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18世纪）
伊斯兰辉煌的鼎盛时期是在公元8—12世纪。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与此相对，它是从何时开始走下坡路的？如果按照常见的说法，伊斯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衰落始于13世纪。但这是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即支配地位的终结与文明的结束混为一谈了。
到了13世纪，各种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伊斯兰失去了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它真正意义上严重性的衰落可以说直到18世纪才开始；从文明生命之漫长这一角度考虑，18世纪仅仅是在不久之前。工业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使人类可以随着机器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的革命。伊斯兰世界与现在许多因错过了工业革命而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具有相同的命运。
虽然这是一次明显的失败，但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失去它作为文明的地位。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欧洲获得了两个世纪飞速的物质进步，把伊斯兰世界抛在了后面。这是什么样的两个世纪啊！
8或9世纪之前没有一个伊斯兰文明
在引导阿拉伯人征服了一个帝国后，伊斯兰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但伊斯兰文明产生于那一帝国与它毗邻区域古代文明的结合之中。这一结合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用了几代人的工夫才完成。
·没有宗教皈依，而是有大量纳贡者：第一个征服周期，阿拉伯人的周期，创建了一个帝国和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文明。
在一开始，施加征服的阿拉伯人很少试图令其臣民皈依伊斯兰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满足于剥削他们征服的这些富裕的文明：波斯、叙利亚、埃及、非洲［即罗马人的非洲，阿拉伯人称之为伊费里基亚（Ifriqya），大致是指今天的突尼斯］和西班牙［即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al-Andalous）］。任何试图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都遭到鞭笞。由于只有非穆斯林才缴纳税赋，那么征服者为什么如此减少其税赋收入呢？
“被占领国家的居民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没有遭到恶意的干涉……但被视同高级牲口；他们之所以得到照料，是因为他们缴纳了大部分税收。”［加斯东·维特（Gaston Wiet）语］
这就是穆罕默德之后前四位继承人统治时期（632—660年）的情景。这四个人被称为“得到很好指导的哈里发”［“哈里发”（calife）一词的意思是“继承人”“副手”或“代理统治者”，具体使用哪一个意思视译者的偏好而定］。之后是倭马亚王朝的诸位哈里发（660—750年），他们在大马士革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在这些战争不断的岁月，宗教问题没有被提到前台，即便有，也非常罕见。比如，与拜占庭的斗争与其说是宗教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
不仅如此，被占领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当地人”手中，有关文件仍然用希腊文或帕拉维文（Pehlvi，萨珊时期的波斯语）书写。艺术本身依然受到希腊化风格的影响，甚至在建造清真寺时也是如此。清真寺的中央庭院、柱廊、拱廊和圆顶依照的是拜占庭风格。只有清真寺的尖塔是按穆安津召集人们进行祈祷的需要设计的，是名副其实的伊斯兰风格，尽管它也与基督教的钟楼相像。
·阿拔斯王朝（Abbassides）时期出现的转折点：只是到了8世纪中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才出现了。当政权转到阿拔斯王朝手中、其黑旗取代了倭马亚王朝的白旗时，政治、社会、最终是知识的大规模的高涨才出现了。
此后伊斯兰世界转向东方，并从过去吸引了它非常大注意力的地中海略微向后退却。在新哈里发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的首都实际上由大马士革转移到了巴格达，这在那些因其影响消失而心怀仇恨的人（伊朗人）和其他臣民及被征服者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这是持续了至多一个世纪、有三四代才华出众的人的“纯种阿拉伯人”统治的结束，此时较高的武士等级在财富和奢华生活中沦落了。这种财富和奢华属于一个文明。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名叫伊本·赫勒敦[26]的阿拉伯贵族后来把这一文明称为“人格化的邪恶”（le mal personnifié）。
此后，当物质财富在各个方面都迅速增长的时候，非常自然而然，那些古老的文明国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优越性。公元820年前后，哈里发每年获得的贡赋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所获收入的五倍。在一个远远超出于其时代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下，大量财富聚敛起来。这一贸易体系扩展的范围非常广，延伸到了中国、印度、波斯湾、埃塞俄比亚、红海、伊费里基亚和安达卢西亚……
资本主义（capitalisme）并不是一个与时代不符的词语。自伊斯兰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投机商们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赌博。一位名叫哈里里（Hariri）的阿拉伯作家向一个商人宣称：“我想把波斯藏红花用船运到中国，我听说这种东西在那里可以卖上高价。随后我把中国陶瓷运到希腊，把希腊锦缎运到印度，把印度的铁运到阿勒颇，把阿勒颇的玻璃制品运到也门，把也门的条纹织品运到波斯……”在巴士拉，商人之间的结算是按照我们一种现在可称为清算（clearing）的方式进行的。
没有贸易就不可能有城市。大量城市作为贸易中心建立起来。这些城市中不仅包括巴格达，该城自公元762年起到1258年被蒙古人残忍地毁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真正的“光明之城”（villelumière），是旧世界最大和最富有的都城，而且包括幼发拉底河畔离此不远的大型城市撒马拉（Samarra），以及大型港口巴士拉、开罗、大马士革、突尼斯（它是迦太基的新化身）和科尔多瓦（Cordoue）……
自《古兰经》和传统诗歌使用的语词开始，所有这些城市都缔造或重新缔造了所谓“经典的”阿拉伯语。这是一种有学问的、人工的、文学的语言，后来成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惯用语言，恰如拉丁语相对于基督教国家的作用。与此相对，不同国家讲的阿拉伯语，甚至阿拉伯半岛本身讲的阿拉伯语也是这样，听起来越来越像是各种方言。经典的阿拉伯语不仅是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文学，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狂热的普遍信仰和一种文明，它加工形成于巴格达，由那里向四周广大地区传播。
这样造成的结果，甚至在阿拔斯王朝之前，就是在征募公共官员时面临严重危机。公元700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Abd-el-Malik）传唤时任其顾问、后来出家为僧的若阿内斯·达马士努斯（Jean Damasène，655—749年），告诉他自己决定自此以后禁止在任何公共行政管理文件中使用希腊文。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27]写道：“这令萨尔贡（Sargoun，即Sergius，塞尔杰乌斯，若阿内斯·达马士努斯的另一个名字）大为不满，在辞别哈里发时非常伤心。他会见了一些希腊官员，告诉他们说：‘你们最好去找别的谋生职业，你们现在的差事被神收回了。’”
这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赖以相互宽容地生活在一起的临时解决办法（modusvivendi）的终结，这种办法曾实施了很长时间。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实际上，阿拉伯世界语言的统一为知识交流、商业活动和行政管理创建了一个重要工具。前文提到的犹太商人的信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尽管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文化从这一语言资源上获得了巨大好处。赫赫有名的哈伦·赖世德[28]之子马蒙[29]（813—833年在位）把大量异域的尤其是希腊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不久之后，伊斯兰世界开始使用比羊皮纸廉价得多的纸，这些异域知识更为迅速地传播开来。在科尔多瓦·哈里发哈康二世（El-HakamⅡ）据说拥有一家收藏40万份手稿、带有44卷目录的图书馆。即便说这些数字被夸大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30]（“智者查理”“好人约翰”之子）的图书馆仅仅藏书900册。
在这具有关键意义的几百年，伊斯兰世界内部发生了改变。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因拜占庭风格的注解而复杂化，同时又添加了被现代许多专家视为新柏拉图主义复兴的一种神秘主义形式。就连什叶派分立这一驱动力看来也部分地来自早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范围以外的深层。什叶派教徒尊崇被倭马亚人杀害的虔信的哈里发阿里[31]，并反对逊尼派教徒，后者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主流，多数穆斯林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朝圣的一个场所是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32]，那里至今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前往。“阿里就像第二个基督，他的母亲法蒂玛就像第二个圣母玛利亚。阿里及其子之死就像耶稣受难那样为人详细描述。”（E.F.戈蒂埃语）
因而，即便在其宗教的核心，伊斯兰教也通过借鉴东方文明和地中海文明而获得重生，此时在一个共同语言的帮助下，为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和世俗的任务而返老还童，重整旗鼓。阿拉伯半岛仅仅成为一个插曲。确实，从一派的观点来说，伊斯兰文明只是在众多阿拉伯人以外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在伊斯兰教学校传遍自大西洋到帕米尔高原的整个教徒社区或乌玛（Ummâ）后才开始的。老酒又一次被注入了新瓶。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8—12世纪
在四五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文明是古代世界最灿烂辉煌的文明。从广义上说，那一黄金时代始于巴格达科学院（它同时也是一个图书馆、一个翻译中心和一个天文观测站）的创建者、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统治时期，止于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阿维罗伊[33]去世之时，后者于1198年在刚过72岁时在马拉喀什（Marrakech）告别人世。但艺术和思想的历史并非伊斯兰盛期的唯一锁钥。
·首先，总体历史的内涵被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
莱昂·戈蒂埃这位专攻伊斯兰哲学的历史学家指出，伊斯兰思想最为繁荣的那些时期是“普遍和平和普遍繁荣时期，当时大量的财富使开明和无所不能的哈里发有能力提供庇护。这些哈里发，在东方，8和9世纪时有阿拔斯王朝诸哈里发，自曼苏尔[34]到穆尔瓦基勒（El-Mutawakkil，847—861年在位），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鼓励在伊斯兰世界传播希腊科学和哲学，后者因聂斯脱利派基督徒所做的大量翻译工作而成为可能。……在西方，12世纪时有穆瓦希德[35]王朝各哈里发，他们习惯于与其宠爱的医生或哲学家单独进行旷日持久的思辨性谈话。与此相反，思想学术活跃的时期还有帝国衰微之时，此时大胆的思想家从互相竞争的各位小王公中挑选乐善好施的恩主，比如赛义夫·道拉（Sayf al-Dawla），他在9世纪上半期任阿勒颇的埃米尔，是哲学家法拉比[36]的保护人……”
莱昂·戈蒂埃显然是从政治史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文明仰赖于王公和“开明的专制君主”。不过，在经历一系列不幸事件后，巴格达王朝的迅速衰落，导致出现史无前例的政治分裂局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相反，它使一定程度的知识自由成为可能，最不济也使一个学者可以从一邦或一个王公跑到附近的另一邦或另一王公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17、18世纪欧洲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伊斯兰世界也常常从这种机会中获得好处。
但知识的进步光靠自身永远是不够的。重要的物质进步既支撑着知识进步，又为它们提供了解释。
到了大约公元750年，伊斯兰世界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范围。进一步的扩张因来自外部世界的反作用力而受到阻碍。君士坦丁堡在718年遭到围攻，但为无畏的利奥三世[37]和希腊火硝所解救。查理·马特732年或733年在图尔或普瓦蒂埃（Poitiers）战役中的胜利及同一时期马格里布的起义解救了高卢和西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伊斯兰国家边境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安定局面（相对的，但是真实的），而在它的境内，在帝国各地，一种庞大的经济制度生根、成长并结出了果实。
这一成长与一种市场经济、一种货币经济和农业产品逐步地“商品化”有关。这些农产品并不是完全就地消耗，而是把剩余的部分拿到城镇出售，进一步促进了城镇的普遍繁荣。椰枣贸易每年需要动用10万峰以上的驮驼。城镇里的集市会所有了像“西瓜市”那样的名称。特兰索斯夏纳（Transoxiane）的梅尔夫（Merv）所产的西瓜尤其珍贵。它们被以瓜干的形式用船长途大量向西贩运；至于新鲜西瓜，则是采取把西瓜放在装满冰块的皮袋之中，用特别快递的方式送到巴格达。同样，甘蔗种植也成为一项产业。
谈到食物时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面粉碾磨的发展。比如，在巴格达附近有水磨，到947年在桑斯坦（Seistan）有风磨，而在巴士拉，底格里斯河的水流被用来驱动浮动磨坊的轮子。
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说明了众多工业部门——冶铁、木材和纺织（亚麻、丝、棉花和羊毛）——的发展和棉田在东方大量增加的原因。布卡拉（Boukhara）、亚美尼亚和波斯的地毯早已名扬天下。巴士拉进口了数额巨大的胭脂和靛蓝来把纺织品染成红色和蓝色。经喀布尔而来的印度靛青被认为优于上埃及出产的靛青。
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反响。货币经济动摇了一个主要由地主和农民构成的社会的基础。富人变得更富了，而且傲慢无礼；穷人则变得更穷了。灌溉技术的发展加大了对农业奴隶的需求，而伊斯兰世界的财富使它可以出得起比任何竞争对手都要高五六倍的价格。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社会的紧张局势产生了。
如果说这种繁荣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它说明了大量问题。尤其是，它帮助培育了一种革命气氛和一系列不间断的城市与农村骚动，它们往往与民族主义运动纠缠在一起，伊朗爆发的那些事端就是例证。那一时期的文学也展现出非常现代的表现形式和概念：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我们不妨引述一份公元1000年前后由伊夫里基（al-Ifriki）撰写的小册子，其中写道：“不，只要我处于贫困状态，我肯定不会向神祈祷。把祈祷留给军队统帅大人（Cheik）去做吧，他的地下室满是东西，盛都盛不下。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我有权有势吗？我有一座宫殿、良马、美裘或黄金做的腰带吗？在我无立锥之地的时候，去做祈祷可谓虚伪透顶。”
由于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那么在这乱哄哄的几百年中，数量激增的伊斯兰教异端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异端一样，都有着社会和政治根源，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团体问世、发展，并在鼓励或迫害之下采取不同的形式。穆斯林思想的历史与这种易变秘密小集团的思想密切相关。
·一位名叫梅茨（A.Mez）的历史学家用了含混不清的“文艺复兴”一词来描述伊斯兰的黄金时代。
这表明它的辉煌卓越只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才堪媲美。不管怎么说，这一对比的好处在于强调下述事实，即知识财富和物质财富都与伊斯兰文明相关涉，如同15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一样。
两者事实上都建立在从贸易和财富中获利的城市社会的基础之上。两者都是由异乎寻常之人组成的小型才俊圈子的产物，这些人深深依赖他们尊崇和加以复活的古代文明，比其同侪要超前数百年。然而，两者都处在多多少少略加掩盖的野蛮民族的压力之下。
对15世纪末的意大利来说，野蛮民族是指瑞士各州的山居民族、布雷纳（Brenner）山口以北的德意志人、法国人和脚穿软鞋的西班牙人或土耳其人［他们在1480年占领了奥特朗托（Otrante）］。对阿维森纳[38]或阿维罗伊时代的伊斯兰世界来说，野蛮民族是指塞尔柱突厥人、柏柏尔人、撒哈拉沙漠的游牧民族或西方十字军战士。野蛮民族常常为人追寻或受到邀请——就像后来在意大利出现的情况那样。如上文看到的那样，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刚刚建立就需要突厥奴隶和雇佣军。这些奴隶是由其亲生父母提供给买主的，“以使其未来有个保障”。在西班牙，在非常长的时间里，用上几块金币就可以收买来自北方、信奉基督教的入侵者，让他们打道回府。而后，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战斗变得激烈了。塞维利亚国王穆塔米德（al-Mutamid）现在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信奉基督教的蛮族的侵害，办法是寻求另一蛮族部落，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es）的帮助。
·看上去可能自相矛盾的是，在我们前文已经叙述的年代（813—1198年），就总体而论，伊斯兰文明既是一个文明又是许多文明，既具世界性，又在地域上四分五裂。
统一性（une）：伊斯兰教所到之处无不兴建清真寺和经学院，这些建筑的装饰风格都是统一的、精雕细琢的“抽象”风格。所有清真寺的样式都是一样的：一个中央庭院，拱廊，一个净手盆，一个向祈祷者指示方向的米哈拉布[39]或壁龛，一个带有柱子的中殿的敏拜尔[40]或布道坛或一座光塔。所有清真寺都使用同样的建筑功能：带柱顶的支柱，不同样式的拱门（八字面、摩尔人风格、三叶形、多叶形、尖顶式、带钟乳石形），带拱肋的穹顶，马赛克，瓷器，最后是涡旋形状的令感情产生共鸣的阿拉伯书法艺术。
统一性：伊斯兰教所到之处都产生关于同样的原则、带有同样受人喜爱句子的诗歌。它赞美神（“无刺的玫瑰，那就是神”）、自然、爱情、勇敢、高贵血统、马匹、骆驼（“像山一样高大……它踏出的路径构成了环绕地球的紧身褡”）、知识、被禁止的饮酒之乐以及各式各样的花儿。整个伊斯兰世界也都颂唱着同样的民间传说，它们最初产于印度，在经过口头长期的酝酿后在14世纪集成文字，此即今天人人皆知的《天方夜谭》。
统一性：在各个地方，伊斯兰哲学（falsafa）都替代了亚里士多德和逍遥派（péripatéticiens）的学说：它做出了巨大努力把神置于一个宇宙之中。阿拉伯哲学循着希腊人的说法，视宇宙为永恒存在的东西，从而把任何创世观念排除在外了。
统一性：正如在科尔多瓦附近撒哈拉城（Madînat al Sahra）进行的考古发掘所显示的那样，伊斯兰世界到处都有同样的技术、工业、制造品和家具。另外，在各个地方都流行着模仿巴格达品位的同样的时尚。西班牙是来自东方的这种文化输入的终点站，这些输入迟缓的影响至今在全国各地仍可追溯得到：借用东方著名诗人之名举办假面舞会这种愈演愈烈的时髦活动，阿尔摩拉维德人到来后连风帽长斗篷普遍为人采用，某些文学主题或某些医方广为流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自波斯到安达卢西亚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以四海为家的艺人在进行表演。他们大都来自埃及，但也有一些年轻女舞蹈演员和歌手是在麦地那或巴格达培训而成的，她们在东方身着黄色服装，在西方则着红装，所有的诗人都提到她们。最后，所有地方的穆斯林都爱下棋及非常盛行的库拉格（kurâg）游戏，后者用的是骑在披挂铠甲的马上的人形木雕像。这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游戏：“穆塔米德的军事统帅伊本·马丁正在玩库拉格，突然发现在他位于科尔多瓦的住所有一队敌军。”
还有两个例子表现出穆斯林紧密的凝聚力：一个是有关一位维齐尔的，他在10世纪初做波斯呼罗珊省（Khorassan）的摄政。他“派使者到各国寻访有关各个宫廷及各个政府部门习俗的抄本，无论它们在希腊帝国、突厥斯坦、中国、伊拉克、叙利亚，还是埃及、赞詹地区（pays des Zenj）、扎波勒地区（pays de Zaboul）、喀布尔……他仔细地研究了它们，选择那些他认为最好的”在他宫廷实施并用于布哈拉的行政管理上。另一个更严格的局限于伊斯兰世界范围之内的例子是哈康二世。此人是科尔多瓦的哈里发，他购买在波斯、叙利亚及其他任何地方问世的书籍，并“派人给阿布尔法拉吉·伊斯法哈尼（Abulfaradj al-Isfahani）送去上千纯金第纳尔，以获得他著名诗集的第一本”（勒南语）。
·不过，这一文化统一并没有摧毁鲜明而富于生气的地方特色。
10世纪伊斯兰帝国分崩离析之时，每一个地区都获得了某种独立，有了重新呼吸并重申其自身独特气息的自由；尽管这种独特气息借自作为整体的伊斯兰世界并对伊斯兰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各个地区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保留。一个新的地理模式开始出现了。
穆斯林的西班牙对来自外部的一系列影响做出了回应并加以调适，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的西班牙特征——这是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众多化身之一。
伊朗更为顽强、更为有力地维持着它的个性。在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下，它恢复了活力和自己的风格。巴格达是一个伊朗化的城市。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珐琅质陶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其故土就是波斯，那里还是其另一个珍宝即带金属釉料的陶器的发源地。波斯的巨型门廊（iwâns）让人想起科斯洛埃斯[41]的王宫。这里阿拉伯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波斯文——用阿拉伯文书写——成了第二重要的文学语言，并传播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尤其是传到了印度（非常晚的时期之后传遍了奥斯曼帝国）。它具有半人民大众语言的特点，其好处是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它还因希腊语几乎完全黯然失色而取得突出地位。10世纪末叶，诗人菲尔道西（Firdawsi）撰写《列王书》（Le Livre des Rois），称颂古代伊朗人。自11世纪起，波斯文在有关大众科学的著作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无疑，波斯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民族文明——但自此时起这一文明处在了广袤的伊斯兰文明的范围之内。就这一方面而言，1961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伊朗艺术展览引人注目。它展现出伊朗艺术在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尽管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连续性。
全球化与地区化之间的这种对立在伊斯兰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极端的例子是穆斯林印度、穆斯林印度尼西亚和黑非洲，它们都深深地为伊斯兰教所渗透，但居压倒一切地位的仍然是其自身。
在印度，两种文明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印度—伊斯兰艺术，其鼎盛时期是在12世纪，尤其是13世纪。特别是在德里，惊人的例证至今依然存在。它们的古怪奇异可由其折中主义来做解释。比如，该城市中可以追溯到1193年的大清真寺，设计者是穆斯林，建造者是印度瓦匠和雕刻匠，他们把印度风格的涡旋形花纹与阿拉伯的书法装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全新的艺术产生了，有时以穆斯林艺术为主导，有时主要是印度风格，随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变化。最后，到了18世纪，每一种风格都对另一种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无法把两者准确地区分出来。
在更高的层次上，伊斯兰文明在其黄金时代既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又异乎寻常地复苏了古代哲学。这些并不是它所取得的成功的全部，文学是另一个；但它们令其他所有的成功相形见绌。
科学与哲学
·首先谈谈科学。正是在这一领域“萨拉森人”（Sarrasins，那时人们时常这样称呼他们）做出了最具独创意义的贡献。
简单地说，这些贡献是指三角学和代数学（及其非常重要的阿拉伯文名称）。在三角学方面，穆斯林发明了正弦和切线。希腊人只是从角所对应的弧弦方面测量了角：正弦等于半个弧弦……科斯拉宁［Chosranien，穆罕默德·伊本·穆萨（Muhammad Ibn Musa）的笔名］在820年发表了一篇代数学论文，甚至谈到了二次方程。这一论文在16世纪被译成拉丁文，成为西方的代数学入门著作。后来，穆斯林数学家解决了双二次方程问题……
同样出类拔萃的是伊斯兰的数学地理学家，他们进行的天文观测、发明的天文仪器（尤其是星盘）及其如果说仍然不够完美的但已非常精确的对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测量，匡正了托勒密[42]广为流传的种种错误。穆斯林还在光学、化学（用蒸馏法酿酒，制造炼金药和硫酸）和药剂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西方使用的半数以上的药物和治疗辅助药物都来自伊斯兰世界，包括山扁豆、大黄、罗望子、马钱子、胭脂、樟脑药糖浆、糖浆药水、膏药、润发脂、油膏和蒸馏水等。穆斯林的医学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埃及人伊本-纳菲斯（Ibnal-Nafis）——尽管他的发现一直未为人使用——在米歇尔·塞维图斯[43]之前300年发现了肺动脉的血液循环，比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早的时间就更多了……
·在哲学领域，阿拉伯哲学家的贡献是再发现，主要是回到逍遥派哲学的主题上来。
然而，这一再发现的范围并不限于照抄和传承，尽管这无疑也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它也涉及延续、阐释和创新。
被译介到伊斯兰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有关世界和人类的观点必定看上去非常危险，因为它与天启宗教伊斯兰教的说法相左。后者也对世界做了普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是极其严格、不得妄说的。但亚里士多德迷住并征服了所有的falasifat（意即falsafa，也就是希腊哲学的信徒）。在这里，A.梅茨用“文艺复兴”一词描述伊斯兰黄金时代的比喻不无道理。确实存在着一种具有很高价值、多种多样的穆斯林人文主义，不过在此处我们只能略述一二。
它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一长列思想家。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五个名字：金迪[44]、法拉比、阿维森纳、伽扎里（al-Gazali）以及阿维罗伊。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名气最大，但后者因在中世纪欧洲产生了被称为阿维罗伊主义（averroïsme）的巨大回响而更为重要。
金迪（我们只知道他去世于873年）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他的父亲曾任库法（Kûffah）的总督。由于他的出生地，人们称他为“阿拉伯人的哲学家”。法拉比出生于870年，为土耳其血统。他居住在阿勒颇，950年在大马士革去世。他被称为第二先师——第一先师是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确切地说是伊本·西拿）980年出生在布卡拉附近的阿夫什纳（Afshena），1037年于哈马丹（Hamadan）去世。伽扎里出生于波斯的图斯（Tous），1111年在那里去世；在他生命的末年他成为一位反对哲学的人，成为传统宗教狂热的代言人。阿维罗伊真名叫伊本·拉什德，他于1126年出生在科尔多瓦，1198年11月在马拉喀什去世。
地理和年代上的这些细节表明，穆斯林人文主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广泛存在的和持续时间长久的。考虑到他们这些巨擘的每一位身边都有同事、学生和虔诚的读者，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这些细节还表明，最后一位重要的伊斯兰哲学家主要活动于西班牙——他是最后一位，但并不是最伟大的一位，尽管正是他使西方认识了阿拉伯哲学和亚里士多德本人。
从这一长期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在于路易·加尔代（Louis Gardet）所非常有力地指出（而且，附带地说，他对此做出了否定性回答）的那一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哲学呢？这意味着：（1）自金迪到阿维罗伊，是不是存在一个单一的、持续的哲学传统？（2）这样一种哲学是伊斯兰教气氛的一个产物吗？（3）它是原创性的吗？如同经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样，在这里对这位小心翼翼的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答，就不仅仅是审慎，更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这种哲学是一致的。一方面是希腊思想，另一方面是《古兰经》之天启真理，它受困于其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它受惠于希腊，也受惠于伊斯兰国家的科学特长，受惠于其清晰但非排他性的理性主义。我们论及的所有哲学家都应被称为科学家，他们关心天文学、化学、数学以及——一直关心医学。正是医学使得他们常常得到王公的青睐，使得他们可以生存下去。阿维森纳撰写了一部医学的《正典》，或一部医学百科全书。阿维罗伊同样如此。在欧洲，穆斯林医学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医学的最高水平，甚至晚至莫里哀时期一直如此，反映在其喜剧中（《莫里哀的医生》）。
希腊的影响赋予伊斯兰哲学一种内在的整合力。“本书的作者是亚里士多德，”阿维罗伊在《物理学》序言中这么写道，“他是尼克马库斯之子，是希腊人中最聪明的一位。他创建并完成了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我说他创建了它们，是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一部有关这些主题的著作值得人们探讨……在他之后，直到现在，大约150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的著作添加任何东西，或从中发现任何重大错误。”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崇拜者，阿拉伯哲学家不得不在预言性的启示和人类的哲学解释之间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前者指《古兰经》，后者指希腊思想。启示与解释之间令人痛苦的争论需要理性和信仰双方都做出让步。
通过穆罕默德揭示出来的信仰传授给人类一种神圣的音讯。孤立无助的思想家能够发现世界的真理，并把他个人判断的理由置于宗教教条的价值之上吗？面对这一两难处境，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哲学家都展现出高超的、可能有些过分的辩证技巧。马克西米·罗迪逊（Maxime Rodinson）说，阿维森纳“并不是一个一无所用的天才：他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是他独享的，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先知“以寓言、象征符号、讽喻、映像或隐喻的形式”展现了更高的真理。他们在阐述真理时使用的是面向大众的语言，旨在使他们幸福。与此相反，哲学家有权远远超出这种语言。他坚持要求具有非常大的选择自由，即便在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有着明确无疑的、十足的矛盾时依然如此。
比如，哲学家通常像希腊人那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但如果世界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如何能够像启示坚持的那样是在某一时刻被创造出来的呢？法拉比把其逻辑推到了极致，宣称神不能知道特定的物品或事物，而仅仅知道概念或“普遍之物”（universaux）——可是《古兰经》中的安拉神，就像《旧约》中的上帝一样，“知道陆地上或海洋上的一切。一片叶子落下，也会为他知晓。埋在大地深处的种子，长出嫩芽或细枝干枯，无不被记录或书写下来”。此外还有其他相左之处。法拉比不相信灵魂是永恒的。与他相反，阿维森纳相信灵魂永恒，但他不相信人体会复活，而这是《古兰经》所坚称的。他认为，在他死后，灵魂回归其自身所属的宇宙之中，即游魂的宇宙。因而，从逻辑上讲，不会有对个人的奖励，也不会有惩罚；不会有天堂，也不会有地狱……神、脱离肉体的存在和灵魂是理想的世界，面对它物质是不会腐坏和永恒的。说它永恒，是因为“运动不会先于静止而存在，静止也不会先于运动而存在……所有运动都是由先前的运动造成的……神没有理由成为新的运动”。
我们从勒南[45]那里借来的这些引语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但无法令人满足。在沿用这种逻辑上没有把握的、一直引起争论的解释体系时，需要特别密切地加以关注，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
自勒南以来，那些对这些昔日的两难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发现，要解决它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所做的阐释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心理习性上：理性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建立在他们个人对这位哲学家还是另一位哲学家的偏爱基础上：金迪在宗教的海洋上航行，没有激起任何风暴；无可否认，阿维森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阿维罗伊则是世界末日的一位哲学家。伽扎里是信仰和传统的捍卫者，他把早期穆斯林神学家顽固的教条化为他自己的教条；他试图忽略甚至消灭逍遥学派哲学，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把他引向迥然不同的道路，即神秘主义的道路。因而他舍弃了现世，穿上了苏菲派（Sûfi）编织的白色羊毛罩衣（苏夫，sûf）。后者是神秘信仰而不是理性神学的信徒。他们通常被称为“神的小丑”。
科尔多瓦医生阿维罗伊成了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忠实编纂者和评注者。他工作的优点在于，既给出了希腊文本的完整的（in extenso）阿拉伯文译文，又添加了相关的论述，其中包括评论和枝节内容。文本和评注在托莱多被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借此传到了欧洲，从而点燃了13世纪的一场重大的哲学革命。因此，尽管人们时常说伊斯兰哲学在伽扎里强有力的、致命的打击下迅速消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到了最后，在12世纪结束之前，伊斯兰哲学真的死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伊斯兰科学。这时接过火炬的是西方。
停滞或衰微：12—18世纪
·到了12世纪，在取得了极为不凡的胜利之后，“萨拉森人的”文明突然受到了遏制。该世纪最后几十年过后，就连在西班牙，科学、哲学和物质的进步也基本上没有持续下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停滞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1）这是否如同人们过去惯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伽扎里对哲学和自由思想发起的狂热（且非常有效的）进攻造成的？没有一个学者会对这一说法太过在意。伽扎里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与其说是因由，不如说是一种后果。此外，“哲学”自其问世以来就一直遇到诋毁、贬低它的人，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出现图书被勒令焚毁的情景—除非出现了激烈的公众敌对情绪，不然这种情况就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许多哲学家遭到了公开谴责诟骂，并被判处流放—至少直到形势变化之前是这样。此外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即《古兰经》的律法（fiq）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迫使哲学陷于沉寂状态。值得补充的还有，在伽扎里之后falsafa（哲学）再度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并不仅仅是随着阿维罗伊而出现的。
（2）那么，这是不是由“蛮族部落”造成的呢？近来有一位名叫戈泰因（S.D.Gothein）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见解。蛮族是使伊斯兰世界免除来自亚洲和西方威胁的军事救星。他们是不是同时从内部逐渐侵蚀了它的基础？
在西班牙，这些危险的救星首先是来自苏丹和撒哈拉地区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或柏柏尔人，随后是来自北非的阿尔莫哈德人（Almohades）。在近东，伊斯兰国家的救星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来自中亚“寒冷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或者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奴隶。
按照戈泰因的观点，“当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大权都被蛮族战士接管”及“地中海的统一被打破”之后，衰落开始出现了。地中海的统一曾经缔造了伊斯兰世界，但它对“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分享地中海传统的蛮族”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人们可以提出反驳说，这些蛮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与最初开展征服活动的阿拉伯人的大多数相比，野蛮程度并无超过之处。同样，与阿拉伯人一样，他们通过与伊斯兰世界古国的交往多多少少迅速文明化了。阿尔莫哈德人的哈里发向阿维罗伊提供了保护。在有关十字军东征的传统的纪事中，库尔德人的伟大素丹、狮心王理查的对手萨拉丁[46]是一位非常高贵的君王，至少在信奉基督教的蛮族眼中如此。最后，多亏了埃及，伊斯兰世界才在1260年9月3日在叙利亚的艾因雅鲁特（Aïn Djalout）击败了蒙古人，1291年夺取了基督教在圣地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Acre），恢复其自主地位。
（3）反过来，可不可以说是因丧失地中海而造成的呢？在11世纪临近结束时，欧洲开始收复这一内陆海，伊斯兰世界开始失去它在地中海的利益。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8和9世纪穆斯林对地中海的征服致使西方失去了在那里自由行动的权利，迫使它向后退却。现在皮雷纳的理论被反过来使用。地中海开始向伊斯兰世界关闭，后者发现自己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扩张，对其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是，1930年首先强调萨拉森人文明这种突然衰退的E.F.戈蒂埃，竟然没有把亨利·皮雷纳的学说运用到这里来。要知道，皮雷纳的学说在当时为人们广泛讨论。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皮雷纳的学说可能是有关伊斯兰国家突然衰落之因的最佳解释。
·伊斯兰文明承受住了这种起伏。它可能无法与其昔日的成就相媲美，但它继续存在了下去。
当保罗·瓦莱里宣称“文明，我们知道你正走向死亡”（1922年）时，他肯定是夸大其词。历史季节的变换导致花儿和果实飘落在地，但树依然存在，并没有死亡。最起码说，要把它杀死是非常困难的。
12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无疑经历了某些非常黑暗的岁月。在西方，它罹受了十字军东征的长期折磨（l095—1270年）；1291年，它夺回了阿卡，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尽管它收复了失地，它却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权。在亚洲，伊斯兰国家因1202—1405年蒙古人长时期的野蛮而凶残的入侵而在一定程度上陷于衰亡：突厥斯坦、伊朗和小亚细亚从未能完全从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中恢复元气。1258年巴格达陷落是这一系列不幸的征兆。伊斯兰国家治愈了自己的伤口，但只是部分地痊愈。
与此同时，在这黑暗的几个世纪，即13、14和15世纪，伊斯兰国家的困苦艰难因世界性的经济逆境而进一步恶化。自中国到印度和欧洲，总的而言，整个旧世界都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危机。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在受苦，而且持续数百年之久。
在欧洲，危机出现的时间似乎稍晚（自1350年或1357年起），持续的期限较短（结束于1450—1510年），但危机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是最为明显的迹象，同时出现的是其他一长串外国的、民政的和社会的冲突，以及荒芜和贫穷。
图4 蒙古人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衰落
成吉思汗（1162—1227年，意为“海洋”或“强大”）以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落。随后，他征服了华北。此后，他挥戈西向，经由“乌拉尔—里海通道”抵达高加索地区。在他之后，蒙古人降临欧洲和亚洲：1241年，他们抵达波兰和匈牙利；1258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
帖木儿（1336—1406）重新开始征服活动：1398年，他们占领了德里；1401年，他毁掉了巴格达。
因而，在强调伊斯兰的不幸时，必须注意区分什么是世界现象，什么是穆斯林独有的。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么一种普遍阴郁和悲观的气氛中，最后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撰写了其权威性著作。伊本·赫勒敦是一位安达卢西亚籍的历史学家（而且，放到现在我们还应当说，他也是一位“社会学家”），1332年出生于突尼斯。作为一名外交官和政界人士，他在格拉纳达、特莱姆森（Tlemcen）、贝贾亚、非斯（Fez）和叙利亚过着一种忙碌而多事的生活。1406年，他比曾到那里充当大使的帖木儿[47]晚了一年，以法官（卡迪，cadi）的身份在埃及去世。
伊本·赫勒敦的主要作品是汇编而成的《范例之书》（Kitab El-Ibar）。该书卷帙浩繁，以一种原创的方式叙述了柏柏尔人的历史。仅其“导论”本身就是一部经典，是关于穆斯林历史之方法论和社会学的第一部系统的论文；19世纪，它被译成法文出版，题为Prolégomènes（绪论）[48]。
·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较美好时光的到来，广义地说是在16世纪，伊斯兰世界再一次从它享有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中获利。土耳其的辉煌一直延续到所谓的“郁金香时期”（é poque des tulipes），即18世纪。
从政治上来说，这一复苏是以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而辉煌的扩张为标志的。这一征服扩张早在他们1453年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前就已开始了。但那一驰名的胜利带来了其他成功。到了16世纪，他们已经把土耳其改造成为地中海的强国之一。
拜占庭（包括阿拉伯圣地）的新主子不久就或多或少地重建了整个伊斯兰世界。1517年之后，奥斯曼素丹即大土耳其成为所有信奉伊斯兰教者的哈里发。仅有不受土耳其控制的地区包括遥远的突厥斯坦、阿尔及尔“摄政”控制之外的摩洛哥和什叶派的波斯，后者随着塞法维王朝（Séfévides）的崛起而变得更加民族化。蒙古人和土耳其穆斯林雇佣军在帖木儿相隔久远的后代巴布尔[49]的率领下夺取了德里帝国，建立了一个莫卧儿帝国，并把印度大部分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
就在同一年，1526年，土耳其人在莫哈奇战役（bataille de Mohacs）中击败了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显然，在土耳其人和逊尼派的影响下，伊斯兰正在享受一次普遍的复兴，在各个地方都为伊斯兰正统和传统宗教带来全面的胜利。权力重申了自己的力量：独立思想受到了抑制，一种铁的统治被强加在人们头上。
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土耳其的统治与显而易见的物质繁荣、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繁荣城市的建立同时发生。1453年，君士坦丁堡可能只有不足8万居民。到了16世纪，当它变成伊斯坦布尔时，城区本身加上黄金角（Corne d’Or）以外的希腊人区佩拉（Péra）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斯库塔里［Scutari，即Üsküdar（于斯屈达尔）］，居民达到了70万人。这一都城像所有大都市一样，集无尽的奢华和令人瞠目结舌的贫穷于一身，向人提供了一个帝国文明极为令人称羡的样板。它在奥斯曼人统治下向广大的地区传播其影响，向外输送其庞大无比的清真寺的平面布局，其中包括蔚为壮观的、专为苏莱曼大帝[50]而建的苏莱曼大清真寺（la Suleymanyé）。
图5 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图中灰色部分代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地区。带点的地区指的是塞维利亚。带竖条的地区指的是匈牙利。粗黑线内地区是威尼斯和意大利（1913年后）控制的区域。
经过历史学家精心的研究，土耳其的这种长期以来为西方所否认的名副其实的辉煌灿烂之处，现在逐渐显露出来。终于得到分目归类的、至为丰富的土耳其档案，现已开始向学者开放。它们一点一点地显示出一个形形色色、辛勤耐劳、先进而专断的官僚机构运转的情况：能够编制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制定前后一致的行政政策，聚集起大量的金银财富，通过在那里安置游牧民族有系统地向奥斯曼帝国对付欧洲的堡垒巴尔干地区殖民。此外，它还实行一种强制劳动（劳役）制度，维持一支令人惊奇的、受到严格训练的军队……这支军队确实现代得让人不可思议。
这架庞大的机器最终出了毛病，但时间不会早于17世纪末。它最后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举措是1687年围攻维也纳……在此之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是由于缺少出海口而窒息了吗？摩洛哥卡在它与大西洋开放的海域之间；红海使它可以通往印度洋，但无法满足其要求。在波斯湾，它面临波斯人激烈的反抗，尤其是拥有优越舰队及其强大的商业后台的欧洲新来者的竞争。
另外，土耳其帝国灭亡是由于它没有迅速、有效地适应新的技术吗？或者说，而且这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它在18世纪，尤其是在19世纪，面临来自现代俄国的强有力的敌对行为？欧仁亲王战役期间（尤其是自1716年到1718年）奥地利骑兵取得的胜利只不过危及土耳其在欧洲的边缘地区。随着俄国的介入，一个年轻的巨人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至少是疲惫不堪的老人发起了挑战。
即便如此，土耳其帝国在一开始时并不是19世纪时遭到列强外交极为耻辱地对待的“病夫”。土耳其伊斯兰帝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非常强大、辉煌和有威慑力。塞法维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也是这样，17世纪到过那里的一位法国游客，像塔韦尼耶（Tavernier）那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家，曾对它羡慕不已……同样，莫卧儿帝国也是如此，它在18世纪尽管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严密监视，仍在南方几乎控制了整个德干地区。
因而，我们切记不要对伊斯兰早期的衰落匆忙地做出判断！不要性急！
在伊斯坦布尔，18世纪是“郁金香时期”，其真实存在和装饰风格可见于众多物品之上：陶瓷、细密画以及刺绣品。这种图案不断地出现。对一个既缺少力量又缺少典雅的时代来说，“郁金香时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