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体的信仰和意见的可变范围

1.固定的信仰/一些普遍信仰是不变的/它们是一种文明的向导/很难根除一种普遍信仰/对于人民来说，不宽容成为一种品德/一种普遍信仰在哲学上的荒谬性，并不妨碍它的传播。

2.群体的可变的信仰/一些并不源于普遍信仰的意见，具有极大的多变性/在不到一个世纪内，思想和信仰的表面上的变化/这些信仰的真正限度/跟变化有关的元素/当今普遍信仰的消失，以及报刊的大量发行，导致今天的意见越来越具有多变性/群体的意见如何让大部分的主题变得令人无动于衷/政府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主导舆论/当今各种舆论的碎片化使得舆论不再有太大的力量。

一 固定的信仰

在人的解剖特征与他们的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可比性。在解剖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固定不变的元素，或者说可变性极小，需要地质演变的时间长度，才能让它们有所改变。与这些固定不变的元素一起，还有其他许多非常可变的元素。环境、养殖者或者农艺师的技术，有时候就可以大大改变它们，以至于对于一个不特别注意的观察者来说，一些根本性的特征都被隐藏了起来。

对于道德特征来说，也有同样的现象。一方面，一个种族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变化的、可变的元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固定的基础，在此之上，嫁接着许多意见，是可以变化的，就像覆盖着岩石的沙子。

群体的信仰和意见因此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大的、恒定的信仰，持续好几个世纪，一种文明完全建立于其上。比如以前的封建概念，基督教思想，宗教改革的思想。今天，则有民族的原则，民主和社会的思想。另一类则是即时的、变化的意见，最经常的情况下衍生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消失的一些普遍概念：一个时期引领文学艺术的理论，比如那些产生出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的理论。尽管时尚是非常肤浅的，它们也会像一些小小的涟漪一样变化，在一个深水湖的表面恒久地产生、逝去。

宏大、普遍的信仰的数量很少。对于每一个有历史的种族的来说，它们的形成和消失，都构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节点。它们是文明的真正支柱。

一个临时的意见，很容易就能进入群体的灵魂，但一个长久的信仰很难一下子在那里立足，同样，一旦这样一个信仰已经形成，想摧毁它是非常困难的。要想改变它，就需要有激烈的革命作为代价，而且只是在该信仰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灵魂的控制之后。革命的作用，就是把几乎已经被放弃的信仰完全摈弃，因为风俗的枷锁还阻碍着人们去完全抛弃它。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信仰的终结。

当一种宏大的信仰的价值开始被讨论之时，它就已经注定要消亡了。由于一切普遍的信仰都只是虚构出来的，它若想一直存在，就必须能够避开一切的审视。

但是，即便一种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动摇，由它衍生出来的制度依然能保存力量，且只会缓慢地消失。当信仰终于完全失去了权力，它之前支撑的一切就都会垮掉。从未有过一个民族，可以改变它的信仰而不需马上改变其文明的众多元素。

民族不断地改变文明的元素，直到它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仰。在此之前，人们肯定会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普遍的信仰，是文明的必要支撑。只有它们，可以为思想指出一个方向；只有它们，可以启示人们产生宗教信仰，催生出义务和职责。

人民向来都能感受到获得普遍信仰的作用，并本能地理解，普遍信仰的消失，必将引起堕落。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形成了一种信仰，使得罗马人成为世界的主人。这一信仰消失之日，罗马就不得不亡。只有当他们获取了一些共同信仰的时候，那些摧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才达到了某种一致，从而走出无政府状态。

因此，各个民族一直都带着毫不宽容的心态捍卫它们的信念，这显然是事出有因。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值得批判的，但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这是一种美德。正是为了奠定或者维持一些普遍的信仰，中世纪才架起了那么多的火刑柱。那么多的发明家、创新者，即便能够逃过酷刑，也最终会在绝望中死去。正是为了捍卫那些普遍的信仰，世界才那么多次被推翻，数百万人在战场上倒下，将来还会倒下。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普遍信仰要想站住脚跟，需要排除无数巨大的困难，但是，一旦被彻底接受，它的力量将会在很长时间内不可战胜。无论它在哲学上是多么地谬误，即便是最智慧的人士，也会被迫接受它。欧洲的各个民族，十五个世纪以来，将一些传奇，比如魔洛克注58的故事，看作是不容置辩的真事，而仔细考察一下，这类传奇是极其野蛮的注59。上帝为了报仇，竟然让他的儿子遭受那么可怕的酷刑，只因为他所创造的一个子民不服从他。这样一个传奇，有着可怕的荒诞性，但在多少个世纪内，并没有被人看出。最伟大的天才，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都没有哪怕在一个瞬间，去假设这样的传奇的真理性是可以被质疑、被讨论的。没有什么可以更好地证明，普遍的信仰产生催眠作用；同时，也没有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我们的心智，有着我们应以为耻的局限性。

一旦一个新的教条被植入群体的灵魂之中，它就成为其制度、艺术和行为的启发者。它对灵魂的控制将会是绝对的。行动的人想着要去实现它，法律人士要去实施它，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则以多种方式来表达它。

一些辅助的、临时的思想，可以从根本性的信仰中产生出来，但总会带有它的烙印。埃及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它们都起源于少数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在这些文明的所有细小元素上都印上了它们的痕迹，让人可以马上认出来。

借助于普遍的信仰，每个时代的人都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传统、意见和习俗之中，他们无法突破这一枷锁，使得自己总是与别人相似。即便是最独立的精神，也没有想过要从中脱离出来。真正的暴政，就是潜意识地控制着人的灵魂的暴政，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无法被打败的暴政。提比略注60、成吉思汗、拿破仑无疑都是一些可怕的暴君，但是，从他们的坟墓深处，摩西、佛陀、耶稣、穆罕默德、路德，都在人的灵魂中施行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独裁。一场谋反可能推翻一个暴政，但是，对于一种植根于民众的信仰，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的大革命，激烈地反对天主教；尽管表面上有大批群众的支持，尽管用上了毫不怜悯的、堪与宗教裁判所相比的残酷手段，最终，大革命还是失败了。人类真正的暴君，永远都是死者的幽灵，或者是人类自己产生的幻觉。

我要重复的是，一些普遍信仰的哲学意义上的荒谬，从来都没有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甚至，这一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它们必须带有一些神秘的荒谬性。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有着明显的缺陷，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植根于群体的灵魂。它们相对于所有宗教信仰的真正短处在于：宗教所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下辈子才能实现，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必须在地球上得到实现。只要第一次的实现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许诺的虚假性就会显现，这一新的信仰很快就会失去所有的威望。所以，要等到它的实现之日，它的威望才会增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一新宗教虽然如所有在它之前的宗教一样，先起到了一种破坏作用，但是，它在之后很难起到创造的作用。

二 群体的可变性意见

我们在前面展示了那些固定的信仰。在它们之上，还有些意见、思想和想法，它们总是在不断地产生、消亡。其中有一些，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即便是它们中最重要的，也不会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意见的改变有时候是非常肤浅的，并非真正有改变，而且总是带有种族品质的烙印。比方说，我们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就会发现，那些看上去最为敌对的政党—君主立宪、激进党、皇权党、社会党，等等—都有着一个绝对相同的理想，这一理想源自我们这一种族的心理结构，因为，就在一些相同的名字之下，我们可以在其他民族找到一种完全对立的理想。给那些意见取新的名字，进行骗人的改编，都不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期的布尔乔亚，都深受拉丁文学的影响，他们追随的是罗马共和国，采用了它的法律、权标和法袍，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罗马人，因为他们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暗示的控制。

哲学家的职责，是在表面的改变之下，去寻找那些古代信仰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并在多变的意见中，找到那些被普遍信仰和种族的灵魂所决定的潮流。

如果没有这一标准，人们会觉得，群体经常有意识地改变政治或宗教信仰。确实，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好像都在证明这一点。

我们把一个短期的阶段，1790—1820年作为例子。也就是三十年，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群体首先是君主立宪的，变成了革命的，后来又是拥护皇帝的，最后又变成君主立宪的。在宗教上，它首先是天主教，结果后来变成了无神论，又变成有神论，后来，又回到了最为极端的天主教。而且，经历这种变化的，并非只是群体，还有群体的领导者。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国民公会议员，国王坚定的敌人，既不信上帝，也不要主人，却变成了拿破仑的谦卑仆人，然后，又在路易十八的行进队伍中，虔诚地手持大蜡烛。

在接下来的七十年中，群体的意见又出现了多少改变！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到了拿破仑的继承人那里，成了法国的同盟；两次与我们作战的俄罗斯，在我们最近几次吃败仗的时候总是鼓掌称庆，结果突然被视为朋友。

在文学、艺术、哲学上，意见的更替变化就更快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等等，一个个出现又消亡。昨日被欢呼的作家和艺术家，明天就被深深地蔑视。

但是，假如我们去分析这些看上去如此深刻的改变，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一切与普遍信仰和种族的情感相违背的，都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被改了航道的河流很快就继续自己的流动路线。那些与任何普遍信仰、任何种族的情感都没有关联的意见，也就是不会有固定性的意见，经不起任何偶然，或者说，经不起任何环境的改变。它们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永远都是暂时的，有时候就像海边被风形成的沙丘一样，很快地出现又消失。

今天，群体的可变性意见的总数，比任何时候都要大。这里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古老的信仰已经渐渐失去了它们的统治力，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对一些临时的意见施加影响，为它们提供一定的方向。普遍信仰的隐去，就为一大堆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特殊性的意见留出了位置。

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找不到可以与他们抗衡的东西，他们在思想、意见上的可变性可以进一步自由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近来的发展在人的眼皮底下展示出越来越多的相对立的舆论和意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所带来的暗示，很快就被另一个相对立的暗示所摧毁。所以，没有一种意见可以得到普及，所有意见都只能有短暂的存在时间。它们在能够得到足够传播、成为普遍信仰之前，就寿终正寝了。

从这些不同的原因，产生出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全新的现象，这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之一。我想说的就是政府对于引导舆论已经无能为力。

以前—而且这个以前可以说是近在眼前—政府的行为，一些作家的影响，以及一小部分报刊的影响，构成了舆论真正的调节者。今天，作家们已经失去了任何影响，报刊只能去反映舆论。至于政治家们，他们早已不再引导舆论，而是追随舆论。他们对舆论的害怕，有时甚至已经到了一种恐惧的地步，使他们的行为没有了任何固定性。

因此，群体的舆论越来越成为政治的最高调节者。它甚至可能让人去跟其他国家结盟，比如与俄罗斯结盟，这完全是一个民众运动的产物。

当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教皇、国王和皇帝们，在涉及一个具体的题材的时候，都必须通过媒体采访的渠道，来展现他们的思想，以接受群体的评判。以前，人们说，政治是跟感情无关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政治的向导是不知理性为何物的流动群体的冲动，政治完全被情感所驱动。我们还能说政治是跟感情无关的事情吗？

至于报业，以前是舆论的引导者，现在，跟政府一样，它不得不在群体的力量之前屈尊。当然，它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它反映民众的舆论，以及它们成为不断变化的变体。报业变成了简单的信息提供者，放弃让人接受任何观念、任何理论。它追随所有公共思想的变化。竞争的必要性，使得它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会失去读者。以前那些庄严的、有影响力的喉舌，上一代人曾虔诚地聆听它们的预言，今天都消失了，或者沦为信息小报，加上一点有趣的年鉴、上流社会的康康舞和金融方面的广告。今天，有哪一家报纸足够富裕，可以让它的编撰者有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又能具有什么样的威信，既然读者要求的，只是被告知信息，或者被娱乐？而且，你向读者推荐什么，他就会怀疑你其实是在投机。评论界甚至已经没有能力推出一本书，或者一部剧，让它们获得成功。它无法起帮助作用，反而产生有害的效果。报刊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个人意见都是无用的，所以基本上就已经去掉了文学批评栏目，仅仅留下书名，加上两三行的广告。二十年以后，估计戏剧评论也会有同样遭遇。

猜测舆论的走向，今天已经成了报业和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一个事件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会导致什么样的立法法案，产生什么样的话语。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没有比群体的思想更为流动，更变化多端的了。我们经常看到昨天还大受欢迎的东西，今天就成了需要摒弃的对象。这种舆论方向的完全缺失，以及与此同时普遍信仰的消融，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切信念的彻底粉碎，以及群体和个体与日俱增的无动于衷，只要那些事不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一些理论的问题，比方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些没有知识的阶层里，才能找到真正能被它们说服的捍卫者：比方说煤矿或者工厂里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略微受过教育的工人，都已经变得持过于怀疑的态度。

三十年来发生如此的演变是令人惊讶的。就在并不遥远的前一个时代，舆论还拥有一种整体的方向；它们主要来自对一些根本信仰的接纳。只要是赞同君主立宪的人，就一定会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无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而只要是共和党人，就一定会持一些相反的想法。一个赞同君主立宪的人，一定不相信人来自于猿；一个共和党人一定相信人来自于猿。双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赞同君主立宪的人，说起革命就深恶痛绝；一个共和党人谈到革命，则充满了敬仰。一些名字被说起的时候，比如罗伯斯庇尔、马拉，人们必须带着虔诚的神态。其他一些名字，如恺撒、奥古斯都、拿破仑，被提到时，人们必须带着一丝愤慨。甚至在我们的索邦大学，都盛行这样一种天真的历史观。

如今，面对讨论，面对分析，一切的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的棱角很快就被磨掉，能让我们充满激情的观念很少能够幸存下来。现代人越来越被冷漠麻木所侵蚀。

我们无须过于哀叹舆论的这种整体消融。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中的衰败迹象，这一点无须去质疑。通灵人、使徒、领袖，简言之，那些信徒们，跟那些持否定意见者、评论家和无动于衷的人相比，自然具有另外一种力量，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有了群体的力量。假如有一种舆论可以拥有足够的威望而让所有人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具有一种独裁的力量，一切都只能在它面前折腰。那样的话，自由讨论的时代，将在很长时间内消失。有时候，群体可以代表平和的主人，比如赫利奥加巴奥斯注61、提比略，但是，群体也可以有疯狂的任性。一个掉入他们手中的文明，将会面对太多的偶然，不会持续多久。假如有某种东西可以推迟崩溃时刻的到来，那一定是舆论巨大的可变性，以及群体面对一切普遍信仰时抱有的越来越严重的冷漠麻木的心态。

注58 魔洛克（Moloch），《圣经》中迦南地区的神。人们为了向他祭祀，将儿童投入火中。

注59 我的意思是，从哲学上看，是野蛮的。从实际的角度看，它们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并在很长的时期内，让人远远看到了梦想和希望的尚未祛魅的天堂，这是人将永远都无法再看到的天堂。（作者注）

注60 提比略（Tibère，前42—37），罗马第二任皇帝（14—37年在位）。塔西佗对他颇有非议，但从19世纪起，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变，认为他是一位有手腕、谨慎平和的皇帝。

注61 赫利奥加巴奥斯（Héliogabalus，203—222），罗马皇帝（218—222年在位），14岁即位，19岁被杀。他执政时常常依赖自己的祖母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