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381页。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2页。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5]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489页。

[6] 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说：“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28页。

[7]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页。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69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370页。

[10]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74、99页。

[11] 见《陈云年谱》中卷，第334页。

[12] 邓子恢：《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1956年9月22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期。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

[14] 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第822页。

[15]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185～186页。

[16] 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第159页。

[17]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18]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333页。

[19]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489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21]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央档案出版社，1999，第518页。

[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439页。

[2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24] 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68、264页。

[25]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

[26] 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67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组文稿》，《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2～603页；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第280页。

[28] 1956年9月22、23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31、633页。

[29] 苏斯洛夫就《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的报告》草稿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

[3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15页。

[3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7页。

[32] 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讲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1～492页。

[33] 1956年12月，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反修的调子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1、575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334、335页。

[37] 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七、八章。

[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3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8页。

[40] 如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各报刊、作协、科学院和共青团负责人讨论文艺思想问题，3月6日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3月8日召集文艺界座谈会，3月10日召集新闻出版座谈会，3月11日召集高等教育座谈会，3月13日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等。

[4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42] 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5期。

[43]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4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7、115页。

[45] 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

[4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31页。

[47] 《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64页。

[48] 《林克日记》（手稿），第37～39页。

[49] 《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1957年5月14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册，第18页。

[5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62～163、169页。

[51]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52] 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第149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32页。

[54]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页。

[55]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589页。

[5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74页。

[57] 6月初，陆定一给毛泽东报送的一份简报反映，北京大学一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在校内外散布，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鸣’的方针遭到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70页。

[58]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8、537页。

[6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62页。

[61] 《青岛会议发言（记录稿）》（1957年7月17～20日）。

[62]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第38次）记录》（1957年7月23日）。

[63] 国务院办出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4卷，未刊，1991，第249页。

[64]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65] 见1979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66]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67]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638页。

[68] 毛泽东1957年10月7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

[69] 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还不心服”，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结论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70] 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288页。

[7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269页。

[7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

[73] 毛泽东在《高潮》按语中曾提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产量。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第675页。

[74] 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时就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

[7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第269、270页。

[7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77]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 第149页。

[78] 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79] 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8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00页。

[8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82]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第5期。

[8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91页。

[84] 如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封丘县和应举社的负责人时，他们竟当面向毛泽东谎报产量。

[85]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说：“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1页。

[86] 《毛泽东传》（下），第809页。

[87]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谈话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应当说，这个话是真实的，不只是要为毛泽东分担责任。

[88]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70页。

[8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8～269页。

[90] 1958年1月至4月，毛泽东就先后召集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广州会议等5次会议。

[91]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1958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谭政汇报时又说：“我没想过1958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24～425、563页。

[92]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

[9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7～258页。

[94] 转引自周承恩《人民公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9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2页。

[96] 转引自陈清泉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48页。

[97] 嵖岈山区流传一个顺口溜：“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盆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包扁食（饺子）。”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日子更加“美妙”的了。1958年4月20日，满脸欢笑从四面八方涌来1万多名老乡聚集在杨店街，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嵖岈山大社的成立大会。四周插满了红旗，挂满了标语。当宣布嵖岈山大社成立时，“鞭炮声与骤然响起的掌声、欢呼声交融在一起，直震得人的耳朵嗡嗡地响”。见王来青《全国首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大社兴衰录》，人民网2010年1月15日。

[98]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负责人谈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03页。

[99]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1999，第103～106页。

[100]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01] 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35页。

[102] 见刘金田、张爱茹《邓小平在1958年》，光明网，www.gmw.cn/content/2004-09/12/content-97880.htm，2004/09/12。

[103] 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104] 胡华：《“天下为公”的理想逐步实现了！》，《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7日。

[105]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张。

[106]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2，第1～6张。

[10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19～520页。

[10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57页。

[109] 参见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2010年第9期。

[11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09页。

[111] 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产量不足1.05亿斤）。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饿死1.9万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见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105页。

[11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55页。

[113] 转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6，第102、106页。

[1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1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6、530、584～586页。

[116] 《内部参考》1959年1月24日、27日、10日，2月24日。

[1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14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15页。

[1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81页。

[119] 《广东省反瞒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基层干部报出黑粮二十八亿斤》，《内部参考》1959年2月5日。

[1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81、53～54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393页。

[121] 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中央的报告，引自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1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0页。

[123]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08～109页。

[124] 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25]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72～173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40页。

[1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92～493页。

[128] 《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转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21页。

[12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13、552页。

[1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93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第188页。

[1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第1332页。

[1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02页。

[133]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150页。

[134] 《陈云年谱》中卷，第439页。

[135] 《陈云年谱》下卷，第4页。

[13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第391页。

[13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8页。

[1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5页

[139]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22页。

[1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4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1、472、473～474页。

[142]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会议上以赞许的口吻讲到许多地方急于宣布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他说：“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51页。

[14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8页。

[144] 根据1958年统计，全国县领导班子成员年龄，35岁以下占47.19%，36～45岁之间占36.60%。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占74.22%；大专以上学历占3.9%、高中和中专学历占14.46%、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1.64%。转引自李若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145]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第720、723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1144页。

[146]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90页。

[147]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7月8日、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148]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63页。

[1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93、107页。

[1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15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4页。

[152]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102～103页。

[15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119页。

[154]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3页。

[155] 毛泽东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156]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讲话。

[157]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9页。

[158] 王也扬：《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15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08页。

[160] 刘少奇1959年12月14日与许涤新等人谈话，转见《孙冶方全集》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226页。

[161] 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162] 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页。

[163] 刘少奇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见《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第115、123页。

[164] 刘少奇1959年11月13日讲话。

[1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1页。

[1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0页。

[167]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168] 《“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社论），《人民日报》1959年9月1日；《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红旗》1959年第18期。

[16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14页。

[170]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元旦社论、1月2日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

[171]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65页。

[172] 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的惨剧。参见林蕴晖《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现代阅读》2011年第6期。

[173] 《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第206页。

[174] 《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年2月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8页。

[175]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192页。

[1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82。

[17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00、436页。

[178]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承认“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5页。

[179] 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180] 见詹姆斯·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8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81页。

[182] 《陈云年谱》下卷，第106页。

[183] 《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第393、422页。

[184] 据时任信阳行政公署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见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185] 《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第186、187页。

[18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第305页。

[187] 林雪、廖伯康：《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申再望：《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188]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189] 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5页。

[190] 杰克·格雷、马克·塞尔登、高默波：《“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晓沐、林育川、宋婕译，《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