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与道德
1.群体的冲动性，流动性和易怒性/群体是一切外在刺激的玩物，折射出其不断的变化/群体遵从的冲动势不可挡，足以让个人利益消失/群体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三思而行，事先考虑过的/种族的作用。
2.群体的可暗示性和轻信。群体对暗示的服从/群体脑海里出现的意象，会被他们当成是事实/为什么这些意象对于构成群体的所有个体来说都是差不多的/在一个群体中，学者和傻瓜是一样的/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会产生的幻觉的各种例子/对群体的证词，不能有任何相信/许多群体众口一词的证词，正好是最差的反例之一，不能成为还原事实的理由/历史书的价值很小。
3.群体情感的夸大和简单化/群体不知怀疑和不确定为何物，总是走极端/群体的情感总是过分的。
4.群体的不宽容，武断和保守/这些情感的理由/面对强大的威权，群体的奴性/群体一时兴起的革命本能并不妨碍他们其实是极其保守的人/群体本能上对变化和进步感到反感。
5.群体的道德性/群体的道德性，根据暗示的不同，可以比构成群体的个体的道德性高出或者低出许多/解释与例子/群体的向导很少是利益。利益是鼓励个体的几乎唯一的向导/群体的道德化作用。
在上一章，我们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指出了群体的主要特征。我们现在来细细研究这些特征。
群体的许多特殊特征，如冲动，易怒，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缺乏批评精神和判断，情感夸张过度，以及其他特征，同样可以在一些生物演变程度不高的生物身上看到，比如野人和儿童。我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类似性。想要证明这一点，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何况，对于那些深知原始人的心理的读者来说，无须论证，而对于那些对此毫无所知的人，则多述也无益。
现在，我具体地、一个一个来看在大多数群体那里可以很容易观察到的不同特征。
一 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易受刺激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普遍特征的时候就已经提到，群体几乎只受无意识的引导。群体的行为，更多是受到脊髓的影响，而非脑子的影响注6。他们完成的行动，在执行层面，可以是完美的，但是，由于不是由头脑引导的，个体会根据刺激的随机性而行动。作为所有外在刺激物的玩物，群体不断反映着这些刺激物的各种变化。因此，群体是其受到的冲动刺激的奴隶。孤立的个体可以与群体中的人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刺激物，但他的理性会告诉他，听命于它们会带来哪些坏处，所以，他可以不动心。心理学上，我们可以定义这一现象：个体具有控制他的反应的能力，而群体则失去了这一能力。
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根据刺激来源的不同，可以是慷慨的，或者是残酷的，英勇的，或者是幼稚的，但是，无论哪种情形，冲动总是不可遏止，连自我保护的必要性也会在它们面前隐去。
能够对群体产生暗示的刺激物多种多样，而且群体总是受其驱使，所以，群体非常多变。我们可以观察到，群体可以在瞬间从最血淋淋的残忍，过渡到最绝对的慷慨或者英勇。群体可以很容易变成刽子手，但同样容易成为殉道者。为了信仰的胜利，成河的血从群体的胸中流出。无须上溯到英雄时代，就可以看到，群体能有怎样的壮举。在一场暴动之中，群体可以毫不顾惜生命。就在几十年前，还有一位将军，突然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轻易就聚集起十万人马，可以随时为了他的事业而厮杀献身注7。
因此，群体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预谋的。他们可以根据当时所受的刺激的影响，轻易地在情感的琴键上从一头滑向另一头。他们就像暴风吹起的树叶，向四方任意飘荡，然后坠落。对一些革命时期的群体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例子，看出他们情感的多变。
群体的多变使得他们非常难以管理，尤其当一部分的公共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之时。假如没有日常生活的需求为各种事件起到了隐形的调节作用的话，那么，民主就会很难继续存在。然而，群体虽然会狂热地要求得到一些东西，但这样的需求并不会持续。他们既没有能力思考，也没有能力具有持久的意志。
群体并不只是冲动并且多变。与野人一样，他无法容忍在他的欲望和欲望的实现之间有任何障碍物，尤其是当人数众多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对一个身处群体之中的个体而言，“不可能”这一概念消失了。一个孤立的人很清楚，他无法凭一己之力，烧掉一座宫殿，抢劫一所商场；因此，他脑子里不会受到这样的诱惑。一旦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他会意识到人数为他带来的权力，只要有人发出杀戮和抢劫的暗示，他会马上付诸行动。任何意想不到的障碍，都会被狂热地碾碎。如果说，人体的组织功能可以保持一种持久的愤怒，那么，我们可以说，受到阻碍的群体的正常状态就是愤怒。
群体易受刺激，冲动，多变。我们后面还会研究到其他一些民众的情感，这里面总是有种族的根本特征的介入。它们构成了一个不变的地层，人们的情感从地层中萌芽。群体易受刺激，冲动，这个是肯定的，但在程度上却有极大的不同。比方说，拉丁民族的群体，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注8的群体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历史上一些近期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很说明问题。1870年，一份简单的电报被公布于众，上面提到可能发生了一起侮辱性事件，于是就激发了民众的愤怒，一场可怕的战争马上随之而来。几年之后，在越南的谅山地区的一场无足轻重的败仗，通过电报传来，招致了一次新的愤怒的爆发，政府应声倒台。与此同时，远征的英军在喀土穆吃了一次大败仗，这在英国，却只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震动，没有任何一名大臣被撤换。群体在哪儿都很女性化，但最女里女气的，莫过于拉丁民族的群体。谁依赖拉丁民族群体，就可以爬得很高，升得很快，但这就像是身处塔尔皮亚岩石旁，有一天必定会从上面坠落下来注9。
二 群体的可暗示性和轻信
我们提到，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是过于容易接受暗示。我们也说明了，一旦有了群体的聚集，一个暗示是会传染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情感可以很快转向同一个确定的方向。
无论我们假设群体是多么地中性，它在更多的情况下，都会处于一种期待状态，使得暗示很容易被接受。一旦提出一个暗示，它很快就会通过传染，传到每一个大脑，马上就确定方向。在接受了暗示的人当中，固定的执念随时可以转化为行动。无论是烧毁一座宫殿，还是去完成一项虔诚的工作，群体都会乐意去做。一切都取决于刺激物的性质，而不是如在孤立的个体那里一样，取决于被暗示去做的行动跟可能与实现行动相反的所有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群体一直在无意识的边缘徘徊，接受各种暗示，受到那些无法求助于理性的影响的人才有的情感暴力的驱动，缺乏批评精神，只能显示出一种极度的轻信。“不可能”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最离奇的传说和讲述都会那么轻易地出现并得到传播。注10
群体之间那么容易地传来传去的传奇的产生，并不仅仅源于一种彻底的轻信，还因为那些元素在聚集的个体的想象中会产生巨大的变形。最简单的事件，经过群体之眼，很快就变形。群体通过意象来思考，一个意象引出一系列意象，可以与第一个意象毫无逻辑关系。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有时候，提到一个随便的事实，就可以引出我们一系列奇怪的想法。理性会告诉我们，这些意象是前后不连贯，说不通的，但群体看不到这一点。它的能够变形的想象力在事件上增添东西，也会让它们混淆在一起。它无法将主观因素从客观因素中分离出来，它把在脑海中出现的意象看成是真实的，而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意象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仅有非常遥远的关联。
按说，一个事件在被群体变形后的样子在数量上应当是无以计数的，而且应当理解方式也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通过一系列的传染，变形对于整个集体的所有个体来说，都是同一种性质的，具有同一种意义。他们当中一人看到的第一个变形，会构成整个传染式暗示的核心。据说圣乔治在耶路撒冷的墙上出现，被所有的十字军东征战士看到。其实，他肯定只是被身边的一个人看到。通过暗示，通过传染，这一奇迹马上就被所有人接受了。
这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么多幻觉的运行机制。这些幻觉看上去具备了真实性的所有经典特征，因为那些现象是被成千上万的人亲眼看到的。
构成群体的个体本人的精神品质并不与这一原则相矛盾。个体的精神品质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聚集成了群体，知识人与无知者变得同样没有观察能力。
这一说法可能会让人觉得是悖论性的。要想证明这一点，需要拾起大量的历史事件，即便是好几册书也不够。
但是，我也不希望让读者有一种空说无凭的印象。所以，在此随意列举几个例子。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以下是最具典型性的事实之一，因为是从对由各种个体（无知的，有知识的）组成的群体产生影响的集体幻觉中挑选出来的。它是由二副朱利安·菲利克斯在他关于海流的著作中不经意地记录下来的。
巡航舰“美雉号”在海上航行，试图找回“摇篮号”小船，一场暴风雨让它脱离了战舰。当时正是白天，阳光灿烂。突然，瞭望的水手告诉大家，远方出现一条迷失了航向的船只。大家都朝那个点看去，所有人，包括军官和水手，都清晰地看到一只筏，上面好多人，被一些小艇拖曳着，上面飘着遇难的信号。海军元帅戴弗赛派人登上一艘小船，去解救落难的人。在靠近的时候，小船上的水手和军官们都看到“许多人在那里骚动，伸出手，听到许多声音混杂在一起的低闷的声音”。一旦到达了所谓的船筏，却只看到几条树枝，上面覆盖着树叶，是从附近海岸拔下的。面对触手可及的明显事实，幻觉消失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我们要解释的集体幻觉的机制。一方面，是本身带有心理预期的群体；另一方面，瞭望的水手告诉大家前面出现的是一艘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船只。这一暗示通过传染之力，被所有在场的人，军官或者水手，集体接受了。
群体的人数不用太多，就可以摧毁正确观看的能力，让真实的事实被与它们不相关的幻觉所替代。几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是群体，即便他们是些杰出的学者，一旦面对超出他们专业的主题，他们就具备了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本身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评精神都会消失。
达维先生，颇有智慧的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被人转述，刊登在《心理学年鉴》上，值得我们在此引用。达维先生邀请了一批杰出的观察者，其中包括英国最一流的学者之一，华莱士先生。他让他们仔细检查了所用物品，并可在任何地方盖上戳，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一些最经典的神异现象演示了一遍：意念的物化，在岩石上出现文字，等等。这些杰出的观察者都写下了报告，证明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手段，才能得到。然后，达维向他们公布，其实只是运用了最普通的骗术。转述他的实验的人写道：“达维先生的实验最令人诧异之处，不是那些花招有多么地高明，而是那些不懂行的见证人所写的报告，有多么地弱智。”他接着写道：“因此，见证人可以写出许多加以肯定的、完全错误的报告，但是，结果是，如果人们把他们的描述视为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绘的现象，是不可能用骗术来解释的。达维先生发明的手法是如此的简单，让人惊讶他居然有胆量用它们；但是，他对于群体的神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能让他们看到他们并没有看到的东西。”依然是催眠者对被催眠者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种能力被施行到高智力的人身上，而且一开始都是持不肯轻信的态度的，我们就更容易想象，普通的群体如何容易产生幻觉。
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几年前，报纸上报道了两个淹死在塞纳河的小女孩被从河里捞起来的事件。有十几个目击者，以最确定的方式识别了尸体。大家的说法是如此地一致，所以在法官的眼里，没有任何可以存疑的地方。他下令可以签写死亡证明书了。但是，就在人们将两个女孩入葬的时候，出于完全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所谓的遇难者，还好好地活着，她们与淹死的小女孩的长相仅有一点点相像。如前面所说的许多例子，第一位证人出现了幻觉，他的说辞就足以暗示其他所有人。
在这类情况下，暗示的出发点，总是一个个体身上因为一些模糊的遥远记忆而出现的幻觉，然后，这一最初的幻觉，通过确证的方式，传染了别人。如果第一个证人很容易被误导，只要在他以为认出的尸体身上有一个特点，尽管毫无真正的相似之处，比方说，一道伤口，或者一个化妆上的细节，就可以让他联想到另外一个人。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它就会成为一个核心，启动某种凝固现象，侵入到整个认知场，让一切批评能力都瘫痪。于是，观察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对象本身，而是在他的心理上唤起的形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是亲生母亲，在识别孩子的尸体的时候，都会出错。比如下面一个例子，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正好可以看出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暗示是怎么起作用的：
“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出来了—但认错了。接下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认。
“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一位小学生认出了尸体是谁以后，一名女子尖叫道：‘啊!上帝啊，是我的孩子啊！’
“人们把她带到了尸体旁边，她仔细看了身边的遗物，看到额头上有一道伤疤。她说：‘就是他，是我可怜的儿子。七月份就不见了。原来是被人拐走了，杀害了！’
“这位女子是福尔街上的看门人，名字叫夏汪德莱夫人。她的小叔也被叫来了，他毫不犹豫地说：‘就是他，可怜的小菲利贝尔。’许多福尔街上的居民，都认出他就是菲利贝尔·夏汪德莱。这些人还包括他的小学老师，因为看到了一块奖章证明是他的。
“可是！邻居、小叔、小学老师和母亲本人，都弄错了。六个星期之后，小孩的身份被确定了。是一名波尔多的小孩，是在波尔多被杀，被运到巴黎的。”注11
我们注意到，这种辨认的工作，往往是让女人和孩子去做的，也就是那些最容易被影响的人。这就说明，在法律上，这样的认证，价值究竟能有多大。尤其是孩子们的确认，真的不应该被取证。法官们常说，人在这一年龄，是不会说谎的，好像这是人所周知的。只要是稍微精妙一点的心理学家，就可以告诉他们，正相反，人在这一年龄，几乎常常说谎。无疑，这些谎言是无辜的，但依然是谎言。面对一个被告究竟是否应该被判刑这样的事情，与其如人们经常做的那样，听从一名孩子的证词，还不如扔一个硬币，看正面还是反面，来做出决定。
回到群体所做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群体的观察，是所有观察中最容易出错的，往往只是代表了一个个体的幻觉，这一幻觉通过传染的途径，暗示了其他所有人。
有许多事实证明了，对于群体的证词，不能轻信。在色当之战中，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看到了那次骑兵的冲锋战。但是，面对充满各种矛盾的目击者的证词，根本无法知道，究竟是谁指挥了这次战斗。英国将军吴士礼爵士注12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了，有关滑铁卢之战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其实有着许多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些事实，又是被成百上千的目击者们所确认了的注13。
我要重复一下，所有这些例子都显示了，群体的证词的价值究竟能有多大。许多逻辑学的教材，都把众口一词的证词，列为一个事件的准确性的最可靠证据之一。但是，我们从群体心理学里面学到的东西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错觉。大多数人观察到的事件，往往反而是最可怀疑的事件。说一个事实已经被成千上万的目击者看到了，其实是在说，真正的事实，跟人们接受了的说法，相去甚远。
很清楚，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应当把历史书看作是纯想象的作品。这是对一些没有被好好地观察到的事实的虚构式叙述，外加一些事后形成的评论。假如过去没有为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建筑的作品，我们对事实将一无所知。对于一些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最重要作用的人的生平，如赫拉克勒斯注14、佛陀、耶稣，或者穆罕默德，我们知道他们有哪句话确信是真的吗？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真正生活，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重要。让群体感到震撼的人，是一些传奇的英雄，而非真实的英雄。
不幸的是，传奇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群体的想象力根据不同的时代将它们不断地进行改变，尤其是不同的种族会进行不同的改变。从《圣经》里那个嗜血成性的耶和华，到圣女德肋撒注15心中那个充满爱的上帝，已经隔了很远。中国人崇拜的佛陀，与在印度被崇拜的那个释迦牟尼，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
甚至并不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群体的想象力就可以改变一个英雄的传奇。有时候，传奇的改变只需要几年。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拿破仑，他的传奇就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改变了多次。在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成了一个抒情的、慈善的、自由的人物，是卑微的人的朋友，照诗人们的说法，那些卑微的人会将他的记忆在茅草屋下保留很长时间。三十年之后，这位善良的英雄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独裁者，窃取了自由与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惜让三百万人战死沙场。如今，传奇还在变化。几百年后，未来的学者们，面对这些充满矛盾的叙述，也许会怀疑这位英雄是否真的存在过，就像我们有时会怀疑佛陀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样。他们会以为拿破仑的故事只是某种太阳神话，或者是赫拉克勒斯的传奇的新版本。他们肯定更容易接受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将远比我们今天更加了解群体心理学。他们会知道，能让历史使之永恒的，只有神话。
三 群体情感的夸张和过于简单化
一个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双重特点：既过于简单化，又夸张。在这一点上，与在其他点上一样，群体中的个体跟原始人很像。他们不知何为细腻，只能看到一整块东西，看不到中间的过渡。在群体中，一种情感的夸大尤其得到加强，因为情感通过暗示和传染的渠道传播得很快，对它的接受会大大加强它的力量。
群体的情感的过于简单和夸大，使得群体不会产生怀疑，不会感到不确定。跟女人一样，他们容易走极端。提出的怀疑，马上会变成不容置疑的明显事实。一个孤立的个体感受到的一点反感或者不同意，不会有什么加强，但到了群体中的个体那里，马上会变成一种强烈的恨意。
群体情感的暴力性，会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得到夸大，尤其是在异质的群体那里。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受到惩罚，尤其是人多势众，法不责众，会使得一个集体做出一个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做的行为，拥有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有的情感。在群体中，蠢货，无知者，嫉妒者，会摆脱自己的无能感和无力感，而代之以一种粗暴的、暂时的，却强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所夸大的，往往是一些不好的情感。那是作为原始人的本能的遗留物，在孤立的、有责任心的个体那里，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有所顾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很容易做出最可怕的、毫无节制的事情。
当群体被非常有技巧地暗示之后，可以做出英雄行为和忠诚的行为。他们会比孤立的个体更英勇，更忠诚。我们在研究群体的道德品性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再回到这一点上来。
由于群体只会受到一些极端的情感的影响，一位想要诱惑他们的演说家就需要动用最激烈的、断然的措辞。夸张、断言、重复，永不试图运用理性去证明什么，这就是在民众集会时，演说家们最擅长使用的伎俩。
群体还要求英雄们的情感也有同样的夸大。他们身上能看到的品质和道德，必须被加大。在剧院里，群体要求一出戏的主角具有在生活中从来都不可能有的品德、勇气和道德。
人们讲到过戏剧的独特视角。这个没有问题。戏剧肯定有其独特的视角，但是，它的规则往往与常识和逻辑无关。向群体做演讲，不如戏剧那么高级，但也需要完全特别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戏剧的剧本，很难解释它们为什么会那么走红。那些剧院的院长们，在收到剧本时，一般来说对它们能否获得成功毫无确信，因为，要想能够评判一出戏，就必须让自己变成群体注16。假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的话，将会很容易证明，种族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内受到群体的巨大欢迎的戏剧，有时候到了另一个国家之后，观众会无动于衷，或者只是获得一种出于尊重和礼貌的成功，因为它并没有能够启动那些让它的新观众激动起来的发条。
最后，我们无须补充，群体的夸大，仅限于情感，而不涉及智力。我已经在前面证明，只要一个个体处于群体之中，他的智力水平就会大大下降。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的犯罪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仅仅是在情感层面，群体可以上得很高，也可以下得很低。
四 群体的不宽容、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懂过于简单和极端的情感，所以，人们向他们暗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不是把它们当作绝对真理，就把它们当成绝对的谬误。通过暗示的渠道而决定的信仰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是通过理性的渠道而产生。每个人都知道，宗教信仰是如何地不宽容，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多么专制的统治。
群体对于它认为是真理或错误的东西不带任何怀疑，同时，又深知自己的强大，所以，群体既不宽容，又很专横。个体可以接受矛盾，接受讨论，群体永远都不接受。在公共的集会中，一位演说家一点最细小的矛盾之处，都会马上招致愤怒的叫喊声和激烈的咒骂声，只要演说家还坚持，就会被驱逐。假如没有权力机构的在场，让人产生畏惧，说话矛盾的人还有可能被凌迟处死。
在所有类型的群体中，专横和不宽容是普遍的，但它们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这里，也会出现种族这一根本性的概念，它是人们情感和思想的主导。专横和不宽容经常会在拉丁民族那里得到发展。它们甚至可以强大到能够摧毁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里如此强大的个体独立感。拉丁民族只对他们所在群体的集体独立性感兴趣，而这一集体独立性的特点就是需要马上、激烈地让持不同意见的人接受他们的信念。在拉丁民族那里，所有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从宗教裁判所时期开始，一直都没有能够上升到另外一种自由的概念。
专横和不宽容，为群体构建出一些非常明确的情感，他们很容易接受这些情感，实践这些情感。他们听命于强大，对善良基本上无动于衷，因为善良很容易被视作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他们对于一些善良的主人从未有过好感，而对严厉统治他们的暴君服服帖帖。他们总是为暴君们竖起高高的雕像。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把被推翻的暴君踩在脚下，那是因为，暴君一旦失去了力量，就被归入了那批被蔑视的、不被害怕的类型当中。群体喜爱的英雄典型，总有恺撒的样子。他的光彩诱惑他们，他的威严让他们臣服，他的大刀让他们害怕。
群体面对脆弱的当局，随时准备反抗，面对强大的当局，却带着奴性躬身弯腰。假如当局的威权时断时续，那么，总是遵循自己极端情感的群体，就会时不时地从无政府倒向奴性，又从奴性倒向无政府状态。
而且，假如以为在群体身上占主导的是革命的本能，那么，就一定不了解群体心理学。只是他们的暴力，才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幻觉。反抗和破坏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的。他们被无意识所决定，从而受到古老的遗传的影响，因此，他们其实是极其保守的。一旦任凭群体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自己的无序，本能地转向奴性。最傲慢、最难对付的雅各宾党人，一旦看到拿破仑废除了所有自由，让人感到了他的铁掌，就马上最热情地欢迎他。
假如我们不了解群体的本能从根本上是保守的，那么，民众的革命史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群体非常愿意改变各种制度的名称，有时候还为了实现这些改变而进行极其暴力的革命。但是，这些制度的本质代表着种族遗传下来的需求，所以，最终，群体还是会回到这些制度。他们不断地变化，仅仅体现在一些肤浅表面的事情上。事实上，他们有着去不掉的保守本能，就像所有原始人一样，对于传统有着恋物癖一般的尊重，对于能够真正改变他们存在方式的新生事物有着潜意识的恐惧。假如说，在一些机械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比如说蒸汽机、铁路），就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民主力量，那么，实现这些发明就是不可能的，或者只有在重复进行激烈革命的情况下才可能。对于文明的进步来说，可幸的是，在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现业已完成之后，群体的主导地位才开始出现。
五 群体的道德品性
假如我们认为，道德品性意味着对一些社会规范的长期遵从，对自私自利之心的长久抑制，那么，很明显，过于冲动、过于变化多端的群体，是不可能有道德品性的。但是，假如说，在道德品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暂时出现的品质，如自我克制、忠诚、无私、自我牺牲、对公平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说，正相反，群体有时是可以拥有非常高的道德品性的。
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几个心理学家，只从他们的犯罪行为角度去看，由于看到这些行为是经常性的，他们就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准非常低。
也许群体确实会经常显示出很低的道德水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仅仅因为残暴的破坏本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处沉睡着的原始时代的遗留物。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来说，满足这些本能是危险的，而一旦被吸入到一个不需负责任的群体之中，并因此而肯定不会受到惩罚，那么，他就会放任自流地遵循这些本能。平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破坏的本能用于自己的同类，所以就满足于将它们用在动物身上。狩猎的激情和群体的残酷衍生自同一源头。慢慢折磨一个毫无防卫能力的人的群体当然显示出一种极其懦弱的残忍，但是，对于一名哲学家来说，这与几十个猎人围在一起，通过看他们的猎犬如何将一只可怜的鹿开膛来取乐，是一回事。
如果说，群体可以做出杀戮、焚烧以及其他各种罪行，那么，他们也可以做出许多自我牺牲的、无私的行为，比一个孤立的个体要高出许多。人们尤其会去影响群体中的个体，唤醒他的荣耀、荣誉、宗教和祖国的情感。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类似于十字军东征，或者1793年的志愿者注17。只有集体，才能拥有伟大的忠诚和无私的行为。有多少群体，为了他们根本不懂的信仰和思想而壮烈牺牲！群体的罢工，与其说是为了提高一点工资，毋宁说是听从了一个命令。在群体那里，个人的利益很少是一个强大的动因，而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来说，它几乎构成了唯一的动因。肯定不是个人利益驱动群体卷入那么多的战争，大多数的战争是他们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们就像被猎人的镜子弄晕了的云雀一样，轻易地在这些战争中送命。
即便是最卑鄙的无赖，仅仅因为身处群体之中，有时候也可以具有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丹纳注18写道，那些九月大屠杀的屠戮者会自发地把他们的受害者的钱包、首饰放到委员会的桌子上，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可以私藏起来。那些在1848年的革命中蜂拥着、叫喊着占领了杜伊勒里宫的人，平时生活都很悲惨，却没有拿走一样让他们眼花缭乱的珍宝，其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换取好几天的面包。
这种个体因群体而变得更为道德的情形，当然并非是恒定的规律。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甚至在远远没有我在前面讲到的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已经说过，在剧院里，群体会要求戏剧中的主角具有夸大了的品质，而且，即便是非常低俗的观众，有时候也会变得一本正经。一个习惯寻欢作乐的人，皮条客，乱开玩笑的流氓，面对舞台上一个有伤风化的场景，一句轻佻的话，也经常会嘟囔抱怨。若是在他们平时的对话中，这些可能都只是小菜一碟。
因此，平时经常受到低级本能驱使的群体，有时也可以做出具有崇高道德性的行为。如果说，因一种虚幻或者真实的理想而无私，而忍让，而绝对忠诚，算得上是道德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会在最睿智的哲学家也没能达到过的高度上，拥有这些品质。也许，他们是不带意识地做到拥有这些品质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假如群体经常理性地思考，并遵循他们的切身利益，那么，也许在我们地球的表面上，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发展起任何文明，也许人类还没有历史。
注6 脊髓连接脑子和身体。不受脑子影响而直接受脊髓影响，意指不经过脑子的思考而直接行动，类似于我们说做事情“不过脑子”。
注7 指布朗热将军（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他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屡立军功，1880年成为法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1886年成为法国战争部部长。他在军队进行的改革，以及他坚定的共和国理念，赢得许多人的拥戴。许多法国人认为他有能力为法国洗清败给德国的耻辱。然而，他针对德国采取的许多举措为法国招来诸多麻烦，法国政府开始提防他。1887年的新政府不再任命他担任战争部长，引起法国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形成了拥护他的布朗热运动。最后，法国政府判决布朗热流放国外。1891年，布朗热将军在布鲁塞尔殉情自尽。但他在法国始终拥有大量的拥护者。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此人。
注8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是指盎格鲁和萨克逊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其后裔。（编者注）
注9 塔尔皮亚岩石位于罗马卡皮托尔山上，是罗马人行刑的地方，尸体被从上面抛下。
注10 经历了巴黎之围的人，就目睹过许多类似的例子，看到群体如何轻信一些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一所房子的楼上点亮一支蜡烛，马上会被认为是在向围城的敌人发信号。其实只要有两秒钟的思考，就可以证明，绝对不可能在好几里外的地方看到这支蜡烛的微光。（作者注）
注11 《闪电报》，1895年4月21日。（作者注）
注12 本名沃尔斯利（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陆军元帅，总司令。他因军功而被封为爵爷。他曾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他中文名字为吴士礼。
注13 哪怕是一场战役，我们能够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吗？我很怀疑。我们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可能仅此而已。索尔费利诺之战的参与者、见证者达尔库尔先生针对这次战役所说的话，应该适用于所有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在接到了成百上千的目击者传递的信息之后）将他们的正式报告转给大家；负责下命令的军官们将这些资料改上一改之后，写出最终的计划；参谋长不接受这一计划，根据他手头掌握的情况，重写一遍。这一作战计划被拿到元帅的手中，元帅大喝一声：‘你们都弄错了！’于是，他又做出一个作战计划的版本。这跟最初的报告相比，已经面目全非。”达尔库尔讲述这一事实，是为了证明，面对最引人注目的、被观察得最清晰的事件，我们也无法找到真相。（作者注）
注14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完成了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壮举。
注15 圣女德肋撒（Sainte Thérèse，1515—1582）。基督教的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圣女德肋撒。这里指“阿维拉的德肋撒”，也被称为“基督的德肋撒”，以其对基督的虔诚而著称。
注16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被所有剧院院长拒绝的戏，在偶尔得以搬上舞台演出的情况下，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大家都知道科佩先生的《花环之争》，尽管作者很有名，却被一流剧院的院长们拒绝了十年之久。而《夏莱的教母》一戏，是一名兑换商自己出资上演的，不断被人拒绝，最后得以在法国上演两百场，在英国上演逾千场。如果没有上面的解释，说是因为剧院的院长们没有能力将自己假设为群体，那么，我们完全不可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懂行的、感兴趣的人，深知自己不能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却会做出如此谬误的判断。（作者注）
注17 1793年，为了弥补法国军队人员的缺失，法国招募了大量的志愿者，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主要来源是25—30岁的青壮年。此举大大提升了法国军队的人数，从1793年2月的20万，猛涨到1793年12月的80万。这在当时是非常壮观的。
注18 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19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之一。他因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而为中国读者所知。他的《当代法国的起源》以大量的笔墨研究法国大革命，对本书作者勒庞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