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滑向大饥荒

当然，在毛泽东心里，人民公社还有不确定性。他说“这个东西还要看，搞几年再看”。[112]1958年，如此大规模的民力调用，如此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本身就潜伏着巨大风险。其实，毛泽东是有预感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113]自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急于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明确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公社的财产不能无偿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的一番话，提醒了毛泽东：如果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遇到丰年国家无偿调拨公社产品，将会遇到农民的反抗，遇到灾荒国家不可能给农民发工资、配口粮。[114]事实上，国家并不打算也不可能把5亿农民都包下来。尽管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乡镇以下的行政化，生产大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公社化的初期，大队长是由国家干部担任的，但后来都由非脱产农村干部担任。这表明国家虽然要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115]1959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116]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人，[117]问题已经很严重。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

但问题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广东、湖北、安徽省委给中央的报告都认为，农村到处闹粮荒不是真的缺粮，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而是思想问题。[118]广东省委的理由更加离奇，认为如果承认农村普遍缺粮，“不只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被否定”，“今年再组织大跃进，动员群众无资本”。[119]许多地区以开展“反瞒产”“反本位主义”运动的手段来强行征购粮食。王任重提出，对瞒产干部“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120]赵紫阳更提出，“甚至法办”。[121]毛泽东认同一些省委的分析，相信“产品本来有余”。[122]不同的是，他这一次对农民瞒产私分表示“很同情”。毛泽东说：“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123]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124]瞒产是政策造成的，穷队富队拉平，否认等价交换，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人民公社非散伙不可”。他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25]在这里，毛泽东站到了农民一边。毛泽东从瞒产私分看到“是一个所有制问题”，确实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你我不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恐慌。1959年2～4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第一，提出要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即原有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第二，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第三，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第四，把第一次郑州会议“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毛泽东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126]

上述政策的落实并非没有阻力。“大跃进”期间，省委书记们相当多的时间是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或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各种会议，或单独谈话。他们不只是受毛泽东想法的支配，同时也影响着毛泽东，甚至走到了毛泽东的前面。如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当毛泽东开始考虑退却的时候，一些省委书记却鼓动着要搞一个新的《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核心是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吴芝圃提出河南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给他泼了点“冷水”。[127]后来这个新纲要不了了之。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一些省市领导人如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王任重等人，都“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128]柯庆施说：“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才好”。不仅省市委书记，中央一些部委如谭震林主事的农委也很激进，提出1959年水利工程一定要完成1900亿立方米，比上一个冬春还多3倍。毛泽东说：“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129]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状况。也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他们更多的是观察毛泽东的真实态度而不便说话。各地在贯彻中困难就更大了。一些干部怕再犯右倾错误，而一些1958年折腾得很厉害的干部不愿意后退，退了等于承认自己犯错误。退钱、退物的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公社“共”了各生产队的“产”。现在，许多农民的桌椅板凳被损坏了，许多房屋被拆了，许多树木砍下烧了，平调的钱花光了，即使愿意退赔也困难。更多的情况是，公社干部舍不得把钱拿出来。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所谓算账、退赔只是说说而已。

有人对毛泽东率先纠正错误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错误是毛泽东带头犯的，也是他带头纠正的。从一定角度看，确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泽东没有谁敢率先提出纠“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么，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他批评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130]在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13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传》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132]党内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北戴河会议前后，薛暮桥等人曾私下劝陈云向毛泽东进言，陈云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133]12月，陈云觉得，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1800万～2000万吨钢的指标太高，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不要公开发表这个数字，乔木不敢去说。[134]胡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陈云。1959年1月18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一个小会上，陈云说，武昌会议制定的指标过高，难以完成。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135]这时，毛泽东或许真想听听陈的想法，然而陈云不摸毛的底，不敢完全表达意见，更不敢坚持，不久还给毛泽东做了一个检讨。到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时，毛泽东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有些后悔，他批评胡乔木说，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136]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137]

陈云的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195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在进退之间，说法前后矛盾，一面说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一面说要“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138]一面称自己“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139]一面说如果对于公社优越性的这一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40]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正敏感地观察党内反对意见的形成，就在4月5日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具情绪化的长篇讲话，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出这么多乱子；责怪人们向他“封锁”消息，称“权力要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希望用进一步集权的办法来消除混乱。他历数与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这一番话令在场的李锐深感诧异，他与田家英、胡乔木等毛泽东的秘书们共同感觉到，一年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感到自己有责任，又不愿痛快承担，以谈历史来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141]依笔者看，毛泽东在宣泄一种失望的情绪，埋怨下面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实现他的抱负。如果说，1958年毛泽东更多的是呵护各级干部的热情，[142]这时则表露出不满于干部们的盲干，感到指挥有些不灵，下面有意对他封锁消息。他说：“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143]为了“解除封锁”，他甚至直接给生产队长写信。其实，这是行政命令式经济必然会遇到的管理瓶颈。经济活动既不受计划约束，更不受市场约束，只能凭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当年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各级领导干部既有老资历（经过战争洗礼），又普遍年轻且文化程度低。[144]他们大都踌躇满志但又缺乏经验，贯彻指令不甘人后，勇于冒险，干出各种荒唐事。显然，这几十万干部在“大跃进”中的表现让毛泽东很有些失望。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子，把党内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干部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坚持要继续“大跃进”；而另一些干部却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前一种声音仍然理直气壮，但后一种声音已在私下积聚。张闻天、陈云都与彭德怀交换过看法。[145]朱德、董必武、林枫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朱德还提出，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146]在地、县委书记和一般干部中，质疑声更强烈、更尖锐，认为“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147]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径直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党内高层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分歧的状态下参加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在庐山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是毛泽东6月下旬在邯郸临时动议的，其意图是继续推动贯彻郑州会议以来的政策，统一党内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148]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的信，批评“大跃进”的做法和后果，激起毛强烈反击，尽管彭主观上并不想刺痛毛。彭考虑过政治后果，但对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就要匆匆收场非常忧虑，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彭德怀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有刺激性。仔细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也不只是因为彭的信，他没有想到彭的信印发会议后，有那么多的人表示赞同。他了解到有不少人对总路线提出批评。就在庐山，他收到几份反映这种动向的材料，一份来自军队的材料说，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不满，认为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另一份材料反映天津一些同志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走得太快。[149]恰在这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的“斗志”。7月29日，他批给与会者：“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8月1日，毛泽东又批道：“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50]

当然，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包括历史恩怨、山头主义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毛泽东对彭德怀是有戒心的，特别是苏联朱可夫事件发生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或许就是为了对彭德怀有所制衡。彭本人不会没有觉察，他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未被中央接受。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揭了一通老账，说“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1]邓力群回忆，庐山会议上有人揭发，说彭在火车上讲：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个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不能不反感。[152]会上风传，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153]柯庆施、李井泉等人也对毛泽东说，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毛主席的。[154]毛泽东认定，彭是在向他“下战书”，他把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155]向高级干部摊牌：是跟我毛泽东走，还是跟彭德怀走？[156]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彭意见的人，都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站到毛的一边，批判彭。那么多高层领导，“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157]有人还噙着泪去劝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做检讨。两个根本观念决定了与会者的态度：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158]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更何况，有一批重要领导人劲头还很足，还要继续“大跃进”，不愿听反面意见。他们是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维护“大跃进”的。王任重7月20日日记记载：“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159]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前，农村就已经出现灾荒，但是如果继续纠“左”，还不至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庐山会议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危机推向深渊。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次倡导全党读书，他带着一班人，花了两个多月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也分别组织读书。我们从后来整理的读书笔记看，毛泽东的主旨是要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寻找理论支持，回答国内外的质疑。他还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就是要编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160]要创出一个社会主义新模式，必须写出一本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从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一些深层理念。他对计划经济有一种独特的看法，在原则上赞同国民经济必须有统一的计划，但认为不能机械地执行计划，“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他主张“利用群众运动造成的不平衡来加速发展”，把群众运动当作经济高增长的强大引擎。毛泽东对于商品交换的看法也是矛盾的，他批评一些地方废除商业，无偿调拨农民产品“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但对于商品经济必需的私有产权和利润刺激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认为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161]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以很大兴趣谈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对苏联教科书“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毛泽东特别反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他对列宁“国家愈落后，过渡愈困难”的论断也表示异议，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162]毛泽东说：“穷是动力”，“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刘少奇也说：“‘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163]刘说：“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164]毛、刘都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热情不减。毛泽东对公共食堂更是情有独钟，在庐山会议上，他严厉批评张恺帆解散食堂，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165]1960年初，毛泽东仍然希望，多数公共食堂能在改善管理后继续办下去，争取全国能有80%～90%的农村人口到食堂吃饭。[166]毛泽东认为，如何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中国找到了，人民公社就是“最好形式”。[167]

党报、党刊连续发表社论，批驳“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议论，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事实。[168]陈伯达还从国家统计局找来数据，证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是正常的。[169]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要在整个1960年代实现“连续跃进”，1960年要“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170]即使以反映真实情况为职责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也变调了，所登调查材料都是投其所好。各地从高层机关直达基层，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大批对“大跃进”和公社化有过微词的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发动继续“大跃进”。根据毛泽东壮大社有经济的思想，中央发文号召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等。各地展开了“五个大办”的竞赛，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又被取消，已经散伙的公共食堂强行恢复。然而大办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它的后果是“共产风”、强迫命令卷土重来，比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1958年还有某些乌托邦理想的驱动，那么到1960年，各级干部就只能直接诉诸各种强制手段了。

尽管地方隐情不报，还是有一些反映干部违法乱纪问题的报告送到了中央。如4月4日和11日，中共中央转发江苏高淳县事件的通报和上海奉贤县事件的报告，反映少数干部“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情况，当时是把它作为少数阶级敌人搞破坏的特殊事件处理了。事实上，许多更加严重的问题还没有暴露。薛暮桥回忆：“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171]如果说公社干部是不敢说，那么一些县、地乃至省级负责人则是封锁消息。信阳事件[172]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领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173]当然，他们这样做，也能找到依据。中央曾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收容、遣返盲流。[174]直到1960年10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还不承认河南缺粮。是月下旬，陈云到河南调查，河南方面告诉他，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粮食，还可调出粮食。[175]这已经到了信阳事件暴露的前夕。实情的阻隔，从1960年4月30日谭震林给毛泽东的一次汇报可见一斑。毛问谭，是不是形势好一点？谭答，好得多。我们派了几十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死人是个别的，外流人数也不多，粮食吃得相当多。河北大名县不是每天吃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注：老称十六两一斤），“人的脸上都红光满面。”[176]谭派出的考察团是真的了解不到实情，还是继续在编造谎话呢？

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的时间。1960年1月上海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国内计划基本没议。6月第二次上海会议，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有转弯的意思，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7月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调整。然而会议期间，突然收到赫鲁晓夫照会，全部撤走专家，激起愤怒，大家表示要“共赴国难”，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毛泽东指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成立三人小组抓外贸，争取明年还了这个账。[177]激愤情绪支配了整个高层。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178]直到10月下旬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后来各地的情况陆续报来，中央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