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的决策者是谁？

在前面几节的讨论中，我们将科学家描绘成会议的被动出席者。但他们实际上也扮演着策动者的角色，要么是通过坚持独立办会的小规模委员会，要么是通过综合了大量科学家兴趣的学术团体来实现。那么，为什么人们想要举办学术会议呢？

科学家社群

学术会议总是倾向于搞成一个系列，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届，这使得它们在科学家社群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一个子领域的研究者每隔几年就会例行聚到一起，那这个领域在各个层次都能繁荣兴旺。通过追踪相关科学家的进展，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孕育出科研新思想。同时，会议还在资深科学家之间建立起了紧密坚固的网络，创造出了极高的信任度，从而开启了更多对话，极大促进了合作，推动了科研的进步。但不利的一面是，这种“小圈子”可能会排除异己，拒绝接纳那些挑战权威的人士。但年轻科学家得以在初入职场时就得到曝光，并能与资深科学家们屡次会面，接受他们的指导和培养。在人类社会中，当交流不再牵涉个人感情，失去了人情味，并且社群规模变得过大，互相支持的现象便消失无踪。这种“挖空”我们社会的现象现在也正在科学界上演。数字化社交网络目前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很难与越来越多的人建立紧密的联系，也无法为素昧平生的人提供指导。

在某些领域，比如研究者数量激增的年轻领域或者跨度广泛的跨学科领域，想要构建社群是极端困难的。极大或极广的领域无法被单个会议覆盖。相反，这种领域中会出现许多较为分散的小规模会议，它们聚焦的话题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它们针对的群体也各有不同。只有当这些不同会议的目标人群有所重叠，并且重叠的人群足够大时，才能让思想和技术像潺潺溪水一般穿越峡谷与江河（地形地貌在这里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比喻，能帮助你思考，如图5-1所示）。举例而言，纳米科技领域研究的是在微观尺度“搭建”物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新特性。该领域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学科，因此，它最后变得十分分散，毫无“社群”的概念。这个问题很严重，几乎制约了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一个新思想无论多么新颖、成果多么迷人有趣，它渗透该领域的速度都无比缓慢。

图5-1 科学会议“地貌”中自然形成的边界和人为创造的界限

通常，每个科学社群都会举办一系列学术会议，以促进交流，加强联系。会议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急剧增长的现象反映了其代表的科学社群拥有几个趋势：第一，跨学科研究的增长促进了新社群的建立，而这些新社群需要新的会议。第二，科学家的总体数量增加了，但他们从大型会议中获得的回报却在不断下降，这促进了小型会议数量的增加。第三，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体（比如欧盟）纷纷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采取行动，鼓励其科研社群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更多会议。或许，学术会议数量增加带来的最好消息是，它是许多真抓实干的科研社群真实存在的证据。

大即是美

这些科学家社群中，存在着史前巨兽一般的组织。它们是拥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大型科学学术团体，拥有代表成千上万名会员的专业职员。这些团体与各个传统学科的渊源颇深，譬如化学、材料学和微生物学。它们举办的会议长达五天，旨在将各个学科联合起来，从而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参会。各团体的文化根深蒂固地嵌入它们的会议当中，以至于会议的结构和规模被永久地固定下来，无法改变。这些会议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尾大不掉，但依然比科学家数量增长得还快。一些会议的年增长率达到了6%，这种规模明显是难以持续下去的。

显然，并不是所有参会者都愿意挤到一个屋子里聆听同一个演讲，因此，他们会被分开，参与数量众多的小模块（有时候，同时进行的模块能超过100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模块就好像同时举行的独立小会议一样。因此，在学术会议上常常见到的一个场景是：科学家肩上挂着会议发放的专用袋子，头发披散着，健步如飞地奔跑在铺着地毯的长廊上，从一个房间奔向另一个房间。决定去听哪一场演讲对参会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挑战，因为它们组织的方式很特别，需要做一些剧烈运动才能顺利到达。我总觉得隔壁的演讲似乎比我正在听的这个更有趣，这实在是令人沮丧。

或许，最孤独的场景莫过于瞥见一位研究者在台上激情四射地演讲，但台下观众席上却只稀稀拉拉地坐着三个听众，散落在一排又一排被遗忘的软垫座椅之中；而与此同时，外面的走廊上脚步纷纷，几千号人争先恐后、百米冲刺般奔向另一场演讲。在一场学术会议中，只有极少的模块能邀请到闻名遐迩的人来演讲，这常能吸引数量众多的参会者。观察各个演讲所吸引的人数多少，就像民主投票一样，可以告诉你目前什么话题最火热、最时髦，或者刚刚获得突破。

有时，我会在走廊上卷入“决斗”，只因偶遇一位没读过我论文的科学家或者一名同样试探我口风的研究员企图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我。有时候，对方是一名我想要合作的科学家，但我不太清楚他们是否值得信任。能找到一个在科学一隅与你拥有相同观点的人或一个在某个前景广阔的研究方向上能同你热切探讨的人，确实令人神采飞扬、精神焕发。我认为，这可能是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的真正原因——只为了经历那几个因交流而带来的通透时刻。在大型会议中，这些时刻少之又少。

学术会议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它们必不可少地需要食物和饮料来起“润滑”作用。简短的对话需要咖啡，较长的对话需要一顿午餐，二者都不太适合补充精力（相比其他活动来说，比如我小时候常进行的在偏僻荒野上的漫步）。不管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还是学术会议的组织者，我们都极少思考是否存在一些方式，不需要消费就能聚拢人气。我们也极少思考如何创造出让科学可以真正茁壮成长的空间。那些大型学科会议将整个领域的科学家聚在一起，却因为规模过大，变得十分零碎，无法培育出社群成长所需要的空间。

规模的另一端

我们已经看过了大型会议。还有许多小型会议，比如合作者之间进行的小型会面，或者某个研究网络的会议，人数最多只有几十人。这种会议可以令人很享受，也可能很烦人，这完全取决于参会者的社交能力。但是，经费提供者想要促进交流，这使得许多这样的会议每半年就会换一个新地点召开。

想要评估这种会议是否成功，只需要听听晚餐时的谈话就知道了。如果他们关心的话题是如何用电鳗来镀金，或者将充气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等将科学与乐趣结合起来的点子，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会议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还有一些会议并不是为了启发灵感，但在其他方面十分重要，比如实现一些大经费研究项目的目标，匹配研究的不同部分，或者权衡不同的方法。

为什么这么多科学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职责，而不是激发创造力呢？人们又为什么组织这些会议呢？有些官僚机构要求经常开会，想要同他们理论是徒劳无益的——对经费提供者来说，开会是一种评估项目是否成功的手段。几乎没有人思考如何将一场会议组织得启发人心，以及如何创造最有益的开放空间。在小型会议上，科学家们通常不太清楚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开放空间”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结果，而是一个副产品。一个前进的方法是对会议组织者进行训练，让他们学习如何挑战参会者。

合作竞争：协作还是合作？

这种小型会议带来的最好机会是与其他研究者建立牢固的关系。“同事的同事”这种风格的组合能建立新的联系，也是一个建立信任和科学共鸣的好机会。信任对科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最杰出的工作通常来源于与他人的讨论，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孕育成形，并以合宜的方式诞生于世。我需要我的同事替我保密，但他们不一定要与我的研究产生直接关联，也不必从中获利。

对政府资助的会议，公众作为终极经费提供者，可能会认为，不公开会议上的思想与其初衷相冲突。或许，所有的想法都应当在最早的阶段以电子格式记录下来，给任何有能力实现它们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将其变成现实或者去伪存真。然而，尽管科学界中思想的流通十分顺畅，但想要将思想变成现实却难于上青天——一堆有趣的点子对科学生态系统来说，不如一系列通过实践得来的有据可循的事实有用。科学家提升地位的方法是不断向他们所吸引的观众呈现新的事实。因此，想要从我们对科学的投资中获得最大回报，我们必须允许科学家们“秘藏”尚不成熟的新想法，在友好的小圈子中畅所欲言地讨论，并从中选出最有前途的点子来向前推进，加以实现。

这种平衡也被称为“合作竞争”。关于这种平衡的讨论出现在社会创业的探讨中。如果一个商业公司想要以某种方式对社会做贡献，那么，将他们的点子送给竞争者或许是一个良策，不过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他们自己破产。但是，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与人类的自负并不挂钩，竞争并不总是有益。如今，科学发展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避免人们重竞争而轻分享——但别忘了，二者缺一不可。

科学家早就意识到，思想的开放流通与封闭流通之间需要达到一种平衡。他们希望别人看到他们拥有好想法，而目前科学界的竞争十分激烈，这意味着，不要等到花儿也谢了才公开那些尚未实现的好点子，否则可能被竞争者抢先。在这方面，学术会议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演讲是非正式的，也不用对其负责。最好的想法通常会在讨论中自发产生，而不会源自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在讨论中，人们被迫在短时间内飞快地阐明自己的想法，捍卫这些想法，并与聪明绝顶之人唇枪舌剑。这能够刺激思维，激发出绝佳的奇思妙想。这样，我们在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不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进，同时也将这些思想自由地表达出来。

因此，与其说小型会议促进了学科聚会，不如说它们为科学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以加强彼此的联系，进行头脑风暴。不过，每场会议激发的活跃度与创造力水平参差不齐。通常，它们举办的初衷是为了迎合经费提供者的要求，而不是为了科学。

专题会议的“中间地带”

在巨型会议和微型会议之间，存在着一些中等规模的会议。参加这种规模的会议更为常见一些（如图5-2所示）。参会人数最多大概在几百人左右——通常，一个专题会议会邀请在同一领域内相互竞争的科学家。世界各地的许多团队会派出代表参与长达几天的讨论。从实际操作而言，这种会议组织起来相对容易，平行进行的模块和演讲通常只有一两个，所有人可以在一起用餐，形成一种更紧密的社群的感觉。这种会议的规模通常等于该领域的规模，这并不是偶然形成的。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1992年提出，从灵长类动物的社群推断，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人都互相认识并知晓彼此地位的社群规模上限是150人。超过这个数字，想要将人群聚合在一起，就需要引入法律、法规和规范等概念。依赖彼此合作才能生存的群体最好是在150人的规模，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罗马军队的分队以及成功的公司。高效的学术子学科的人数一般也是这个规模。一场有效的学术会议的最多人数也接近这个数字。不过，还没有人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果一个子领域的规模与150人相去甚远，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尚不清楚。

图5-2 研讨会、专题会议和学科会议。研讨会的照片来自“驶向交通业的脱碳”研讨会，专题会议的照片来自第七届国际纳米管科学与应用会议，学科会议来自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度会议。资料来源：Habib M'henni/Wikimedia Commons; Jason KrügerWikimedia Deutschland

在专题会议上，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参会的每个人都拥有相似的教育和科研背景，因此，宣传册中不用重复介绍每个人，这增进了“社群”的感情。要在半小时内介绍过去一年的科研，这意味着参会者们需要口若悬河。于是，演讲的信息含量很高。这时候，科学家能迅速学到很多知识，这远远快于阅读该演讲所谈论的研究论文。

专题会议适合什么？

在学术会议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规范，那就是会议的最大长度。你可以让科学家们待上一个星期，但是由于他们尚有教学任务在身，或有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他们会变得难以捉摸，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一个专题会议的长度通常限制在四天半的时间内。在几天里，通常有二十几位特邀嘉宾发表演讲，每人演讲半小时。除此之外，可能剩下五十几个人，每人只能演讲短短15分钟，才得以塞进会议议程。因此，亮相的时间异常宝贵，竞争非常激烈。150人规模的听众可以装进一个会议室里，他们能产生足够的归属感，并激发睿智的探讨。如果规模超过150人，就没人会愿意提问题，讨论戛然而止，科学的火花会产生在会议室之外的走廊上，而不是会议室之内。

科学家们在被他人倾听，而不仅是聆听他人时才能茁壮成长。想要给他们一个被人倾听的平台，就必须说服科学家参加会议。每次台上有75个人演讲，台下就有另外75个人在座位上烦躁地搓手顿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会议一般都设有海报专场。在海报专场中，每个参与者将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用卡通图片、图表或文字的形式打印在黑板大小的光滑海报上。随着会议的进行，这个摆满了海报板的房间变得人声鼎沸，因为参与者不再守在自己的海报旁边，而是走来走去、四处浏览，与其他研究者高谈阔论。此时正是一个挑战他人的绝好机会，让你能够真正质问某个研究者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实验是如何设置的，以及为什么你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因为在海报专场，参与者几乎无处躲藏）。这些辩论的旁观者担当着观察者和劝解者的双重角色，但只有只言片语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海报专场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一名年轻的科学家沉默地伫立在印满蝇头小字的海报前，面露乞求的神色；偶尔经过的路人从上到下迅速打量一番这密密麻麻的海报，然后匆匆离去，前往附近一张明显更有趣的海报。这番情景就好像售货员乞求着顾客买点东西，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纷纷离去。打印出来的海报不可能在眼下随便修改，不过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会议采用大块平板显示屏来展示海报，并允许播放视频和采用动态广告的一些元素。这种举措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海报的期待。我预测，接下来将出现的是华而不实的图片、虚拟现实以及针对科学家的广告。

专题会议如何演化？

随着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会议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它们的规模保持不变，那么，争取参会机会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或者，会议会分裂成若干小会议，变得分散。专题会议是属于整个子领域的，即使在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科学家们也会固执地坚守过去的研究领域。他们竞争在会议上演讲的机会和时间，这种竞争日渐白热化，促使人们想要为新的子领域召开新的会议，尤其是在感兴趣的研究者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那些在新领域扮演领袖地位的科学家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举办新的专题会议，但这只有在他们拥有多方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但在大多数大规模学术团体中，想要开设新的专题会议的程序都比较简单。他们为其提供了一些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并帮忙向其目标社群广而告之。只要你有一个好的科学项目，那么，新会议的组织者就很可能成功拉来足够的科学家参会，以达到收支平衡，并提升国际知名度。有时候，国家或地方上的考虑也很重要，因为官员们很愿意向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科学家展现他们的忠诚，这让他们感到很骄傲。而在当地组织会议的科学家也能因他们在国际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国际地位而获得嘉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看到在学术会议的开幕式上，科学家们一脸茫然地望着台上的政客们长篇大论地大谈特谈当地的经济形势或者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导力。似乎每个国家都怀着雄心壮志，想要发展“知识主导的经济”，大呼口号，但在行动上却泯然众人矣。不用说，没有人会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及这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旦一个专题会议成功举办数年，它的生命力会变得十分顽强。一个新会议的诞生总是带有一定的试验性，往往只有少数几个人一砖一瓦地亲手搭建。不知不觉中，这个方兴未艾的新社群开始对这个会议抱有许多预期，并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后续会议。领导层的人数增加了，权威与责任的范围也随之扩张，从而有更多人来分担职责与过失。接着，这个系列的专题会议会成立一个由“同事的同事”以及各领域代表组成的科学顾问小组。他们的宗旨似乎是“向下一次会议前进”，并争取在财务上存活下去。如果有人（比如我）抱怨某个领域的学术会议可能已经太多了，最好取消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就倒霉了。因为道德的因素，任何讨论都不会建议一个学术会议“自杀”。因此，想“杀死”一个学术会议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合并成一个更大的群体，或者将其分裂成若干个小型会议，让其重新恢复活力。

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不过，人们在这方面花费了许多精力，进行了许多实际工作。合并专题会议毫无疑问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这需要打破许多边界，创造出一个相当臃肿的混合物。而当专题会议分裂时，参会者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放弃一些会议，要么只能全都参加，这让他们的参会日程变得更加紧张。因此，正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在不断增加，才导致会议组织者选择增加会议数量，从而导致会议整体数量增加。学术会议鲜有“自然死亡”。这一现象仿佛也印证了人类寿命延长对社会的影响，那就是——人口爆炸。

会议间的竞争

学术会议之间的竞争压力并不大。科学家通过组织会议可以获得很多东西，升职和奖励也可能取决于科学家在领域内参与了多少组织领导工作。因此，组织一场成功的会议，并保证在会议上展现优秀的科研成果，对组织会议的科学家来说十分重要。会议组织者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劝说声名显赫的同行科学家前来参会。一个会议被取消，会影响组织该会议的科学家在领域内的名誉，也会影响他们在该领域投资者心中的形象。

虽然发表科学论文显然是一件受人尊敬的事情（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但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却并不一定如此。能获得在大规模会议上发言的机会，显然是非常值得的，但是科学家们也心知肚明，这种机会不允许你自由地讨论新科学。有经验的科学家乐于看到他们的会议规模增长，因为这表明他们在科学界的地位提升了，在国家高层领导人面前露脸和游说的机会也相应增加。只有在专题会议上，你才能遇到真正想要交流的同行，但它们的规模日益膨胀，可能很快也会变成无人愿意交流的大规模会议。

扼杀一个会议还会减少主办方城市政府在科学方面的投资。今天，地方政府鼓励所有学术会议评估它们能对当地产生多少“利益”。一般情况下，他们使用“活动影响计算法”来计算前来参会的科学家为当地经济增加的收入总和，比如机场、出租车、酒店、场馆、餐厅和酒吧等。这种计算法得到了地方政府和贸易组织的支持，但它却完全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花掉的时间、混乱的管理、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是否对社会真正产生了利益。说得更直白些，这种计算学术会议影响和利益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学术会议需要放在科学生态系统中来考虑。

为活动提供财力支持的投资者们支持这种计算方法。科学经费的总体增长与在会议上的花销的比例之间并无关联。经费提供者认为，科学家被邀请在会议上做演讲理应是一件好事，能带来更多关注这个话题的研究者。在科学生态系统中，没有人明确研究过到底有多少学术会议是值得参加的。有人可能会说，在一个会议上，哪怕只有一次值得的会面，那也是有益的，但你得考虑机会成本。经费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更重要的是，时间可以花在其他活动上。

在这方面，科学家们缺乏足够的自我反省。因此，没有人统计过每个人参加了多少次学术会议（虽然会议网站上都有记载）。目前，人们评判一场会议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它的收支是否平衡？来的人足够多吗？他们下次还会来吗？其他细节数据都被视为不用细说的约定俗成，譬如说宴会的最佳规模、海报专场的时长、食物和饮料的数量等。如果一个会议缺乏长期领导班子，它的风格就总会变来变去，而一年一度的固定会议又难免走向僵化。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式，人们观点不一，缺乏共识。但这些讨论没有一个聚焦在如何让研究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让我们想象一下，科学家们在每年用来参加会议的时间中，拨出一个星期，一起讨论近期的研究方向。他们不用出差，只是通过网络交流的方式，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彼此合作，对一个子领域近期的进展做出一份联合报告。其他人也可以用电子媒体和非正式的方式来参与，寻求团队共识而非个人意见，帮助研究者们在不断涌现的新论文中找到方向。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奖励那些开发这类活动的个人。

活动结束后，科学家可以继续回到他们原有的会议系统，因为目前还没人想出，也没人资助不同的系统。学术会议依然可以照常运行，为人们带来新的洞见和创造性，并解决问题，但只是周期性地发生。科学家还形成了将整个科学生态系统维系在一起的“生命线”，尽管这个网络的绳索越来越短，网眼越来越密。结果，科学家被有意识地当作消费者对待，于是，他们只好像消费者一样做出选择，挑出那些他们想参加的会议，而拒绝那些他们不想参加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