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的普遍特征/如何说服选民/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品质/威望的必要性/为什么工人、农民很少选他们的同类/词语和口号对于选民的重要影响/选举讨论的概貌/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委员会的强大/它们代表了暴政最可怕的形式/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尽管全民选举没有多大的心理学价值，但不可以被替换/为什么，即便我们将选举权缩减为一小部分公民的特权，最终的选举结果，还会是一样的/在所有国家，全民选举说明了什么。

选民群体，也就是可以选举出一些职能的合法执行者的群体，属于异质的群体。但是，由于他们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点上产生作用（在不同的候选人中选出最终人选来），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部分我们之前描述的特征。他们最明显表现出的特征，就是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没有批判精神，易怒，轻信，简单化。在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看到领袖的影响，以及前述因素的作用：断言、重复、威望和传染。

我们现在来探寻一下，他们是如何被诱惑的。从那些最成功的手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推演出他们的心理。

候选人需要具备的首要品质是威望。假如没有个人威望，那就只能由财富的威望来取代。才华，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元素。

最主要的是候选人必须具备威望，从而可以让人不经讨论地接受。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选民，之所以很少会去选出他们自己阶层的人去代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人，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威望。他们只会出于一些辅助性的理由，才会去选举一个自己人，比方说为了阻挡一个杰出的人或一个厉害的老板当选。由于每一个选民每天都生活在对他的依赖之中，所以，选民会出现幻觉，觉得自己有那么一刻成了他的主人。

但是，拥有威望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候选人成功。选民需要看到他的贪婪和虚荣得到满足；候选人必须对他进行最不可思议的献媚，毫不犹豫地对他做一些根本不可能的许诺。面对工人，候选人就要大骂、诋毁他们的老板。至于候选人对手，候选人就一定要踩扁他，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咬定他就是一个最大的混蛋，而且谁都知道，他已经犯下了许多罪行。当然，这无需寻找任何像样的证据。假如对手不了解群体的心理，他就会通过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同样的一口咬定的诬陷，来回应此类诬陷。他只要这样一做，就没有了任何成功的机会。

候选人白纸黑字写下的未来规划不能说得太死，因为他的对手可以在后来以此来反对他。但他口头上的规划，无论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许诺最大的改革。在当时，此类夸张的许诺会产生很大的效应，而且，在将来，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事实上，选民后来并不会去查，被选上的人是否真的遵从了他当时宣布的东西，而选举是否成功，就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我们在此前描述过的说服人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在词语和口号的威力中，还可以看到同样的因素。之前，我们已经证明了词语和口号的控制能力。擅长运用它们的演说家，可以任意引导群体。一些说法，比如可恶的资本，罪恶的剥削者，伟大的工人，财富的社会化，等等，总是能够产生同一种效果，尽管它们已经有点过时。但是，一个能够发明没有什么确定含义的新口号，并因此可以适用于各种诉求的人，一定会获得大胜。1873年血腥的西班牙革命就是使用了一个魔法般的词，其意义非常复杂，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去解读。当时的一位作家讲述了革命的起因，他的一些说法值得我们引用：

“激进党发现，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君主立宪制，所以，为了取悦他们，科尔泰斯家族齐声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说法。没有一个选民知道，他们刚刚选出的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联邦’这一叫法让所有人高兴，类似一种谵妄，一种沉醉。好像人们终于在地球上开始了美德和幸福的统治。有政敌不承认一名共和党人是‘联邦’的，此人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人们在街上相遇时，会互相致意：‘向联邦共和国致敬!’随后，大家就会齐声为不受约束的神圣国家和自治的战士高唱战歌。这个‘联邦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就是每个省的解放，像美国一样的制度，或者在行政上去除中央集权；其他人则认为是打破一切权力，以带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开放。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社会党人强调市镇的绝对主权，他们设想，要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市镇，所有的法律都由自己制定，一下子可以同时取消军队和宪兵。很快，就在南方的一些省份，每个城市，每个村庄，都出现起义。一旦一个市镇宣布了他们的纲领，它首先做的，就是要切断电报，毁掉铁路，与马德里和邻近的市镇断掉联络。没有一个小镇，不想去按自己的法则行事。联邦制让位给了一种粗暴的、杀人放火的地方制度。到处都在过着血淋淋的农神节。”

至于逻辑推理对于选民的心智产生的影响，只要读一读任何一次选举会议的记录，就会对此有明确的结论。人们在会议上互相交流所用的是断言、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但从来都没有理性。假如有一刻，突然安静下来了，那一定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突然提出要给候选人提出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听众最爱听这样的问题。但是，敌对者的满意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喧闹声覆盖住。我们可以把以下的一些记录，视为此类会议的典型，这是从成百上千个相似的记录中抽取出来的，主要来自一些报纸：

“一位组织者要求与会人员推举一位大会主席，一下子就炸锅了。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舞台，想夺走桌子；社会党人奋力保护它；大家打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是奸细，是内奸，等等。一位公民眼睛被打肿了，退了出去。

“最后，终于在喧嚣之中，桌子摆好了，X先生站在了讲台前。

“演讲者针对社会党人狠狠地发难。社会党人打断他，大声喊叫：‘混蛋！强盗！流氓！’诸如此类。面对这些叫法，X先生陈述了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党人都是‘傻子’或‘搞恶作剧的人’。

“阿尔曼党人注65昨天晚上在位于庙侧街的交易所大厅里组织了一次预备会议，准备庆祝五月一号的国际劳动节。主旨词是‘宁静、平静’。

“G先生大骂社会党人是‘混蛋’‘骗子’。

“一听到这些词，听众和演说者们开始互相对骂，接着就打了起来。椅子、长凳、桌子都用上了。等等。”

不要以为，这样的讨论仅限于一类特殊的选民，是由他们的社会处境造成的。在所有匿名的聚会中，即便由清一色的文化人组成，讨论也可以很快就变成同样的情形。我已经证明了，群体中的人一般智力会趋同。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据。比如说，以下是一个纯粹由学生组成的会议的记录：

“随着夜幕的降临，会上越来越吵闹。我觉得，没有一个演说者可以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一刻都有喊叫声此起彼伏，或者从四处传来。人们在鼓掌，吹口哨，在不同的演说者之间激烈争论。人们举起拐杖，大声威胁。人们用脚有节奏地跺地，打断发言人的声音和要求发言的声音四处响起：‘滚出去！’‘上台！’

“C先生将各种形容词堆在一起—可恶的、懦弱的、可怕的、流氓的、坏蛋、报复心重的，等等，并提出他要摧毁所有这些东西，等等。”

人们可以自问，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选民的意见如何能够形成？但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个集体可以享有的自由程度抱有幻想。群体拥有的，是人们强迫他们接受的，从来都不是理性让他们接受的。这些意见和选民的投票，都掌握在选举委员会的人手中，这些委员会的领头人往往是一些酒商，他们对工人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向工人赊账。施莱尔先生，一位民主制度的坚定捍卫者这样问道：“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是我们制度的钥匙，是政治机器的主要零件。法国今天就是被委员会统治的。”注66

因此，对委员会产生影响，也并非很难的事情，只要候选人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有足够的资源。照一些捐赠者自己的说法，只要有三百万，就可以让布朗热将军在各级选举中获胜。

这就是选民群体的心理。它与其他群体的心理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因此，我不会因上所述，而得出反对全民普选的结论。出于一些实用的原因，如果我能决定它的命运，我会原封不动地保留它现在的形式。我下面会指出这些原因，它们源自我对群体心理的分析。但之前要先说一下全民普选的坏处。

全民普选的缺陷自然是太明显了，所以不可能看不到。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文明就是由一小批高级精英构建起来的，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尖。金字塔随着价值的递减而向下扩展，每一层都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深层阶层。一种文明的伟大，自然不能取决于低级成员的普选，因为他们代表的只是数量。而且，群体的普选可能还是危险的。他们已经给我们招来了好几次入侵；而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民众拥有最高权力的幻想肯定将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所有这些反驳，在理论上当然是很好的，在实际上却会失去它们所有的力量，因为思想一旦转化为教条，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群体拥有最高权力的信条，从哲学角度来看，跟中世纪的宗教信条一样，是不值一驳的，但是今天，它具有绝对的威力。因此，它与我们以前的宗教信条一样，不能受到攻击。假设，一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借助一种魔法穿越到了中世纪。你们以为，面对当时占主导的宗教思想拥有最高权力的力量，他会尝试去与它们斗争吗？假如他落到了一个法官的手中，被指控与魔鬼定下了一个协定，或者经常参加魔鬼的活动，要被烧死，他会想到去质疑魔鬼和魔鬼聚会的存在？面对群体的信仰，是不能争论的，正如我们无法与飓风争论。普选的教理，已经拥有与以前的基督教教理同样的力量了。演说家和作家们提到它时，带有的尊重和崇拜，是当年的路易十四都没有享受到的。因此，面对普选，就要像当时面对所有宗教信条一样。只有时间，可以对它产生影响。

试图去动摇这一信条，完全没有用处，因为它有着表面上的理由。托克维尔非常正确地说：“在一个平等的时代，人们对于别人产生不出信仰，因为他们彼此相似；但是，正是这样一种相似，使得他们对于公众的判断，带有一种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他们无法不相信，既然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见识，真理一定是在多数人那里的。”

现在是否需要假设，一种有限制的普选—比方说，以能力为限制—可以改善群体的选举？我一刻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集体的智力低下，无论该集体由什么样的人组成。我重复一遍，在群体中，人们都会趋同，在一些普遍问题上，四十个院士的集体意见，并不比四十个担水的挑夫的集体意见更高明。我不认为，那些被指责的普选结果，比如说恢复帝制，在投票者仅仅从学者和文人中间选出的条件下，会有什么区别。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掌握希腊语或者数学，是建筑师、兽医、医生，还是律师，在一些情感问题上，他并不会比别人更聪明。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些有学识的人，大部分是教授和院士。难道有哪怕一个普遍的问题，比如说保护主义，是他们具有共识的？社会问题充满了未知因素，被一种神秘的逻辑或者情感的逻辑所主导，所有的无知都会趋同。

因此，假如仅仅由一些颇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选举集体，他们的投票，将不会比今天的更好。他们主要会被自己的感情主导，跟着自己政党的精神走。我们将不会减少今天遇到的任何问题，相反，还会出现因为等级集团而带来的严重问题。

群体的选举在任何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它是普选，还是受到限制的，无论是在一个共和国，还是在一个君主立宪体制内，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或者西班牙，都体现着一个种族的无意识的追求和需求。选民的平均水平，即代表着每个民族的种族之灵魂的平均水平。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我们看到的，都是基本一样的。

因此，我们又一次遇上种族这一根本问题，之前我们已经多次遇上。另外一个是从第一个问题中衍生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制度和政府在人民的生活中，起到非常微薄的作用。人民主要是由种族的灵魂所引导的，也就是由祖先的遗留物所主导，而灵魂就是这些遗留物的总和。种族，以及错综复杂的日常需求，这就是影响我们命运的神秘主人。

注65 让·阿尔曼（Jean Allemane，1843—1935），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工会组织者。他1890年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阿尔曼党人。

注66 委员会，无论它们的名字叫什么—俱乐部，工会，等等，构成了群体力量的可怕危险之一。事实上，它们代表了暴政的最没有个人性的形式，也就是最具迫害性的形式。委员会的领袖们总是以集体的名义发言，行动，因此，可以摆脱一切责任感，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最粗暴的暴君，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可以做出革命委员会的那些决定。巴拉斯写道，革命委员会对国民公会的成员大开杀戒，让他们随时付出昂贵的代价。只要可以以委员会的名义说话，罗伯斯庇尔就是绝对的主人。到了有一天，这位可怕的独裁者出于自己的自尊心的原因，离开了他们，从此就开始了他自己的灭亡。群体的统治，就是委员会的统治，因此也就是领袖的统治。人们无法想象更为纯粹的独裁。（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