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修与杜衍子书自谓：“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又言：“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又言：“尹氏子卒请韩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见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尝异，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别一书云：“所记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观修言，作志亦大难矣。凡墓志、神道，皆国史所据以示后世者也。文如韩、欧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则不可以或阙。不可或阙，而又无可信之碑志以为据依，则信史不更大难乎！观修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盖以时俗不能晓信今传后之义，徒欲跻其父祖与圣哲比肩，必铭功悉太公、颂德皆仲尼而后快，不知空言无实之名非所荣也。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犹可励俗而兴行者，转因繁言浮词致晦昧湮亡而莫可问。迨史氏稽集于数十百年之后，济济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实，茫然无所得。既总无可信，则必以意为轩轾，党其所亲而毁其所怒，甚至苞苴请谒行焉。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独泯于当时，而且泯于万世矣。修之慎重不苟然者，岂为一己之私哉！

附录五·居士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