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英译者前言[1]

任何一位第一次接触已故费尔南·布罗代尔著作的人，需要的可能都不是一个前言，而是四个：（一）对布罗代尔本人的介绍；（二）对他代表和参与领导过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介绍；（三）对本书的介绍；以及（四）对翻译的介绍。

一

“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君王。”1967年，法兰西学院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这样评价时年65岁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与许多传奇英雄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乡村——位于洛兰西北部默兹省的吕梅维耶村（Luméville）。

这里有同样的一排一排毗邻的大型房屋，里面既有居住区，也有谷仓和马厩；房屋背后是园子，但庞大的谷仓开在前面，正对宽阔的街道，les rues à usoirs，两侧胡乱堆放着大车、耙、犁、粪堆。房顶上铺的是称作“罗马”瓦的曲线形瓦，尽管现在人们不认为洛林的这一传统与罗马有什么关联……

我承认，在我意在创造幻觉的旅行中，在梦中，我曾认为欧洲发端于索姆河、默兹河或莱茵河河岸，向外扩展到了西伯利亚和遥远的亚洲。这类想法之所以涌上心头，是因为自莱茵河到波兰，沿途我看到的是与自己童年时在洛林乡下见到的相同的农村建筑，相同的成簇集中的村落，相同的开放式农作方法，相同的谷田，相同的三年轮作制，相同的塑像……

无疑，如果一个人能够用魔法回到过去，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看看那时法国的农舍，他会有充足的理由抱怨。耕种田地非常辛苦，而且没完没了，尽管有靠不住的自由。是的，人们可以另做选择，但只能是从一个艰苦繁重的工种换到另一个同样繁重的工种。虽然如此，人们并没有互相抱怨，无论是对缺少流动的水源（水必须从井里或村子水泵中引出），还是对夜里暗淡的灯光（没有电）、仅仅偶尔整新的褐色布，抑或缺少城镇里的便利和娱乐。幸亏有了菜园，有了田地（现在又有了新的作物土豆），有了保存完好的水果和蔬菜、周日时的鲜肉与通常在家里宰杀和食用的家猪，每个人都够吃够喝。但我能够把我童年的记忆视为可靠的源泉吗？

与阿尔萨斯一样，洛林数百年来一直在罹受着外敌入侵和领土合并之苦。可能与它地处法国边疆有关，这里是法国爱国主义的故乡。圣女贞德（Joan of Arc）来自栋雷米拉皮塞勒（Domrémy-la-Pucelle），莫里斯·巴雷[2]来自摩泽尔河畔的沙尔姆；凡尔登是它的主要战场；洛林的双条纹十字是夏尔·戴高乐将军的徽记。费尔南·布罗代尔写道：“我怀着与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同样苛刻、同样复杂的一片真情热爱着法国，不论是它的美德还是缺陷，也不论是我乐于接受的还是不易接受的东西。”但法国不是他的唯一所爱。他在别的地方写道：“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是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能把长年累月——比我整个青年时代还要漫长的岁月——的研究奉献给它。”

作为一位教员的儿子，他到了地处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附近的伏尔泰中学读书，而后进了索邦，1923年在那里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他得到的第一个教职使他南下到了地中海对岸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经历是非常有益的。

我非常幸运地发现自己终生都生活在宽容的气氛中。对此我感到欣慰。但我无法宣称我个人在那方面有什么功劳。比如说，1923年我已年逾20岁时，我才在阿尔及利亚真正发现了犹太人问题。在此后10年间，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我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国度里，在那里学会了理解、尊重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是不是在那里他还开始查询当地的档案呢？后来他可以这么说，“我阅读了”阿尔及尔原总督府大楼——“那里非常奇怪地收藏着西班牙文献”——的“所有藏品”。

布罗代尔于1932年回到了巴黎，在孔多塞中学任教。这所中学位于阿弗尔大街，靠近欧斯芒林荫大道；后来他又到位于拉丁区万神殿后面的亨利四世中学任教。但三年后他又离开了故国——这一次是去了世界的另一侧。

1934年，一座新的大学在巴西成立，此即国家资助的圣保罗大学，内含历史悠久的法学系和其他现存机构。1935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应聘到了那里，在艺术系任教三年。

这同样是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体验。布罗代尔写道：“生活在巴西，我与黑人相会，其气氛令人想起《飘》一书中描述的情景。”

昔日，1939年以前，拉丁美洲仍是半殖民地的美洲。占据政治生活和文化的狭小舞台的，看上去只是少数演员，同时他们还操纵着清闲的事务。他们可爱、有魅力、有教养，拥有几百几千公顷的土地，还是庋藏丰富的图书馆的所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奢华亲王，令来自欧洲的记者、旅行家或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已经给人留下落后于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印象；这些人物常常身负重大责任——这个人负责英国在巴西的几乎所有资本，那个人担当某个迪尔伯恩化学公会的代理人，还有一个人是公共财政的主宰，或是国家总督，还渴望成为共和国总统，另外一个人是来源于民众的总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的人都过于愿意从他们图书馆的高处，从他们思想的高处，进行统治，仿佛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宇宙之中。他们相信文化、文明、理性的美德。在专制或更确切地讲是开明家长制的氛围中，他们有些类似于欧洲19世纪闻名一时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类型。

在他们旁边，远离他们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的圈子，是一些新人物，一些暴富的移民、工业家，他们已经开始闪电一样迅速地获得经济成功，而且只有他们的子弟最终才能学会某种程度的优雅风度。

在观察巴西社会的同时，费尔南·布罗代尔利用这几年的时间为其有关地中海的宏伟论文进行钻研。早在1932年他就访问过巴勒莫——结果只是发现“国家档案馆（the Archivio di Stato）和公共档案馆（the Archivio Comunale）大门紧闭，我只能在前者那里待上几天，只能看到后者庞大建筑的外景”。他的遗憾在“藏品丰富的公共图书馆（Biblioteca Comunale）”得到了补偿。但与所有研究人员一样，他不得不面对其他挫折，包括不得在价值无限的拉古萨档案馆（1935年他在那里工作）给文献拍照。他写道：“这一次使我的研究变得百倍地困难。”

还有比这大得多的困难等着他呢。1938年，布罗代尔回到了巴黎，成为享有盛名的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的一员。他又一次在拉丁区工作，所在位置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和外交部的文献收藏。研究深入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不再可以仅仅从远处注意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档案。我的打算是通过阅读这些档案馆所藏的一些文献而对许多已出版著作做出补充。”但如他指出的那样，“局势”使他无法那么做。1939年战争爆发了，1940年法国沦陷。费尔南在莱茵河前线任中尉，不久成了德军的战俘。

终究有没有一位法国人，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我们的命运在其自己自然发展时一而再地把我们压倒的特殊悲剧时刻，不因他的祖国而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呢？这些大灾难就像历史画布中的大帐篷，或者像我们从飞机上瞥见的云中裂洞，把光柱投向我们看到的下面的大地。裂开大口的灾难，地上的深坑，投下的幽暗的光柱——我们历史中不乏这类东西。不必追溯太远，到19世纪为止吧，就有1815年、1871年和1914年几个可怕的年份。随后是1940年，丧钟第二次为我们在色当敲响：此时敦刻尔克的戏剧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的混乱无序结束演出。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这些重大的创伤也被治愈、逐渐消失和被人遗忘——根据所有集体生命的铁的法则：一个民族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人”。

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些灾难。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1940年的那个夏天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从命运的任何反讽来看都极为炽热，散射出光芒、鲜花和joie de vivre（生存的欢乐）。我们这些失败者，步履蹒跚地沿着不公道的道路走向不期而至的囹圄。我们代表着失败的法国，风儿掠过沙堆，带来阵阵尘土。真正的法国，la France profonde（深处的法国），依然处在我们的身后。它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它确实继续存在了下去。

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这样——他的战斗精神就是这样。他在德国吕贝克战俘营里度过了五年时间，直至战争结束。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下，他撰写了其有关地中海的论文的大部分。他说，这部分地是“对我所经历的悲剧时刻做出的直接生存反应”。

我们敌人的电台和报纸传送给我们的一切情况，甚至我们的秘密电台接收到的来自伦敦的消息——我必须把它们都抛在一边，抵制和否定它们。不要管日常发生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伤脑筋的事件。我不得不相信：历史、命运是在一个深得多的层面上被人书写的。

战争结束、费尔南·布罗代尔回到法国后，他把整个论文整理成型，并在1947年成功地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两年后，它以“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一名出版——该书使他一举成名。到他在1985年去世时，他已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而他在法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和一般读者中也赫赫有名，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

到了80岁高龄后，他仍在不断地写作和出书。1963年，《文明史》问世，它构成《当代世界史：历史与文明》的一部分，该书另两个部分分别由苏珊娜·贝耶和罗贝尔·菲利普撰写。1966年，他对《地中海史》做了彻底修订和增补。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英译本名为《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年》）。此后，在1969年，是一部题为“论历史”（Ecrits sur l’histoire）的论文集。而后，在1979年，三卷本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le）问世（英译本把三卷分别译作《日常生活的结构》《商业轮回》与《世界的前景》）。费尔南·布罗代尔最后一部大型著作是《法兰西的特性》（L ’Identité de la France）。

我很晚才回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圈子，而且显然感到高兴。事实上，历史学家只有研究本国历史才能真正得心应手，他几乎可以本能地了解它的迂回曲折、独特品格和薄弱环节。对于异国他乡，无论他怎样博学，也永远不会拥有这些王牌。因此，我没有先挑可口的白面包，而留着在晚年享用。

这些还不够。作为完美主义者的布罗代尔在去世前仍在撰写着本书。1986年，经由他的遗孀保罗·布罗代尔夫人之手，该书被交给出版社正式出版。最后，在1987年，《文明史》法文第二版问世。

二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故土的地位不可谓不尊崇。作为一位先知，在倡导一种新史学时，他却没有马上得到回应。1985年10月20日，在夏托瓦隆（Chateauvallon）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共演讲中，他说道：“我喜爱的人对我说：‘不要像平常那样胡言乱语。’你们认为我听从他们的忠告了吗？”听众们体会到了他的嘲讽味道，因为使他在某些传统史学家看来不理智、胡言乱语的，正是他研究历史的广度。

虽然他关于地中海的学位论文被考官们认可了：

没有鼓乐之声，但耳畔回响着上千句好听的话语；尽管如此，1947年，我……却被排除出索邦。那年举行论文答辩时，一位主考官平和地对我说：“你是一位地理学家，让我去做历史学家吧。”1949年我确实被提名进入法兰西学院，但该学院相对巴黎学来说是而且一直是微不足道的。同一年，我奉命主持全国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历史学部分的工作（président du jury d’agrégation d’histoire），但这仅仅出于当时任中等教育总监的古斯塔夫·莫诺（Gustave Monod）个人的意愿。莫诺试图改革这一神圣庄严的考试制度，急于使大厦倾覆。我未负职守，但1954年，我被解除了职务，索邦重新把这一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那些年里，如果说我和吕西安·费弗尔成为该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全体推选的），我们仍属于少数派：处于名单前列的是思想右翼之士。实际上，一年之后，我就被选举团成员摈诸门外。

布罗代尔可以像拉辛（Racine）作品中的菲德拉（Phedre）那样说，“Mon mal vient de plusloin”（我的苦难由来已久）。与索邦的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1929年，该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斯特拉斯堡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尽管杂志第一届编委会中包括两位索邦教授，但他们没有一位是正统的历史学家。其中一位，阿尔贝·德芒容（Albert Demangeon），是人文地理学教授，另一位，亨利·欧塞（Henri Hauser），是经济史教授。在其他成员中，一位是法国外交部的档案专家，一位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一位是那里的罗马史教授，一位是巴黎法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位是法兰西银行的副行长，最后一位是比利时经济史专家亨利·皮雷纳（Herri Pirenne）。

正如刊名所示，《年鉴》试图扩大历史编纂学的范围，把经济学和社会关怀，同时还有政治学和外交，包容起来。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发刊词中写道：“一个人专注于其正常的专业分工，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后院，不过仍要迫使自己关注一下邻人的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但围墙太高了，很常见的情况的是，它们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风景……正是为了填平这些深沟裂痕，打倒这些高墙，我们打算提出自己的准则。”

布罗代尔在回顾过去时写道：

可以肯定，他们有意识地努力创建一个全新的甚至革命性的史学。他们的方法相对说来很简单。对他们来讲历史学是各种人文科学中的一种。不必踮起脚尖，历史学家就可以瞥见相邻学科的田地和庭院。那么，尽管壁垒把它们彼此分开，试着看一下那里发生了什么，恳请支持建立一个人文科学共同体，把它们视为历史学的必要的辅助手段，是如此复杂、如此不同寻常的事吗？试想一想，历史学家能不能够以服务换得服务？服务的交换：我相信，这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年鉴》最后和最深刻的箴言，是它唯一的战斗口号。

今日，当历史学家展现出历史学比过去多得多的方面，并使过去牢牢分化为宪政、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历史规范进行交流而相互得益时，这样一种口号可能看上去多余了。

但在1929年，这一口号是全新的，它提出的纲领在传统史学家看来是不合常理的和荒唐可笑的，即便对新思潮的信奉者来说可能也过于大胆了……

斯特拉斯堡两位教授面临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深入到其他规范之中，带着战利品返回，再一次着手进行新的发现，利用每一个机会拆除妨碍交流的壁垒。另外，突袭对手看来是最好的防御。

在斯特拉斯堡，那些对手被起了“索邦分子”（les Sorbonnistes）的绰号。

那一绰号，如格特鲁德·希默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年鉴》杂志由斯特拉斯堡迁到巴黎之后失去了某些刺伤力”。但尽管吕西安·费弗尔加入了法兰西学院，马克·布洛赫被指定为索邦教授，但他们二人都没有逃脱布罗代尔所说的“索邦谨防的敌意”。在被布罗代尔指斥为“可耻”的一场选举中，布洛赫未能被选入高等实践研究院第五部，而且被法兰西学院“排除在外”。像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布洛赫能够赢得索邦的教授席位，仅仅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候选人有足够的资格接替亨利·欧塞的经济史教授职位，此为法国大学体系中唯一的经济史教授席位”。

同一年，即1937年，布罗代尔加入了《年鉴》杂志编委会。他留恋地把这形容为：

一个小的团体；尽管增加了“新人”，亨利·布隆什维希（Henri Brunschwig）、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雅克·苏泽勒（Jacques Soustelle）和我，仍可能舒适地聚集在吕西安·费弗尔位于瓦尔-德-格莱斯大街的客厅兼办公室，我们亲密地称之为“瓦尔”（le Val）。

马克·布洛赫未能躲过布罗代尔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的裂缝”而生存下来：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个成员，他于1944年被纳粹枪杀了。但《年鉴》杂志仍在继续办。它已经两易其名，一度被称为《社会史年鉴》与《社会史文集》；1946年，它用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名称：《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到那时，布罗代尔已经成为杂志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56—1968年他实际上是该杂志的主编。布罗代尔写道：

这无疑是一个新时期。但对第一代使之流传的众多思想，《年鉴》的第二代没有添加任何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我们这些新来者，夏尔·莫拉泽（Charles Moraze）、若尔热·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和我，没有为这一现存的理论库贡献任何真正独创的思想或概念……事实是，整个新一代历史学家都是从《年鉴》的思想框架中选择其“论文主题”，即其未来工作和事业的方向。因而，我把这一时期设想为理论转化为实际、年鉴模式与广袤的历史现实相冲突的时期……

那时与《年鉴》有关系的学者，包括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人——不仅有亨利·伊雷内·马鲁（Henri Irenee Marrou）、阿尔方索·迪普隆、约瑟夫·沙佩和吕西安·戈尔德曼这样的历史学家，而且有结构主义者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这样评价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任主编期间，该杂志成为法国、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阵地。它还为事实证明具有非常大的独创性。它现在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范式，而从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甚至符号论和语言学中汲取了主题和方法。”正如美国研究《年鉴》杂志的学者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ch）所述，“它既关注‘历史的非男性化’，也关注妇女史、青年史、儿童史、口述文化、志愿团体、非西方文明与非一致论文化的发展”。

实际上，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杂志把网撒得还要大。为了寻求“总体史学”，他们把地理学、气候学、物理学、生物学、宗教学、神话、航海技术包括在内，此外更重要的，把电影和文学也没有遗漏在外。比如，在《地中海史》一书中，布罗代尔不仅提到了撒丁小说家格拉齐亚·德拉达（Grazia Deledda）的La Via del Male（1986年）和Il Dio Dei Vivenit（1922年），提到了加布利埃尔·奥迪西奥（Gabriel Audisio）、让·焦诺（Jean Giono）、卡罗·莱维（Carlo Leri）、安德烈·尚松（Andre Chamson），甚至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作品，而且提到了维托里奥·德塞达（Vittorio DeSeta）1961年拍摄的电影《奥尔高索洛的强盗》（Banditi a Orgosoto）。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增加了一个高等实践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六部，《年鉴》学者的权威大大加强了。用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的话来说，这“被视为一个不授学位的研究生中心，与《年鉴》杂志相关的学者以及其他杰出的或有前途的学者在这里培养高级研究人员，并就社会史、经济史、经济学以及行为或传播学的方法和问题进行研讨。该部几乎从一建立就下设了一个由布罗代尔领导的新的历史研究中心和一个由夏尔·莫拉泽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

它之所以获准成立，仅仅是因为高等研究院像法兰西学院那样无权授予大学学位。第六部作为一个边缘性的、仅仅为了研究目的而成立的机构在困难中缓慢发展起来。它知道如何把这种限制化为力量，化为自治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不管怎样，它越是成功，来自传统的巴黎大学的反抗和敌对就越是强烈——确实，随之而来的也有罕见的友谊。

1963年，一个新的人文科学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成立了。它最初很分散，但1970年在一幢独立的钢结构玻璃大楼中集中起来，布罗代尔任行政主管。

这一机构是在巴黎大学阻止我们成立一个实验性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之后作为我们最后的避难所而成立的。是的，几乎直到1968年之前，我们一直是异端分子，虽然人数可能越来越多，力量可能越来越强大，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迫为每一次让步进行不间断的斗争。

1968年5月和6月的动乱改变了一切。……实在是命运的作弄，对我来说这一时期是当权时期。索邦城堡在1968年被一击而垮了，而分化为十几个不同的高等学术机构。伴随着此后进行的改革，一种新的生活开始扎下了根，值得称许的创新不止一个。这些改革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第六部在1975年失去了许多职衔和尊贵的名字，变成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拥有了授予学位的权力。

这样，《年鉴》集团，像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权势集团。如此一来，他们反过来面临不仅仅来自那些他们昔日提出挑战的人的批评。阿瑟·马威克教授（Arthur Marwick）写道：“普通读者会发现《年鉴》成了一个非常令人可畏的杂志。与其他一切学术杂志一样，它无意去担起与范围更广的读者、作为整体的社会交流所必不可少的历史任务……在《年鉴》杂志的论文中，统计表格充斥各处，其严格的意义并不总是被表达得非常清楚（除了据称它们展现出一种坚实的结构基础）；另外，流程图和示意图时常看上去意在让人佩服而不是说明问题；视觉资料时常被复制，似乎它们是不言自明的（当然，它们从来不能起这样的作用）。”

更严重的是马威克强调指出的三点：“仇视并忽视政治史；学术研究集中在中世纪史和近代早期历史，总体上回避工业社会和当代社会；以及试图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学，对这一点外行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

马威克温和的批评没有多少是适用于布罗代尔的。但在《地中海史》第二版末段（写于1965年6月26日）他承认：

论气质，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很少受到事件甚或短期的局势的影响，它只不过是同一地区事件的聚集。

在更早些时候，他把这些事件称为“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在其未竟之作《法兰西的特性》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却责任。

正是由于布罗代尔明显超脱于较直接的人文关怀之外，才致使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教授在1967年写道，《地中海史》“提供了对有助于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局势的非凡了解，唯一缺少的是政策和行动。书中有一种明显的和令人称羡的生命感，但这些生命如何穿过历史则很不清楚”。

对这样一种批评布罗代尔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已经使自己远离阿诺德·汤因比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和“无所不包的解释”。他同样对任何过于盲目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模式的历史学家不屑一顾，认为这种模式“僵化为简单化和被当成法则”。但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长时段”观点可以被称为“超凡脱俗”：

我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提问者有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如果我们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待历史，人变成了什么？他在历史上会起什么作用？他行动的自由会变成什么？

格特鲁德·希穆尔法伯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在1940年布罗代尔仍是一名战俘、高呼“打倒日常发生的事件”并为其长时段历史学而努力时，“欧洲正因单单一个人的激情而动荡不已”。

不过，布罗代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已经承认我们或许可以称作“希特勒悖论”的东西。在《地中海史》中他写道：

这并不是说，这一灿烂辉煌的表面对历史学家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或者说历史的重建不能完全地以这一微观历史为出发点。……换言之，人类的历史是一张乐谱，这些单个的音符在它上面显现出来。……关于那一悖论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实干家是能够最为准确地量度自己能力的局限性，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运用他自身的压力往同一方向推进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预先注定都是要失败的。

确实，如特拉扬·斯托扬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布罗代尔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从气质上可能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但他的结构主义是诗人、画家、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的结构主义。……在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甚至像大海这样的地理实体也可以被‘上升到历史人物的高度’（像吕西安·费弗尔评述的那样）。就这位历史学家而言，世界是一个剧场……然而，在最后的分解介绍中，导演们必须回到演员身上，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戏剧。”

布罗代尔很熟悉这造成的技术问题。1963年他问道：

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又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和一种隐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的、当然是不引人注目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住时间顽强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

他找到了一个通过用三个量度或层面测量时间的答案：长时段，即结构和传统之在某种程度上静止不动的时间；中时段，即位于中间的“局势”层面，很少长过几代人；以及由事件构成的短促迅速的短时段。像他阐释的那样，每一时间段构成《地中海史》的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即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如果这个词语没有脱离其完整的含义……

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人们可以说，这种历史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罗·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说的事件史（l’histoire évenémentielle）。……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对这种现在仍燃烧着激情，对这种当时的人在他们和我们同样短暂的生命中亲自感受过、描述过和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必须学会持不信任态度。

三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费尔南·布罗代尔绝非短见之辈，无论在瞩望未来还是在回顾过去时都不是这样。但他早就认识到需要把重点随意地由历史的一个范围或类型转到另一个上来。早在1936年9月，他就在圣保罗教育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阐述了他的某些基本思想。

讲演的主题是“历史教学”，它从询问如何把“教育小说”转变为一种“冒险小说”入手。布罗代尔说，秘诀在于简单——这不是“指歪曲真理、空洞无物、拾人牙慧的庸才的简朴，而是清晰、理解力出类拔萃者的简朴”。“到成为文明中心的地方去：希腊是爱琴海的一个文明，从色雷斯到克里特——而非巴尔干半岛文明。埃及则是由尼罗河养育的文明。”

他说，他的榜样是亨利·皮雷纳，“当今出类拔萃的用法文写作的历史学家”。要能叫人理解自己，要避免使用抽象术语。要想叫人听你的，“就要让所讲的历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

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公司、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它曾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争史或历史事件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

大约20年后，当布罗代尔发现自己处在法国中学改革最紧张的时刻时（这些改革间接地促成了本书的产生），这些原则再次浮现出来。历史教学是改革的目标之一。自1945年以来，在法国中学里，历史教学被按照学生学习的进度在年代上加以区别，开始时讲的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埃及史，但在前两个年级结束于所谓的“当代史”：一年级（première），讲到1789—1851年，最后一个年级（结业班，terminale），讲到1851—1939年。自1957年7月19日，教学大纲被推后了一年，这样1789—1851年在二年级（seconde）教授，1851—1945年在一年级教授，而最后一个年级（结业班）则用于学习“当代各主要的文明”。这些文明被分为“六个世界”：西方、苏联、伊斯兰世界、远东、东南亚以及黑非洲。

这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任高等教育部长的加斯东·贝尔热（Caston Berger）的功劳，他还倡议成立后来的人文科学之家。但新主题的宽度——包括取自“相邻社会科学”，即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零星资料——明确显示出《年鉴》杂志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影响。不出所料，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两年后，即1959年，地理划分做出了修正：“当代世界文明”仅仅包括五个地区，因为远东和东南亚被合并为“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一部分则有所扩充，包括了“现今重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1914—1945年被推后到了结业班的第一学期。

这是一个倒退，但并不是失败。新教学大纲与布罗代尔的思想非常接近，激励他撰写了本书——部分地可能是为了预先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倒退。年鉴派成员莫里斯·埃马尔称它是一部“战书”，这是正确的。《文明史》最初是布罗代尔与苏珊娜·巴耶、罗贝尔·菲利普合著的《现代世界：历史与文明》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该书的首要目的是支持在中学结业班教授的新历史。正如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的“序”中所述：

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

很不幸，尽管在大学层次上获得了胜利，布罗代尔最终在中学之战中失败了。早在1964年，新近奉命到巴黎以北省里一家中学任职的莫里斯·埃马尔吃惊地发现，教师委员会做出决定，布罗代尔的著作“太难了，不适于学生使用”。此外，1965年，教育部进一步缩短“文明”教学大纲。正如莫里斯·埃马尔指出的：“在非殖民化的浪潮中，正值新独立的国家大胆地撰写自己国家的历史的时刻，1965年8月10日颁布的一个法令，全然要消除‘非洲世界’。”

1970年，布罗代尔的著作被悄悄地撤出销售架，此后不久，中学教学大纲再次做出改变，使高年级从一个针对过多旧习惯的革新中解脱出来，恢复了旧式的叙述性“当代史”：1914—1945年。教学大纲现在向低年级教授“新历史”，而向高年级教授传统历史。这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改革的倒退。正如他于1985年在夏托瓦隆对听众讲的那样：

在业士学位考试上向孩子提问1945—1985年这个时期的问题，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是可惜的、讨厌的，我确信，如果我是主考人，我将在业士学位考试中难倒不论哪一位历史学家！而如果人们向我发问，我自己也会被难题难倒！

不过本书不仅仅是布罗代尔在输掉的一次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它被撰写于《地中海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物质文明》第一卷问世之前，构成了他总的工作的一个坚实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它被翻译成西班牙文，供大学学生使用，并被译成了意大利文，作为一种袖珍本定期重印。1987年，它在法国重版发行，删去了供教学使用的参考资料，而增加了1983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序言。英译本依据的就是该法文第二版。

四[3]

把布罗代尔的著作译成英文是一项不得不重视、需要才智的工作。普拉姆（J.H.Plumb）教授指责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人毁掉了原书独特的火花。布罗代尔本人也承认：

把我那并非不复杂的风格改编得适于英语充满活力的韵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同意这一点。对于布罗代尔在前言中的引文，我转引了相关译者的译文，而没有尝试加以润饰。我本人承译的这部书在处理上在两个方面较为自由。

保罗·布罗代尔夫人非常友善地对我说：“与所有优秀的译作一样，你的翻译很自由。”并称它“快捷、生动，与这类作品非常相称”。对这些赞扬我深表感激，因为在翻译中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布罗代尔夫人的热情帮助。除可能有的误排外，译文中的一切错误或瑕疵均由我负责；我非常乐于在将来再版时予以更正。

说这是一本“自由的”译作还有第二层意思。假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生前看到这部书重印，他肯定想重新撰写它。在《地中海史》英译本前言中他宣称：

不经过彻底修订，我不想重印这部书。

在10年的时间里，他被要求“改编”《文明史》以适于更广的大众阅读；尽管他从未表示拒绝，但总是推迟进行这一工作。不过正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说，“在1993年翻译出版一部反映1962年的世界的书是非同寻常的”[4]。出于这一原因，我主要通过改变时态对原文做了小心谨慎的改变，意在帮助读者理解。我想，如果布罗代尔在世，他对笔者的这一处理也不会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本人就为意大利文译本添加了数页（主要是关于中苏关系）。

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一直令我感到震撼的是，真正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做出修订的地方少之又少，以及布罗代尔是多么地富于远见。苏联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密谋正在策划时，我恰巧马上就要译完关于苏联及其离心倾向的那章。似乎布罗代尔正在注视着这一切。不要说“我告诉你这么样”，因为这从来不是他的作风。但在那些非常危急的时刻，这至少提醒一位读者，在一位大师的手中，长时段如何能够帮助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最戏剧性的激变。

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

[1] 英译本1993年由Penguin Group出版，英译者即本文作者。——中译者

[2] 莫里斯·巴雷（Maurice Barres，1862—1923年）：法国作家、政治家。其个人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曾给同时代人强烈影响。早期主要作品为《自我崇拜》三部曲，对其个人做了严格的剖析。从政后由爱国主义立场逐步转向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后创作了以“民族精力的小说”为总题的三部曲。190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中译者

[3] 此部分主要叙述作者把《文明史》译成英语时处理的方式。在翻译时，中译者仅保留了该部分的主要内容。——中译者

[4] 英文版于1993年正式出版。——中译者

译后记

一

1963年，如日中天的法国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雄心勃勃地进入历史教学领域，用年鉴学派的方法为法国16—18岁的中学生编写了一部教材，即《文明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可以教授和怎样教授。它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要使成为教育对象的男女学生对此产生兴趣，就必须使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马尔语）。要做到这一点，布罗代尔认为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在他看来，历史学通过发问和迂回到过去，是可以回应人们的好奇心、疑问，并回答今天提出的种种问题的。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我坚持这一点。仅仅向学生讲授工厂、支票和小麦的价格，是一种失职。历史编纂缓慢地经过了各个阶段。这一直是君王年代记、战斗史或历史事件的镜鉴；现在，得益于勇敢的先驱者的诸般努力，它深深扎在昔日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这些阶段就像通往真理的阶梯的踏板。在学生面前不要省掉任何一个阶段。”“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可以说，为了这部部头不算小的“小”书，布罗代尔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然而，就一本教科书而言，《文明史》无疑失败了。其表面的理由，如同时代法国一部最有名的教科书在前言中批评的那样：“即使这门课程的趣味不容置疑，即使对第二学位在学的学生来说，当今世界的这种学习研究具有诱惑力和好处，人们也不能不承认使用这个教程有重重困难。许多技术字眼必然要涉及，必须使之简单易懂……”一句话，这部教材难懂难教。表面上看，确实如此。《文明史》计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章。上编“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中编“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下编“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全书富于理论性，涉及面甚广，以集约的方式介绍了世界各大文明，并在不少地方提出了独立见解。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法国教育界内部的斗争。用埃马尔在《布罗代尔教授历史》中的话：“这部教程从问世之际就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课本：这是一部引起斗争的书，而且这是一场最棘手、进行起来最令人不快的斗争：反对行会习惯的斗争，因为不能强加于人，必须说服人，而为了说服人，就必须不断地从头开始，还必须反复地讲述。种种错误，甚至最丑恶的无知，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今天和过去一样，既不能归咎于学生，也不能归咎于课程，更不能归咎于课本。”在尖端史学领域，布罗代尔取得了巨大成功，蜚声国内外，但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面对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体制，他肯定无疑地失败了：历史教学恢复了从1914年、继而从1939年至今的当代的只叙述事件的旧史学，《文明史》在1970年就被悄悄地从销售目录中拿掉了，甚至未能入选教师用书。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明史》却又取得了很大成功，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著作。对这部书的价值，出版方有充分的理解。在隔上几年就予以重印的同时，出版者一直恳求作者为另一批读者大众“改编”这部作品。布罗代尔一再推迟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对每一部著作，他的写作逻辑都不容许做详细修改，而总是要求人们从零开始”。这部书也逐渐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66年起，西班牙和意大利就率先做出了榜样。西班牙整本翻译了这部书，供大学学生使用；意大利出版了袖珍本，以后又不断重版。再后，英、德等西方文本问世。遥远的东方，也有了日文和中文译本。学界公认，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起，《文明史》为人们呈现了一部世界史，一部不同于《地中海史》的世界史，其目的是要考察过去与不远的将来，用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鸿篇巨制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简言之，一部不成功的教科书蝶化为一部不朽名著，对世界各地产生着影响。

说到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不由得联想到我国现代史上与布罗代尔相似的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两个人。一个是夏曾佑，他曾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今人评价它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这部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出版，民国时期广为人所关注，时至今天仍在重印，不过读者群已主要不是中学生。以新的史学方法撰写中学教科书的还有顾颉刚。顾氏认为，1922年，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是层累地造成的：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22年，他以此在当时中国可谓全新的观点为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书成后印行160万册，却因所谓“非圣无法”遭到学术界以外各种势力的反对，后者认为这一历史教材竟然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教材，应当取缔，同时还要对出版商予以重罚。商务印书馆因此差点遭受灭顶之灾，历经周折方平息风波。就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史教科书而言，布罗代尔的这部《文明史》与顾氏那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一样遭受失败的厄运，尽管因国情不同没有后者那种磨难。布罗代尔有言：“有谁能够否认历史学的强烈作用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布罗代尔至死都在坚持自己对历史教学的观点。“谁敢说这种教学主张在今天新的改革时刻，丧失了其现实性呢？”（莫里斯·埃马尔语）

二

翻译《文明史》，是在跨入21世纪后不久，应斯时在北京贝贝特主事的呼延华兄之约着手进行。译事本拟由翻译过多部法国史名著的老友冯棠先生主要担当，但他因杂务缠身，再兼呼延兄在时间上要求较紧，他只愿承担其中一部分；不幸的是，刚刚完成所承译的那些部分的初稿，未及汇总通校通改，冯先生即沉疴复发，没有能够见到中译本问世即告别人寰，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无法忘怀的痛。

为了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为了向布罗代尔这位我最为尊敬的西方史学大师致敬，也为了布氏这部堪称经典的“小”书，我勉为其难，承担起译著出版前的各种杂事：逐字逐句校改全书，统一译名和文字风格，补译部分内容，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添加一些译注，甚而包括部分编辑工作。法文水平不够，勤查勤问；知识有盲点，同样靠勤查勤问。7、8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挥汗如雨，以满腔的热情与罕见的酷暑抗争。翻烂了两部字典，一部法文，一部英文；翻烂了两部西文原书，一部法文原版（Flammarion，1987年），一部英文译本（Penguin Group，1993）。英译本是托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常务院长刘东先生（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亚马逊购买的。应当承认，校改译稿，大量参照了理查德·梅因（Richard Mayne）的英译本，部分章节，也主要依据英译本翻译。不过，所有译稿均据法文原版改定，英译本与法文原版不一之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亦以后者为准。

好在辛苦没有白费。2003年12月中译本正式出版后，得到读书界广泛好评。一些著名学者如李公明、蔡天新等郑重推介这部书；一些专业史学网站刊载相关评论文章；也有一些文章专门对这部书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如罗珍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李宗奇的《略论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与历史教学》等。搜索网站，可以看到大量相当有水平的评论，如朱正琳认为“关于文明或文化，布罗代尔有一个独到的概念，指向他所谓的‘长时段的历史’。他拒绝了‘历史哲学的概括’，而从人类学家那里‘借来’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最简单地说，‘这个定义里有三个起作用的因素：具有边界的文化区域、借鉴和抵制’。他认为只有这个定义是恰当的，而‘所谓恰当是指易于用来观察，而且足以排除任何价值判断’。这本《文明史纲》（上一版中译本用名），可看作这个概念的具体体现。我以为，读它会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时下被滥用的文明（或文化）一词的理解”。

网民“性情中老虎”称赞此书是“了解过去与现在的一把钥匙”。也有人感叹，这样一部写给法国16—18岁的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一部探讨文明问题的教材，实已成为学术上的经典著作。“能用这本书作教材的法国中学生是幸福的”。当然，幸福是相对的。没有相当扎实的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基础，想读通这部书不会那么容易。正因如此，许多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慨叹，法国的一部高中教材，让他们望而生畏。不过，历史系学生畏惧，并没有令其他学科的读者却步。或许与本书的主题即文明相关，不少文化学者大量引用它。更为奇特的是，不少大学的建筑系把它列为学生参考书。如一本《建筑学新生专业入门指南》这样写道：“读历史不能指望一些电视节目解决问题，历史这门学科包含太多东西，需要沉下来认真读些书——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这样的大砖头可能比较难读（不过也物有所值），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那几本相对轻松愉快。”还有一个让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现象，即几乎全国省份的高考历史练习题或试题中，都有用布罗代尔《文明史》做题干的选择题或者简答题。与此相应，产生了许多与此书相关的课件或解读。这在无形中也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三

2003年年底，《文明史》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译本当时取名《文明史纲》。这一译名是据法文本原著和英译本书名结合而成。而今选择“文明史”一名，主要是应出版方的要求，意在求新求异，其依据主要是梅因的英译本。实际上，法文原版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直译当为“文明语法”或“文明释义”，更为中国化且较为准确的译名或许当为“文明史教程”或“文明史基础”。

相较上一中文版《文明史纲》，《文明史》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地方。首先，前者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87年版，现在依据的是Flammarion 1993年版。两版均系在作者身后问世，但新版除对上一中文版个别错误进行修订之外，还在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五章后补充了布罗代尔1966年撰写的附言（这些新增加的部分主要由张文英补译），反映了在本书1963年初版后作者对世界文明问题新的认识。如第十二章“中国的昨日与现在”后附言重点谈中苏冲突后的两个突出事件，一是中国原子弹爆炸，一是中法建交，后者因如今适值中法建交五十周年，读来别有意义。第十九章“欧洲的统一”后除1966年附言外，另附作者之子保罗·布罗代尔记录的布罗代尔1981年在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就欧洲统一问题所做的演讲，涉及人文科学与历史学作用问题，弥足珍贵。其次，利用此次重版之机，我们对原译稿进行了再度加工，除润饰文字外，厘正了上版遗留的不少错误，包括把原译“上编文明史纲”改译作“上编文明释义”，使之更贴近作者原意。最后，根据世界形势新的变化（旧译《文明史纲》出版至今已十年有余），尤其是借助于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我们对上版注释做了订正补充，使之跟上时代的发展。校改工作主要由本人承担。因能力所限，译稿中仍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常绍民

201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