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1917年以后的苏联
本书上一部分（第二十四章）已经研究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既研究了它的开端，也研究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果，本章只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
（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
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宁
马克思的思想相当迅速地就赢得了俄国知识界和革命家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而与亲斯拉夫的传统主义者相冲突。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圣彼得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迅速找到了信徒吗？据说，圣彼得堡大学与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人合作的成果，起主要作用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起次要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后者与马克思携手工作了40载，马克思逝世后，他又继续工作了12年。
这个庞大的学说标志着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思想、行动和解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把革命与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是发源于这种社会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果实。它提供了整个世界观，把社会分析与经济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通过矛盾或肯定与否定来寻求真理）一方面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主宰物质世界（思想先于物质），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居主导地位。“黑格尔体系头朝下倒立着，”马克思写道，“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让它两脚着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接过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temps）即接连相继的经验[11]：1.肯定；2.否定；3.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真理的肯定由此变出，它同时考虑到前两个时间，并使之调和。
这种推理方式始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背景。正如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12]所云：“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指出矛盾、确定矛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矛盾、而后解决矛盾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这一说法并不是不准确，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它，尽管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强调辩证法，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另一些人跟在列宁的后边，在历史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这个由恩格斯创造的很不巧妙的表述问题上，提出了同样意见：马克思强调历史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分析获得了有关其革命学说的辩证法论据。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19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正经受着一大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摆脱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种手段。正是在劳动中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他是那么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一个既意味着劳动又意味着自由的社会中，同时存在“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 de l’homme）和“自然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anature）。“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这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肯定。
接着是否定：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存在着荒谬的自相矛盾，劳动并没有解放人类，让人类获得自由，而是奴役人类。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乃至这种生产的利润之外。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劳动异化（aliéner）。现代社会使劳动成为一种奴役手段。
那么，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这种矛盾的出路之门呢？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实行大规模劳动和大批量生产，就导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受奴役的被奴役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时创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获得了一个结果。无产阶级自动地加剧进行阶级斗争，即阶级的战争，因而不久就会导致一场革命。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史过程依次使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明天，世界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资本家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人们知道，起码从1846年起，马克思就知道“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但还尚未使用“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个方便的词］，正如马克思本人阐明（1875年）的那样，存在一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新社会勉勉强强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今天，专门用语“社会主义”特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此阶段的口号是“按劳分配”。只有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它有点像是希望之乡。社会（这时）可以在它的旗帜上题写：“各尽所能（在生产阶段），按需分配（在消费阶段）。”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乔治·居尔维奇[13]所写的，它是一种“上升的”学说。
·可是，1880年前后，对于再次传来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不论马克思怎样犹豫不决，他毕竟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进行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俄国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怎能不令人失望？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范例所思考、所探究、所讨论的问题。当《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问世（1867年）时，英国早已达到工业革命的核心阶段，更确切地说，对工业革命引起的重重困难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法国和德国为范例进行推论，后者此时只是略微落后于前者，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总之，他们是按照与沙皇俄国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相距甚远的形势进行思考的。
19世纪末，在俄国，农民一方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这个刚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
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世的时代（1899年）起，更进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和之后，列宁非常清楚地屡次看到这一矛盾。应当承认，列宁这个马克思的信徒，受困于他所激扬、赞美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内部，他感到灵活自如。总的说来，列宁的所有思想几乎都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然而，尽管列宁的真正才能主要体现在策划革命行动上，但即便是在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独创性也比人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得多。
事实上，列宁出身于俄罗斯一个小贵族家庭，他讲话的声音和他家乡特有的口音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再因其简朴，因其“务实的才智”而仅仅是“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他更不是一个仅仅被行动所吞噬的人。事实上，他反复进行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使他赢得了“清扫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牛圈[14]的荣誉”。当他采取行动时，他总是事先怀着激情，以清醒的头脑对此进行思考。因此，他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简而言之，列宁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政治第一”，政治优先。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几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爆炸的结果，在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重压下，社会爆炸是会在它自己适宜的时刻出现的。由于工业化而挤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革命的和有爆炸力的。在无产阶级的身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发源地，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在某些场合，也许仍要利用这个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但是关于这项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长时期里一直犹豫不决。1848年以后，他们不无理由地尤其不信任法国农民，对其反革命可能性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是依恋其小块土地的假无产阶级。
马克思去世（1883年）以后，关于革命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德国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年）恪守马克思的原本忠告：在她看来，唯有工人无产阶级值得信任；工人无产阶级必当是革命的唯一动力；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敌人，因此，“党”应当为工人无产阶级所有，他们应密切地从内部对它实行监督，从基层对它加以控制。她认为，这是防止党的官僚化的唯一手段。
列宁的方向与卢森堡不同：与一些改良主义者的意见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天生的自发的革命性（此外，他厌恶“自发性”一词）表示怀疑（“在帝国主义时代”）。他认为，强调党和强调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到了，不管这些阶层属于何种阶级。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主张，没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并不会选择革命，而会转向改良主义和某种工联主义，甚至可能陶醉于工人贵族的乌托邦之中。当时在英国，新生的工党不得不与工会迟疑不决的保守主义做斗争，正如在法国，工联主义比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多地反对社会主义，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道不是吗？此外，与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民族战争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在必行。进而言之，列宁赞成土地改革纲领，无论怎样都拒绝认为农民是反革命成分，在这一方面，他又一次与罗莎·卢森堡和“卢森堡主义”意见相左。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肯定受到了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像他们那样，在受奴役的农民身上，看见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他不想弃置这一庞大的爆炸性力量不用。人们知道，农民确保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在有关俄国的问题上，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考察这些争论和思想立场，它们中有一些在1917年以后在苏联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吕西安·戈尔德曼[15]这样宣称：“无产阶级在俄国占有重要性，但数量太微小，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不足以靠一己力量引发马上使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共产党，是经在国外建立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ija Trouda）的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16]、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ul Axelrode）、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soulitch）、列夫·捷伊奇（Lev Deutsch）］同意，由第二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尤里乌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菲奥多·伊利奇·丹（Fyodor Ilich Dan）］创立（1898年）的。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05年）时，分裂产生了：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Bolcheviks，即俄语的“多数派”，况且越发指发出一个声音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cheviks，“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将重新成为“多数派”。）这次分裂原因何在？因为在党章的第一条，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独裁专制。）
然而，从俄国社会工业的发展观点看，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采取这种策略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存在许多考验。1905年，列宁旗帜鲜明地与人数并不太多的一些社会党人的论点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由无产阶级进行）”是可能的，“似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来说，已经足够发达”。1917年，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前夜，两派在最后时刻的论战更加明朗化了。论辩在列宁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之间进行。列宁否认他计划夺取政权；如果他夺取政权，那只是寄希望于得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援助。（这是幻想，我们注意到，俄国革命从一开始，或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迫自力更生。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幻想。）普列汉诺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工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农民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他警告列宁，如果列宁夺取了政权，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求助于独裁专制，求助于政府的恐怖手段。列宁反唇相讥，这样说就是对他个人进行侮辱。然而，他夺取了政权，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
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1921年，由于采取新经济政策（N.E.P.），列宁一时开起倒车时，他的宣言极有特色地与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些旧日的争论联系起来。“我们搞错了，”他总体上这样宣称，“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几乎完全寿终正寝。从1928—1929年起，斯大林从反对转而赞成工业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历经重重困难，工业化最终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
但是让我们退回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更清楚地描述那场争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设想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革命者“偶然地”或“靠密谋”夺取政权。他写道，“他们那时只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因此重提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讨论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曾谈到“修道院式的社会主义”，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重提这些话和这些争论，目的不在于重新考虑1917年十月事件及其后果，以便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事件的进程，当时历史自当使“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或遭到嘲弄。需要指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外地在一个当时欧洲最不工业化的大国开始了。这一次，革命不可能遵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展开。政权已被共产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取的名称），即在俄罗斯众多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可能在10万人左右，所控制住。这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少数，利用了1000万—1200万农民的惊人的溃乱，利用了军队官兵开小差的机会。他们在必要时互相残杀，涌回他们的村庄，开始占领贵族的、富有资产者的、教会的、修道院的、王室的和国家的土地……
据说列宁曾这样问道：“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13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向前冲，然后再看。”
“坚持几十年”，事实上，一直坚持到俄罗斯达到某种发达和工业化的程度，那时一场“理性的”革命必然会接踵而至：实际上，这将是此后若干年里俄罗斯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实行无情的专政的动机，这种专政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借用正在产生中的无产阶级名义的共产党首脑的专政。“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共产党首脑的专政甚至变成了独裁者的专政。”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1793—1794年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派别”不能立足，这与1794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苏联文明
如今苏联已在政治独裁制度下生活了45年[17]，很快就将半个世纪了。这里没有出版、言论、信仰、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只有一个坚守纪律的、“坚如磐石的”党，党内隐蔽的冲突只显露为个人的悲剧性对立。1953年斯大林死后仅仅数年，就出现了自由化——毋宁说人道化（humanisation），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由化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人道化是慢慢地、有节制地，但似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来的。人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déstalinisation）现象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很久很久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面临的悲剧性的紧急时刻吗？苏联无疑还没有摆脱所有的内部困难，但是它从此以后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步入享有特殊利益的民族之林：它靠辛勤的劳动赢得了这个位置，但是它占用了它。同时，不论愿意与否，它建设了大众文明所必需的新机构。也许正是现在，它第一次可以自由地至少在国内方面选择自己的革命，或者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它扮演的社会主义国家leader（领袖）的角色，从此以后强加给它另一种类的限制，一种来自外部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各条战线上做出努力和进行战争的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在这些年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如果说官方言论反复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式或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实践（praxis）、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相对贫困化、唯物辩证法、物质基础，或者一个没有阶级的完善的幸福社会即将来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时一刻庞大的意识形态，像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宗教那样，因为它们的胜利而没有被拖入成为生活本身的变化发展中去。此外，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20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成就中自我“现实化”，那么它也经受住了影响。此外，按照其门徒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世界观本身的世界观”。这也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所说的：“20世纪的共产主义经历了类似于公元l—4世纪基督教的改造那样的改造。”
要列举这些变化、背信弃义行为和异端邪说，把它们逐一编订出来，也许必须成为决疑论者。在这些方面，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受到指责，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制订出目录不无裨益，只要决不把这个或那个可能显得同样有意义的细节孤立起来。同样的目录只有与解释目录和被目录解释的全部经验相比，才有意义。这里我们要说，这并不是苏联经验所提供的最重要或最清楚的试验。
确实，对过来人来说，1917年以来的50年关系到一系列革命和苦难，这一时期非常漫长，可是编年史的空间还远不足以使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经过如此剧烈的结构断裂，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我们必须在所有经验中区分出脱离常轨的东西，尤其是过渡年代（至少直到1930年之前甚至1930年之后）期间的东西和过去有效而且还将有效的东西，以便在粗暴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被沿用的社会传统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这种社会是取自它并未决定要经历的经验，而且它对这一经验始终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
因此，在什么范围内，列宁早已做出计划恢复差距非常大的工资等级的做法，是一个意外事件，是斯大林力量无限的意志所为，或者干脆是一种社会必需，抑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进程？沿着这条路，社会等级制度连同明显的特权，重又建立起来。一位苏联大学教员笑着宣称：“我们是苏联资产阶级……”但是这种等级制度，只有当它仅与职权有关的社会、阶级的特权可以传给后代时，就是说这些享有特权者的后代，又转道来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中获取（教育、金钱、职权方面的）好处时，才能恢复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倾向在家庭生活永久延续的一切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共产主义在苏联一点也没有摧毁家庭生活。斯大林甚至还加强了家庭生活。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是农业问题。苏联企图用集体方式重组农业生产，结果一败涂地，而且遭到昔日受斯大林制度虐待的农民的反抗。但是俄国小说以压低的声音如此经常地加以反映的贫困农民，难道不是被迅猛的现代化经济运动，从百年框架中骤然拖出“传统”文化的正常的、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反应吗？看来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这种问题在所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
另一方面，在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会之间或多或少紧张的对话中，可否说获胜——有没有获胜？面对“宗教异化”，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采纳的是好战的唯物主义，富于进攻性的理性主义——不否定上帝，但热烈地肯定人类关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恢复东正教信仰的价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教会和斯大林之间的妥协。斯大林不是恢复了曾被彼得大帝取缔的莫斯科大主教吗？195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演说中，祈求东正教会的君主和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保佑。无疑，心甘情愿地前来祈祷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老年人。然而，对于洗礼、婚礼、死亡，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国家围绕非宗教的婚礼仪式试图组织的礼仪或许可以证明，它必须进行斗争，至少必须填补一个空白。
最后，对于后继的几代人，他们没有逐渐地忘记悲惨的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本身在大步退却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笛卡儿主义，虽然它仍然无处不在，但在西方的意识中，越来越淡薄？这还不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抛弃。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讨论。在2.2亿苏联人中，有900万名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的采地、特权，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其他人呢？
·尽管如此，最深刻地改造苏联生活的是它所经受的强大工业化和即将胜利完成工业化的前景，也就是说进一步发展它的成就，克服困难，弥补所遭到的失败。
无疑，就人力而言，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17年，俄国不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事先提供的”现成的工业化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必须建设一个这样的基础，这就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为何采取这一独特步骤的部分原因。斯大林独裁专制肩负起极其重要的、“在别处由铁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被其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
那一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专家们还将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数字为争论提供了好的场地。他们的语言是国际语言。民族之间互相比较，就像孩子们比量身高。量身高器还必须是同样的。在工业生产方面，1953—1959年之间，法国平均每年增长7.7%（1959年指数156，相比于1953年指数为100）；联邦德国平均每年增长83%[18]（1959年指数为169，1953年指数为100），苏联平均每年增长11.3%（1959年指数为190，1953年指数为100）。这是官方统计数字的语言。不过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西方人按纯价值计算指数，苏联人按毛价值计算指数。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里宁（Strulinine）证明，工业生产的官方增长，以毛价值计算，1950年是1928年生产的22.9倍，但是若以纯价值计算，则跌落到14.7倍。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有多少苏联的反对者会就这些数字进行争论。
图23 苏联内部的移民
但是，假定经济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它也肯定在望。巨大的发展已经发轫，在西伯利亚和别的地方已经取得辉煌的奇迹般的成就。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工业化都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反过来影响苏联整体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新的结构都开始产生。
（A）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苏联将美国（boom[19]时代的美国）的发展节奏，强加给1917年基本上还是农民的一个传统上很懒散的民族。这种常常顽强地坚守传统、反对变革的懒散与任何东西也无法逃避的变革压力之间，这种节奏与和平之间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到处爆发。在中亚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方式（américanisme）与东方风格的这种混合，更是千奇百怪。
数字说明变化的重要性。1917年，俄罗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产业工人占15%；1962年，农民勉强高于二分之一（52%），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占35%。同一段时间里，官僚至少增加了10倍，知识分子增加了100倍。结果巨大的诱惑把人们引向城市，城市人满为患，损害了农村。
这一运动刚刚完成。除了原首都列宁格勒保留了老城风貌外，新旧城市，包括莫斯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芝加哥一类的城市），都带有农民的面貌。它们的生活乡村化了。知识分子、大学生也逃避不了这一切。“一个新的种族在俄罗斯产生了”，它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最不重要的职位到科学研究的职位（俄国社会阶梯的顶端）。在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节奏使苏联工业化的同一时刻，他对农民进行了全面集约化，一下子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不顾他们反对，把他们抛向城市，罹受城市的征服。这一切几乎也就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
1947年，在遭到侵略、被征服的城市中，从他们原始的服装，从他们迟缓的行动，一边大声叫嚷一边跳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举止，仍能辨认出其农民特征来。从1956年起，形势就已开始改观。农民已经城市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获得了更好的穿戴。1958年，人们再也碰不到赤脚行走的孩子或妇女；在戏院和电影院，穿戴已成风尚，农民的笨拙消失了。然而不久之前的乡村出身的人们在行为举止的许多细枝末节上还是露出马脚。相反在列宁格勒，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显得更加文雅，妇女显得更加漂亮，口语显得更加纯正。1945年以后，列宁格勒令人赞赏地恢复了其外在的布局，给人留下了可爱精美、有宏大气派的欧洲古城的印象。列宁格勒有繁忙活跃的港口，靠此永远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之中。农村并没有把它淹没。但是，尽管它拥有工业化的郊区，它仍可与这种看来是未来俄罗斯形象的鱼龙混杂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无可争辩地赋予莫斯科一种首都的气派。
（B）农民的征服：工厂、学校。
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淹没了昔日的技术工人。农民占领了工厂，他们对机器一无所知，没有经过良好训练，愚笨无能，同时，像所有农民一样，对机器表示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在一开始只能达到很低的生产力。因而，在当时，为了弥补产量不足的状况，就从农村征召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厂来。
农民，至少他们的子女，还同样涌入学校，稍晚一些，涌入大学。1917年，俄国人口的至少有75%是文盲（甚至更多），而到了今天（20世纪60年代），文盲据称已经被完全消灭。这肯定是图书馆、阅览室、俄罗斯经典作品普及版（也有例外，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叶赛宁的作品直到1955年才被广泛出版）数量增多的原因。这些作品，连同经过选择的外国的经典作品译本，发行量常常多得令人惊奇（有时印数可达1000万册）。图书一般用不太好的纸张印刷，书的价格确实非常低。这是不是经典作品如此流行的原因呢？是否还必须找一找其他原因呢？或者说，这是因为当代作家力量薄弱，没有可供消遣的有趣、易懂的出版物？不管怎样，广播、电视、唱片同样把大量精力用在提供进一步的教育上。
“这场文化革命”（O.罗森菲尔德语），光是它，就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种要解放、渴求受到教育、尽快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强烈欲望。“疯狂地向上爬。”一位严厉的观察家也许会这么说。我们倒不如这样说，渴求文化，这既等于名望，又等于金钱。不论其动机如何，大学、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以及接受函授教育或上夜校的人与日俱增。农家子弟常常获得最优秀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从这个取之不竭的人才库里，造就了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研究员、官员、教授。儒勒·费里[20]进行教育改革后出现的情况，继而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确实在法国发生过，但与苏联相比，速度缓慢，规模狭小。这些事在苏联则组织得大张旗鼓，速度为人闻所未闻，常常一蹴而就，尽管有一些意外的困难。因此人们惊异地听说，从1947年到1956年，苏联的中等教育需要付费而不是免费。
（C）不过，按照人们普遍的说法，现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但是这种断言刚一提出，人们就感到后悔。无疑，现在人们谈论的俄国人不再是昔日文雅的俄国人。苏联如此广泛地实施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它批量生产、制造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所需的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起，直到工程师，甚至到大学教授的一系列专门人才。这是一些“半知识分子”，一位通常非常宽容的观察家这样说道。
这么讲是否完全公正呢？大多数人的半文化，是否像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新国家产生的事情，或更仅仅是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大众文明的典型特征呢？在世界上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欧洲或美洲都是如此，正在普及的教育都呈现出专业化和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趋势。不过，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数量，可能并未就此而减少。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与过去一样（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在传统文明中，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处于文盲状态的无数大众并存。现代文明不赞成这一点，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画面：人数不多的精英，文盲人数甚少。大多数人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对于他们，教育只起劳动工具的作用，而非一种较高的知识教养的形式。
无论怎样，当人们达到较高的水准时，在我们看来（同时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差异），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就作为与欧洲或美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平等的人出现了。他们也是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例如，对一位巴黎知识分子来说，从法国的大学转入莫斯科科学院，就是重新回到自己国家，不论立即进行什么讨论或开什么玩笑，都是适宜的，他自己都能立即懂得应答。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俄国自十月革命起与世隔绝了40年——这种外在的隔绝切断了苏联与欧洲一直保持的所有关系——在这一学术层次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乍看起来这令人非常吃惊。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人们会想起，20世纪初，欧洲与俄国都浸润在同一种文明之中。那么40年相对于文明现实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尽管经历许多社会结构的风雨飘摇，但1962年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与1917年的俄国同样的文明，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D）说真的，文学艺术似乎与这种断言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们像惯常那样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一个关于支撑着它们的社会的最好的画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形象肯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些不现实到荒谬程度的虔诚地按照官方意志撰写的作品，能不能视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代表，甚或说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证据呢？它们无疑是特殊环境的成果。
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作品的这种苏联艺术和文学的特殊语言，只在1930年前后斯大林统治开始时才出现。当时，苏联当局攻击任何对斯大林为了执行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铁的纪律和“文艺战线”动员表示疑问或者表示反对的知识分子。第一个牺牲者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R.A.P.P.），它与造型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类似组织同时被解散（1932年）。取代它们的，是一个直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单一的组织。
与此同时，艺术家和作家被请去（被命令去）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4年，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Jdanov）对他们的教条做出了界定，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去做的是“真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特别是生产环境的“按照历史规律具体的特点”，从而为“以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做出贡献。按照日丹诺夫的原话，他们的职责是要有“倾向性”，要写“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壁垒分明，让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正面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反面人物”以及所有其他人。十月革命初期在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一时的先锋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继续被称为“左派艺术”，从这时起，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受到了追究。许多作家或戏剧导演因此被逮捕，神秘地消失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息声遁影，销声匿迹或半销声匿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ial Cholokhov）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该书前三卷于1925—1933年之间出版，第四卷于1940年出版。就是这位作家，多年没有撰写任何东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重新执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抵制来自“腐朽的西方”的影响，“日丹诺夫路线”增强了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文学、戏剧、电影遭到严密的监督，稍有偏离就会遭到揭发、惩处。1948年，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Chostakovitch）、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tchatourian）受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的音乐晦涩难懂和滥用不谐和音……
总之，在整个斯大林专制独裁期间，像苏联其他居民一样，艺术家也必须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
斯大林的死是否使一切改观？是，也不是。无疑，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出现了反动，又突然出现了缓和，但是这种自由爆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不久这种状况就被限制住了。
1953年末到1954年，引人注意的是讽刺苏联社会污点的剧作大量出现；《新世界》（Novy Mir）杂志上发表的一位年轻评论家关于“文学的真实性”的文章，嘲笑把人物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的传统划分。尽管这些大胆妄为给它们的作者带来惩罚，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非斯大林化，还是引起其他的言论自由。几十万流放犯的归来，今后取消粗暴处罚的保证，导致了一场如此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抗议，以至于可以称为一次班子大变动。（现在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出名的作家变得沉默无语了，而那些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侥幸活了下来的人重新抛头露面，重新发表作品。）人们的兴奋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局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动容，对此表示担心。1957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劝告或被告诫要戒除一切“修正主义”，并且不要以不“美化和粉饰”苏联现实为借口，系统地诋毁苏联社会。这种立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的方法遭到取缔是确定无疑的，甚至那些被打倒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被处决，不再成为肉体暴力（体罚）的对象；在文化事务和对外往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但是，在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深深震惊曾盲目赞美斯大林的年轻人之际，对猛烈的批判运动敞开大门，看来就是使苏联制度和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地位，一下子陷于危险境地，或许就是拿苏联的一部分国际力量去冒险。因此苏联政府毫不软弱地做出了反应。
那么公众是否会跟随这场斗争呢？广大民众的兴趣趋向于俄罗斯的或外国剧目中的古典戏剧，趋向于民间创作，“纯正的、风格化的或改编的”作品，趋向于这些前一天还是农民的人刚刚发现的古典歌剧。歌剧于是获得了成功，从《浮士德》（Faust）到《茶花女》[21]或《卡门》（Carmen），它们与苏联红军的舞蹈，或者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一争高下。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些领域存在两套“轴承”，粗俗公众和知识精英。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数学和科学的光荣。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少影响到这些精确科学。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处在近乎辉煌灿烂的境况之中。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科学通常是不大受到控制的知识部门。科学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争夺一般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能够避开它们。同时，俄国人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既不吝惜金钱，也不忌讳表示鼓励，又不过多指令；制造一个世界，甚至想象新的从未见过的事物，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最后，必须承认，在研究领域，实行专制制度是有优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倾向于按照产业部门分布，同时这种研究部分地为产业的需要所决定。在苏联，研究集中于政府选择的领域。产业失去作用，更何况苏联生活的起居设备，直至最近还相当地被人不屑一顾。但是研究以及科学队伍的组织，无可怀疑地由此获益。不过，今天研究获得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最出色的学者个人，而是一个最出色的队伍。这不是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吗？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
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消遣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博尔绍伊（Bolshoï）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
1961年10月的苏共代表大会
1961年10月富于戏剧性的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给苏联目前形势投下了古怪的光线。当然，现在问题不在于抓住不同人物的戏剧性冲突，不在于列出被批判、被开除党籍、“会喘气的死人”或“行尸走肉”的名单，或从容地分析那经常使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受折磨者和折磨人者的一场骚乱。
重要的是在国内和国外方面，面对种种抉择、种种艰难任务的苏联文明本身。它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艰难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关系到非俄罗斯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种族和文明；第二个任务，从总体来看，是苏联文明的物质未来（但仅仅是物质吗？）；第三个任务，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在1961年，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多中心的”共产主义，并向“祖国的共产主义”（各国共产主义，communismes des patries）让步。
·关于第一个问题，问题如下：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
从1917年以前起，这个由沙皇帝国首次实现的联盟就历经灾难。分裂、重振、巩固、重开争端，它仍旧是一个得不到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即使它们的自治再明显不过，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独立的，因为它的国防、警察、交通隶属于中央政权，由每个共和国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代表。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沙文主义”，它们遭到检举告发。冲突产生了。格鲁吉亚因此在1921年被归并入联盟；今天（20世纪60年代），非斯大林化触犯了它对格鲁吉亚最杰出的人的忠诚。波罗的海诸国1918年获得解放，1940年被兼并，1945年被重新占领。它们在沙皇统治下享有特权地位：问题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们特权地位。1949—1951年，吉尔吉斯在其民族史诗《马·阿斯》（Ma As）问题上出现危机。《马·阿斯》这首民族史诗遭到苏联当局明令禁止的打击。在阿塞拜疆，1958年最高苏维埃张明其意图，不承认该共和国的唯一语言为阿泽伊语（Azei）。
地方的利益和文化，独创的语言，历史的回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或不忠诚，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或来自俄罗斯人，或来自乌克兰人的入侵移民：凡此种种都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常造成殖民类型的紧张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吧。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之后，俄罗斯人在该共和国的人数变得比哈萨克人还要多。
唯一一种苏联政策是可能的，并且事先被猜中：维持保卫联盟共同生活的凝聚力，即整体的“和谐”，给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合理的甚至非常宽宏大量的让步，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苏联的力量中都代表着极其微弱的一部分。这就是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出台的政策。其结果是让步，扩大自治，不折不扣地恢复列宁的民族政策。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它们使人想起传统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之间反反复复的问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苏联而论，“殖民地”与“宗主国”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直接相连。在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确实列入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本身颇引人联想的字眼。然而同化是否可能，苏联在这一点是否将会成就西方人确实刚告失败的事业？
1959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书记断言：“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共同实践的增加，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现在起被经验所证实。”这一点非常可能：我们看到在过去有成功的同化例证，而共同的政策，相互的让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论据，再加上由于40年间同时经受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双方新的共同的结构已经形成。尽管如此，文明是根深蒂固的。顽固而成功地捍卫民族语言这单独一个问题便证明了这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没有抛弃它们的本土文明。因此，至本书撰写之时，争论仍在进行。人们甚至可能感到疑惑：扫盲斗争和苏联普遍的教育发展，是否实际上加剧了中亚居民的民族意识。
·繁荣昌盛或“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
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彼此间从未取得一致的专家们说，苏联应当有办法实现这向福利的跃进。在广泛舆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既（热切地）渴望和平，又渴望物质的进步，并且相信今后这种进步是可能的，一代代青年满怀热情地汇集在国家活跃的生活范围内。一场巨变正在酝酿，即将产生，不管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或以后人们会给它贴上何种标签。
1962年，苏联生活被这种向工业革命最后阶段的快速前进主宰。自从1958年七年计划强调那些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尖端”消费社会的新工业以来，赫鲁晓夫的革命向这不远的将来敞开了大门，这些新工业是：电子技术、机电技术、原子能、塑料、合成化学，所有这些新型工业，它们一边期待造成一个新的消费者阶层，一边需要和形成“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穿白大褂的技师、工艺学家、研究室的研究员、实验室的科学家……正是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在更长或更短的期限内，使苏联的民主化不可逆转。我们向其借用这些细节的那位社会学家这样得出结论。
这种推动力，这种压力，还必须打开一条跨越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兼有生命力量与惰性的道路。而必然地，共产党试图把历经多少艰难困苦后达到的舒适与富足，记入它的功劳簿，试图把这一成就算作它的成就。
如果苏联能够证明在过了40年社会主义生活后，它已彻底变成另一种模样：如果1917年的俄国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那么1962年的苏联，按照“资产阶级的”西方所采取的标准，将不能想象达到富足，只有这样，事实上才告成功。总之，要是苏联证明繁荣昌盛本不为它自己，还为西方和美国，那才是“共同分享”革命的最佳方法。
基于这一点，无论什么都不可能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能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明确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象。
从1961年10月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中，西方评论家非常乐意看到国际共产党铁板一块局面的结束，好像苏联故意放弃独有的领导职务和它所包含的供奉，而致力于苏联一家的跃进，准备只身成为由于实现了物质的繁荣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完善的共产主义国家。总之，苏联从今以后似乎接受双中心论（中国、苏联），甚至多中心论，“祖国共产主义”。每个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行处理自己特有的问题。
如此绝对，看来是鲁莽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政治也服从于普遍的规则：翻脸，争吵，甚至互相威胁，随后言归于好，顺从妥协；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唯一提倡妥协的人。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始于今日：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而且也在19世纪的冲突中，它就根深蒂固，俄国与其他列强为伍，一起瓜分中国的财富和战利品。但是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在程度上同样强烈，“冷战”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管苏联愿意与否，为了那些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原因，它无法躲在它的新繁荣里。苏联被迫根据国际现实来考虑它的国内政策。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上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围绕着苏联的各国共产党看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这些围绕苏联转的共产党行星常常彼此迥然不同。
在轨道的外围，是各国的共产党，其中一些处在西方繁荣国家敌对的环境里（比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及联邦德国）。在那一时期，在政治上对他们持敌对态度但经济上软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此即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的情况）；其他一些共产党还活动在不发达国家的舞台上，一切希望在这里都是合法的，苏联或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着迷。
往里靠近一些，但也很遥远，是共产党国家卫星国。那些直接面对西方的“前沿地带”共产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护着苏联的欧洲大陆主体：它们是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除了保加利亚（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它们全都是快速工业化国家。况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过去继承了强大的工业，早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就已具有规模了。最后，在前沿地带的边缘，则是阿尔巴尼亚这一离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特性的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的立场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没有脱离苏联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结构改革，它们未来的保证（波兰或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大地产的消失，以及工业化），没有共产主义的贸然侵入，无疑是没有可能的或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和文明根基的不同，它们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关系，或多或少是可以信任的，或多或少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有成果的。
最后，在极远处，是被重重困难压弯了腰、又因自豪感而直起腰杆的共产党中国。它是现今世界上面积最庞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有别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幅匆匆绘制的地图，反映的不仅是政治位置，也是经济位置。经济位置不支配大局，但事先改变大局方向。长期以来煞费苦心把自己置于为首地位的苏联，顷刻间有成为胜利者中孤家寡人的危险。
1966年附言
苏联与自己不可思议的命运斗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这回是政治成为主角，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17日）不过是个插曲。
1962—1964年，中苏冲突愈加严重。1962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是主义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反过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则针对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1962年，古巴事件加深了中苏鸿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明确抨击（策略上的冒险和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就发生在古巴危机之后。1963年，在各种大会上（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冲突日益明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使共产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一个阴谋。
1963年深层分歧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种分歧自斯大林刚刚去世起就已存在。上半年是进行最后的修补。1963年3月9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苏联则要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作为回报。5月9日，中国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但是6月14日，北京发表了代表中国态度的25点意见（二十五条）：中国认为苏联从国家之间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中看出包含着世界核冲突危险是荒谬的。如果苏联保持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关系的错误评估和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错误战略概念，那么它就无法胜任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职。总之，这是政治上和平共处政策的终结。
苏联驱逐了在莫斯科散发中国25点意见的一组中国人，指控中国挑唆苏联公民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认为不公开发表恰恰证明苏联拒绝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将之变形为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会谈（7月5—20日）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丝毫也不令人惊奇。
中国对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进行谴责，认为这表明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苏联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违背了它与列宁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揭露苏联在1959年废除了1957年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包括交付一部分核武器）。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具有无限的野心，认为苏联最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经济发展上去，并宣布中国想做非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领袖，但具有种族主义特征。
1964年，论战围绕着苏联反宣传的两大主题展开。
（1）中国对苏联（和印度）的“领土野心”。苏联人从毛泽东接受日本国会的采访中搜寻到中国意图修改中苏边界的证据。这个证据很不充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民族问题。
（2）中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苏斯洛夫（Souslov）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64年2月14日）中明确提到，随后戈乌罗夫（Govourov）在阿尔及利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
苏联最后一次反对中国越来越可预见的原子弹爆炸，是Zorine的声明：中国人有特殊目的，与共产党联盟不相容，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能再自动获得苏联核武器的支持。这个声明方便了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这一冲突对欧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苏联放松对其卫星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使西方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可特别参看陶里亚蒂（Togliatti）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Memoriale di Jalta）中的立场］。所有这些外部紧张状态不能掩盖苏联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苏联领导人逐渐承认了自然经济法则的分量，并努力赋予其合理的地位。这也是改造企业管理的意义所在。这些企业应该适应消费市场，尤其是顾客的意愿，不再是满足于回应计划制订的生产标准。
至于苏美关系，如果说它一直处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曾经被暂时“冻结住”，那么这既因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论战。苏联于是赋予与西欧国家关系以重要性，从而改善了双方关系。这些国家中，法国，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有特殊地位。1966年6月，戴高乐将军出访苏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有关。
[1] 泰加（taïga）：源自俄语тайяа，泰加森林，北方亚寒带针叶林的一种，位于苏联北部西伯利亚等地。——中译者
[2] 瓦朗吉亚人（Varegues）：是斯拉夫人对中世纪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中译者
[3] 哈扎里亚（Khazarie）：即今克里米亚。——中译者
[4] 克里普特（Cryptes）：意为教堂里埋葬死尸的地下室，或地下小教堂。——中译者
[5] 斯拉冯语（Slavon）：中世纪东正教斯拉夫人使用的宗教语言。——中译者
[6] 奥斯曼土耳其人（Turcs Oamanlis）：土库曼诸部落之一，13世纪随着塞尔柱突厥王朝的入侵而定居小亚细亚。塞尔柱素丹为其在索古特划定地域，这个地区后来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中译者
[7] 帕雷奥洛格家族（les Paleologues）：11世纪中期拜占庭名门望族，1261年米歇尔八世登上王位，开始了该王朝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直至拜占庭帝国灭亡。——中译者
[8] 普加乔夫（Yemelian Pougatchev，1726—1775年）：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人。1773年率众起义，要求废除农奴制，曾攻克乌拉尔地区重要工商业中心奥伦堡。1775年起义失败，普加乔夫在莫斯科被处死。——中译者
[9] 波特金（G.A.Potemkine，1739—1791年）：俄罗斯元帅和政治家。拥立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帝，参加1768—1774年俄土战争。积极开拓黑海北岸地区，创建黑海舰队和商船队。1787—1791年俄土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这里说的著名航行是沿第聂伯河进行的，由俄国女皇、奥地利皇帝、波兰国王参与。——中译者
[10] 黎世留公爵（Ducde Richelieu，1766—1822年）：法国政治家。黎世留元帅（1696—1788年）之孙，1790年逃亡，为俄军服务，参加俄土战争，任敖德萨省省长（1803—1814年），复辟时期回法国，任外交大臣和首相。签署第二巴黎条约（1815年）。——中译者
[11] 英译本作“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或接连相继的阶段”。——中译者
[12] 赫尔岑（Alexandre Herzen，1812—1870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作家。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通过人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曾在国外创办第一个俄罗斯刊物《钟声》。主要作品有《往事与深思》《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等。——中译者
[13] 乔治·居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7—1965年）：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研究在法国的革新者，结构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认识到社会事实的多样性，着重研究法律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中译者
[14] 源于希腊神话。厄利斯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有3000头牛，30年未打扫，粪秽堆积如山。赫拉克勒斯使河流改道，在一天中即将牛圈冲洗干净。——中译者
[15] 吕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年）：法国哲学家和评论家。他试图确定一种真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个人创作与社会生活间相互的必然关系，1964年发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译者
[16] 普列汉诺夫（Georges Plekhanov，1856年11月29日—1918年5月30日），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年曾参加民粹组织，后因该组织采用恐怖手段而与之决裂。流亡国外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883年成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劳动解放社。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曾支持列宁，后转而支持孟什维克。——中译者
[17] 到本书成书的年份即1962年。——中译者
[18] 原文如此。似应为8.3%，英文版即这么处理。——中译者
[19] boom为英语，“繁荣”或“飞跃发展”之意。——中译者
[20] 儒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以实行反教会的教育政策和在扩大法国殖民地方面取得成就闻名。律师出身，曾任巴黎市长和政府总理。最显著的政绩是在1882年通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立法，并采取其他反教权措施。——中译者
[21] 直译为《特拉维亚塔》（La Traviata），是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四幕歌剧。——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