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国民党向民主政党转型

一九二八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正党inside party”，[25]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正常outside party”。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二）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一九二七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才华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陷于政治危机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履行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表示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的。[26]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27]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28]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29]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一九二三年后“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30]

孙科在对待其他政党特别是对待中共的态度上，从一九二八——一九四六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一九二七年至三十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一九三二年四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三十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一九三四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含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所未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31]孙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对共产党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科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又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因为头一件事未必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32]为此，孙科强调对于中共只能求“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的障碍即在于国民党具有浓厚的“党国特殊集团”的心理与作风。

孙科批评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后“自视为一特殊集团”，[33]其宣传与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全党“大失信于国人”。孙科指出“大凡一个党，或是政治上的一个势力，一旦大权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态度，自成了统治阶级，便会成了革命的对象”。他提醒国民党：“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有几十年光荣的革命历史……便应该永远占着执政党的地位，永远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孙科警告道：“这种独尊专制的态度，是当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以求其毁灭的。”[34]

抗战后期，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民主化，在党内形成一股民主力量，从而侵害蒋介石的权力，乃至最后排斥蒋介石，把国民党改造成民主的政党。[35]孙科有关国民党民主化的主张，反映了这种寄希望于现有基础上实行国民党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它的提出，活跃了国民党的政治过程，反映了孙科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势力，对于孙科的这种政治态度，中共曾给予欢迎，董必武就曾指出，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其中肯讲话而又能讲话的要算孙科”[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