.[2]两个字母的上方绣了一顶伯爵冠。我没有吭声。

“好极了，好极了！”埃略特说，“好吧，内衣做好之后，一起给我送去。”

我们离开了服装店，埃略特一边走，一边笑着转向我说：“你注意到那顶伯爵冠了吗？实话对你说，当请你进夏尔维商店时，我都把它忘掉了。我还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教皇陛下仁慈地为我恢复了我祖上的爵位。”

“你的什么？”我说此话时，吃惊得忘掉了礼貌。

埃略特不满地扬起了眉毛，说道：“你还不知道吗？从母系论，我是洛里亚伯爵的后代。洛里亚伯爵是跟随菲力普二世到英国来的，有幸娶了玛丽女王的一位宫女。”

“人人都知道的血腥玛丽？”

“那个绰号，我认为，是异教徒对她的称呼。”埃略特生硬地回答，“我想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1929年的9月我是在罗马度过的。我认为不得不去罗马真是没意思，因为当时罗马显然什么都没有。幸运的是，我的责任感压倒了我寻求世俗快乐的欲望。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快要崩盘了，极力劝我卖掉我所有的美国证券。天主教会有两千年的智慧做背景，我一刻也没有犹豫。我发电报给亨利·马图林，叫他卖掉所有的证券，购进金子，我还给路易莎拍电报，叫她如法炮制。亨利回电，问我是不是疯了，说他会按兵不动，直到我确认给他的指令。我立即以断然的语气给他发报，叫他照办，并在办妥后回电通知我。可怜的路易莎不听我的劝告，因而吃了苦头。”

“所以当崩盘发生时，你是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

“美式英语中有个单词，老伙计，我看你是没机会使用了，但它非常准确的表述了我的处境。我一无所失；事实上我做的事情，你可能会称之为大赚了一笔。过了一段时间，我能够只以原价的一小部分买回我的证券，由于我把这一切归功于一种因素，我只能称之为上帝的直接介入，所以我认为，只有做些事情来报答上帝才是理所应当的。”

“噢，你是怎样着手报答上帝的呢？”

“是这样，你知道，意大利的领袖在庞廷沼地上开垦了大片土地，有人向我指出，教皇陛下非常关心那里的移民没有地方做礼拜。于是，长话短说，我建了一座罗马风格的小教堂，完全仿照我在普罗旺斯看到的一座教堂，细节上一点儿也没走样，简直像一块宝石，不过这是我自己说的。它是献给圣马丁的，因为我非常幸运地发现了一扇旧的彩色玻璃窗，上面画着圣马丁正在把他的斗篷裁成两半，把一半送给一名赤身的乞丐。由于这象征意义显得非常恰当，我买下了那扇窗，将它安放在祭坛上方。”

我没有打断埃略特问一下他，那位圣徒做了一件广为传播的好事，而他自己靠把握时机卖掉证券赚到一大笔钱，从中拿出一部分，如同支付中介佣金一样，付给一个权势更大的人，他在这两件事情之间究竟看到了什么关联？不过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乏味的人来说，象征意义往往是晦涩的。他继续说下去：

“当我荣幸地向教皇出示那些照片时，他非常亲切地告诉我，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志趣高尚的人，他还说，很高兴看到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会有人把对教会的虔诚和如此罕见的艺术天赋集于一身。多么值得纪念的经历，老伙计，多么值得纪念的经历！不过，没过多久，有人通知我，教皇已经仁慈地给我封了爵位，那时我比谁都感到惊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觉得不用这个头衔更为恰当，当然是在梵蒂冈的时候。所以我禁止我的约瑟夫称呼我为伯爵先生，相信你会尊重我的秘密。我不希望这件事广为流传，但不愿让教皇陛下认为我不看重他给我的荣誉，纯粹是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把伯爵冠绣在了贴身内衣上。不介意告诉你，把自己的爵位隐藏在一位美国绅士所穿的朴素的条纹衣服下，为此我感到有点儿小自豪。”

我们分手了。埃略特告诉我，他将在6月底到里维埃拉。他没有那么做。他刚刚安排好把用人从巴黎迁到里维埃拉，打算乘坐自己的轿车悠然而来，以便他到达时一切都已秩序井然，但这时接到了伊莎贝尔的电报，说她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埃略特不仅喜欢妹妹，而且跟我说过的一样，他有强烈的家族情感。他登上了驶离瑟堡的第一班轮船，从纽约前往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莱德雷夫人病得很厉害，瘦成那个样子，使他吃了一惊。他妹妹也许还能撑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不管怎样，他觉得留在妹妹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是他悲哀的责任。他说他发现那里的酷热比自己预料的好受一些，但是缺乏投缘的社交，之所以能够忍受，是因为在这种时候他没有心情去搞社交。他说自己的同胞应对经济萧条的方式令他感到失望；他原希望他们会以更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幸。我懂得，最容易办到的事情莫过于以坚毅的精神去忍受降临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我想，埃略特现在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要富有，或许没有资格苛求于人。他在信的末尾让我问候他的几位朋友，嘱咐我千万不要忘记向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解释他的房子为什么在夏天还必须关着。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告诉我，布莱德雷夫人去世了。他写得真挚感人。埃略特尽管有势利眼，有可笑的矫情，但他仍然是一个善良、有情义、正直的人，如果不是早就知道这一点，那么我绝不会料到，他会表现得这么得体、真实和单纯。信中他告诉我，布莱德雷夫人身后的事情显得有点儿乱。她的大儿子是外交官，在大使离开期间，由他在东京担任代办，当然无法离开职守。她的二儿子坦普尔顿，在我最初认识布莱德雷这家人时，他是待在菲律宾，没过多久就被召回华盛顿，在国务院担任要职。他在母亲病危时，带着妻子来到芝加哥，可是丧礼过后必须马上返回首都。在这种情况下，埃略特觉得自己必须留在美国，直到事情完全办妥。布莱德雷夫人已经把财产平分给三个孩子，但看起来她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幸好他们为马文的那座农场找到了一个买家。埃略特在他的信中称之为“亲爱的路易莎的庄园”。

“一个家族要离开祖屋永远是令人心碎的，”他写道，“不过近年来看到许多英国朋友被迫接受这样的命运，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外甥和伊莎贝尔必须以同样的勇气和无奈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地位高则责任重嘛。”

在处理布莱德雷夫人的芝加哥房产时，他们也很幸运。此处早就在推行一个计划，要拆掉包括布莱德雷夫人所住房产在内的那排房子，以一大片公寓楼取而代之。但是，布莱德雷夫人非常顽固，坚决要死在她生活过的房子里，这就一直阻碍了计划的进行。但是她刚一咽气，那项计划的发起人便来出价买房，而这边很快就同意了。但即便如此，也只留下很少的财产供伊莎贝尔维持生活。

在经济崩溃以后，格雷想找份工作，即便在那些平安度过危机的经纪人的事务所当个文书也行，但他找不到。他请求老朋友给他工作干，无论怎样低下，无论报酬多么少，他都会干，但还是没有求到。为了避开最后把他压垮的灾难而付出的疯狂努力，焦虑的重担，以及羞辱，致使他精神崩溃，他开始剧烈头痛，痛得他二十四个小时丧失行为能力，而当头痛过后，他浑身软得像一块湿抹布。在伊莎贝尔看来，他们最好带着孩子到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场去，直到格雷恢复健康为止。种植场年景好的时候，每年光水稻作物就能赚十万美元，但它长久以来只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和橡胶树林，只对那些要打野鸭的运动家有用，他们找不到买家来买它。自从危机爆发以来，他们就断断续续地住在那里，现在打算回到那里去，直到情况好转，格雷能够找到工作为止。

“我不能容许他们这么做，”埃略特写道，“哎呀，老伙计，他们活得像猪似的。伊莎贝尔没有女用人，孩子没有家庭教师，只有两个有色人种的妇女照看他们。所以我提出把自己在巴黎的那套房子给他们住，等到这个怪诞国家的情形发生改变之后再说。我会给他们配备一班用人，其实我的厨房女佣是个很好的厨子，所以会把她留给他们，我可以很容易地找个人来代替她。我会做出安排，账单由我来付，那么伊莎贝尔就能把她那点小小的收入用于为自己买衣，支付一家人的娱乐费用。当然这意味着我将要在里维埃拉度过更多的时间，因此希望见你的次数能比过去多得多，老伙计。伦敦和巴黎现在成了那个样子，我住在里维埃拉的确觉得更加自在。只剩下这么一个地方了，我在那里可以遇到和我讲同样语言的人。我敢说我会时常去巴黎住几天，但这么做的时候，我也丝毫不想挤在里茨饭店那种肮脏的地方。很高兴告诉你，经过长时间劝说，终于说服了格雷和伊莎贝尔接受我的愿望，在做好必要的安排之后，我会马上把他们带过来。家具和图画（质量很差，老伙计，其真实性非常可疑）下下个礼拜会卖掉，与此同时，我觉得他们在那所房子里一直住到最后一刻，对他们而言是痛苦的，我已经让他们搬来德雷克，跟我住在一起。当我们到巴黎时，我会把他们安顿好，然后就来里维埃拉。别忘了代我向你的王室邻居问好。”

谁能否认埃略特，那个极端势利的小人，同时又是一个最善良、最体贴、最慷慨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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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出王尔德嘲弄美国人的名言：“善良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黎，邪恶的美国人死后就留在了美国。”因为当时美国人都很羡慕巴黎的生活。

[2] E.T.是埃略特·坦普尔顿的英文名字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