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大转型到来之际：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改革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之中。从北美到欧洲，此前为中国人艳羡的发达国家，正在遭遇一轮世纪考验：金融危机严重危及了经济秩序，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引发了国际猜疑，而国际猜疑可能助长战争风险。这是1945年以来最危险的国际局势。反观中国，似乎“风景这边独好”：经济仍然在强势增长，社会大局较为稳定，政治自辩的理由在夯实，而领导世界的前景似乎在展现。陷入危机的欧美与欣欣向荣的中国，提供了具有鲜明对比效果的世界图景。
但是，放下刻画世界画面的对抗性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轮危机中，中国并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欧美的问题自然是严重的。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并不稍逊。加上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欧美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得自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份额，占居总增长额度的巨大比例，欧美的危机就是中国的警号。事实上，中国必须在这一波危机中意识到，不论是导致欧美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是中国自认的社会主义制度，两者都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又一轮全面转型。这既是一种制度竞争，也是两者优劣的再次检验，更是制度自我矫正功能之内在力量的又一次呈现。这是一次正在到来的、真正的大转型。
破产的预测
大转型这一流行的提法，来自著名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波兰尼是出身匈牙利的经济史学家。但他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则不是一本单纯经济史的著作。这一著作属于经济社会学的范畴：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刻画经济运行的轨迹，不管这一轨迹是微观经济活动的，还是宏观经济决策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则着重分析经济－社会体制的确当与失当，在比较经济－社会体制的视角，为人们勾画一种更为值得期待的经济－社会制度。
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卡尔·波兰尼的论述重点有两个：一是在西方国家实行百年之久的、似乎与社会经济体制“脱嵌的”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二是民主的经济社会体制对于千疮百孔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必然替代。这是两个关联在一起的论题。波兰尼的论述基本进路是，“十九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十九世纪文明据以建立起来的四个制度已经破产。这个问题包含了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十九世纪文明的制度根基所在，其二是十九世纪制度根基的毁坏。就前者言，波兰尼指出，“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上。首先，是一个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发生任何持久和破坏性战争的势力均衡体系(the balance-of-power system)。其次，是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本位制(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第三，是造就空前物质福利的自我调节的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the liberal state)。按一种方法来分类，这四种制度中的两种是经济的，另两种是政治的。按另一种方法分类，那么其中两种是国家性质的，另两种是国际性质的。正是这些制度勾勒了我们西方文明之历史的特有轮廓。” 这四个制度支撑了欧美长达百年（1815－1914）的和平发展时期，创造了欧美文明的辉煌业绩。
但就后者论，波兰尼认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百年和平的终结。这一终结，意味着欧洲陷入百年未遇的全面危机之中。导致这一危机的因素很多。比较而言，波兰尼特别看重统治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这一法则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它是构成西方十九世纪文明的核心理念。但恰恰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正是这一理念，导致了一种破坏性张力，既引发了经济秩序的紊乱、阶级关系的紧张，又导致了政治领域中支持帝国主义竞争。其间引人瞩目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源自无法顺畅运转的市场社会。结果引发两次世界大战，最终使支撑西方文明的四大制度彻底瓦解。
波兰尼为此开出的处方是，必须首先解决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脱嵌，让市场机制重新嵌入社会体系之中。就前者讲，必须告别自由市场社会的理念；就后者讲，必须建立强势的政府调节机制，促使市场回归到社会机制之中。让西方对死亡、自由和社会的三大发现关联起来。这样才会给予人类力量和新希望。这一结论之倾向社会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波兰尼对西方发展历史的悲观结论与乐观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结论与预言，都破产了：结论的破产是因为西方重新矫正了曾经扭曲的四大制度，使之在二战以后再次成功运作，支持了西方社会长达60年的总体繁荣或发展；预测的破产是因为社会主义并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拯救文明的能力，因为社会主义自身陷入了盲目的自我夸耀之中，结果苏联东欧遭遇到了制度的颠覆和国家的解体。可见，在现代性的两种制度体系之间做出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演进的线性推论，是一个不能获得近70年人类历史验证的论断。
现代性孪生子的攸关命运
波兰尼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脱嵌，申述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严重缺陷，又以自主调节的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体系之中，强调了社会体制的极端重要性。从他的这一推导中，人们推演出了两个极端重要的结论：一是弱的程度上推演出的结论，那就是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此政府运用权力调节或规制市场就有充分的理据。二是强的程度上推演出的结论，那就是自生自发的市场制度自身不足以克服其缺陷，只有社会主义才足以克治市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之势，就此注定。
无疑，上述两种推演波兰尼理念的结论，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支持理由。但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看，人们需要树立起三种相关性认知，才算是真正理性的认识：一方面，波兰尼曾经与之论战的哈耶克等人主张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调节秩序理念，是一种据有自己支持理由的理念。因为不从分析的视角强调市场的独立功能，市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弱势处境，就会丧失从强大的政府权力手中，分得部分调节经济生活秩序的权能。市场经济之运用价格机制调节经济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指令控制经济，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统制经济的关键点。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并不等于说将市场与社会、政府完全脱钩，而是指出市场的独立功能不应被忽视。波兰尼对于这样的主张，显然存在严重的误解。
另一方面，波兰尼主张、又为坚定支持政府调节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所支持的市场经济形态，是一种必须划定政府权能基础上的调节，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导向的调节方式。这样的调节机制，不能被抽象化为任意一种政府组成机制，都能成功调节或规制市场机制。事实上，宪政民主政府才具有与市场积极互动的政治前提，非民主机制的政府总是具有吞噬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超级权能，因此并不能有效调节市场运作。相反，只会更大程度地伤害市场和社会机制。这是一种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均衡机制所必然要求的制衡结构。
再一方面，必须杜绝将市场、社会与政府视为各自独立的运行机制，是一种相互排斥的、限制对方良好运作的你死我活的体系。在多中心治理的合理局势中，市场、社会与政府应当处于一种相互限定和相互支持的状态。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性选择，就能成功做大市场、或者有力兑现权力、抑或有效凸显社会。这才是波兰尼强调社会总体体系的价值所在。如果将三者割裂，并将之界定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僵化状态中，是不符合波兰尼的论述宗旨的。客观地讲，波兰尼本人恰恰也有陷入这样的论述陷阱的嫌疑。
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讲，经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确实存在过份重视市场因素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缺陷。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人类尚处于政府支配性地配置所有资源的全能政府状态。因此，如何借助“自由放任”的市场因素，激活被压抑的市场活力，成为斯密那一代经济学家努力辩护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突破口。这是一种相对于政府过大的市场压制能力申述的主张。此后，当人们沿循这一思路，对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强调时，总是饱含限制政府随意支配市场的主观意图。这不能被解读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脱离道德规范、权力规制的脱缰野马。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失误，与市场经济理论对之的跟进性阐释，可能总是错位的。人们没有理由指责实践的优先性与理论的滞后性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这样落差存在于任何社会活动模式之中。但恰恰是在认定资本主义拒斥一切源自社会的力量对之进行矫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正当性和政府调节有效性，进行了全盘批判和重新建构。
这一批判和建构，建立在对抗性设计的基点上：在所有制上，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甚至国有制替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经济调节机制上，务必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支配替代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调节；在社会机制上，尽可能以社会主义的道德完善，替代资本主义的道德堕落。这种绝对对立的思维，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处在一种线性发展的简单对峙状态中。似乎两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绝对是不兼容的。
其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乃是现代性的孪生子。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都是理性主义的社会运行方案，都是旨在推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宏大设计。更为关键的是，两者不在对方的论述中，就难以寻找到自我确证的理由。从人类近两个世纪的社会演进来看，私有制正是在公有制的批判与重构中，得到了合理化动力；经济机制的市场调节，正是在政府调节的介入中得到了健全的定位；而自由发展的市场理念，正是在平等发展的社会正义理念中得到了正当支持。站在批判与重构立场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的优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如何自我度量
必须承认的是，2008年西方遭遇金融危机并引发经济危机之后，促使人们再次严格检视现代性主流方案的资本主义，是否遭遇到解构的危机。显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西方世界的人们所熟知的那种惯常的危机形式：即作为经济发展链条中繁荣、萧条、危机、复苏的周而复始、循环展现的一个环节而已。这一次危机，无论是从范围上、还是从作用力度上、或者从制度影响力上讲，都是资本主义体系自二战后进行制度重整以来的一大考验。这一考验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经济运行的微观体制和宏观结构上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进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上进行相应的结构性调整。否则，这一制度的合理化运行就很难让人期待不说，其走出危机的希望也相应下降。因此这是真正的大转型契机。
如果说波兰尼此前的预测是早产儿的话，这一次波兰尼们的出场，则具有相当理由：其一，经济运行的金本位制度，确实对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金本位砥砺的金融产品创新，带来了这一制度本身难以化解的不可控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的风险控制机制进行彻底的检讨。
其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总是会出现周期性的震荡，因此政府调节适时出场总是具有理由的。但政府调节又必然伤害市场机制，因此同时必须对政府调节的方式方法与必要限度进行反思和重构。换言之，市场与政府的积极互动机制，是一个必须重新规划的严肃课题。
其三，自由民主的政府机制也到了一个重新审视的时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重手治理市场经济秩序，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导致这一次危机的原因，究竟是市场的盲目性、还是政府调节的结果，本身就存在争论。况且欧债危机发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为缓解危机进行的努力，也不尽成功。可见，政府调节市场与市场自我调节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灰色地带，需要人们进一步清晰认知和准确限定。
其四，国际秩序的建构也到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关节点。布雷顿森林体系促成的二战后繁荣局面，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成果。战后数十年的发展，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近年金砖四国的崛起，必须改变不平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世界蓝图。
可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须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加以重构。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发展四个环节之一的“危机”所导致的简单重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整体上需要重新审视和重建的总体危机。无疑，在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世界的自我检讨声音迅速出现，并进行了自觉的制度批判，西方的自我重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反观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士，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态度，与西方国家主流力量对这一危机的态度，鲜明地不同。社会主义者似乎发现了指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由、找到了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理由、获得了自我辩护的珍贵机会。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构成豪情万丈的自我辩护的、一物两面的时代画卷。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画面：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竭心尽力的反思法西斯主义灾难出现的制度原因，因此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进行了西方范围内的大普及。并且以人民资本主义的方式，将明显不平等的财产制度进行了基于平等的再分配。随之兴起的福利社会，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自身制度进行理性的检讨，而是陷入了一种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的盲目兴奋之中。结果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建设难题，被这种盲目乐观心理所掩盖。于是，两种制度竞争的长期效果显示出来的状态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西方“历史终结论”的出台以及对之的自我警惕性的批判与拒斥。这一轮制度矫正的结果，显然是自我批判与重构的西方国家取胜了。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严厉的自我批判与寻求解决危机的不断努力，也令世人瞩目，并且与社会主义者的轻松、乐观，形成鲜明对照。
社会主义本来是一种批判思潮。但后来这一批判思潮强势转身为建设指南。因此，这一转变本身就是一个亟需辩护的问题。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它必须证明自己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因此社会主义长期处在自我合理性辩护的境地。这种处境，对于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构成重大障碍。一种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自我合理性辩护，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合理化自身制度的精神阻力。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一道，沉潜反思自身制度的缺失，克治明显曝露出来的制度缺陷，才有可能避免制度竞争的再次失败。
中国向何处去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应对上，截至目前来看，尚算合理。当美债危机蔓延，欧债危机浮现之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处在强势增长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发的制度创新，所保证的、令人喜出望外的成果。但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就不会遭遇这一轮金融危机的重创，从而获得制度自辩和制度延续的充分理由，这是大可质疑的。
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的下滑趋势已经明显表现出来。这样的下滑，一者是因为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失去了来自欧美的巨量进口份额；二者是因为中国政府自身确立的以国家权力带动发展的模式，逐渐丧失动力效应，而市场动力和社会动力严重不足，构不成经济成长的支撑力量；三者是因为中国开始体验经济－政治周期的折磨，而且由于这一体验的精神与制度准备的严重不足，因此对周期中的政策筹划明显滞后；四者是因为中国的基本制度本身的短缺结构，塑就了一个左支右绌的局面。换言之，中国经济近30年的强势且持续的增长，可能告一段落。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单一基础上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停顿，意味着中国社会政治的高风险局面的到来。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的面前。
幸运的是中国尚未陷入危机局面。因此，在国家发展局势还维持着的情况下，人们远未陷入惊慌失措的危机困局。但这样的认知，也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国家权力当局与社会公众可能会陷入孤芳自赏的状态，完全忽视制度缺陷的检讨和制度重建的机遇。当前中国存在的两种认知定势，就体现出中国问题的严峻性质：一是关于中国同样遭遇欧美经济危机性质的困难的认识，几乎是没有公众愿意响应的专家或少数人的意见。因此，国家发展的问题令人遗憾地隐匿了起来。二是中国流行着的看法是，西方在金融危机之后，不可阻挡地衰落下去，因此中国领导世界的机会终于来临，中国必须抓紧这一主导世界局势的宝贵机遇，登临世界的绝顶。在这种乐观的看法中，中国问题不仅被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而且几乎就不存在什么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学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初步发展，暴露出以国家带动发展的制度弊端，诸如牺牲环境寻求增长、无序竞争凸显繁荣、政策短缺辅以行政强制、制度缺失推动取消制度等等的时候。只不过由于中国政府灵活的政策调整，遮蔽了制度建设严重落后的缺陷。因此，在20余年的后续发展中，中国颠踬前行，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但不是制度的奇迹，而是反制度的奇迹。中国发展的制度短缺，到今天已经严重到既难以维持经济秩序、也难以维持社会秩序、更难以维持政治秩序的地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共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与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适时进行制度调整的时候，中国不应该只是去赏析西方制度的得失，而应当抓紧时间全面审视自身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同样适时地展开深度的经济体制如产权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而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权力分享机制和理性决策机制。在制度的长程竞争中，不说中国必须维持现有制度，但改进目前还算有效的制度，总应当成为国人的共识。
中国应当树立领导世界的雄心。中国复兴的目标与此相关。但成功领导世界的前提是先行成功领导自己的国家。在遭遇内外困局的目前情形中，中国应该苛刻检点自身的缺失、宽容对待相异制度的缺陷、积极拿来相异制度的有效举措、全力进行无预设的制度创新。这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会露出希望的曙光。一切盲目乐观与不加反思的自辩，都将耽误中国发展的大好前程，导致中国在真正的大转型到来之际，丧失制度竞争的优势，毁掉国家真正崛起的历史性机遇。需知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是社会主义拒斥改革的理由，而社会主义的改革也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任何社会制度，就总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对制度结构功能的持续改进，乃是制度的宿命。中国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