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数字多少，不妨碍我们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美国学者杨大利认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最大责任；不过，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179]这个说法不错。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只是不同国家所依托的体制和所能调动的资源差别极大。基于独特的近代历史背景，在中国推行赶超战略，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正如许多建立伟业的历史人物都可能自我膨胀一样，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只要将亿万人动员起来，苦战几年，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刘少奇所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他们自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人类美好社会的钥匙，自信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进一个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里，人人平等、富足、高尚，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

这场实验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其他社会不可能有的动员力。这种动员力量由于存在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而强化，“毛泽东就属于那种把人格的魅力与思想的魅力集于一身的超凡魅力的人民领袖”。[180]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81]不过，“以一人是非为是非”并非自发形成。个人崇拜是伴随着党内斗争的激烈化而不断升级的，庐山会议后尤其如此。如果说庐山会议前许多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庐山会议后更多的恐怕不再是迷信而是畏惧了，在高层更是这样。陈云后来说，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182]以政治斗争压制各种不同意见，结果是个人意志左右全局，最高权威无法约束，无论进退，都倚仗于一人决断。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闯出乱子后，许多人为保全自己或迫于压力而隐情不报，导致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延误纠错的时机。每个人都成了高速旋转战车上的一个部件，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能找到理由，又都无法对其后果负完全责任。“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消灭了市场又破坏了计划，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混乱接踵而来。

1959～1960年的饥荒，直接原因是国家实行了高征购。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全年粮食估产高达10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增长1.6倍。毛泽东感到有水分，砍了1/3，公布时降到6000亿～7000亿斤，这与真实产量仍然相去甚远。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略有增加，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22.23%。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只有3400亿斤，中央却全然不知，粮食征购指标反而增加了近15%，从原定1150亿斤追加到1350亿斤，实际征购了1200亿斤，占到实际粮食产量的35%。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出口粮食53亿斤，出口量与1958年相等。[183]

高征购不仅因为高估产提供了虚假信息，还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有密切关系。在粮食危机到来之际，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挽救城市，[184]饿死人基本上是农村现象。“大跃进”兴起后，各地从农村大量招工，三年招收职工2500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底的9949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三年增加3124万人，增加了近1/3。[185]吃商品粮的人口比例，从15%左右提高到近20%，大大加剧了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不得不提高粮食征购率。1960年，中央首先感受到，粮食危机是因为京、津、沪、辽等大城市和重工业省份粮食告急。[186]为了保城市，中央三番五次动员产粮省份调出粮食。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187]为了保证高征购，许多地方疯狂地开展“反瞒产”运动，夺走了农民相当部分的口粮。由于完全封闭了粮食自由市场，人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取粮食，更使政府无法及时从市场获取信息，导致救灾行动的滞后和顾此失彼。这次大饥荒至少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是应当藏粮于民，决不可竭泽而渔；二是应当有必要的粮食市场，不仅可以调剂余缺，更可以及时传递灾情信号。

农村饥荒的加重，还由于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全国至少有4亿人进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1958年，许多地方执行得很“真诚”，常州市把公共食堂办成了流水席，社员随时都可以坐下吃。甘肃有些干部“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非要他吃不行”，像是到了君子国。1958年，年景并不坏，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几千万人正在山上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留在农村的劳力也不关心收成多少，浪费和干部多吃多占消耗了过多粮食。毛泽东幻想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道德并没有出现，所谓“公地的悲剧”却得到充分证实。[188]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许多公共食堂已经难以为继了，仍然作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坚持，已经解散的重新恢复。由于收走了自留地，没有了家庭副业，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生存完全依赖于“大食堂”。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调查时给毛泽东写信说：“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189]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农户各家精打细算，辅之以自留地自救，饿死人的数量完全可能大幅减少。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等甚至说：“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劳动力动员可以克服中国发展的障碍，诸如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以及国外的控制。[190]原则上讲这不无道理。中国最缺的是资本和技术，最不缺的是人力；中国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行政资源，共产党干部最擅长搞群众动员。这两者结合不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通过直接劳动积累搞一些修塘、修坝、修路这样的工程，如果组织得当，并非毫无成效可期，“大跃进”留下的“遗产”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库，也有一些大工程，如林县红旗渠。无论如何评价“大跃进”，对于那个年代人们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后人都应怀有一份敬意。然而，调用民力是有限度的，而且应当有偿、惠民。违背农时、滥用民力势必造成灾难，中国历史不乏先例。至于忽视资源和技术的约束，全民动员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只能是劳民伤财。1958年搞起来的农村工业，在1960年代初的调整中基本上下马了。当然，如果不是服从国家意志，而是基于农民的自身利益，在中国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有其自身动力。1970年代以后，一些地区的社队企业在夹缝中生长，就是农民在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割制度下的自我突围。包括社队企业在内大量地方中小企业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市场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