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土地问题的空想

一九二八年后的国民党，是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末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的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困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略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徹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一，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46]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的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做享其成”。[47]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48]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二，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土地，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49]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项下，拨出专款用于土地法的实施。[50]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51]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到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是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52]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53]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54]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55]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重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豪劣绅呢？对此孙科也是一筹莫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豪劣绅“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56]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