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作者小传】

（180—220）字公理，东汉山阳（今山东金乡）人。少游学四方，敢言无忌，被目为“狂生”。献帝时为尚书郎，曾入丞相曹操幕府。事迹具《后汉书》卷七九本传。著有《昌言》三十四篇，已佚，后人有辑本。《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其诗三首。

见志诗（二首）

仲长统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治世多事业中人，乱世多旷达之士。在汉王朝鼎盛之际，不要说像霍去病这样的武夫，曾满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就是司马迁这样的文人，也充满了继孔子作《春秋》、“小子何敢让也”的壮心。而汉末动乱时代，却是草莽好汉、“乱世枭雄”驰骋的世界。像仲长统这样的文士，既无统率士众逐鹿中原之力，又不愿依附于邪恶强权之辈。当其找不到政治出路时，功名事业之心便自然冷淡了。但因为他生性“俶傥”，“不矜小节”，故对世事的愤慨之情，往往发为睥睨一世的旷达狂言。这两首《见志诗》，正是他在被时人“谓之狂生”期间所作的“奇诗”。

先看第一首。这一首着重描述诗人所企慕的理想生活境界。诗人放眼自然：空中的飞鸟，自由往还而不留其迹；树上的鸣蝉，蜕去蝉衣而不为外壳所拘；传说中的腾蛇能去鳞（皮）而飞，深渊的神龙可解角升天。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境界，作为万灵之长的人类，可有达到这种化境的呢？当然有，那就是老、庄所称述的“至人”、“达士”。按照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这类“至人”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比较起来，飞鸟、腾蛇之类又何足道哉！此诗开篇六句，未叙“至人”，先渲染飞鸟、蜕蝉、腾蛇、神龙自由无拘的景象，飘忽而来，奇境纷陈。然后以“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两句喝断，正如奇峰突起，更显得“至人”、“达士”的高逸脱俗。

接着十句，便笔饱墨酣地铺写“至人”、“达士”的神奇境界：“乘云无辔，骋风无足”，是说他们凭借云风来去，根本不需要车辔、马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是说他们以天露、清霄为帐幔，居处于天地之间，哪要什么殿堂楼阁！他们餐饮的是夜半的露气（即沆瀣），九天的太阳正可充当照明的灯烛。人们大多贪求于珍珠、宝玉；但至人、达士则把夜空的恒星、东方的朝霞视为装饰天地的珠玉；那闪烁的星光、绚烂的霞彩，又岂是凡珠之辉、俗玉之泽所可比拟其万一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六句，以神奇的想象、高度的艺术夸张，展示了至人、达士的自由境界。其壮伟清奇，就是与屈原《离骚》那缤纷多姿的想象相比，也毫不逊色。明人葛立方《韵语阳秋》称它“盖取无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认为后世张志和“太虚为室，明月为烛”、刘伶“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等奇句，均从此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这样辽阔、自由的境界，看世间所汲汲奔走的“人事”，自然太渺小、太局促了。故诗人在结尾突然一顿、拄笔而问：“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些人世间的琐事都可以抛弃，为什么偏要让自己受其牵累而困厄终身呢？

如果说这一首是从正面描述至人达士的境界，以表现诗人追慕的“大道”，那么，第二首则笔锋一转，对世俗所尊崇的一切，表明诗人的严正批判态度。诗人开笔深深感叹，至人达士的境界，本是人所可履的平易大道；可惜识得此中奥妙的，又有几人？诗人以为，“大道”的微妙处全在“任意”和“适物”而已：只要率性而行，就不会有是、非的牵挂；只要顺应外物变化，就无所谓可与不可。但“古来绕绕，委曲如琐”，人们总是为声名、利禄所牵缠，就像雕镂的琐纹一样弯曲不展。他们思千虑百，偏偏不知道人生的至理，只在于保存自身。仲长统在《旷志论》中曾说：“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于入帝王之门哉！”这正一语道出了“至人”境界的奥秘：他们并非真能“乘云”、“骋风”，不过是不慕势利、淡泊逍遥，故能超脱于世俗之上。由此反观前诗，诗人所夸赞的“垂露成帷、张霄成幄”种种奇妙境界，无非是隐身山野、优游自娱生活的一种艺术夸张罢了。

既然人生之道“至要在我”，那种种牵缠世人的忧愁，岂不可任其烟消云散？那钓取功名的“五经”之类，何不四散碎弃、付之一炬？诗人思绪澎湃，笔底顿吐狂言：“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分）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这六句以对仗、排比，一气奔赴，正如有滚滚惊雷，震荡于诗行之间。表现出诗人对世人奉为圣典的一切，怀有多么激烈的鄙夷和反叛之情。难怪元人吴师道读此数句，不禁喟然叹曰：“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吴礼部诗话》）！但正当诗情达到石破天惊之际，紧接着“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山东一带）”二句，诗人又将笔一顿，化为纡徐从容之语，以表现优游自娱之志。诗之结尾，则承以淡笔点染之景：“元气为舟，微风为柁（舵）。敖翔太清（指天），纵意容冶（优游之态）。”以形象的比喻，展现诗人在天地间纵情遨游的自得之态，令人读之心旷而意远。一场批判“五经”、“风雅”的急雨惊雷过去，出现在结尾的，又是悦目赏心的和风丽日。这第二首之格调，正与第一首相应，最终显现的，依然是“穆如清风”的幽幽之韵。

从这两首诗看，仲长统的志向，似乎只在于效老、庄虚无之说，超脱世事，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并非如此。仲长统之鄙弃帝王之门，不过是身处动乱之世，激于一时之愤而发的“旷达”之论。在其内心深处，其实是颇想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所以，后来尚书令荀彧推举他任尚书郎，他就当仁不让；曹操请他参与军事，他便攘臂相从。还“发愤叹息”，著论十余万言，论说治理天下之得失。可见要遗弃“人事”、超然世外，他自己就做不到。对其所述志向，我们大可不必当真。值得刮目相看的，倒是这两首诗的艺术表现。它们在体式上，虽还用的是四言。但思绪连翩，想象缤纷，放言无惮，不拘典雅之则。在汉代多作无病呻吟的四言诗中，卓然独立，表现出一种清奇刚拔的风神。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潘啸龙）

日出入

汉乐府·郊祀歌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耶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汉武帝惑神仙不死之说，敬天地鬼神之祀。元狩年间，曾令司马相如等作辞、李延年“弦歌”，制作了一组祠祀天地诸神的乐歌——《郊祀歌》。因为歌辞有十九章，故又称《十九章之歌》。这首《日出入》，即为其中之一章，祭的是日神。

提到日神，读者自然会想起屈原的《九歌·东君》。《东君》所歌咏的，正是这位驭龙乘雷、衣袂飘飘，勇射“天狼”而斗酌桂浆的豪侠日神。其辞采之缤纷、想象之神奇，足以令后世文豪搁笔兴叹。司马相如等辈虽学富五车、赋称“凌云”，大约也自知对日神的描摹，再不能与屈原媲美。故此歌入笔即别开蹊径，对日神不作丝毫描绘，径述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邈情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滚滚红日，出入天地之间，何有穷止之期！它的时空，年寿短暂的世人，又何可窥觎？前句从日之运行，凭虚而起，突然发问，问得空阔而邈远；后句则又一折，于日运无穷而人世有尽的慨叹中，抒写人们的惆怅之情，意蕴极为深长。接着“故春非我春”四句，思致奇崛，极富哲理意味。春夏秋冬的更替，从来与人间的作息稼穑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是为人间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现在，人们突然发觉：人之一生，不过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而已；天地四时，则横绝万古而长存。这种“非我”境界的发现，固然令人难堪，却是人的破天荒觉醒。陈本礼《汉诗统笺》解释这四句说：“世长寿短，石火电光，岂可谩谓为我之岁月耶？不若还之太空，听其自春自夏自秋自冬而已耳！”正透过其奇崛之语，把握了那种参透宇宙消息的旷达之思。

“泊如四海之池”二句，则承上而下，进一步抒写人寿短促之感。泊，犹泊然，漂泊而无所附着之貌。《史记·日者列传》称：“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这两句慨叹人之年寿，总在不停地耗逝，正如四海之水，永无固滞之时。如果谁要不信，就请遍观四方众生，何处不是这种景况！前句将慨叹之情寓于形象的比喻，便使年寿短促之形，愈加逼真地显现于眼前；后句故作两可之问，又使潜台的答词，愈加确信无疑。如此说来，人们岂不注定要在戚戚悲愁中了结一生了？不——“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那驾驭六龙的日神，不正是与天地同生而年寿无穷的么？当人们虔诚祭祀日神之际，谁不怀着美好的希冀：倘若有幸得到日神的福佑，能够像他一样调御六龙以巡天，该有何等欢乐！不要以为这想法太过离奇，当年汉武帝就有过这种狂想。汉人应劭说：“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闻一多以为，细审应劭之意，诗中之“若”当作“苦”，言“六龙既调，将往而不返，思念故旧，行当永诀，又不觉为之心苦也”（《乐府诗笺》）。那么，这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乐中带苦、去留难舍的情思了。但总的来看，自以快乐为主。这四句一变前两句的长句句式，以轻快的四言句式，辅以回环相联的“辘轳格”（“独乐六龙。六龙之调”），抒写对“仙”去为神的向往之情，顿使诗中蓄积的烦愁之绪为之一扫。然而，当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着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徕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岂止是失望而已，从那“訾”的一声嗟叹之中，读者简直可以听到怨其“不徕下”的懊恼詈责之音了。

前人评价《汉郊祀歌》“锻字刻酷，炼字神奇”（陈绎曾《诗谱》），似乎是赞语。拆穿来说，不过是“古奥艰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郊祀歌》出自炫艰耀奇的司马相如等辈之手，文字极为艰奥。当年司马迁就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之叹（《史记·乐书》）。相比而言，《日出入》一首，却能脱尽诘屈之习，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如“春非我春”数句），异想天开（如“独乐六龙”数句），诗情往复盘旋。将人寿有尽之慨，寓于宇宙无穷的深沉思考之中，使这首抒情诗，带有了耐人咀嚼的哲理意味。萧涤非先生称它为“十九章中”“一绝好之抒情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实在是不错的。

（潘啸龙）

战城南

汉乐府·铙歌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倘要用最简明的语言概括此歌的特点，大约只需一个字——“奇”。

《战城南》属《汉乐府·鼓吹曲辞》，为汉《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本为“军乐”，其叙军旅生涯，按说该有挑灯看剑、飞骑击敌的壮声才是。这首歌，却只有出攻不归、抚尸荒野的悲泣——以此哀音，作赳赳“军乐”，堪称开军歌之奇格。

“战城南，死郭北。”古以内城为城、外城为郭，“城”之南，亦正“郭”之北。抒写一场惨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开笔之奇，即已令读者惊讶。诗人来到这块战场，展现于眼际的，竟是无人掩埋的遍野尸身、“哑哑”啄食的一天乌鸦，该怎样毛骨悚然？按照通常的写法，诗人接着该声泪俱下地悲悼死者了。此歌却不然：诗人未及吟叹，死者却先开了口：“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即“嚎”，哀号）。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设想横陈之尸，竟会告语诗人，请求飞禽为他们哀悼，已属奇想；而告求的飞禽，恰恰又是最为贪婪而面目可憎的乌鸦，希冀这样的恶禽为战死者号哭，就更匪夷所思了。不过，乌鸦在啄食尸身以前，确实总要在空中盘旋一下，“哑哑”地嚎叫几声，使人联想到它仿佛在为死者哀号。相比之下，那些驱使士卒战死沙场又不闻不问，任其尸身暴露腐烂的贪功之将，则是连禽兽心肠都不如了！用如此“壮”语，写士卒无可告愬的哀愤，真可令读者慨然而叹：奇思！

悲怆的诗人，在惨不忍睹的荒野久久踯躅。此刻，荒野的河水，又怎知士卒的遗恨，依然泛着清亮的波光；昏沉的暮色中，唯有苍苍的蒲苇，还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为死者叹息。枭雄的战骑，当初曾载着勇士们奔驰杀敌，而今却倒毙满野，再不见那“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雄风；远处，却又时时传来凄长的嘶鸣，那是幸存的驽马在荒野上孤寂徘徊……诗中以河水“激激”（清澈貌）之明，衬蒲苇“冥冥”之暗，以“驽马”嘶鸣之音，衬“枭骑”战死之寂。对仗自然工整，描摹情景如画，展现了一幅何其凄凉、荒寂的战场暮景！这些描述，与上文尸陈遍地、乌鸦群至的景象交织一片，不构成了表现诗人悲怆之情的奇境？

执殳前驱、杀敌报国，本是好男儿的壮心。也正在这首铙歌产生的同时代，人们曾发出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语，表现了一种定国安邦、以战弭战的时代壮志。不过战争这东西非同寻常：与剑与火的壮丽进军所伴随的，往往是田园荒废、城池倾颓的破坏；在斩将搴旗、功封万户的背后，则是成千成万热血男儿的捐躯。壮丽和惨酷、豪迈和悲怆，就这样相辅相成、相倚相伏，构成了战争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此刻诗人所面对的，正是这一切。所以，当诗人对死者长声悼叹时，他的心情颇为矛盾。“梁筑室”以下五句，就运用似断似续的问句，排比而下，表达对战争创伤的咨嗟、战士饥馁的伤悯，写得如怨如诉，诗行间正有几多愤懑在盘旋、奔突；“思子良臣”二句，则以蝉联句式，抒写对“良臣”的思念，愤懑一变为哀婉，回环往复，读来如闻呜咽吞泣之音；最后的“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将“良臣”战死疆场的悲壮一幕，如快镜头一样，又重新在读者眼前拉过，留下的是人亡景存、既壮又悲的不尽缅怀……这就是《战城南》在发为告语乌鸦的奇思、驽马哀鸣的奇境后，所抒发的奇情：它无疑是在告诉人们，战争是惨酷的。但是，那些在战争中视死如归、勇敢献身的“良臣”，又是值得人们崇敬和永久缅怀的呵！

（潘啸龙）

巫山高

汉乐府·铙歌

巫山高，高以大；① 淮水深，难以逝。②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③ 我集无高曳，④ 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注〕 ①以：且（依闻一多说）。②逝：过。③害：通何。梁：桥。为：施，设。④集：渡过，通作济。高曳：即篙栧，篙楫。栧通枻，楫。

《巫山高》是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歌辞之一。这是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乐府解题》说：“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渡，临水远望，思归而已。”大致概括了本篇的诗意。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代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给人造成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以下六句从“难以逝”一句发挥，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知道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得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星希望之火，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诗人唯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戛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篇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本篇似乎有某种联系。

（齐天举）

有所思

汉乐府·铙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这是《汉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本为“建威扬德，劝士讽敌”的军乐，然今传十八曲中内容庞杂，叙战阵、纪祥瑞、表武功、写爱情者皆有。清人庄述祖云：“短箫铙歌之为军乐，特其声耳；其辞不必皆序战阵之事。”（《汉铙歌句解》）本篇就是用第一人称，表现一位女子在遭到爱情波折前后的复杂情绪的。

开头五句写其对远方的情郎心怀真挚热烈的相思爱恋：她所思念的情郎，远在大海的南边。相去万里，用什么信物赠与情郎，方能坚其心而表己意呢？问遗（wèi），犹言赠与。她经过一番精心考究，终于选择了“双珠瑇瑁簪”。“瑇瑁簪”，即用玳瑁（一种似龟的动物）那花纹美观的甲片精制而成的发簪。“双珠”，谓在发簪两端各悬一颗珍珠。这在当时可谓精美绝伦的佩饰品了。然而女主人公意犹未足，再用美玉把簪子装饰起来，更见美观（绍缭，缠绕之意）。单从她对礼品非同寻常的、不厌其烦的层层装饰上，就可测出她那内心积淀的爱慕、相思的浓度和分量了。这几句写物寄情，以少总多，表达已言简意丰，情调复缠绵悱恻。试看汉末繁钦《定情诗》中“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慰别离？耳后瑇瑁钗”等句，分明是受本篇启发而化出，此亦正可发明本诗“何用”三句意蕴之妙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晴光滟敛的爱河上顿生惊涛骇浪，爱情的指针突然发生偏转，“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语）。

“相思与君绝”以下六句，写其由激怒渐趋冷静之后，欲断不能的种种矛盾、彷徨的复杂心态。“相思”句较上文“勿复相思”之果断决绝，口气已似强弩之末。盖“相思”乃长期的感情积淀，而“与君绝”，只一时愤激之念，二者本属对立而难统一，故此句实乃出于矛盾心情的叹惋，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意蕴。循此绪端，自然生出“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的回忆和忧虑。“鸡鸣狗吠”“喻风声布闻。”（《诗比兴笺》）《易林·随之既济》：“当年早寡，孤与（宇）独居；鸡鸣狗吠，无敢问者。”即指鳏夫与寡妇夜间来往，惊鸡动狗，已露风声。此处亦谓女子忆昔与郎幽会往来，不免风吹草动，使兄嫂备悉隐情，而今若断绝，居家将何以见人？对兄嫂又如何解释？所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加上始乱终弃的严重后果，自然使她不无顾虑和动摇。何况那“鸡鸣狗吠”中幽会的柔情蜜意时刻，仍然顽固地在牵动着她那旧日的缕缕情思，使她依依难舍呢！“妃呼豨”，正是她在瞻前顾后、心乱如麻的处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的一声欷歔长叹。清人陈本礼《汉诗统笺》云：“妃呼豨，人皆作声词读，细观上下语气，有此一转，便通身灵豁，岂可漫然作声词读耶？”闻一多《乐府诗笺》亦云：“妃读为悲，呼豨读为歔欷。”训释至为允当。三字悲叹，在感情、语气上承上启下，直贯结尾二句意脉。“肃肃”同 ，形容风声凄紧；“晨风”，即晨风鸟。《诗·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鸟即雉，朝鸣以求偶。“飔”，闻一多训为乃“思”字之讹，言晨风鸟慕类而悲鸣。“高”，音、义皆同“皓”，指东方发白，天将欲晓。二句写女子在悲叹中但闻秋风阵阵凄紧，野雉求偶不得的悲鸣不时传来，使她更加感物共鸣，相思弥甚，犹豫不决。然而她又自信：只待须臾东方皓白，定会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陈本礼云：“言我不忍与君绝决之心，固有如曒日也。谓予不信，少待须臾，俟东方高则知之矣。”（《汉诗统笺》）如此，则“高”尚有喻其心地光明皎洁，感情热烈持恒之义。不过，这层隐喻之底奥，在字面上却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读者似乎亦拭目以待其下文。故庄述祖、闻一多皆以为《上邪》即本篇下文，应合为一篇。余冠英亦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此说确实发人深省。

此诗的结构，以“双珠瑇瑁簪”这一爱情信物为线索，通过“赠”与“毁”及毁后三个阶段，来表现主人公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的感情波折，由大起大落到余波不竭。中间又以“摧烧之”、“相思与君绝”两个顶真句，作为爱憎感情递增与递减的关纽；再以“妃呼豨”的长叹，来联缀贯通昔与今、疑与断的意脉，从而构成了描写女子热恋、失恋、眷恋的心理三部曲。层次清晰而又错综，感情跌宕而有韵致。其次，这首诗通过典型的行动细节描写（选赠礼物的精心装饰，摧毁礼物的连贯动作）和景物的比兴烘托（“鸡鸣狗吠”及末尾二句）来刻画人物的细微心曲，也是相当成功的。

（熊笃）

上邪

汉乐府·铙歌

上邪！①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注〕 ①邪（yé）：同耶。感叹词。

与文人诗词喜欢描写少女初恋时的羞涩情态相反，在民歌中最常见的是以少女自述的口吻来表现她们对于幸福爱情的无所顾忌的追求。这首诗属于汉代乐府民歌中的《鼓吹曲辞》，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北方姑娘向其倾心相爱的男子表述爱情。由于这位姑娘表爱的方式特别出奇，表爱的誓词特别热烈，致使千载之下，这位姑娘的神情声口仍能活脱脱地从纸上传达出来。

首句“上邪”是指天为誓，犹言“天啊”！古人敬天畏命，非不得已，不会轻动天的威权。现在这位姑娘开口便言天，可想见她神情庄重，有异常重要的话要说。果然，姑娘终于把珍藏在自己内心，几次想说而又苦于没有机会说的秘密吐出来了：“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相知”就是相爱，相好。姑娘经过自己的精心选择，认为这位男子确实值得相爱。“长命无绝衰”是说两人的命运永生永世连结在一起，两人的爱情永生永世不会衰退。前一句是表白爱情的态度，后一句是进一层表白爱情的坚贞。爱情，只有与坚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无比纯洁美好的。姑娘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她要进一步表明心迹。不过，她不愿再从正面直说，而是通过出人意料的逆向想象，从反面设誓。她先举出了五件非常之事作为设誓的前提：“山无陵，江水为竭”，是说世上最永久的存在物发生了巨变；“冬雷震震，夏雨雪”，是说自然界最永恒的规律发生了怪变；“天地合”是说整个宇宙发生了毁灭性的灾变，然后吐出了“乃敢与君绝”五个字。由于这五个字有五件非常之事作为支撑点，因此字字千钧，不同凡响；又由于设誓的前提没有一个会出现，因此“乃敢与君绝”的结果也就无从说起了。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另外，从反面设誓，正话反说，不仅大大加强了誓词的分量，而且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揭示得更为深刻了。姑娘设誓，原本是为了强化“长命无绝衰”之意，而设誓的结果，却使人们看到，原来姑娘对五件非常之事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在正常情况下，山陵是坚定不移的，江水是源远流长的，冬雪夏雷是合情合理的，高天厚地是永存不变的。这一切，都可以用来象征爱情的品格，都可以代表她对爱情的看法。姑娘的精神世界之丰富及爱情观之美好，不难窥见。由相反相成所造成的强烈的艺术效果，使姑娘的形象显得极为可爱。另外，全诗多以短语出之，一句一顿，若伴喘息，亦与少女吐露爱情时感情动荡、心潮起伏的声口相吻合。

这首古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吴汝煜）

上陵

汉乐府·铙歌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① 木兰为君櫂，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注〕 ①笮（zuó）：引船的竹索。

《铙歌十八曲》与《郊祀歌》、《安世房中乐》，并为“汉初三大贵族乐章”。而艺术成就，则以《铙歌十八曲》最引人注目，有“句格峥嵘、兴象标拔”之誉（胡应麟《诗薮》）。《上陵》与后文的《战城南》、《有所思》，均为汉曲古辞。日人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论》，称它们“不失为千古绝唱”。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怎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櫂，黄金错其间。”桂舟兰櫂，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櫂，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采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缭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又岂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櫂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宣帝元康四年（前62），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甘露二年（前52），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岂非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岂不可喜？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多少希冀和喜悦之情！

这样看来，《上陵》所歌咏的本事，无非是宣帝时代一再出现的所谓“祥瑞”而已。汉人将其视为奇迹，以为乃上天仙人所赐，可以兆应太平、延寿登仙，实属愚妄之思，不足为训。但宫廷乐人仅凭这些琐事，发其奇思，构成情致缥缈之境，表现上林仙人的来、去之形。其想象之缤纷多姿、情景之奇异动人，确实可赞之为“兴象标拔”。而此歌的句式错综，三、四、五、六以至七、九言（有人断“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为一句）长短不拘，正如峰峦之参差插天，也确有“句格峥嵘”的气象。从艺术上看，不失为一首咏仙歌诗中的佳制。此歌前八句、后四句均为五言，其声韵节奏，甚得五言体式的妙处。由此可见，上层宫廷自戚夫人《舂歌》、李延年《佳人歌》以后，在运用五言句式作诗上，已有相当进展。它预示着，文人五言诗的登上诗坛，已为期不远了。

（潘啸龙）

江南

汉乐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读《江南》这首汉乐府民歌，我们很容易想起《庄子·秋水》篇中一个有名的故事，不禁感叹它们所表现的美感经验是如此相似。那故事说，庄子和惠子这一对好抬杠的朋友某日在濠水边游玩，庄子说：“儵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真是快乐啊！”惠子诘问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驳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过后他又申明：“我知之濠之上也。”这一场争论，从逻辑上说，庄子分明是诡辩。因为同样作为人，惠子能够懂得人类的情绪和鱼类是无法相通的；但他的错误，却在于拿理性的逻辑来衡量感性的活动。关键的话庄子已经说了：他是从濠水之上、即自我的感觉中体会到鱼的快乐的。

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美学同时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人们在观察外部事物的运动时，往往在其内心产生相应的模仿活动，或进而把自身的情志投射到这事物上，经过回环往复的交流，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比如我们注视着苍鹰在空中滑翔，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流利、畅快、均衡的运动感，于是觉得这鹰成了自我的化身，好像我们自己如此逍遥自由地盘旋于高空。这种现象美学家称之为“内模仿”和“移情”。此外，有些心理学家还指出：某些运动形态、节律能够直接引发相应的情绪。比如一个人未必总是快乐时才去跳舞，但在舞蹈的节律中却可以滋生快乐的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庄子所说“鱼乐”是怎么一回事。鱼是否真的快乐实际是无法知道的，但它在水中轻快而自由地游动，却可以在观鱼者的心中引起类似的运动感，这种运动的形态、节律令人感到愉快。在人、鱼化一的感觉世界中，似乎鱼也是快乐的了。

于是再说《江南》。这诗在乐府分类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歌”原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是和声。从诗的结构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管怎么说，前三句是诗的主体，后四句只是敷演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

主体部分的三句，描绘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画面。“何田田”流露出感叹、赞美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情绪的。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其中。它令我们想到：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惯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戏”是嬉戏取乐。开头两句之后，本该有人的“戏”，作者却将它转嫁为鱼的“戏”。这就是移情的表现。但虽是写鱼，“戏”的情绪却是从上二句流贯而来的。所以，你不必想清楚这里暗蕴着什么，凭直感就能体味到采莲人的情趣正在其中。不过，这里也并不是比喻、象征的手法，“鱼戏”也是实景，是一个完整画面中的一部分。采莲人本是快乐的，看到成群的鱼儿倏忽往来，潜沉浮跃，似乎自己也同鱼一样，轻松活泼，自由自在，无挂无碍。

至此，诗意本已完足。后四句只是将“鱼戏莲叶间”逐一铺展为鱼戏莲叶之东、西、南、北。然而缺此四句，全诗即索然无味。因为诗的功效，主要在于给读者以美的感动。而“鱼戏莲叶间”一句，叙述的意味重于描写，又是孤零零一句，实在无法造成足以感动读者的浓郁气氛，必待于后四句的铺排渲染。这四句真是稚拙而又神奇。第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东、西、南、北一路写下来，却让你好像眼见到一群鱼儿倏忽往来、轻灵活泼的样子。第二，这种简单的重复，造成了明快的节奏感。因此诗的形象、情绪，不仅通过语言的意义作用呈现出来，而且在语言的节奏中流泻出来。如果你想起这本就是一支歌曲，后四句又是合唱的和声，这种感受更是强烈。第三，一个简单而完整的旋律，经过歌唱、诵咏，会在人的感觉中形成自我重复，长久地萦回不息。所以，有了这四句，鱼群，也是采莲人的活泼轻快，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这一面，感受语言所体现的画面形象和音乐节奏，好像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有一群生机盎然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玩着，他不免要像庄子在濠上一般，感叹说：“这鱼儿真是快乐啊！”于是他也成了鱼，成了采莲人。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融为一体。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诗人把采莲人的快乐转化为“鱼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原因，成为一种单纯的、空灵的情绪，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就拿前面用过的例子来说，我们凝视着在高空滑翔的苍鹰，我们的情志也如苍鹰一般畅流于蓝天白云之间，我们感到至大的快乐；但这快乐在这个时刻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是纯粹的美感。其实，对于《江南》一诗的实在背景，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劳动生活的快乐，都有道理，也都无法最后证实。但我想这对读者未必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需要诗中那一份天真的、纯粹的美感，我们借助它唤起了生命的快乐。

这诗实在是极简单极稚拙的，尽管可以指出它的许多好处，也不能说它具有特别高的艺术造诣。那么，为什么它令后人赞叹不已呢？就在于这样的诗完全是天机触发的结果，是人的美感本能的自然流露。而且，它的单纯、稚拙，是不容摹仿的。于是这诗便能永远保持其独特与新鲜意味。后代《采莲曲》、《江南弄》等乐府诗，都是它的流变，但要说表现手法，都只能另辟蹊径了。

（骆玉明）

薤露

汉乐府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哀歌也。……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作为丧葬礼俗的挽歌，原起于民间。《晋书·礼志》说：“……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薤露》和《蒿里》都是汉相和歌古辞。

这篇歌辞是感叹人生命的短暂。歌从朝露感兴成篇。

薤上的一颗颗露珠，迎着初升的朝阳，闪闪烁烁，晶莹璀璨，显得那样的美丽动人。没有太阳，朝露无从获得光彩，但又因为太阳的照射，它转瞬即逝。诗人则从薤上朝露领悟到人生命的极其短暂，于是感叹：“薤上露，何易晞！”这其实是人们从长期的体验中得出的对于人生的认识，偶借朝露而发。另一篇相和歌古辞《长歌行》与本篇颇有相近之处，其中有类似的句子：“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秦嘉《赠妇诗》说：“人生譬朝露。”曹操《短歌行》诗也说人生“譬如朝露”。可见，人生如朝露是一种普遍意识，而非个别人的一时想法。因为此歌以朝露比人的生命，所以歌的首二句感叹朝露，也就是感叹人生。将这两句放在开篇，可以发人深省。

将人的生命和朝露作对比，这已够令人闻之心惊了。可是歌的第三句进一步说，人的生命尚且不能同朝露相比：朝露虽然“易晞”，明朝却可以“复落”。诗人把人生说得那样可悲。说朝露“晞”而“复落”，令人自然联想到死而复生的意念，这意念由咏叹的主题决定，具有否定的内涵，最后一句“人死一去何时归”即是从这否定意念中引发出来，与第三句相反成义，并且作为否定意念的承担者。“人死一去何时归”的疑问，表现出对人生的迷惘。生与死的矛盾长期苦恼着人们，及时行乐或努力有所建树，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本篇前三句造势，而把笔力贯注于第四句，这结尾一句如一声巨响，揭出全篇主旨。

（齐天举）

蒿里

汉乐府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蒿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蒿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蒿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蒿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二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胁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用，不能贷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你凤子龙孙，也不管你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齐天举）

平陵东

汉乐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这首乐府古辞，属《相和歌辞·相和曲》。全诗通过官吏敲榨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暴吏的恶行，反映了汉代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现实。

诗的开头三句点明劫人之事和被劫地点，既是写景，也是叙事，成功地渲染了“义公”被劫的环境和氛围。“平陵”，是汉昭帝之墓，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指墓地，古代坟地上常种松、柏、梧桐，故称。“义公”，即“好人”之意。帝墓庄严肃穆，一何威严，松柏梧桐参天，阴气逼人。在这样的地方，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绑架丑闻：“不知何人劫义公”。一个“劫”字，意味深长：行劫于松楸郊野偏僻之地，历来是强盗行径，不意森森皇陵之下，竟亦有此举动！个中暗示，不言自明。至于“不知何人劫义公”，实为知而不言，明知故问罢了。设此反语，实是作者借以抒愤懑，以示嘲笑、轻蔑与讽刺的手段，同时又为下文起了催产作用。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三句，笔锋凌厉，情绪激愤，直陈劫之目的，揭示劫者“何人”，与前句勾连呼应。“高堂”，指官府衙门。“走马”，善跑的好马。这里，诗人并未直言劫者为谁，却巧借“高堂”二字，点明劫往地点，毫不含糊地揭露了劫持“义公”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府。这些高冠华盖的官吏，在偏僻无人处干着见不得人的绑架勾当，已令人憎恶，现在又大模大样地把“猎物”带到堂堂官府，公开勒索“交钱百万两走马”，其无法无天之状，连强盗也难为之，更令人发指！然则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现实的黑暗，皆在此客观描述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三句，从“义公”方面落笔，写他无力赎身之悲。“恻”，痛心。一般百姓哪里负担得起“钱百万两走马”的苛刻敲榨呢？“亦诚难”，是“义公”之难，更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了。因而，看见追逼正急的差吏时，心中怎能不万分悲切呢？“恻”字悲沁骨髓，“追”字也下得贴切，官吏逼迫之凶、勒索之急，于中尽可体味。

末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漉”，血渗出而流尽之意。泪尽而继之以血，足见“义公”之悲怆难抑。然而，如狼似虎的官府哪管百姓死活！结果只能忍痛叫家人卖了小黄牛凑足赎身的费用。这里，作者并未大肆书写“义公”一家为凑钱赎身而卖田卖地，倾家荡产，仅以一小小黄犊高度概括之，却收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试想，连尚未成年的小牛犊都作了赎身之物，则一家人走投无路、困顿惨淡之状，不是显而易见了么？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窥此一斑，可见全豹，这首诗的典型意义，亦在于此。全诗语言朴素自然，参差错落，灵活生动。结构上，三句一节，各叙一事，而又互相勾连。修辞上，采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顶针格手法，每节的第一句，都重复上句的最后三个字，反复吟咏，读来不仅音调流畅，且增强了全诗的抒情气氛。

（徐枫）

陌上桑

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馀。”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馀。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剧性情节。

《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她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的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市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云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至于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份，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己说。

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

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经》中已经很普遍。《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十亩之间》是写幽会之后的愉悦：“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可以说，在《诗经》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而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古辞已佚，今存有西晋傅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可以看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不要忘记：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这样我们便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

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的《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而《陌上桑》显然是从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场所：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路过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最终以悲剧结束；在《陌上桑》中，采桑女另有一位做官的好丈夫，她拒绝了“使君”的调戏，并以自己的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实际上，《陌上桑》是把《秋胡行》中的秋胡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

但尽管《陌上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秋胡行》的故事，却也作了重要改变，从而使诗的重心发生转移。秋胡戏妻的故事，主旨是宣扬儒家道德，采桑女即秋胡妻的形象，也完全是一个道德形象。她即使是令人感动的，恐怕也很难说怎么可爱。故事中也提到她长得很美，但作为一个结构成分，这只是导致秋胡产生不良企图的原因。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除了拒绝太守的调戏这一表现德性的情节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摹她的美貌，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爱慕。这一部分，实际是全诗中最精彩的。这尽管同《诗经》所写男女相诱相亲之情不同，但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点：即人类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德性的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也正是因为罗敷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作者也就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

由此可见，《陌上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这个人物，也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才形成的。她年轻、美丽、高贵、富有、幸福、坚贞、纯洁，寄托着那些民间无名作者的人生理想。也正因为她是理想化的，所以她并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她既是一个贵妇人，又是一个采桑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公主、王子，实际是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心愿。一定要拿后世僵化得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去穿凿附会，反而是荒谬混乱的。

然后回到诗歌本身。这诗原来按音乐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处，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同时，这四句也奠定了全诗的气氛：明朗的阳光照耀着绮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色泽鲜明，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把是用桂树枝做就。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

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但这很困难。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美无法加以具体的描绘。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各具标准的审美要求。于是笔势一宕，作者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写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他好像年岁较大，性格也沉稳些，所以只是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那一帮小伙子便沉不住气，有的脱下了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至少赚得美人流波一转，便可得意多时。种田的农人看得失了神，活也不干了；回家还故意找碴，摔盆砸碗——因为看了罗敷，嫌老婆长得丑。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好像拿不准自己在那场合中会是个什么模样。其效果，一是增添了诗歌的戏剧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的完美。反正，你爱怎么想象就怎么想象，罗敷总是天下最美的。这实在是绝妙之笔。

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桑林”文学的本来面目。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爱美的天性。但它又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有分寸有限制的。那些观者，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头颈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轨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这便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寸：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要冲破防线，作者也没有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词严的斥责。要不然，就太教人扫兴，太没有味道了。因为这诗原有双重的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当然，整个第一段，是为了完成美和情感的主题，只是限制它，不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下面第二段，就开始转向了。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好大气派！“使君”是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全权，汉人比之于古代的诸侯。官做得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大。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于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一一作答。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盾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顺带，又写出罗敷的年纪：十五至二十之间。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而后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君问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理由是很简单的：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这一节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表现了诗歌的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总是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

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末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这问题本来很简单：诗中说有，我们只好承认有。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那也无奈何。这问题还可从两方面来证明：其一，《陌上桑》的故事来源于秋胡戏妻故事，秋胡妻本是出嫁了的美妇人；其二，作者在这里是要彰扬忠贞的道德，总得先有丈夫才能忠贞。

但第三段也并不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但如果真是那样，就糟糕了，这个美女马上就变得干巴巴的，教人喜欢不起来。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的、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丈夫骑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从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使君官做得大，她就再夸丈夫的权位：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吏，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最后是夸丈夫的相貌风采：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这么一层层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晦气，终了必然是灰溜溜逃之夭夭。读者自然也跟着高兴，直到故事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也是童话中白马王子式的人物，不可拿生活的逻辑去查考。萧涤非先生说，对这一节不可泥定看杀，不可求其句句实在，原是说得很对。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这是要注意到的。

前面说了，《陌上桑》其实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在本诗的范围内，作者所要求的道德是合理的。在这里，坚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违背人性的教条，而是同确实可爱的丈夫及幸福的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从美和情感的主题来说，也没有因为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受到过分的削弱。罗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笔下表现得动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学作品所未有的效果。对于常人出于爱美之心而略有失态的行为，作者只是稍作揶揄，始终不失人情味。爱慕美色，其实是人的天性。但这种天性在生活中不能不受到约制，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这方面提供安全无害的补偿。《陌上桑》在这方面的意义恐怕比它的道德意味更重要一些，或至少说更受人喜欢。所以在《陌上桑》出现以后，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大量的模拟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诗篇。至于它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直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还不断有人效仿。如《西厢记》写莺莺出场时，便先写周围人看得失魂落魄的神态，正是从此中来。

（孙明）

长歌行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汉代《长歌行》古辞共三首，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列入“相和歌辞”平调曲，并把后二首合成一篇（其实它们是完全不相干的两首诗，严羽《沧浪诗话》已指出后者应是两首）。这里要讲的是三首中的第一首，它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就是篇末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由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释此诗说：“言荣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后世便把这样一首劝人珍惜青春，应当及时努力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诗，说成了劝人及时行乐的作品。这显然是谬说曲解。因为诗中只说到应当及时“努力”，并没有像《古诗十九首》（其十五）中所说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那样带有明显的消沉颓废的思想。我们完全应该恢复它积极健康的本来面目。

关于《长歌行》诗题命义，也是其说不一。我以为郭茂倩根据《文选》李善注所采用的说法还是比较确切平实的。他说：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按《古诗》云：“长歌弥激烈。”魏武帝（当作“魏文帝”）《燕歌行》云：“短歌微吟不能长。”晋傅玄《艳歌行》云：“咄来长歌续短歌。”然则歌声有长短，非言寿命也。唐李贺有《长歌续短歌》，盖出于此。看来所谓“长”和“短”都是指歌声和曲调，与内容是无关的。“寿命长短”云云，更属臆说不可信。

这首诗有两个词儿需要特别讲解一下，即首句的“青青”和第六句的“焜黄”。其他词句大抵浅显易知，无烦在此逐一诠释了。

首先，“青青”一词，当然指颜色。如《诗经·郑风·子衿》所谓的“青青子衿”，即指青色衣服。但从《诗经》、《楚辞》直到汉代的乐府民歌和古诗，“青青”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指颜色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形容植物少壮时茂盛的样子。这在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人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里都有具体的解释，而段、陈两家更进一步说明“青青”和《诗经》里的“菁菁”就是同一个词，都是形容植物枝叶茂盛，所谓“茂盛即美盛也”（见陈奂《诗毛氏传疏》）。现在我们常说的“青年”、“青春”，就是从“青青”这个词最早的含义引申发展而来的。这就同篇末的“少壮”二字相呼应，而不仅是指“园中葵”的颜色了。

其次，对“焜黄”这个词应当怎样理解。《文选》李善注：“焜黄，色衰貌也。”五臣注：“焜黄，华（花）色坏。”后来余冠英先生注《乐府诗选》，更进一步认为“焜”是“熉”的假借字，释“焜黄”为“色衰枯黄貌”。三十年前我注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是这样理解的。后来遍检汉晋古书，却发现除此诗外再没有见到用“焜黄”一词的。常见的则为“焜煌”一词（如汉人杂书《急就篇》、扬雄《甘泉赋》、曹操诗《气出倡》以及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引《方言》郭璞注等），称得起屡见不鲜。按“焜”之本义为形容火光灿烂，与“煇”（即“辉”）原系一字孳乳而成，并无枯黄之意。只因此诗与“黄”字连用，才把它说成“熉”的假借字。但“黄”字在秦汉古书中却与“皇”字通用，最明显的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声音篇》中把“黄帝”就写成“皇帝”。而“皇”字的本义即指太阳煌煌发光。后来由于“皇”已变为对帝王的专称，才出现了从“火”的“煌”这个后起字。因此我认为，此诗的“焜黄”实即当时通用的词“焜煌”，不过把“煌”字写成“黄”字罢了。况且这句诗最末一字是“衰”字，已具枯萎凋谢之义，如把上面的“焜黄”讲成“色衰枯黄貌”，于诗意也不免重复。如果讲成植物的“华（花）叶”在春夏之时原是缤纷灿烂的，一到秋季便开始衰谢凋残，似更为顺理成章。这个讲法为前人所未及，能否成立，还请读者斟酌。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我以为，这首诗有一个严肃而健康的主题，却无冬烘的说教气和空洞的概念化的毛病。它的思想内容是对不知珍惜青春韶光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当头棒喝，其发人深省的程度是惊心动魄的。但就全诗而论，读起来却给人以循循善诱、浑朴天成的感受，丝毫不觉得生硬牵强。这正由于原诗作者是以形象思维为比喻来打动人，而不是用抽象概念当教条来教训人的缘故。全诗共十句，前八句完全让形象和比喻来说话，只有最后点明主题所在的两句，才是通过形象思维提高到逻辑思维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初期乐府民歌异于文人的以说教为主的作品之处。

首二句写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植物群生的园圃里充满了生机。第一句用“青青”形容“园中葵”，显得色彩鲜明，活力旺盛。尤其在春天，植物的花叶上映带着黎明时鲜洁的露珠，该是一幅多么清新蓬勃的画面！这就是第二句所给予读者的具体形象。但这一句的着重点虽在“朝露待日”四字（注意这个“待”字，意味着清晨日未出时园中充满一派新鲜爽洁的朝气），但末尾却用了个“晞”字（“晞”是被太阳晒干的意思），这就说明只要日光高射，露水就会很快地被晒干，因而于精神饱满之中已隐寓着时光一去不返、人生寿命有限等向消极方面逐渐转化的因素。不过这种地方读者倘不细心，是容易忽略的。三、四两句专就首句形象加以发挥，写温煦的春曦传播着光和热，宛如施与万物以德惠恩泽。所谓“光辉”，不仅指阳光照耀在万物上所反射出的光芒，也同时反映出在春日照临下万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因为光辉本属阳光所有，现在却已施给万物，连万物也各自欣欣向荣，发出了光彩。五、六两句则就第二句进一步往相反一面发挥，写出大自然的另一面，即由盛而衰，由生长而消亡，由少壮而老大。秋天一到，植物的华叶生长得再茂盛秀美，也终于逃不脱衰谢凋残的命运。然而正如早于此诗的一首民间挽歌所说：“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植物虽由盛而衰，却仍周而复始，第二年春天一到，它们又会蓬勃地生长。人却不能这样，年光不能倒流，青春是一去不复返的。但诗人在这里并未直说，却插入七、八两句，用百川东流入海再不西归为喻，把要从正面讲的道理，委婉曲折地从侧面表达给读者了。这既把要讲的道理加深，也把要说服人的力量加强，从手法上讲是“蓄势”，从构思上讲是以“浅出”来体现“深入”。最后归结到九、十两句，有水到渠成之妙，不仅通过形象的感染力使道理憬然醒豁，而且诗人的态度更显得诚恳肫挚，给人以诲人不倦的谆谆之感。

清人吴淇于其所著的《选诗定论》中评此诗说：“全于时光短处写长。”其实这首诗的特点恰好相反，作者正是通过以自然现象为比喻，于久处见暂，于长处见短，于永恒处见事物变化之迫促和急剧。关键在于诗中所用的形象都是又大又长，带有永恒性的大自然，如写植物的春生秋谢，阳光的普照大地，光阴之长河，百川之归海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比起《庄子·逍遥游》中所谓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来，立即感到两者比兴手法的异样。而人生积时为日，积日为月，积月为年，看似长久，其实一瞥即逝。如任其蹉跎，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甘暴弃，终于要后悔无及的。如果把最末两句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则三言两语可毕，然而那却是标语口号，而非一首感人深挚的好诗了。

（吴小如）

相逢行

汉乐府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① 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② 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③ 五日一来归，④ 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⑤ 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⑥ 调丝方未央。”

〔注〕 ①夹毂：车轴相摩接、碰撞。②作使：役使、驱遣。③侍郎：官名，为宫廷中的近侍。汉代以后其职责又有变化。④五日一来归：汉制，官员每五日回家休息一次，称为“休沐日”。⑤流黄：一种紫黄两色相间的丝织品。⑥丈人：对长者的尊称，这里指小妇的公公。但后世的拟作《三妇艳》中，当用“丈人”处亦用“丈夫”、“夫君”、“良人”，另外汉乐府中“丈人”也有“丈夫”之意（如《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所以具体如何解释，当视演唱时所指对象而定。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相和歌·清调曲》。对此诗内容和思想倾向，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说是讽刺富贵之家享乐的，句句似恭维而实奚落；有说是极写富贵人家之种种享受，乃酒宴上娱乐豪富之辞。结合后人所写同题之作及当时历史情况看，以后说为当。

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有什么共同话题好谈呢？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来自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调丝，调弦定音以奏乐曲。未央，即未尽，这里是尚未调好音。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我们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本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真貌不可缺少的媒介。

（樊维纲）

东门行

汉乐府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门行》属相和歌瑟调曲。

本篇写一个为贫穷所迫，铤而走险的人。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这早不在虑中），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岂知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本篇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非！”（余冠英说：“但参看音乐所奏，似两句中间有脱文。”证以《乐府古题要解》的引文，此句似应作“今时清，不可为非”。《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拼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困苦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齐天举）

饮马长城窟行

汉乐府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饮马长城窟行》属乐府相和歌瑟调曲，又称《饮马行》。本辞不存。《古今乐录》说：“王僧虔《技录》云：‘《饮马行》，今不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乃是一篇思妇之辞，与长城饮马无涉，用作《饮马长城窟行》的乐辞。也有人认为它是汉末蔡邕的作品。

从风神意蕴看，本篇很像是刚从民歌脱胎的，酷肖《古诗十九首》中的某些篇章。所以前人或认为是拟古诗。

东汉末年，游学、游宦之风甚盛。一批游子思妇之词，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古诗十九首》中有不少是这一类题材。

本篇可分作三节。开头八句为第一节。“青青河畔草”一句，是借用古诗《青青河畔草》的现成句子，作为开篇起兴。大约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吧，这位闺中少妇偶然抬眼望见河边的青青草色，随着河流去的方向，绵延不断，一直连接到很远的地方，不由地想到她在外的丈夫。“绵绵”，既说道路之遥远，更说情思之悠长。她这样想了一会，马上又觉得，每天老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也想不出个头绪，他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工夫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之感，叹一口气，自语道：“远道不可思。”于是眼前又恍惚现出昨夜那恼人的梦境：刚刚看见他就在自己身边，忽尔又似在他乡。梦中追随丈夫的踪迹，辗转到过好多地方，却老是各在一处，怎么也见不着面。自然，这梦境是思妇对丈夫日夜思念的结果，所谓“结想成梦”。梦里说好不容易见到了，却又飘忽不定，这是思妇渴望见到丈夫，既患得之，又患失之心理的幻化。这一段文字写得回环曲折，活脱轻灵。

思妇梦醒后，现实更残酷，更教人难堪。中间一节极为深刻地展示了思妇的内心世界。常言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却说，枯桑、海水也不是完全麻木无知的。枯桑虽说叶尽枝残，对于风也不会毫无知觉；海水尽管不结冰，对于寒暖也应该感觉得到。每到傍晚，人们都回到自己家里，男欢女爱，可是我，孤凄凄的，连说句话的人也没有。这很像李清照“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那种心情。整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人，我怎能耽得这样的孤寂啊！她自然也要想到：他是不是有了新欢呢？不然，也会捎个信回家呀？这四句，热切中带着凄怆，希望中含着失望。

从写法上说，两节之间，极尽转折跌宕之致；从转折跌宕中，见出感情的深沉和复杂。

诗意到此，已经结束。后面的八句是截取它篇拼合而成。

从形式上看，“谁肯相为言”和“客从远方来”这一节之间，似乎也紧相承接，实则诗脉并不相衔。更重要的是，最后这一节与原诗的构思不合。原诗以形诸梦寐极写思妇的相思之苦，诗的结尾则是相思梦的继续，言有尽而意无穷。如现在这样，再接下去写思妇果然接到远方捎来的书札之类，便成“续貂”，也是对原来诗意的破坏。拼合者只是满足于两者之间形式上的联系，以为做到天衣无缝了，不知这正是露马脚处。

这一点，已有人指出。清人朱乾说：“惟《孟冬寒气至》一篇下接‘客从远方来’，与《饮马长城窟》章法同。”（《乐府正义》）余冠英先生更进一步说：“事实上，‘青青河畔草’八句和‘客从远方来’八句各为一首诗。”（《汉魏六朝诗论丛》）

《孟冬寒气至》的几句作：“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较之这一篇，《饮马长城窟行》将“一书札”换作“双鲤鱼”，将“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换作“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句法和意思也差不多。只是中间插进四句：“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这四句是“双鲤鱼”的敷衍，内容并没有增加，而将原诗结尾四句截去，字数也刚好相称。

这种拼合两篇以上歌辞为一篇歌辞的现象，在汉魏乐府相和三调歌辞中是比较普遍的。如瑟调《步出夏门行》，就是拼合曹操《短歌行》（“对酒”）、曹丕《丹霞蔽日行》而成。又如相和古辞《鸡鸣》，中间一大段和清调《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相仿佛。文士乐府中也有不少类似情况。如曹丕《艳歌何尝行》（“何尝快”）中就有拼合《西门行》、《长安有狭邪行》古辞的痕迹。另一篇《临高台》也是来源于汉铙歌《临高台》、《前缓声歌》、《艳歌何尝行》。有的是直袭原句，有的是略加改窜。乐府歌辞的截取和拼合，是演唱的需要。

（齐天举）

妇病行

汉乐府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这首乐府古诗，属《相和歌辞·瑟调曲》。诗中通过一个病妇的家庭悲剧，描绘了汉代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挣扎于死亡边缘的生活惨象。

诗的前九句写病妇临终时对丈夫的嘱咐。首二句“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从病妇方面落墨，单刀直入，直叙其事。病妇久病不愈，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她要把丈夫叫到床前，留下临终遗言了。“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病妇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已是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了。临终托言，已不堪悲，未语先泣，更见酸楚。这几句酿足气氛，先声夺人，读者已然可从那“翩翩”长泪中，想见病妇内心之深痛了。但她悄焉动容、魂牵梦萦的又是什么呢？写到这里，诗人笔锋从诀别之凄惨场面，转入诀别之悲切言辞：“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属累”，拖累也。“笪笞”，捶打也。“行当”，将要。“折摇”，即夭折。寥寥五句，而慈母爱子之情，尽在其中。其中“累”字，并含有将入幽冥之自伤、拖累夫君之自歉，平平写来，凄然欲绝。“饥”字、“寒”字，虽指来日，而往日的饥寒，亦可以想见。而“行当”二字，更见得长期贫苦的生活，孤儿已是极为虚弱，倘再使其饥而且寒，他们也很快就会夭折的啊！这一切，自然在病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永诀之时，便交织成忧虑与惊恐，发而为嘱托之辞了。两个“莫”字的紧承，语气之强烈、专注，直如命令；而在这迫切请求之下，又可看到那款款深情的脉脉流动。即将经受幽显隔绝、无缘重见之苦，也就愈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思复念之”，唠叨再三，更将殷殷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人临终之时，什么都可放下，唯独自己的孩子，却委实难割难舍。这既是母爱深沉的表现，也是劳动妇女善良品质的自然流露，情真语真，字字皆泪，令人欷歔感叹不已。

病妇死后，家境如何？“乱曰”以下，从病妇丈夫方面落笔，先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饥寒交迫的悲惨画图：寒风凛冽，孤儿啼泣。父亲欲抱孩子上市觅食，却找不到长衣，唯有的短衣又是单的，岂能御寒？只得关门堵窗，留儿在家，独自上市。“乱”，古时乐曲的尾声。“襦”，短袄。“抱时无衣，襦复无里”句，就寒而言，直笔写穷，映衬前文。母亲生前无使饥寒的愿望，已经落空一半，而另一半呢？也未必见妙。“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关门堵窗，或可挡风避寒，防止禽兽伤害孩子吧？母爱由言语泄出，诀别之辞何等切切；父爱则由行动导出，关切之情何等拳拳！着一“舍”字，父亲那欲离不忍，欲携不得，忧郁徘徊、悲伤绝望的动态心态，跃然纸上！“舍”也，实为不舍，实出无奈，下文因而逗出：“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父求人为儿买饵（糕饼之类），正是为了抽身回家伴儿，这又从侧面暗示了不“舍”。一般说来，男儿有泪不轻弹，而父亲路遇亲友，竟呜咽不止，久坐不起，若非伤心至甚，安能如此！“对交涕泣，泪不可止”二句，同意反复，一唱三叹，将悲伤之情，更进一层。怜念子女、自伤孤孑、悼怀亡妻，诸多情结，尽在这一把辛酸泪中。“我欲不伤悲不能已”，主妇一死，留下孱弱儿女一堆、债务一摊，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梁崩柱摧，怎能不涕泪俱下，肝肠寸断呢？悲伤已极，却以“欲不伤悲”逼出“不能已”之本旨，一抑一扬，诗意翻跌，令人为之愁肠百结、纡曲难伸。“探怀中钱持授交”，为此段结束之句，由哭诉悲伤转为乞友买饵，一句之中连续三个动作，宛然可感父亲“怀中钱”那温热的气息，以及“持”的凝重、“授”的郑重。父亲道逢亲交，涕泪未尽，匆匆赶回家中，所见又是什么呢？“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父泣子啼，雪上加霜，读之触目惊心。此中之“啼”，缘于饥，缘于寒，更缘于思母。一个“索”字，将孤儿号啕四顾、牵衣顿足，急要母亲的神态宛然画出。“徘徊空舍中”句，既写出了父亲疾首蹙额、徒呼苍天的凄惶之态，也反映了室内饥寒交迫，家徒四壁之状。“空”者，空在无食无物，也空在无母无妻。儿啼屋空，由听觉而视觉，将悲剧气氛烘托得浓而又浓。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的绝望呼叫，戛然结束全文。“行”，将也，“复”，又也。“尔”，那样。此句意为孩子的命运将同妈妈相似，还是抛开这一切，别再提了！语极凄切。其实，“行复尔耳”之结局，父亲未喊出，读者已然可从诗中描写的场面中得出了。而“弃置勿复道”句，更是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勿复道”，正是道而无用，言而愈悲之故。从“对交啼泣”，向亲友哭诉，到欲说还休，气结难言，令人产生更有深悲一万重之感受，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读诗至此，有情人能不掩卷一哭！全诗至此，大幕急落，黯然收束。结局如何？前已有病妇托孤、父求买饵、孤儿索母这一幕幕经过充分酝酿的情节，后已有“行复尔耳”之悲号，答案尽在其中，无须作者再拉开帷布了。

这首诗通过托孤、买饵和索母几个细节，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他们的语言行为、动态心态，皆如一出情节生动的短剧。作者不着一字说明，而人物个性毕现，悲剧主题自生，写来沉痛凄婉，真切动人，这正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突出表现。

（徐枫）

孤儿行

汉乐府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本篇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兄嫂虐待孤儿的严重社会问题，并愤怒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

全诗分为三部分：（一）首三句孤儿慨叹自己偶然生在世上，偏偏数他命苦。“遇”是“偶”的假借，“遇生”意思谓偶然而生。以慨叹之语带起全篇，一开始就引人进入充满悲剧气氛的情境之中。（二）“父母在时”至“当兴校计”，历叙孤儿年年月月、无休无止地遭受兄嫂种种虐待，是诗的主体部分。（三）“乱”词以孤儿不堪兄嫂折磨的绝望心绪作结，既贯连第二部分的叙事，又与第一部分慨叹之词遥为呼应。

其中第二部分又可分为这样三段：

第一段从“父母在时”至“孤儿泪下如雨”。孤儿的生活以父母去世为界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乘坚车，驾驷马”，未必完全是实际情形的写照，更可能是孤儿在留恋昔日安乐生活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映象，但也说明了他当年在家中娇子的地位。父母死后，他即刻沦为兄嫂不花钱雇用的奴婢仆役。“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是诉说他行贾路途遥远。“头多虮虱，面目多尘”，正写出他一路上餐风宿露的艰辛。可是寒冬腊月回到家中，他却“不敢自言苦”，兄嫂的冷酷和孤儿的畏惧，由此可见。前人指出：“苦极在不敢自言。”（谭元春评语，《古诗归》卷五）深中其微。回家后，孤儿得不到片刻休息，兄嫂又将一大堆繁重的家务推到他身上，刚在“高堂”置办好饭菜，又赶紧奔向“殿下堂”去照管马匹。“行”意思是复，“取”通趋，意谓急走。用“行取”二字将“办饭”和“视马”两件活连在一起，于不间断中更显出促迫和匆忙，如见孤儿气喘吁吁不堪劳累之状。孤儿生活从“乘坚车，驾驷马”沦为“行贾”、“视马”，今昔对照异常鲜明，这比单单状说诸般苦事，更能激起心灵的震荡。

第二段从“使我朝行汲”至“下从地下黄泉”。孤儿冒寒到远处取水，朝出暮归。他双手为之皴裂，脚上连双草鞋都未穿，踩着寒霜，心中哀切。更有甚者，覆盖在寒霜下的荆棘无情地扎进他的腿，拔去后，其刺却折断在胫肉中，剧痛难忍，这使孤儿更加悲哀，泪涕涟涟（“渫渫”，水流貌；“累累”，不断）。兄嫂只把他当作供使唤的工具，从未关心过他的寒暖，他冬天没有短夹袄御寒，夏天没有单衣遮体。诗中“足下无菲”、“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三个“无”字概括了孤儿一年四季衣着褴褛不完的苦状。他的生活毫无乐趣，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如果说第一段“泪下如雨”尚表现为一种哀感，第二段“下从地下黄泉”则已经转为厌生，这表明孤儿的心绪朝着更消沉的方向作了发展。

第三段从“春气动”至“当兴校计”。阳和流布，绿草萌芽，从寒冻中苏醒过来的大自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孤儿的生活却依然是那样困苦，三月里他要采桑养蚕，六月里又要收菜摘瓜，这是言其大端。诗歌接着叙述收瓜一事，笔笔生哀。孤儿受兄嫂驱迫去收瓜是一悲；年幼体弱，不堪其劳，致使瓜车翻倒，此又一悲；路人不予相助，反而趁机白吃其瓜，此也一悲；孤儿本当斥责路人不义之行，然身单力薄，不足与之抗衡，只好转而苦苦哀乞于人，此更是一悲。如此周详委折，描写入微，极状孤儿悲苦，是汉乐府成功运用细节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突出的一例。

这一段与最后的“乱”词叙事连贯，并反映出孤儿心理的进一步变化。孤儿哀乞路人还他瓜蒂，好让他带回家去点数，冀望因此而减轻兄嫂对自己的责罚。“独且急归”，是说孤儿要赶快回家去，以便在兄嫂风闻覆瓜之事前向他们说明事由。然而当他走近居地，已听见兄嫂“譊譊”怒骂声——他们已经得知此事，不会再听孤儿的解释，等待他的凶毒的后果可想而知。孤儿在投诉无门的境况下，再一次想到已故的父母，想到轻生，这与前面“父母已去”和“下从地下黄泉”相互回应，同时也表现出孤儿覆瓜之后，其心理由侥幸到绝望的急剧转变。

全诗采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较完整地反映出孤儿命运的线型流程。作品艺术上的这种构思与主人公孤儿的身份正相适宜，因为孤儿的痛苦不仅表现在他平时干活的繁重劳累，还反映在他无人可与诉说，无人愿与交谈的孤独处境；他的痛苦也不单是来自一时一地突发的事端，在长年累月供人驱使和遇到的大量琐碎细事中都无不伴有他哀痛的泪水。故作者选择自述方式，通过许多生活琐事来反映孤儿痛苦的一生，显然更具有真实感。

本诗还有一个特点，讲述者话题中心比较分散。一会儿写不堪兄嫂使唤，一会儿写他自己体貌瘦羸龌龊，衣饰不完，一会儿写郁结心头的悲怆怨怒，这三部分内容依次出现构成一个周期，整首诗主要就由它们回复迭现的变化而组成。孤儿话题中心的分散，一方面反映了他因痛苦而变得烦乱无绪的心境，另一方面，这种讲述方式正是智力尚弱的未成年人谈话的特点，与他的年龄恰好相合。

作品语言浅俗质朴，句式长短不整，押韵较为自由，具有明显的口语型诗歌的特征。

（邬国平）

艳歌行

汉乐府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我䋎。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①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②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注〕 ①斜柯（hē）：欹侧，歪斜之意，此指侧身而立。西北：指其妻所坐处。眄（miàn）：斜眼而视。②语（yù）：告。见（xiàn）：显现，显露。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相和歌·瑟调曲》，一作《古艳歌》，亦可直云《艳歌》。此诗写了“兄弟两三人”流浪他乡时所经历的一个尴尬场面，写得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流宕，漂流游荡。宕同荡。他县，即他乡。这是第一层凄苦。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要补无人补，新衣当缝无人缝。绽，裂也，此指解裂布帛，缝制新衣。当，语助无义。这是第二层凄苦。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所写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我䋎。”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览，同“揽”，撮持。组，同“绽”，缝补。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从门来，即从门外来。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累累，联缀而众多的样子。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此诗围绕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写流浪汉的凄苦，情节紧张，矛盾集中，以小见大，这对表现主题有十分显著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诗拟流浪汉口气写，声口肖似，语句活泼，描绘场面，解决矛盾，能以谐驭庄，既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又颇富谐趣之美。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远行不如归”一句又巧妙绾合开头，全篇浑然天成。

（樊维纲）

白头吟

汉乐府

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嫋嫋，鱼尾何簁簁。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古诗合解》）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张玉穀《古诗赏析》）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今日”四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环绕宫墙的水渠）旁边徘徊（躞蹀）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穀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己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古诗赏析》）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shī）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义）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乐府广序》）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熊笃）

梁甫吟①

汉乐府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②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③

〔注〕 ①关于此诗作者，《艺文类聚》、《乐府诗集》皆题三国蜀诸葛亮作。按谓此诗是诸葛亮作，所据只是《蜀志·诸葛亮传》“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一语，实不足为凭。《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论本诗“不起于亮”，甚辩，今从之。②又，原作“文”，义难通。《西溪丛话》引《艺文类聚》作“又”，今从之。按“又”、“文”二字行草书极相似，疑抄书人不明，误书“又”为“文”。③齐晏子：即晏婴，齐国大夫，为国相，以多谋著称，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相和歌·楚调曲》。一作《泰山梁甫吟》。“甫”亦作“父”。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这首古辞从写坟开始，保留了葬歌痕迹，但从内容看，与葬歌毫不相干，而是一首咏史诗，所咏为齐景公用国相晏婴之谋，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故朱乾《乐府正义》解释说：“（此诗）哀时也，无罪而杀士，君子伤之，如闻《黄鸟》之哀吟。后以为葬歌。”指出它首先是“哀时”之作，成为“葬歌”是后来的事。据《晏子春秋·谏下篇》记载：春秋时齐国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同事齐景公，各有殊功。一次国相晏婴“过而趋之，三子者不起”，这使晏婴甚为难堪，便在景公面前进谗，说三人“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乃“危国之器”，应该除掉。景公以为然，便由晏婴设计，以二桃赐三人，让他们自己表功争桃。公孙接、田开疆先自报功劳，各取一桃，最后古冶子说：“我的功劳比你们都大，桃子该给我吃。”说罢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听了都感到羞愧，认为自己功小争桃，是贪，争得不对又不死，是无勇。于是二人退还桃子，自杀而死。古冶子见自己动武争桃而使二人羞愧以死，也自责不仁不义接着自杀。

历史上臣子因功高震主而被杀的事例极多，而此诗之所以以《梁甫吟》为题，特别选定二桃杀三士之事进行歌咏，是因为这件事太具有戏剧性了，太使人震惊了，能够引起人们更多的警觉和深思。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累累，起伏相连的样子。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何以不容人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

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其实读一读《晏子春秋》原文就十分清楚了，晏婴进谗纯出私怨，谗言中加给三士的罪名皆属无据。晏婴是历史上多谋的“名相”，但人无完人。《晏子春秋》尚如实记载，后人也就不必曲为之说了。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樊维纲）

蜨蝶行①

汉乐府

蜨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欂栌间，② 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注〕 蜨（dié）：蝶之本字。②欂（bó）栌（lú）：承接大梁的方木，又叫斗拱。

这是汉乐府中一首形象动人的寓言歌谣，它与《乌生八九子》、《枯鱼过河泣》等一样，充满了奇思、奇情。

俄国维戈茨基指出：“寓言蕴含着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的种子”（《艺术心理学》）。它有情节，有冲突，而且主人公往往采用动物或其他无生命的东西。《蜨蝶行》的主人公，就是昆虫界的一只美丽蝴蝶。歌中描述它的出场，只用了一句话：“蜨蝶之遨游东园。”简洁而无赘语，正如戏剧的脚本，只告诉你“人物”、“地点”。至于环境景物，全可让置景者自己去想象。从后文知道，“时令”正是暮春“三月”。那么，你只要在“东园”（汉成帝时陵园）的墙垣间，添上几株青翠欲滴的松柏，走道边铺满茵茵如毯的“苜蓿”草，点缀一些野草杂花，背景就全有了。如果再添上几分宁静、几声鸟鸣，气氛也就造足了。此刻，主人公（蝴蝶）正尽情遨游其间，忽而凝立花间，忽而翩翩飞起。那色彩缤纷的翅翼，正迎着春日的阳光，熠熠闪耀。简直是无忧无虑，欢快极了——这就是开头一句所包含的情景。

刹那间，情节发生突变：“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三月天是哺养雏燕的好时光。燕妈妈看到孩子们嗷嗷待哺，便将剪翼一展，来到东园觅食。燕子原非凶恶之鸟，但在蝴蝶眼中，却是可怕的天敌。句中一个“奈何”、一个“卒逢”，正表现出蝴蝶发现燕子飞来时的吃惊，和无所遁逃的悲哀。蝴蝶不会鸣叫，但在诗行之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它哀哀无助的惊恐呼声。接着便是一个悲剧性的场面：它还来不及从苜蓿花上飞起，便被飞掠而下的燕子刁持了去。诗中用一“接”字，形容燕子飞捕蝴蝶时的迅捷，极为传神。“持之我入紫（此）深宫中，行缠之傅（附）欂栌间，雀来燕。”现在，主人公已束手受缚。它被燕妈妈刁持着飞入深宫的楼檐下。那草垒的燕窝，正缠附在大梁斗拱之上；来往的鸟雀，就只有可怕的燕子。“深宫”本非蝴蝶可到之处，而今猛然被带到此处，自令蝴蝶陡生阴森恐怖之感。看来，它离死期已不远了。

最妙的是结尾两句。雏燕大约已饿了多时，此刻突见燕妈妈归来，嘴里还衔着美味的佳肴，其惊喜之态如何？诗人对此作了极为形象的描摹：“摇头鼓翼何轩奴轩！”前四字是摹形，刻划雏燕各各搧动着毛羽未满的翅膀，摇晃着张开大嘴的脑袋争食的景象，神态逼真。后四字是摹声，那是雏燕们迫不及待的惊喜叫声。不过，这一切又都从“主人公”蝴蝶耳目中写出，便不仅形象，还带上了强烈的主观感受，写出了蝴蝶被张口吞食前的惊恐万状的绝望。所以雏燕的叫声，听起来简直令蝴蝶魂飞魄散！接下去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蝴蝶已被吞食，那景象它是不及再见了。全诗就在主人公被吞食的刹那间结束，结得也恰是时候。

这首诗的寓意是什么？读者可以自己去思索。不过，从诗中出现的主人公，是一只柔弱而无辜的蝴蝶看，它似乎借喻着某类女子。蝴蝶被“劫”的去处，又是在“深宫”，那无疑告诉读者，酿成这场悲剧的地方，是在宫深似海的侯王之家。那么，诗中的黑色燕子，显然就是侯王之门的走卒和爪牙了。透过这首童话般的寓言，人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幕惨不忍睹的社会悲剧。

表现人间的悲剧，却让翩翩蜨蝶来倾诉，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像这样充满奇思的寓言歌谣，在汉代一度成批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清人冯班《钝吟杂录》说：“汉代歌谣承《离骚》之后，故多奇思。”这恐怕解释得不全。鲁迅在解释幽默讽刺生成的原因时指出，“社会讽刺家是危险的”，特别在“王之爪牙”盛行的时代。但人们“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鲁迅的分析，对于解释汉代寓言奇诗的流行，也一样适用。汉自武帝时代就酷吏横行，甚至有所谓“腹诽”之法。人们有满腔的悲愤，苦于无法直吐，就往往发为奇思，借用“幽默”的方式宣泄。而寓言采用动物作为主人公，按维戈茨基的分析以为，“能立刻造成审美印象所完全必需的同现实的分隔。”也就是说，能避免被视为直刺世事的嫌疑。同时又能使“虚构被诗歌打扮得富丽堂皇”，达到在人们头脑里刻下深刻印记，“取悦想象、打动情感”的强烈效果。因此，用寓言诗来抨击世事、讽刺时政，正是一种极有效而少危险的形式。它在汉代成批出现，并成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体式上的重要特点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寓言诗的功能，与战国策士们为了生动地阐述某种道理、易于为君主采纳而运用寓言，已有了很大差异，它更多地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变形的揭露或讽刺。《蜨蝶行》正是既富于奇趣、又生动形象的寓言体社会讽刺诗。

（潘啸龙）

乌生八九子

汉乐府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从哀慨的深切和思致的奇特看，《乌生八九子》完全可与前文介绍的《蜨蝶行》比肩、颉颃。

不过，此诗的主人公，已不是翩翩翻飞的蝴蝶，而是只生养了八九个雏鸦的老乌。当初，它的窠巢筑在“南山”，日子过得大约颇艰辛；而今，“乌子”们长大了，便放心地迁居到了这“秦氏”家的大桂树上。悲剧开场的时候，几乎一无征兆——你看它们“端坐秦氏桂树间”，正“喳啦”、“喳啦”地欢快聊天呢！

随即是可怕敌人的上场：“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这位浪荡公子，正经事不干，弹雀射鸟却颇在行。只要瞧一眼他手中所执的，竟是睢阳（今河南商丘）所产的强弩、苏合（西域香）配制的带香弹丸，便知有多凶悍和豪奢了。

倘若乌鸦母子警觉些，这场悲剧便不会发生。但也许这浪荡子过于诡诈，掩近树下简直悄无声息；也许老乌才来秦家不久，全不知晓此刻处境之凶险。诗中由此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树下的浪荡子凝神屏息、“左手持强弹两丸”之际，恰正是乌鸦母子“端坐”树间，聊得兴高采烈之时——前后文描述的强烈反衬，使这幕悲剧的发生，带有了多么牵人心魄的效果。

诗中传出的一声惊嗟之叹（“唶我”），刹那间改变了一切：“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猝然中弹的是那老乌，它刚才还沉浸在母子情深之中，此刻却已扑棱棱惨呼而坠。伴随这一景象出现的，恐怕还有那八九只“乌子”的四散惊飞和哀哀悲啼：读者的心被震颤了，这幕突发的悲剧，也已演到了尾声。——这一切情景，《与蜨蝶行》均极相似。按照后者的格局，这幕悲剧既已结束，诗也便该收住了。

但此诗非但没有收笔，却出人意外地续上了一节垂死老乌的自伤自叹。“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首先涌上老乌脑际的，是它当年生养乌子的难忘景象：那是在高高的南山上，峰岩丛立，有谁能知道我乌鸦母子的居住之所？就是知道，那溪径幽曲的悬崖高处，又有谁能光临、窥伺？刹那间的忆念，把老乌带回了多美好的往事；在“蹊径窈窕（幽深）安从通”的长声嗟叹中，诉说着老乌搬居秦氏桂树，而惨遭祸殃的多少伤痛和悔恨！此刻，这悔恨却是再也无可追补、无可挽回的了！——在“目睹”了这幕悲剧之后，读此四句，真可令人欷歔泣下。

奇特的是，老乌的嗟叹却陡然倒转，由自伤转入了自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在“魂魄飞扬上天”的时候，它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同类——上林苑的“白鹿”、摩天高飞的“黄鹄”和深居洛水的“鲤鱼”：它们不都曾小心翼翼，躲避着“射工”、“钓竿”的伤害么？结果又怎么样？白鹿成了射工口中的脯肉，黄鹄烹作后宫品尝的佳肴，连洛水深渊的鲤鱼，不也照样被钩钓而出、难逃一死！这样一想，伤痛的老乌终于得到了一些安慰：“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这便是老乌死去的刹那间，所闪现脑际的最后一缕思绪。

初读起来，这结尾之旷达自慰，似乎大大消解了这一悲剧所带给读者的沉重感。然而，你仔细涵咏，便能体味到，在这旷达自慰中，实包含着人生最深切的沉痛。如果说，乌鸦母子的惨遭灾祸，还多少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有了结尾这一节“白鹿”、“黄鹄”、“鲤鱼”悲剧的连翩而现，你该瞥见了一个何其广大的、充满凶险的悲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辜的受害者不管躲得多远、藏得多深，也都无法逃脱被掩捕、被射杀、被宰割的命运。则乌鸦母子即使不迁来秦氏桂树，又岂能有更好的遭遇？清人沈德潜曾指出，在诗歌表现中有一种“透过一层法”，即“明说不堪，其味便浅”，“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说诗晬语》）。此诗之抒写老乌遭祸的伤痛，终于在四顾无诉中转作自慰自解之语，正以“旷达”之思，表现了这种不便“明说”而又恨、痛无尽的人间悲哀。个别的悲剧，由此得到了广大背景的映照；偶然的灾殃，由此升华为无可避逃和幸免的必然——这样的灾殃，在西汉武帝之世酷吏横行时，曾屡见不鲜；在元、成之际亦源源不绝。

由此看来，《乌生八九子》正与《蜨蝶行》一样，借自然界鸟禽、昆虫的遭际，抒写了社会中受迫害、受蹂躏者的凄惨命运。从表现方式看，均思致奇崛、意出尘外；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广看，《乌生八九子》无疑更多耐人寻味的意蕴。

（潘啸龙）

伤歌行

汉乐府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这首诗，郭茂倩收在《杂曲歌辞》中，作古辞，《文选》同。但《玉台新咏》署名为魏明帝。郭氏的题解说：“伤日月代谢，年命遒尽，绝离知友，伤而作歌也。”说得不甚透彻。其实这是一首闺情诗，写婚姻不能自主的痛苦。因为是叙事诗，诗意较为含蓄，作者是采用情景相间的艺术手法来展开铺叙，层层揭示主题的。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写忧人夜不能寐。忧人是男是女，不得而知，但他（她？）在明月之夜，忧心忡忡。以至月已偏斜（辉光烛我床），尚在辗转反侧。真所谓“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啊！真所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啊！

“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原来这位忧人是一位女子。微风吹，罗帷飘，她心绪更加不宁，躺不住了。“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干脆起床，到堂屋里去走走。但她无心收装，是“衣冠不整下堂来”的。揽衣，是披衣。曳，是拖着。屣履，是拖着鞋走路。《后汉书》李贤注：“屣履，谓纳履曳之而行。”她到底要干什么呢？“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什么也不干，只是走来走去，无所归依。以上是第一段，极写女主人公的苦闷。那么，她为什么会是这种心态？

“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正当女主人公在堂屋徘徊之际，夜空中传来一只孤鸟的哀鸣。女主人公很理解这哀鸣的含意是在呼唤自己的伴侣。伴侣不在，其鸣悲哀，女主人公也伤感了。“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孤鸟的哀鸣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伤心地哭了。刚开始，由于夜深人静，有所顾忌，她只是吞声饮泣，有泪无声。泣到伤心处，什么也不顾了：“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竟然失声“高吟”，喊起天起来了，把满腔的幽愤向苍天诉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喊天？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奇怪的是这位女主人公只是呼天，就是不呼父母。这又是为什么？关键的句子就是“感物怀所思”。怀所思，就是有意中人，但不能与之结合为“俦匹”，没有父母之命是不行的。而父母之命可能正是要她嫁给别人，她身不由己，十分苦恼，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只好喊天了，至于父母，还有什么可喊的呢？

这首诗在艺术上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它是以女主人公的感情冲动为线索层层展开、步步升华的。“昭昭素明月”，起句平平，看不出什么。“辉光烛我床”，原来她醒着。醒而卧，卧而起，起而徘徊。先是悲，由悲到泣，由泣到吟，由吟而愤，由愤而诉。感情越来越强烈，行动越来越大胆。一首短诗，居然写出了一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这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惊人之笔。《伤歌行》的重点不是写感伤，而是写怨愤，是高度赞扬闺中女子敢于冲击封建礼教的那一声惊破夜空的愤怒的呼喊！

（傅如一）

枯鱼过河泣

汉乐府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此诗属汉乐府杂曲歌辞，是一首寓言诗。“枯鱼”就是干鱼。诗中写一个遭到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比，警告人们行动小心，以免招来祸患。

开头两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既是枯鱼，何以又会过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这一切，诗中先不说明。“何时悔复及”，什么时候失悔还来得及啊！这是用反诘语表示否定，以加强悲叹的语气，加重表现沉痛的心情。先说结果，后叙原因，可以突出结果。诗中这样处理，不仅可以突出悔恨，还可避免平铺直叙，使内容富有曲折。

三四两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写枯鱼作书（写信）给鲂、鱮，但枯鱼何以过河，何以泣，何以悔，却在书的内容中自然透露出来，构想非常巧妙。鲂即鳊鱼，鱮即鲢鱼，诗中用它们代指鱼类，它们就是枯鱼的伙伴。书仅“相教慎出入”五字，内容却极丰富。“相教”即相互告诫。“慎出入”是说无论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尽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处处留心。这里不但表现了枯鱼对伙伴们的关切，还透露出枯鱼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当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携过河去，看到过去在里面游嬉过的河水，以后却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伤心痛哭，悔恨万分。它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诫伙伴，希望它们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辙。这既是对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鱼对自己的悲悼。

从内容看，此诗可能作于东汉末年。这时军阀混战，连年不绝，是我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曹操在《蒿里行》中曾描写过当时社会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枯鱼过河泣》以鱼拟人，正反映了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社会中，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到人们头上的残酷现实。

此诗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结构精巧。清人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汉人每有此种奇想”（《古诗源》），确实显示了汉乐府的高度艺术表现力。

（王思宇）

悲歌

汉乐府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首古辞收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写游子思乡不得归的悲哀。“悲歌可以当泣”，诗一开头，劈头劈脑拦腰斩断许多内容，不难理解，这位悲歌者在此之前不知哭泣过多少回了，由于太伤心，以至最后以放声悲歌代替哭泣，他为何这样悲哀？

“远望可以当归。”原来是一位游子，他远离故乡，无法还乡，只好以望乡来代替还乡了。真的“远望可以当归”吗？只是聊以解忧，无可奈何罢了。这两句把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体验作了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这是承接“远望”写远望所见，见到了故乡吗？没有。郁郁，是写草木郁郁葱葱。累累是写山岗累累。“岭树重遮千里目”，茫茫的草木，重重的山岗遮住了望眼，故乡何在？亲人何在？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这两句是写思乡而未还乡的原因。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哪里还有家？无家可归。即便是有家可归，也回不去，因为“欲渡河无船”。所谓“欲渡河无船”，不仅仅是指眼前无船可渡，而是说自己处处受阻，前途坎坷，走投无路的意思。张衡在《四愁诗》中说：“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连结用东西南北四个比喻来象征自己有志难伸，忧伤失意。李白在《行路难》中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以行路难象征人生道路的艰难。“欲渡河无船”也应作如是观，是这位游子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这正是他思乡、望乡的根本原因。这样写，就比《艳歌行》要沉痛得多了。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的思乡之情，他的痛苦遭遇，很想向人诉说，但有许多难言之隐，不敢乱说，只好闷在心中，万分痛苦，就像车轮在肠子里转动一般，阵阵绞痛。

这首诗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在思想内容上相似。最后两句均是“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但《古歌》是触景生情，而这首诗，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它以肺腑之言，真挚的感情痛苦的体验而动人心弦。可以说，抒情诗的意境，并不在于写景和叙事，只要感情真挚感人能引起共鸣，那么诗的意境就在不同的读者的脑海中幻化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了。

（傅如一）

箜篌谣

汉乐府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

甘言无忠实，世薄多苏秦。

从风暂靡草，富贵上升天。

不见山巅树，摧杌下为薪。①

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尘。

〔注〕 ①摧杌（wù）：摧折倒下。

此诗《太平御览》引作“古歌辞”，属《杂歌谣辞》。箜篌，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此以为题，与歌辞内容无关。此歌似为拼合之作，前四句讲交友识人之道，后六句讲处世保身之诀。合而言之，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这与汉乐府中一些警世喻理之作属同一类型。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这二句是说知心朋友比骨肉之亲还要亲。第一句说交朋友要交到心上，彼此心相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可亲可信的朋友。第二句是说何必骨肉之亲才算亲。这是用骨肉之亲来与知心朋友之亲相比衬。骨肉之亲，如不知心，亦可变成路人或仇人；相反知心朋友之亲，却可作到真正的亲。古往今来，这两方面的事例多矣。这两句就是这一情况的总结和概括。“甘言无忠实，世薄多苏秦。”这二句是说如何才能交到知心朋友？甘言，即甜美之言。苏秦，战国时人，善说辞，游说各国君主，皆投其所好，各有一套说辞，历史上被视为耍嘴片子的能手。交朋友，不能只听对方甜美的言辞。古云：“华言虚也，至言实也，甘言疾也，苦言药也。”可见华丽之言，甘美之言，往往是虚假的，因而是“无忠实”的，对人有害的。无忠实，即心不诚，情不真。世薄，是说世情淡薄，即风气不好。多苏秦，即花言巧语的人太多。正因为世风如此，故交友特须留意，这两句是交友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以上是此诗的第一层内容，即陈说交友识人之道。

“从风暂靡草，富贵上升天。”这两句以草为喻，草遭风吹，有的随风暂时倒下，可是风过后仍可挺起来，照样生长；有的则随风吹上天，成了暴发户，但风一停便会掉下来，成为无可依靠的弃物。两句意思是与其追求一时的富贵，飘浮虚华，不如安于贫贱，不离本根。二句互文见义，上句“从风”直贯下句，下句“富贵”以反义（贫贱）反绾上句，“草”则关合两句。靡，披靡，倒下。“不见山巅树，摧杌下为薪。”这两句以树为喻，君不见山头之树，所处势位高则高矣，似可傲视它树，可是一旦摧折倒下，照样被砍伐当作柴烧。两句意思是别看有权有势者居高自傲，不可一世，一旦垮台了，也不过同薪柴一样不值几文。“岂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尘。”这两句以井泥为喻，井中之泥岂能甘心永远沉于井底，不思出井一见天日，可是一旦到了井上，日晒泥干，风一吹便成了埃尘四处飞扬矣。两句意思是如果不甘心沉于下层，一心想出头露面，结果也只能是如浮尘之一场空。综合这三个比喻，意在说明：还是甘居下层，安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追慕势力地位，不求出头露面的好。这是身处政治动乱时代的人们所总结出来的一番处世保身的经验之谈。作者对攀龙附凤爬上天的暴发户，对爬上高位而不可一世的势利眼，对一心想抛头露面的功名迷，以及对他们的下场，是看得太多了，因而才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从而选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君子固穷，全节保身。这也就是后来陶渊明所走的道路。以上是诗的第二层内容，即陈说处世保身之诀。

此诗第一层四句直言说理，讲交友知心，以骨肉亲相比衬；讲听言识人，以苏秦作例证，于质直中见文采。第二层连用三个比喻，物象具体，对比分明，但出之以口语俚语，于文采中见质直。诗的语言较少锤炼，有的保存口语的自然状态，虽通俗却欠顺畅，因而影响了内容的表达，也不利于读者理解。

（樊维纲）

古八变歌

汉乐府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

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

这是一首用乐府古题写的五言诗。题名“八变”，其义不详。以《八变歌》为题的乐府歌诗，独此孤篇存世，余概莫传。此诗作者及写作年代均已难考详。旧时选家如明王世贞的《古诗选》、清沈德潜的《古诗源》等列为汉诗，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亦归入“汉诗·乐府古辞”类。因历来乐府诸书未收该诗，故逯氏又云“此诗可疑”。今观其诗，情调风格接近《古诗十九首》，可能也是汉末一位佚名的文人之作，归之为汉诗似无大误。

本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头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并观下文，知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一些轻寒，秋临人间。次句提到的地点“章华台”，这原是春秋年间楚君灵王建造的一座著名离宫（事详《左传·昭公七年》）。该宫构筑极其宏丽壮观。郦道元《水经·沔水注》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章华台故址在古华容县（今湖北潜江）。这句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诗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以下四句写高台览物之情：“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崦嵫”，是古时传说中太阳西落所没入之山。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暝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络纬”，虫名，即莎鸡（俗称纺织娘）。这两笔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飞蓬”，在古诗中常喻为行踪漂泊无定的游子，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长望”，即“怅望”（用徐仁甫《古诗别解》说）。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怆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然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至少与《十九首》相当，是可以说的。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易平）

艳歌

汉乐府

今日乐上乐，① 相从步云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② 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珰，织女奉瑛琚。苍霞扬东讴，③ 清风流西歈。④ 垂露成帏幄，奔星扶轮舆。

〔注〕 ①今日乐上乐：“上”一作“相”。此句为汉乐府常见的套语。②河伯：黄河河神，名冯夷。③东讴：齐地的歌。④西歈（yú）：吴地的歌。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杂曲歌辞》，一作《古艳诗》。艳，乐府大曲的组成部分，一般在正曲之前，如同引子或过门。但也有独立成篇者。此诗为游仙之作。秦汉以来，神仙之道盛行，但一般人（包括皇帝和大臣）相信神仙，都是为了求长生或希望自己也成为神仙，一些游仙诗也以此为主题。而此诗中的天上宴会之乐，却是天上神灵都围着诗中主人公转，都为诗中主人公服务，故其境界比一般游仙诗高出一筹。

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局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练，又文意丰厚。

（樊维纲）

古艳歌

汉乐府

兰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

十月钩帘起，并在束薪中。

此诗为乐府古辞，属《杂曲歌辞》。诗中借物寓意，寄寓了人才弃路旁，遭遇与凡众相等的慨叹，从而讽刺了在上位者的昏庸闇劣、糟蹋人才。

“兰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兰草，有两种，一种为菊科植物之兰草，全体有香气，秋季开花；一种为兰科植物之兰草，春季开花，花有香气，即现在常见的盆栽者。两种本皆生于山野。自生香，是说其香是天然生成的，本自与众草不同。傍，通“旁”。生于路旁，又见兰草本与众草同生同长，表面上并无区别。两句一正一反，一句说兰草在香气上与众草有别，一句说兰草与众草所生之地无别。“十月钩帘起，并在束薪中。”十月，秋末冬初，草木长成，正是砍柴季节。钩帘，当作“钩镰”，“帘”的繁体作“簾”，与“镰”音同形近。钩镰，镰刀也。此名称汉时已有，桓谭《新论》云：“剑用之获稻，曾不如钩镰之功。”钩镰起，即农谚说的“动刀镰”，挥镰收割之谓也。打柴人开始砍柴了，他们的目的在柴而不在香，结果兰草也好，众草也好，一起砍倒在地，打成捆，留待冬天作柴烧。这两句是诗人为兰草鸣不平，亦是以此为喻，为人才的不被人所识、不能尽其才鸣不平。人才何以不为人所识呢？孟郊《湘弦怨》诗云：“昧者理芳草，兰蒿同一锄。”其意实本此诗，其中明确点出糟蹋兰草的是“昧者”，这对理解此诗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很明显，兰草之被埋没，是由于居上位者之昏庸闇劣，他们以自己之昏昏，怎么能识人才之昭昭呢！联系乐府古辞产生的社会背景看（多数产生于东汉后期），那种“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见《抱朴子》）的现实，不正是这首诗不平之鸣之所指吗？人才不被识，不得用，人才被当作凡花众草来践踏，这是封建社会常有的事，但又绝不只存于封建社会，因此，此诗所写兰草遭遇的寓意，到今天仍能引人感叹，发人深思。而其物象与意象之巧妙融合，又大大丰富了诗的内涵外延，使这短短的二十个字，更具有耐人咀嚼的艺术魅力。

此诗明杨慎《升庵诗话》“兰草”条曾引录，但文字小有差异，如第一句之“生”作“然”，第三句作“腰镰八九月”，第四句“并”作“俱”。今附记于此，以备参考。

（樊维纲）

艳歌何尝行·白鹄

无名氏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

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

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

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

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

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

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

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以上五首，最早见于《宋书·乐志》所载的十五种大曲辞中。它以双飞的白鹄作譬，表现了一对患难夫妻被迫分离时的情态。前四首以雄鹄的口吻描写男子洒泪告别爱侣的情景，后一首改用女子的口吻，描写对重新聚首的期待。诗中拟人化的描写和代言式的描写相互映衬，把一种离别哀情表达得如泣如诉，低回曲折，非常感人。此外，它在形式上还有四个特点：第一，前四首和第五首之间，内容和风格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表现出拼合的痕迹。后一首的末二句同前八句意思也不连贯，其间也表现出拼合的痕迹。第二，诗歌以五言为基本辞式，但在第一首中有两个四言句，第二首中有一个四言句。这种辞式叫作“杂言”，同当时流行的五言诗体和楚辞诗体都有区别。第三，它有两个诗题：一题作《白鹄》，代表它的文学内容；一题作《艳歌何尝行》，代表它的音乐形式。其间关系是歌辞名同曲调名的关系。这表明它具有不同于徒诗的特殊身份。第四，关于它的创作时代有两种说法：《宋书》把它称作“古词四解”，意思是说它产生于汉代；《乐府诗集》卷三九引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则说：“《艳歌何尝行》歌文帝《何尝》、《古白鹄》二篇。”这意味着它在曹魏文帝时接受了一次改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组经过两次创作的作品：它的文辞的主要部分产生于汉代，但联合本辞与趋辞为一篇，奏入大曲，则是魏晋时代的事情。从以上种种可见：《艳歌何尝行·白鹄》的产生过程是很复杂的。为着认识这一作品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当了解一下中国音乐史上的“相和歌”和“魏晋大曲”这两个重要的音乐品种。

“相和歌”指的是一种唱、和间用的歌唱方式。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歌和歌，例如楚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所用的“一唱众和”；二是以器乐和歌，例如古代演奏琴瑟时所用的“弦歌”，亦即《古诗十九首》所说的“一弹再三叹”式的歌唱。这种相和歌唱形式在汉代很流行，很多民间歌谣在采入宫廷后，都用相和歌的方式给予了加工，所以人们常用“相和歌”来作为汉代歌曲的代称。（参看王小盾《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载《中国文化》第三辑。）《艳歌何尝行》中的《白鹄》辞，起初便是相和歌辞。《宋书》称它为“古词”，主要涵义也是说它是汉代相和歌中的歌辞。

但就《艳歌何尝行》整体而言，它却不是相和歌，而是一组大曲了。“大曲”指的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音乐作品，即以器乐曲、歌曲、舞曲的顺序组合为特征的大型音乐作品。现存最早的大曲作品，就是《宋书·乐志》所载的十五大曲。到唐代，西域乐舞输入后，人们常把汉族风格的器乐曲、歌曲同西域风格的舞曲联缀起来，作为大曲演出，其中的结构原则同魏晋大曲是一样的。由于大曲是由一些较小的音乐单位组成的，故大曲的某些部分具有两重身份，例如作为“大曲”和作为“曲子”的两重身份、作为“大曲”和作为“相和歌”的两重身份。由于这种联缀必须造成新的艺术整体性，亦即通过节奏的规则性变化造成音乐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故唐大曲的曲辞常标以“第一”、“第二”等顺序号，魏晋大曲的曲辞则标为“一解”、“二解”等。（参看王小盾《唐大曲及其基本结构类型》，载《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2期。）《艳歌何尝行·白鹄》的若干形式特点，例如具有双重标题的特点、由相和歌而上升为大曲的特点、多首诗歌相拼合的特点、具有两种创作时代的标记的特点，都是由它作为大曲曲辞的身份决定的。

我们把《艳歌何尝行》这支大曲的产生时代断在曹魏，除前述王僧虔《技录》的记载外，还有五条理由：（1）尽管《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的曲辞多用汉代的相和歌辞，但它的组织形式却不是汉代的。汉相和歌的歌辞在进入大曲后，多作了改动，此即是重新创作的明证。（2）尽管十五大曲被记载在《宋书》中，但它真正流行的时代却早在刘宋以前，故刘宋王僧虔说这些大曲“今不歌”。（3）《乐府诗集》明确指明这些大曲为“魏晋乐所奏”或“晋乐所奏”。（4）大曲是乐工的艺术，而非民间歌手的艺术，它只能在乐府机关中产生。据记载，专掌俗乐的“清商署”是在曹魏时建立的。（《资治通鉴》卷一三四胡注：“魏太祖起铜爵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5）十五大曲中的很多乐曲以曹操、曹丕、曹叡、曹植诗为本辞，史籍也常说曹魏是“宰割辞调”、“造歌以被之”的时代。因此，过去人使用的“汉大曲”、“刘宋大曲”、“相和大曲”等等提法都是不准确的，这一批大曲应称为“魏晋大曲”。这是《艳歌何尝行·白鹄》辞的时代背景。

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分。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宋书·乐志》把《艳歌何尝行·白鹄》记为“古词四解”，表明歌辞的主体部分是曲辞四首。《宋书》又说：“‘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意即这支大曲包括艳、曲、趋三部分。“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曲”是四首相和歌，“趋”辞则配合吴声歌曲。在十五大曲中，以“艳歌”为曲名的乐曲有三种：《艳歌罗敷行》、《艳歌何尝行·白鹄》、《艳歌何尝行·何尝》，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艳”而无艳词，这说明它们都是因为采用了楚地艳曲为曲头而获得“艳歌”一名的。至于“行”字，则表明这支艳曲是器乐曲，因为“行”的意思就是器乐演奏。（《尔雅·释乐》：“徒鼓瑟谓之步。”《文选》乐府诗注引《歌录》：“《齐瑟行》，行即步之意也。”又引《音义》：“行，曲也。”）

有趣的是，关于《艳歌何尝行·白鹄》的来历，我们还可以通过作品比较的方法来认识。例如：（1）《宋书·乐志》所载大曲辞中，另有《艳歌何尝行·何尝》一篇。它同样标为“古词”，同样由曲辞四解和趋辞十句组成，同样是杂言辞。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艳歌何尝行》是一支体制比较稳定的曲调，《白鹄》辞的辞式结构和杂言形式，同《何尝》辞一样，都是由这一曲调决定的。（2）《玉台新咏》卷一载录了一首《双白鹄》，文字和《艳歌何尝行·白鹄》大抵相同，仅第一解末二句作“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第二解首二句作“忽然卒被病，不能飞相随”，另外没有趋辞的前八句。根据《双白鹄》叶韵及辞式都比较整齐的特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白鹄》的祖本。比较这两者可知：《艳歌何尝行·白鹄》在再创作时，文学性曾受到一些损害，但音乐整体性却得到了加强。（3）汉代有一首十句体的“古诗”，前四句说：“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赠子以自爱，道远会见难。”《艳歌何尝行·白鹄》辞的趋词前四句，显然脱自此诗。这表明《艳歌何尝行·白鹄》的本辞及趋辞，都是通过杂采旧辞的方式创作出来的。（4）汉代《古歌》篇末说：“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魏武帝时的乐府辞《塘上行》篇末说：“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秋。”《白鹄》辞的末二句出于此。这种诗歌结束方式在汉魏时的乐府歌辞中多见，反映了一种音乐表演的程式。在《双白鹄》篇末和《白鹄》趋词结句中的诗句拼合，可知是由乐工按此种程式进行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把表演性、音乐性、民间性归纳为《艳歌何尝行·白鹄》的主要特征。这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首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首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我们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得不到的。

（王小盾）

古歌

无名氏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飇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读这首诗，容不得你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寡欢的怅饮，本已令你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岂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你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又何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你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现在你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你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飇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飇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你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飇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不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漂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呵！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诗经·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你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飇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潘啸龙）

刺巴郡守诗

无名氏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这首诗见于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原书记道，东汉桓帝时，巴郡（辖今天重庆和四川部分区域，治江州，在今重庆市江北）太守李盛，“贪财重赋”，人民十分痛恨，作了这首诗予以讽刺。

这首诗是从一件征赋索钱的事入手进行讽刺。可分两段，前六句是写索钱的情状：狗吠喧喧，表现郡吏下乡带来的骚扰，中间加一个“何”，更显示了乡民的惊恐及反感。狗一吠，吏即到，“有吏来在门”，“在”一作“到”，但这里作“在”字较好，表现这班家伙行动的快速。“披衣出门应”，“披衣”，可见是夜晚，主人已睡下了，这时来要钱，益见骚扰之甚。“府记欲得钱”，“府记”是官府的公文，原来吏是为他们的官长来勒索的，由此联结到题中的“巴郡守”。这句话也可理解为吏的告白，隐然见出其狐假虎威的丑态。“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这里说“语穷”，可见主人是想尽各种理由陈述，话都说尽了，但是，吏毫不让步，还在催逼，主人只得“乞请期”——请求另定日期，交还得交，只是缓一下。但就这样也还是不行，吏更是暴怒而又斥责。这两句包含的内容甚多，语言很是简练，就像杜甫的《石壕吏》所写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怒”、“苦”情状若何，要凭读者去想象了。上面六句写索钱，分为三个层次：吏来、应对、催逼，可谓步步逼近，迫得主人走投无路了。下面六句写其困境。“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回转身看看家中，而不是去家中细细寻觅，可见其家徒有四壁，空空如也。“无可为”一作“无可与”，作“无可为”含义更丰富，见得其家不仅无可给的钱、物，而且可以变卖、抵押的东西也没有，无法可想了。于是想到邻家去借，“邻人已言匮”，他们已经说过无钱了，还去借什么呢。这里写“思往”，只是他的思想活动，他并未去借；“已言”，表示他过去曾向邻人告贷，邻人的境况他是知道的。可见在官府的压榨下，乡民们都已困苦不堪了。家中没有，邻人没有，到哪里弄钱呢？“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钱呀钱呀，多么难弄到呀，叫我多么难受呀！重复言钱，见出难堪，这两句表现了他走投无路时的痛愤交加。它紧接在前面的充分抒写之后、由主人公直接发出，带有“卒章显志”的性质，来得十分有力。

这是一首现实性很强的讽刺诗。东汉桓、灵之世，吏治十分腐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地方官拼命搜刮，以作晋升之资，这首诗讽刺的虽是名为李盛的巴郡守，实际上也包括当时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所以它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本诗属于民谣，未入乐府，但它在精神上与“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是一致的，像这种题材、形式的作品对后代的讽喻诗创作影响很大，我们从杜甫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中唐的新乐府中，是不难找到相似的作品的。

（汤华泉）

桓帝初天下童谣

无名氏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这是东汉桓帝时的童谣。著录它的《后汉书·五行志》交代其产生背景云：“元嘉（桓帝年号，151—152）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师，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

羌族是居住在我国西部的古老的游牧民族，汉朝时仍然处于生产力低下的落后状态中，部落众多，不相统一。东汉时他们与中央王朝的战争颇为频繁，尤其是安帝以来，兵连不解，对于汉王朝造成巨大的威胁。战争主要在西部地区相当今青海东北部、甘肃、宁夏一带进行，有时他们还深入今四川、陕西、山西甚至河北等地。他们“来如风雨，去如绝弦”（《后汉书·西羌传》），掠夺人民，杀伤官吏。东汉王朝命将出师，但屡遭失败，甚至曾被迫放弃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约当今甘肃东部至陕西北部、山西西北一带）的大片土地。因此《后汉书·西羌传》感叹道：“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东汉王朝消耗的军费开支达数百亿之巨，又抽发大量壮丁投入战场，不但边境居民，就是内地人民也被征发。这首民谣就反映了农村男丁被征调一空、生产遭受破坏的情景：

这正是麦子成熟的时节，是骄阳似火的夏日。小麦青青，大麦已晒得焦枯。农谚说收麦如救火，但是男子都打仗去了，田地里只看见老的少的妇女们在从事收割。妇，指媳妇。姑，古代称丈夫的母亲为姑。“丈人何在”的“丈人”，犹言长老，这是以媳妇的口气而言，指她的公公。公公既被征发，则其子即媳妇的丈夫，不言而喻也在征行之列了。（“丈人”一作“丈夫”，“丈夫”一词古代泛指成年男子。）

“吏买马，君具车”，据《后汉书·五行志》说，乃“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战争吞噬了无数壮丁，兵员严重短缺，于是不但一般百姓，连下级官吏也被征发了。汉代制度，当兵的须自己置办装备，所以要买马备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云：“不敢公言，私咽语。”咙胡，即喉咙，喉、胡古音相近。鼓，凸出，鼓起。“鼓咙胡”是形容话哽在喉咙里的样子。不敢公然地大声叫苦，只能压住嗓子，这么低低地唱几句罢了。我们由此感到了当时气氛的压抑。

对人民言论的压抑必然与政治腐败相联系。东汉后期，外戚、宦官集团当权，早已闹得乌烟瘴气。即以对羌战争而言，也处处暴露了东汉王朝的腐朽。首先，羌人之所以连续不断、此起彼伏地反叛，固然与其豪酋的掠夺欲望有关，但更往往是由于汉族地方官吏和豪强的压迫欺凌。甚至汉明帝也曾在诏书中承认，羌人的动乱，乃“咎由太守、官吏妄加残戮”（《后汉书·西羌传》）。桓帝时皇甫规上言，说他生长边郡，经过长期观察，知羌人反叛之由，与内地“盗贼”一样，乃官逼民反。因此他说与其寻求猛将进行镇压，不如严令地方官清平奉法。事实上，当少数地方将吏尽心抚循、惩治不法时，羌人便相率来归，边境晏然无警。其次，在对付羌族的军事行动中，弊端丛生。向人民搜刮来的大量军费，却“出于平民，回入奸吏”（《后汉书·西羌传》），落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诸将多克扣军粮以自肥，士兵却饿死沟渠，“白骨相望于野”（同上）。边将、猾吏大发其战争财，因此倒巴不得烽火不息呢。最后，地方将吏的为非作歹，根源乃在于中央王朝的腐败。他们将克扣掊聚的钱财，分出一部分贿赂宦官、权贵，甚至“旋车完封，写之权门”（《后汉书·皇甫规传》），供军用的钱币，尚未启封，便送入权贵之家了。将帅如此腆颜谄事宦官，便可得到封赏，反之便被陷害。皇甫规是当时难得的良将，便因拒绝行贿，不但有功不赏，而且被诬陷，受审服役。总之，在东汉后期的对羌战争中，封建王朝的种种丑恶现象充分暴露了出来。“小麦青青”这首童谣的作者，想来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不敢公言，又骨鲠在喉，不能沉默，因此只能作诗“鼓咙胡”了。

我国古代认为从民间谣谚中可以见出政治得失，这首童谣就是被作为历史资料而记载、流传下来的。今天，我们结合其背景材料，仍可从中窥见当时政治黑暗、社会残破、人民痛苦的一个侧面。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有《大麦行》云：“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写的是吐蕃侵扰陇蜀、掠取麦子的情况，显然受“小麦青青”的影响。这首简质的童谣之所以受到诗圣的注意，正因其密切联系现实，与杜甫的创作精神是相通的。

（杨明）

孔雀东南飞

无名氏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从相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也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衔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任自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言谈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骆驿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齎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更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裌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阿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值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仲卿与焦母刘兄不同的是：刘焦的爱情理想与这些封建教条冲突，而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

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画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代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人物、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墨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墨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古诗源》）

（朱大刚）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无名氏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道路阻且长”承上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远，关山迢递。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相思愈烈。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表面上喻远行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筑巢了，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诗中已出现了两次“相去”。第一次与“万余里”组合，指两地相距之远；第二次与“日已远”组合，指夫妻别离时间之长。相隔万里，日复一日，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使明净的心灵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使女主人公忽然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徨之中。诗人通过由思念引起的猜测疑虑心理“反言之”，思妇的相思之情才愈显刻骨，愈显深婉、含蓄，意味不尽。

猜测、怀疑，当然毫无结果；极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这就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老”，并非实指年龄，而指消瘦的体貌和忧伤的心情，是说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归，岁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谢，相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红颜老的迟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无益。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以待来日相会。故诗最后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此，诗人以期待和聊以自慰的口吻，结束了她相思离乱的歌唱。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平意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曹旭）

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无名氏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她，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为什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如此用心；为什么，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什么呢？望见了园外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拨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波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何以造化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本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的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本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致。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可以认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二句是全诗的中心句，以之为中峰，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的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惊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光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画，如互易，又必扞格不顺。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词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说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拨、激动。她不是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候”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袒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马茂元 赵昌平）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

无名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这首诗与《古诗》中的另一首《驱车上东门》（见后）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只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顶冠束带者，指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索”，求访。“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宴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会有什么感想呢？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权贵豪门原来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贵而可忧，不如贫贱之可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权贵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门权贵。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现代汉语说，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改成肯定语气，即“没有什么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余味无穷。

（霍松林）

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

无名氏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细读全诗，便发现质直中见婉曲，浅近中寓深远。且看他是怎么说的，说了些什么：

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完。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真意。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那就让我说出来吧：“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安享富贵荣华呢？别再忧愁失意，辛辛苦苦，常守贫贱！”

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用了不少褒义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那么，主人公是真心宣扬那些时人共有的心愿呢？还是“似劝（鼓励）实讽”，“谬悠其词”呢？

主人公是在听“弹筝”，而不是在听唱歌。钟子期以“知音”著称，当伯牙弹琴“志在流水”的时候，也不过能听出那琴声“洋洋乎若江河”，并不曾译出一首《流水歌》。这位主人公，究竟是真的从筝声中听出了那么多“高言”、“真意”呢？还是由于“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因而假托听筝，把那些谁也不便明说的心里话和盘托出呢？

人生短促，这是事实。力求摆脱“穷贱”、“轗轲”和“苦辛”，这也不能不说是人所共有的心愿。既然如此，又何必“讽”！“讽”，又有什么用！然而为了摆脱它们而求得它们的对立面，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抢夺要位，那将出现什么情景！既然如此，便需要“讽”，不管有用还是没有用。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

（霍松林）

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无名氏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怎少得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生中，还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呢？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幽幽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值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中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有多么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

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读者从那琴韵和“叹”息声中，不正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位蹙眉不语、抚琴堕泪的“绝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诗人“说得缥缈，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罢了（吴淇《选诗定论》）。当高楼弦歌静歇的时候，楼下的诗人早被激得泪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谁无痛苦？但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广大，而且是那样难以言传。当她借铮铮琴声倾诉的时候，难道不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鸣？但她找到了“知音”吗？没有。这人世间的“知音”，原本就是那样稀少而难觅的呵！如此说来，这高楼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岂不也是枉然——这大约正是使她最为伤心感怀、再三叹息的原故罢？

但是，我们的诗人，却从那寂寂静夜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伤情。这伤情是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寻觅者呵！共同的命运，把诗人和“歌者”的心连结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这可怜的“歌者”：再莫要长吁短叹！在这茫茫的人世间，自有和你一样寻觅“知音”的人儿，能理解你长夜不歇的琴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高飞，去遨游那无限广阔的蓝天长云！这就是发自诗人心底的热切呼唤，它从诗之结句传出，直向着“上与浮云齐”的高楼绮窗飘送而去。伤心的佳人呵，你可听到了这旷世“知音”的深情呼唤？

正如“西北有高楼”的景象，全是诗人托化的虚境一样；人们自然明白：就是这“弦歌”高楼的佳人，也还是出于诗人的虚拟。细心的读者一眼即可猜透：那佳人实在正是诗人自己——他无非是在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写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罢了。不过，悲愤的诗人在“抚衷徘徊”之中，竟然会生此奇思：不仅把自身托化为高楼的“歌者”，而且又从自身化出另一位“听者”，作为高楼佳人的“知音”而欷歔感怀、聊相慰藉——透过诗面上的终于得遇“知音”、奋翅“高飞”，人们感受到的，恰恰是一种“四顾无侣”、自歌自听的无边寂寞和伤情！诗人的内心痛苦，正借助于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现得分外悱恻和震颤人心。吴淇称《古诗十九首》中，“惟此首最为悲酸。”不知读者可有同感？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①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注〕 ①遗（wèi）：赠。

有许多动人的抒情诗，初读时总感到它异常单纯。待到再三涵咏，才发现这“单纯”，其实寓于颇微妙的婉曲表现之中。

《涉江采芙蓉》就属于这一类。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婉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又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份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技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醉心？——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欢乐美好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船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相采摘着荷花，声言要把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又能赠送给谁？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人群之中，往往更令人感到自身孤独、寂寞之可怕？此诗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应似的，正当女主人公苦苦思念丈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乃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穀《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而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样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的丈夫的身影，那一闪而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夫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的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位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子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词”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思了！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无名氏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我们的诗人此刻正浸染着一派月光，这是谁都可以从诗之开篇感觉到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皎洁的月色，蟋蟀的低吟，交织成一曲多么清切的夜之旋律。再看夜空，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北斗第五星）、“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

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但是且慢，让我们看一看“此刻”究竟是什么时辰？“玉衡指孟冬”，据金克木先生解说，“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仲秋的后半夜！——如此深沉的夜半，诗人却还在月下踽踽独步，显然有些反常。倘若不是胸中有着缠绕不去的忧愁，搅得人心神不宁，谁还会在这样的时刻久久不眠？明白了这一层，人们便知道，诗人此刻的心境非但并不“美好”，简直有些凄凉。由此体味上述四句，境界就立为改观——不仅那皎洁的月色，似乎变得幽冷了几分，就是那从“东壁”下传来的蟋蟀之鸣，听去不也格外哀切？从美好夜景中，抒写客中独步的忧伤，那“美好”也会变得“凄凉”的，这就是艺术上的反衬效果。

诗人默默无语，只是在月光下徘徊。当他踏过草径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什么：“白露沾野草”。朦胧的草叶上，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那是秋气已深的征兆——诗人似乎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驶有多疾速呵！而从那枝叶婆娑的树影间，又有时断时续的寒蝉之流鸣。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岂不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从下文可知，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而今草露蝉鸣、又经一秋，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该是流离客中的几多惆怅和凄怆！

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失意之感，笔触运得轻轻的，色彩也一片惨白；没有大的音响，只有蟋蟀、秋蝉交鸣中偶发的、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

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情感便不免愤愤起来。诗人为什么久滞客中？为何在如此夜半焦灼难眠？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期待过，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在诗人求宦京华的蹉跎岁月中，和他携手而游的同门好友，先就举翅高飞、腾达青云了。这在当初，无疑如一道灿烂的阳光，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缤纷。他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遨游碧空！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印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多少惊讶、悲愤和不平！

全诗的主旨至此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正如《诗经·小雅·大东》所说的：“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车）”。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为什么还要取这样的名称？真是莫大的笑语！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指点着这些徒有虚名的星座大声责问起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突然指责起渺渺苍穹中的星星，不太奇怪了吗？一点也不奇怪。诗人心中实在有太多的苦闷，这苦闷无处发泄，不拿这些徒其虚名的星星是问，又问谁去？然而星星不语，只是狡黠地眨着眼，它们仿佛是在嘲笑：你自己又怎么样呢？不也担着‘同门友’的虚名，终于被同门之友抛弃了吗？——“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着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友情安在？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慨，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多少伤痛和悲哀呵！

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月光笼盖悲情，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促织鸣于东壁，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玉衡指孟冬”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众星何历历”暗伏箕、斗、牵牛之奇思；然后从草露、蝉鸣中，引出时光流逝之感，触动同门相弃之痛；眼看到了愤极“直落”、难以控驭的地步，“妙在忽蒙上文‘众星历历’，借箕、斗、牵牛有名无实，凭空作比，然后拍合，便顿觉波澜跌宕”（张玉穀《古诗赏析》）。这就是《明月皎夜光》写景抒愤上的妙处，那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月色、蟋蟀、蝉鸣之中……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无名氏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此诗或云是婚后夫有远行，妻子怨别之作。然细玩诗意，恐不然。或许是写一对男女已有成约而尚未结婚，男方迟迟不来迎娶，女方遂有种种疑虑哀伤，作出这首感情细腻曲折之诗。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其孑孑孤立而无依靠。“冉冉”是柔弱下垂的样子。这显然是女子的自喻。“泰山”即“太山”，“大山”。“阿”是山坳。山是大山，又在山阿之处，可以避风，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选》李善注曰：“竹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诚是。

“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和女萝是两种蔓生植物，其茎蔓互相牵缠，比喻两个生命的结合。《文选》五臣注：“兔丝、女萝并草，有蔓而密，言结婚情如此。”从下文看来，兔丝是女子的自喻，女萝是比喻男方。“为新婚”不一定是已经结了婚，正如清方廷珪《文选集成》所说，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时”。“为新婚”是指已经订了婚，但还没迎娶。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这还是以“兔丝”自喻，既然兔丝之生有一定的时间，则夫妇之会亦当及时。言外之意是说不要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从这两句看来，男方所在甚远，他们的结婚或非易事。这女子曾企盼着，不知何时他的车子才能到来，所以接下来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首诗开头的六句都是比，这四句改用赋，意近旨远，比以上六句更见性情。

“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四句又用比。蕙和兰是两种香草，用以自比。“含英”是说花朵初开而未尽发。“扬光辉”形容其容光之焕发。如要采花当趁此时，过时不采，蕙兰亦将随秋草而凋萎了。这是希望男方趁早来迎娶，不要错过了时光。唐杜秋娘《金缕衣》：“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此两句意思相近。

最后二句“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张玉穀说：“代揣彼心，自安己分。”（《古诗赏析》）诚然。这女子的疑虑已抒写毕尽，最后遂改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谅必坚持高尚的节操，一定会来的，那么自己又何必怨伤呢？

（袁行霈）

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

无名氏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这诗写一个妇女对远行的丈夫的深切怀念之情。全诗八句，可分作两个层次。前四句诗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春天的庭院里，有一株嘉美的树，在满树绿叶的衬托下，开出了茂密的花朵，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女主人攀着枝条，折下了最好看的一枝花，要把它赠送给日夜思念的亲人。

古诗中写女子的相思之情，常常从季节的转换来发端。因为古代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生活的圈子很狭小，不像许多男子那样，环境的变迁，旅途的艰辛，都可能引起感情的波澜；这些妇女被锁在闺门之内，周围的一切永远是那样沉闷而缺少变化，使人感到麻木。唯有气候的变化，季节的转换，是她们最敏感的，因为这标志着她们宝贵的青春正在不断地逝去，而怀念远方亲人的绵绵思绪，却仍然没有尽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这两句诗写得很朴素，其中展现的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的一种场面。但是把这种场面和思妇怀远的特定主题相结合，却形成了一种深沉含蕴的意境，引起读者许多联想：这位妇女在孤独之中思念丈夫，已经有了很久的日子吧？也许，在整个寒冬，她每天都在等待春天的来临，因为那充满生机的春光，总会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那时候，日夜思念的人儿或许就会回来，春日融融，他们将重新团聚在花树之下，执手相望，倾诉衷肠。可是，如今眼前已经枝叶扶疏，繁花满树了，而站在树下的她仍然只是孤零零的一个，怎不教人感到无限惆怅呢？再说，如果她只是偶尔地见了这棵树，或许会顿然引起一番惊讶和感慨：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了！然而这树就长在她的庭院里，她是眼看着叶儿一片片地长，从鹅黄到翠绿，渐渐地铺满了树冠；她是眼见着花儿一朵朵地开，星星点点渐渐地就变成了绚烂的一片。她心里的烦恼也跟着一分一分地堆积起来，这种与日俱增的痛苦，不是更令人难以忍受吗？此时此刻，她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折下一枝花来，想把它赠送给远方的亲人。因为这花凝聚着她的哀怨和希望，寄托着她深深的爱情。也许，她指待这花儿能够带走一部分相思的苦楚，使那思潮起伏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平静；也许，她希望这故园亲人手中的花枝，能够打动远方游子的心，催促他早日归来。总之，我们在这简短的四句诗中，不是可以体会到许多诗人没有写明的内容吗？

自第五句发生转折，进入第二个层次。“馨香盈怀袖”，是说花的香气染满了妇人的衣襟和衣袖。这句紧承上面“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两句，同时描绘出花的珍贵和人物的神情。这花是“奇树”的花，它的香气显得特别浓郁芬芳，不同于一般的杂花野卉，可见用它来表达纯洁的爱情，寄托深切的思念，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人物的神情，诗人虽没有明写，但一个“盈”字，却暗示我们：主人公手执花枝，站立了很久很久。本来，她“攀条折其荣”，是因为思绪久积，情不自禁；可待到折下花来，才猛然想到：天遥地远，这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送到亲人的手中。古时交通不便，通信都很困难，何况这是一枝容易凋零的鲜花呢？此时的她，只是痴痴地手执着花儿，久久地站在树下，听任香气充满怀袖而无可奈何。她似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对着花深深地沉入冥想之中。“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清晰生动的画面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想象：这位妇女正在想些什么呢？她是否在回忆往日的幸福？因为这奇树生在他们的庭院之中，往日夫妻双双或许曾在花树下，消磨过许许多多欢乐的时光。在那叶茂花盛的时候，她所爱的人儿，是不是曾经把那美丽的花朵插在她鬓发之间呢？而如今，她时时思念的丈夫正在哪儿？可曾遭遇到什么？她自己所感受的痛苦，远方的人儿也同样感受到了吗？……不管她想到了什么，有一点她总是不能摆脱的，那就是对青春年华在寂寞孤苦之中流逝的无比惋惜。古代妇女的生活，本来就那么狭窄单调，唯有真诚的爱情，能够给她们带来一点人生的乐趣。当这一点乐趣也不能保有的时候，生活是多么暗淡无光啊！花开花落，宝贵的青春又能经得住几番风雨呢？现在，我们再回顾这首诗对于庭中奇树的描写，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诗人始终暗用比兴的手法，以花来衬托人物，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花事的兴盛，显示了人物的孤独和痛苦；另一方面，还隐藏着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花事虽盛，可是风吹雨打，很快就会败落，那不正是主人公一生遭遇的象征吗？在《古诗十九首》的另一篇《冉冉孤生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用蕙花兰花一到秋天便凋谢了，比喻女主人公的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这是我国古诗中常用的一种比喻。但是在《庭中有奇树》这一篇中，这一层意思却并不明白说出，而留给读者去细细地体会了。

诗的最后两句：“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大意是说：“这花有什么稀罕呢？只是因为别离太久，想借着花儿表达怀念之情罢了。”这是主人公无可奈何、自我宽慰的话，同时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从前面六句来看，诗人对于花的珍奇美丽，本来是极力赞扬的。可是写到这里，突然又说“此物何足贡”，未免使人有点惊疑。其实，对花落下先抑的一笔，正是为了后扬“但感别经时”这一相思怀念的主题。无论说花的可贵还是不足稀奇，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但这一抑一扬，诗的感情增强了，最后结句也显得格外突出。诗写到这里，算结束了。然而题外之意，仍然耐人寻味：主人公折花，原是为了解脱相思的痛苦，从中得到一点慰藉；而偏偏所思在天涯，花儿无法寄达，平白又添了一层苦恼；相思怀念更加无法解脱。

（孙明）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无名氏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牵牛和织女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牵牛星即“河鼓二”，在银河东。织女星又称“天孙”，在银河西，与牵牛相对。在中国关于牵牛和织女的民间故事起源很早。《诗·小雅·大东》已经写到了牵牛和织女，但还只是作为两颗星来写的。《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俶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了。曹植《九咏》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是当时最明确的记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这首《迢迢牵牛星》写牵牛织女夫妇的离隔，它的时代在东汉后期，略早于曹丕和曹植。将这首诗和曹氏兄弟的作品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到魏这段时间里，牵牛织女的故事大概已经定型了。

此诗写天上的一对夫妇牵牛和织女，视点却在地上，是以第三者的眼睛观察他们夫妇的离别之苦。开头两句分别从两处落笔，言牵牛曰“迢迢”，状织女曰“皎皎”。迢迢、皎皎，互文见义，不可执着。牵牛何尝不皎皎，织女又何尝不迢迢呢？他们都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明亮。但以迢迢属之牵牛，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远在他乡的游子，而以皎皎属之织女，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的美。如此说来，似乎又不能互换了。如果因为是互文，而改为“皎皎牵牛星，迢迢河汉女”，其意趣就减去了一半。诗歌语言的微妙于此可见一斑。称织女为“河汉女”是为了凑成三个音节，而又避免用“织女星”三字。上句已用了“牵牛星”，下句再说“织女星”，既不押韵，又显得单调。“河汉女”就活脱多了。“河汉女”的意思是银河边上的那个女子，这说法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真实的女人，而忽略了她本是一颗星。不知作者写诗时是否有这番苦心，反正写法不同，艺术效果亦迥异。总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十个字的安排，可以说是最巧妙的安排而又具有最浑成的效果。

以下四句专就织女这一方面来写，说她虽然整天在织，却织不成匹，因为她心系牵牛悲伤不已。“纤纤擢素手”意谓擢纤纤之素手，为了和下句“札札弄机杼”对仗，而改变了句子的结构。“擢”者，引也，抽也，接近伸出的意思。“札札”是机织之声。“杼”是织布机上的梭子。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弄”字。《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纺塼）。”这弄字是玩、戏的意思。织女虽然伸出素手，但无心于机织，只是抚弄着机杼，泣涕如雨水一样滴下来。“终日不成章”化用《诗经·小雅·大东》语意：“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最后四句是诗人的慨叹：“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盈盈”或解释为形容水之清浅，恐不确。“盈盈”不是形容水，它和下句的“脉脉”都是形容织女。《文选》六臣注：“盈盈，端丽貌。”是确切的。人多以为“盈盈”既置于“一水”之前，必是形容水的。但盈的本意是满溢，如果是形容水，那么也应该是形容水的充盈，而不是形容水的清浅。把盈盈解释为清浅是受了上文“河水清且浅”的影响，并不是盈盈的本意。《文选》中出现“盈盈”除了这首诗外，还有“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亦见于《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广雅》曰：‘赢，容也。’盈与赢同，古字通。”这是形容女子仪态之美好，所以五臣注引申为“端丽”。又汉乐府《陌上桑》：“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也是形容人的仪态。织女既被称为河汉女，则其仪容之美好亦映现于河汉之间，这就是“盈盈一水间”的意思。“脉脉”，李善注：“《尔雅》曰‘脉，相视也。’郭璞曰：‘脉脉，谓相视貌也。’”“脉脉不得语”是说河汉虽然清浅，但织女与牵牛只能脉脉相视而不得语。

这首诗一共十句，其中六句都用了叠音词，即“迢迢”、“皎皎”、“纤纤”、“盈盈”、“脉脉”。这些叠音词使这首诗质朴、清丽，情趣盎然。特别是后两句，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是极难得的佳句。

（袁行霈）

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

无名氏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此诗含义为何，佳处为何，要理解正确，关键在于对篇末“荣名”二字的解诂。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又一说则谓荣名为荣禄和声名。由前说，结二句之意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由后说，则其意变为：人生苦短，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二说之境界高下，颇有不同。今按荣名一词，古籍屡见。如《战国策·齐策》：“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淮南子·修务训》：“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其均为令誉美名之义甚明。

疑义既释，则诗意及结构自明。诗以景物起兴，抒人生感喟。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这情景，使行旅无已，不知税驾何处的诗人思绪万千，故以下八句，二句一层，反复剀陈而转转入深。“所遇”二句由景入情，是一篇枢纽。因见百草萋萋，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那么新年的自我，又怎能不匆匆向老呢？这是第一层感触。人生固已如同草木，那么一生又应如何渡过呢？“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立身”，应上句“盛衰”观之，其义甚广，当指生计、名位、道德、事业，一切卓然自立的凭借而言。诗人说，在短促的人生途中，应不失时机地立身显荣。这是诗人的进一层思考。但是转而又想：“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即使及早立身，也不能如金石之永固，立身云云，不也属虚妄？这是诗人的第三层想头。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只有荣名——令誉美名，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那么也许就不虚此生了吧。终于，诗人从反复的思考中，得出了这一条参悟。当汉末社会的风风雨雨，将下层的士子们恣意播弄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生命的真谛进行思索。有的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表现出争竞人世的奋亢；有的则低吟“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同上《驱车上东门》），显示为及时行乐的颓唐。而这位愿以荣名为宝的诗人，则发而为洁身自好的操修。虽然他同样摆脱不了为生命之谜而苦恼的世纪性的烦愁，然而相比之下，其思致要深刻一些，格调也似乎更高一点。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以上这首《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旅人所作。以本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本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本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析“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本诗，对于我们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本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显然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么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本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本诗适为中介。所以陆士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本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赵昌平）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

无名氏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本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不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么？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扬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显然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清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了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鹯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鹯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不都感受到了时光流逝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何不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呢——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鹯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吟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葱茏的感染力。

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人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清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音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有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的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这两句写的是谁？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仪容……以希感动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显然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结句不太连贯）。不过，若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显然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的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岂不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么？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无名氏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和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便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怎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然而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可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何等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瑟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反复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

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

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

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

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年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主人公对于生命的短促如此怨怅，对于死亡的降临如此恐惧，那将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很简单，也很现实：神仙是不死的，然而服药求神仙，又常常被药毒死；还不如喝点好酒，穿些好衣服，只图眼前快活吧！

生命短促，人所共感，问题在于如何肯定生命的价值。即以我国古人而论，因生命短促而不甘虚度光阴，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人史不绝书。不妨看看屈原：他有感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而“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力求奔驰于时代的前列；有感于“老冉冉其将至兮”而“恐修名之不立”，砥砺节操，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回头再看这首诗的主人公，他对人生如寄的悲叹，当然也隐含着对于生命的热爱，然而对生命的热爱最终以只图眼前快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却是消极的，颓废的。生命的价值，也就化为乌有了。

（霍松林）

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

无名氏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显然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的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以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军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之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我们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呢！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难道不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昔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寥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绝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击累累丘坟时被激起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而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想到的、长期埋藏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意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你看，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显然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明诗》）、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如何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杨为劲风所吹，他又如何能不深感白杨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不是都突出其“萧萧”声么？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杨”；但写白杨，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现在，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杨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难道不又是“来者日以亲”么？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地化作为白杨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说》）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面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但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又如何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该是多么好！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和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归乡的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游子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多么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的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在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流，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何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吴调公）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无名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时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你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你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岂非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岁”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时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不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窖银的守财奴，听了不更要瞠目咋舌？这就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了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故接着又将笔锋一转，以打通世人的疑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年）”？世俗之人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时”，哪能总等待来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安知你“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驱车上东门》）？那时再思享乐，岂非晚矣！这就是在诗人“及时”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多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时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难道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哩！“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又何尝不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既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时”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时满足一己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文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何尝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

无名氏

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

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

愿得长巧笑，携手同车归。

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

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

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此诗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诗中最大问题在于：一、“游子”与“良人”是一是二？二、诗中抒情主人公即“同袍与我违”的“我”，究竟是男是女？三、这是否一首怨诗？答曰：一、上文的“游子”即下文之“良人”，古今论者殆无异辞，自是一而非二。二、从全诗口吻看，抒情主人公显为闺中思妇，是女性无疑。但第三个问题却有待斟酌。盖从“游子寒无衣”句看，主人公对“游子”是同情的；然而下文对良人又似怨其久久不归之意，则难以解释。于是吴淇在《选诗定论》中说：“前四句俱叙时，‘凛凛’句直叙，‘蝼蛄’句物，‘凉风’句景，‘游子’句事，总以叙时。勿认‘游子’句作实赋也。”其意盖认定良人不归为负心，主人公之思极而梦是怨情，所以只能把“游子”句看成虚笔。其实这是说不通的。盖前四句实际上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即以下文对“良人”的态度而论，与其说是“怨”，毋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鄙意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教”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以为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开篇第一层的四句确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厉”，猛也。凉风已厉，以己度人，则游子无御寒之衣，彼将如何度岁！夫凉风之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率，皆也，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二句，前人多从男子负心方面去理解。说得最明白的还是那个吴淇。他说：“言洛浦二女与交甫，素昧平生者也，尚有锦衾之遗；何与我同袍者，反遗我而去也？”我则以为“锦衾”句只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窃谓此二句不过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行，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背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独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所云极是。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内容，我们亦无须多伤脑筋去主观臆测。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云：“‘独宿’已难堪矣，况‘累长夜’乎？于是情念极而凭诸‘梦想’以‘见’其‘容辉’。‘梦’字下粘一‘想’字，极致其深情也，又含下恍惚无聊一段光景。”正惟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难道还不是爱之深切的表现么？），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后来范仲淹写《苏幕遮》词有云：“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虽从游子一边着笔，实从此诗生发演绎而出。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牲》：“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自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还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中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道：“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晨风”，鸟名，鹯属，飞得最为迅疾，最初见于《毛诗》，而《十九首》亦屡见。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近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我则以为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皆谓后者。我以为应解作适良人之意较好。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人时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几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那么质朴自然，毫无矫饰。《十九首》之神理全在此等处，真令读者掩卷后犹存遐思也。

从来写情之作总离不开做梦。《诗》、《骚》无论矣，自汉魏晋唐以迄宋元明清，自诗词而小说戏曲，不知出现多少佳作。甚至连程砚秋的个人本戏《春闺梦》中的关目与表演，窃以为都可能受此诗的影响与启发。江河万里，源可滥觞，信然！

（吴小如）

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无名氏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这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诗。丈夫久别，凄然独处，对于季节的迁移和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因而先从季节、气候写起。

孟冬，旧历冬季的第一月，即十月。就一年说，主人公已在思念丈夫的愁苦中熬过了春、夏、秋三季。冬天一来，她首先感到的是“寒”。“孟冬寒气至”，一个“至”字，把“寒气”拟人化，它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来“至”主人公的院中、屋里乃至内心深处。主人公日思夜盼的是丈夫“至”、不是“寒气至”。“寒气”又“至”而夫犹不“至”，怎能不加倍地感到“寒”！第二句以“北风”补充“寒气”；“何惨慄”三字，如闻主人公寒彻心髓的惊叹之声。

时入孟冬，主人公与“寒气”同时感到的是“夜长”。对于无忧无虑的人来说，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会觉察到夜已变长。“愁多知夜长”一句、看似平淡，实非身试者说不出；最先说出，便觉新警。主人公经年累月思念丈夫，夜不成寐；一到冬季，“寒”与“愁”并，更感到长夜难眠。

从“愁多知夜长”跳到“仰观众星列”，中间略去不少东西。“仰观”可见“众星”，暗示主人公由辗转反侧而揽衣起床，此时已徘徊室外。一个“列”字，押韵工稳，含意丰富。主人公大概先看牵牛星和织女星怎样排“列”，然后才扩大范围，直至天边，反复观看其他星星怎样排列。其观星之久，已见言外。读诗至此，必须联系前两句。主人公出户看星，直至深夜，对“寒气”之“至”自然感受更深，能不发出“北风何惨慄”的惊叹？但她仍然不肯回屋而“仰观众星列”，是否在看哪些星是成双成对的，哪些星是分散的、孤孤零零的？是否在想她的丈夫如今究在哪颗星下？“三五”两句并非写月，而是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观星之时自然会看见月，因而又激起愁思：夜夜看星星、看月亮，盼到“三五”（十五）月圆，丈夫没有回来；又挨到“四五”（二十）月缺、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如此循环往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丈夫始终没有回来啊！

“客从”四句，不是叙述眼前发生的喜事，而是主人公在追想遥远的往事。读后面的“三岁”句，便知她在三年前曾收到丈夫托人从远方捎来的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而那封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不难设想：主人公在丈夫远别多年之后才接到他的信，急于从信中知道的，当然是他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何时回家。然而这一切，信中都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封简单之至的信，她却珍而重之。“置书怀袖中”，一是让它紧贴身心，二是便于随时取出观看。“三岁字不灭”，是说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多么的温柔敦厚！

结尾两句，明白地说出她的心事：我“一心抱区区（忠爱）”，全心全意地忠于你、爱着你；所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分别了这么久，你是否还知道我一如既往地忠于你、爱着你呢？有此一结，前面所写的一切都得到解释，从而升华到新的境界；又余音袅袅，余意无穷。

“遗我一书札”的“我”，乃诗中主人公自称，全诗都是以“我”自诉衷曲的形式写出的。诗中处处有“我”，“我”之所在，即情之所在、景之所在、事之所在。景与事，皆化入“我”的心态，融入“我”的情绪。前六句，“我”感到“寒气”已“至”、“北风惨慄”；“我”因“愁多”而“知夜长”；“我”徘徊室外，“仰观众星”之罗列，感叹从“月满”变月缺。而“我”是谁？“愁”什么？观星望月，用意何在？读者都还不明底蕴，唯觉诗中有人，深宵独立，寒气彻骨，寒星伤目，愁思满怀，无可告语。及至读完全篇，随着“我”的心灵世界的逐渐坦露，才对前六句所写的一切恍然大悟，才越来越理解她的可悲遭遇和美好情操，对她产生无限同情。

（霍松林）

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

无名氏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此诗似乎是《孟冬寒气至》的姊妹篇。它以奇妙的思致，抒写了一位思妇的意外喜悦和痴情的浮想。

这喜悦是与远方客人的突然造访同时降临的：客人风尘仆仆，送来了“一端”（二丈）织有文彩的素缎（“绮”），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女主人公，这是她夫君特意从远方托他捎来的。女主人公不禁又惊又喜，喃喃而语曰：“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一端文彩之绮，本来也算不得怎样珍贵；但它从“万里”之外的夫君处捎来，便带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丝丝缕缕，该包含着夫君对她的多少关切和惦念之情！女主人公能不睹物而惊、随即喜色浮漾？如果将此四句，与前一首诗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对照着读，人们将会感受到，其中似还含有更深一层意蕴：前诗不是诉说着“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的凄苦吗？一封“书札”而竟怀袖“三岁”，可知这“万里”相隔不仅日久天长，而且绝少有音讯往还。这对家中的妻子来说，该是怎样痛苦难挨的事！在近乎绝望的等待中，难道不会有被遗弃的疑惧，时时袭上女主人公心头？而今竟意外地得到夫君的赠绮，那“千思万想而不得一音”的疑惧便烟消云散。那么，伴随女主人公的惊喜而来的，不还有那压抑长久的凄苦和哀伤的翻涌么？张庚称“故人心尚尔”一句“直是声泪俱下”、“不觉兜底感切”，正体味到了诗行之间所传达的这种悲喜交集之感（见《古诗十九首解》）。适应着这一情感表现特点，此诗开篇也一改《古诗十九首》常从写景入手的惯例，而采用了突兀而起、直叙其事的方式。恐怕正是为了造成一种绝望中的“意外”之境，便于更强烈地展示女主人公那交织着凄苦、哀伤、惊喜，慰藉的“感切”之情——这就是开篇的妙处。

自“文彩双鸳鸯”以下，诗情又有奇妙的变化：当女主人公把绮缎展开一瞧，又意外地发现，上面还织有文彩的鸳鸯双栖之形！鸳鸯双栖，历来是伉俪相偕的美好象征（如《孔雀东南飞》之结尾就是一例）。夫君之特意选择彩织鸳鸯之绮送她，不正倾诉着愿与妻子百年相守的热烈情意么？女主人公睹绮思夫，不禁触发起联翩的浮想：倘若将它裁作被面，不是可以做条温暖的“合欢被”吗？再“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又该多么惬人心意！“著”有“充实”之意，“缘”指被之边饰。床被内须充实以丝绵，被缘边要以丝缕缀结，这是制被的常识。但在痴情的女主人公心中，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丝绵”使她联想到男女相思的绵长无尽；“缘结”暗示他们夫妻之情的永结难解。这两句正以谐音双关之语，把女主人公浮想中的痴情，传达得既巧妙又动人！制成了“合欢被”，夫君回来就可以和她同享夫妇之乐了。那永不分离的情景，激得女主人公喜气洋洋，不禁又脱口咏出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奇句。“丝绵”再长，终究有穷尽之时；“缘结”不解，终究有松散之日。这世上惟有“胶”之与“漆”，黏合固结，再难分离。那么，就让我与夫君像胶、漆一样投合、固结吧，看谁还能将我们分隔！这就是诗之结句所表现的奇思、奇情。前人称赞此结句“语益浅而情益深”。女主人公的痴情，正有如此深沉和美好呵！

初读起来，《客从远方来》所表现的，就是上述的喜悦和一片痴情。全诗的色彩很明朗；特别是“文彩双鸳鸯”以下，更以奇思、奇语，把诗情推向了如火似锦的境界。但读者是否注意到：当女主人公欢喜地念叨着“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的时候，她恰恰正陷于与夫君“万里”相隔的“别离”之中？以此反观全诗，则它所描述的一切，其实都不过是女主人公的幻想或虚境罢了！又何曾有远客之“来”，又何尝有彩“绮”之赠？倘若真能与夫君“合欢”，她又何必要在被中“著”以长相之思、缘以不解之结？所以还是朱筠对此诗体会得真切：——“于不合欢时作‘合欢’想，口里是喜，心里是悲。更‘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无中生有，奇绝幻绝！说至此，一似方成鸾交、未曾离者。结曰‘谁能’，形神俱忘矣。又谁知不能‘别离’者现已别离，‘一端绮’是悬想，‘合欢被’乃乌有也？”（《古诗十九首说》）如此看来，此诗所描述的意外喜悦，实蕴含着夫妇别离的不尽凄楚；痴情的奇思，正伴随着苦苦相思的无声咽泣！钟嵘《诗品》称《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这首诗正以温丽的“遗绮”之喜，抒写了悲远的“别离”之哀，“正笔反用”，就愈加“惊心动魄”。

（潘啸龙）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无名氏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如何描写人物心理，往往是小说家们醉心探讨的问题。其实，这对诗人也至关重要。我国古代抒情诗中，就有很细致很精彩的心理描写，《古诗十九首》中《明月何皎皎》一篇，就突出地表现出这种艺术特点。

这首诗是写游子离愁的，诗中刻画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他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夜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吗？不，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清代朱筠评曰：“神情在‘徘徊’二字。”（《古诗十九首说》）的确，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但究竟为什么“忧愁”呢？“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为何又说“不如早旋归”呢？实际上他乡作客，何乐可言。正如《相和歌·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然而异乡游子为什么欲归不归呢？这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本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吧，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退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清代陈祚明说得好：“客行有何乐？故言乐者，言虽乐亦不如归，况不乐乎！”（《采菽堂古诗选》）朱筠也说：“把客中苦乐，思想殆遍，把苦且不提，‘虽云乐’亦是‘客’，‘不如早旋归’之为乐也”（《古诗十九首说》）。他们是道出了此中凄凉味的。

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独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怎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呢？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

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清代张庚分析诗中主人公的心理发展层次说：“因‘忧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因‘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户’，既‘出户’而‘彷徨’，因彷徨无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层次井井，而一节紧一节，直有千回百折之势，百读不厌。”（《古诗解》）

一首短小的抒情诗，能够细致地表现如此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这在我国古诗中是不多见的。俄国有一位大作家屠格涅夫，是擅长于心理描写的，但是他的心理描写，大都是对人物心理的一些说明，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沉闷和厌烦。而我们读的这首古诗，却没有这个毛病，它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来表现的，通过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糅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这种艺术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张铁明）

旧题《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

无名氏

其一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其二

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

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

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其三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

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人生的奔波总这样聚散匆匆，伤心的离别总这样依依难舍：长长短短的身影，历尽数百千载，似还叠印在“路侧”、“河梁”；凄凄凉凉的叮咛，消歇在多少个落暮，似还欷歔可闻——这就是本诗所描摹的几幕别离景象。不过，时光须得倒转，背景应是在苦闷、无奈的汉末。

第一幕大抵发生在清晨：从“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的幽幽叹息中出现的，是一对不久前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年轻夫妇？——一条四达的大路，即将载着夫君离去，四野则春草萋萋。悲伤的妻子还牵着夫君的手，在路侧的草野间徬徨。透过“屏营（徬徨）衢路侧，执手野踟蹰”的全景展示，读者所看到的，不正是这一对相倚在绿绿旷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的伤心背影？

别离中最难把持的自然是妻子。你看她抬眼“仰望”天上的“浮云”，便就黯然伤神：担心着与夫君一别，从此将如这“风波”中的云儿一样，刚才还相遇在头顶，转眼间便又各驰西东，“相失”在万里天涯！正因为如此，她才那样固执地恳求着夫君：“且复立斯须”。要知道，在片刻的相依之后，便就是遥遥无期的“长别”呵！读者请涵咏一下罢：女主人公这含泪的恳求，吐露着多少近乎绝望的哀情！

夫君去了，在大路上渐远渐隐；妻子哭了，晨风中还传来她凄凄惶惶的呜咽：“我要乘着这晨风追去呀，我要在坎坷的路上，永远伴送夫君同行呀”！——这充满奇思的结句，掬示的是一颗多么深挚、温婉的心。绵绵此情，似乎只有曹子建“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杂诗》）之句，差可比拟。

第二幕揭起在风起波涌的河畔，相别的大约是两位伤情的友人：“三载”的相聚，曾有多少个清昼良宵、携游共读？那醇厚、浓烈的友情，也似乎已经历了“千秋”之久的贮酿——深情的开篇，从对往日的美好缅怀中蓦然回头，才发现这人生的“嘉会”，从此将再难一逢！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遗憾？难怪在为友人洗濯马缨时，主人公满怀的惆怅，竟如长流的河水，“悠悠”不尽了！

于是这别时的饯饮，便化作了郁郁寡欢的静默；于是那吹拂亭柳的清风，望去也一片悲愁。“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主人公原本是为了宽慰友人，才摆下这满桌的别宴的呵；而今他先就怆然含戚，竟然无力举杯相“酬”了！这一“风”、一“酒”，其间所融入的，一丝丝、一滴滴，都是送行者的离思、别泪呀。

一场慰友的别宴，在“行人”上路的时刻，就这样引发了主人公难以按抑的离愁。友人从离去的路上频频回首、挥手，但主人公的愁思，又岂是这挥手所可驱除？他呆呆地伫立亭前，手中还握着那杯不忍劝酬的酒。只是到了此刻，他仿佛才醒悟过来，不禁高举起酒觞，大声呼唤着远去的友人：“呵，呵！请再满饮这一杯叙别的酒吧，这是我与你永结缠绵不解的友情之酒呵”！

这结句之充满深情，正与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相似。但较之于王诗的明爽亲切，它所传达的无疑更多袅袅难尽的黯然怅意了——这正是汉末苦闷时代所特有的意绪呵！

作为上二幕的回应，第三首似乎出自即将离去的“游子”之口，地点则已转换在山蹊、河梁（桥）之间。当主人公与送别者（妻子？友人？）携手走上河梁的时候，正是日落时分。夕阳西沉，山山都沐浴在苍茫的暮霭之中。面对曲曲弯弯的前路，谁能不发出“游子暮何之”的苍凉喟叹？而当着妻子“且复立斯须”的含泪恳请，或友人“念子怅悠悠”的仰天长叹，这分手也变得格外艰难——在“蹊路侧”走走停停，带着满怀的悲恨，谁又忍心说出“就此告辞”的酸楚话语？“徘徊蹊路侧，悢悢（liàng，悲恨貌）不得辞”二句所展示的，便正是这一幕欲辞还止的无声之境。

但“行人”终竟不能“久留”，分手的时刻再难也得挨过。情意浓浓的叮咛，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反显得异常平淡。“各言长相思”，便成了挥手之间宽慰对方的最深情的话语。结局似乎总是这样——明明是游子孤身远走天涯，伤心落泪的却总是送行的亲友。种种安慰的话语，反倒要游子来诉说：“月儿都有‘弦’、‘望’之夜，人间的相聚难道就一定遥遥难期？请莫要为我的前程忧心！努力崇扬美好的德行，纵然到了鬓发如雪，也是要千里回返与你相聚的呵”！游子离去时留下的话语，带有多少宽慰和自信。然而，这相聚之期竟只能许以“皓首”，可知连游子自己，也无法确知命运的结局。那么，这一幕游子辞亲的“生离”，很可能便是肠断天涯的“死别”了。读者从那“皓首以为期”的结句中，难道还感受不到，这充溢游子心间的绝望凄伤？

这就是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它们与假托“苏武”所作的另四首诗（均收于《昭明文选》），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诗虽属假托，情却抒写得极为真挚。特别是这三首，融离别之情于“衢路”、“浮云”、“河梁”、落日之景；在“且复立斯须”、“对酒不能酬”、“悢悢不得辞”的情景描摹中，传达妻友送别之伤、游子辞乡之哀，情意缠绵，思致凄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明人谢榛称它“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四溟诗话》）。其得力处，大约恰在于字字发自真情，而又能“转意象于虚圆之中，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陆时雍《诗镜总论》）吧？

（潘啸龙）

旧题苏武诗四首（其一）

无名氏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这里选录的几首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我们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显然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我们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在此先提请读者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你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你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遗。“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曹明纲）

旧题苏武诗四首（其二）

无名氏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此诗《文选》置“苏子卿诗四首”之二，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却置于第三，并谓“首章别兄弟，次章别妻，三、四章别友，皆非别李陵也”，其于旧说虽有辨正，却仍系苏武名下，且按所别对象亲疏主次列之，这也许正是后代有关选本多变《文选》所录苏武诗次序的一个原因吧。

我们今天读这首诗，觉得沈德潜关于苏武别友说也不可通。因为如果真是苏武出使时告别朋友，则诗末“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二句显然不像行者留别居人之语；而如果是朋友送别苏武，则诗中“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又难以理解，而且作者也不应是苏武本人了。但是我们撇开苏武出使别友这一旧说，把它作为汉代后期的一首文人诗来读，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在这方面，清代方东树的看法很值得参考。他认为此诗“似为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别，乃居者送行者之辞，与《步出城东门》篇同，观明远（鲍照）《赠傅都曹别》可见”（《昭昧詹言》）。从诗的全文来看，他的见解是可取的。

诗的首四句写作者与友人都远离故乡，客居它方，恋乡思家之情时刻萦绕胸际。“黄鹄”喻友人；“胡马”为自况。前二句化用“黄鹄一举千里”（《韩诗外传》）成语，既含称誉之意，又写怀故之状；后二句化用“代马依北风”（同上）成语，在悲离亲别友的同时，也剖呈了难忘其本的心思。其中“顾徘徊”、“常依依”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人物内心那种欲罢不能的缠绵情态，又切合“黄鹄”与“胡马”的比喻，用词十分贴切。

本来乡愁已催人年老，而今客中送客，离恨又随之相逼。“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二个远离故乡的友人面临远别，其心绪之烦乱、感情之痛苦，自然难以言述。“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他们只得用琴弦歌吟，来倾诉各自的种种复杂的感受，安抚一下饱受离乱创伤的内心。一个“幸”字，集中表露出离别双方于百般无奈中尚存的一丝慰藉。“游子吟”指琴曲《楚引》，旧注引《琴操》：“《楚引》者，楚游子龙丘高出游三年，思归故乡，望楚而长叹，故曰《楚引》。”作者为了表达情怀，弹起了思乡曲，一发声，便传出一阵阵清凉凄切的哀怨。随着丝竹声的高低徐疾变化，作者与友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沉的悲愁。“慷慨有余哀”又见“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这里形容乐声高亢激昂而深藏哀愁。旧注引《说文》，谓“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正因如此，后面“长歌正激烈”除了离愁之外，里面还包含着离别双方的失意不平。随着琴声的由低怨而高亢，人物的感情也由悲哀而激烈，最后以致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作者这段描写以声传情，乡思、离恨和失意不平交错重叠，蜂拥而至，不仅当事人的悲怆足以摧残身心，即令后人读之，也往往难以卒篇。

“清商曲”原是民间音乐，此借言欢快一些的曲子。当琴音歌声达到极度悲怆、难以忍受的时候，作者想换一个曲子，舒缓调节一下气氛。可是手不从心，还没等他弹奏，不禁又想起友人此别再不能归，于是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伤感，泪水涟涟，泣下如注，连挥都来不及了。在此作者本想安慰一下即将上路的友人，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没能改善对方的心境，连自己也无法不失声痛哭了。全诗所写离别双方的伤感别情至此达到了高潮。“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作者在稍稍安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后，又向友人表示了恨不能与其同往的愿望，虽不现实，但那种对朋友的真诚和对分别的怨恨却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读来情深意长，令人难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的用词造句在不少地方与“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如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有“胡马依北风”句，此诗则有“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西北有高楼》中有“音响一何悲”，此诗则有“泠泠一何悲”，另二诗都有“慷慨有余哀”句，前者以“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作结，后者则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收尾。所有这些都说明旧传苏、李诗的写作年代与“古诗十九首”相去不远，苏轼在辨其伪的同时又指出“非曹、刘以下人所能办”，实在是很有见地的。

（曹明纲）

旧题苏武诗四首（其三）

无名氏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这首诗在徐陵的《玉台新咏》中题作《留别妻》，旧传为苏武初出使时留别妻子之作。然而今读诗中“征夫怀往路”、“行役在战场”诸语，诗中的主人公显然是一个即将应征出战的青年男子，作品所表现的也是汉代末期常见的征夫别妻的主题。

诗的前四句写一对青年男女正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之中。“结发”是古代男子二十束发加冠、女子十五束发为笄表示成年的一种仪式，诗中的青年男女到了这个人生的美好时刻便结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婚后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嬿婉”语出《诗·邶风·新台》：“嬿婉求之”，和顺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两人的爱情生活非常融洽，亲密无间。这一段用墨不多，却通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婚夫妇那种恩爱、琴瑟和谐的欢乐情景，把一种人生和青春的愉悦传递给了读者。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搅散了这对恩爱夫妻“嬿婉及良时”的美梦，一度出现于两人之间的一小块晴空被即将出征、离别在即的阴影覆盖了。作者在此笔锋陡转，在点出主人公“征夫”身份的同时，随即将开头轻松、欢快的气氛一下子抛入生离死别的无限悲哀。诗中的男子惦念着不久将要上路，时不时地起身探望窗外的天色，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天一亮，他就要启程应征，那漫无期限的离别将要取代新婚的片刻欢愉。所以当他看到参辰星已在天边隐去，天将破晓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股难以言传的酸楚。“去去”两字相迭，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道别时那种痛苦不堪、语噎词塞的情态。人世间的一般离别，已使人为之黯然销魂，何况新婚嬿尔正是人生“花好月圆”之时，又何况这对年轻的恩爱夫妻所面临的不是一般的离别，而是奔赴战场、相见无期的生死离别；这怎么能不叫人五内俱裂，泪如泉涌！“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读着这样的诗句，这对青年男女无限悲怆、难以自持的情景如在眼前，此景此情催人泪下，历千年而不灭其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以后宋代词家柳永写恋人之别，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寒蝉凄切》）之语，元代戏剧家王实甫《西厢记》写张生、莺莺长亭之别，又有“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的描写，虽然都有一定的感染力，并与此诗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与此诗对封建兵役制给青年男女带来的心灵创伤的表现相比，毕竟显得纤弱多了。

末四句写新婚夫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其中“努力”二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役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意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和担心；“生当”二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诗首二句中“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诗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制逼迫下，它只能像一朵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追回。

历史上有许多写离状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它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曹明纲）

旧题苏武诗四首（其四）

无名氏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① 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难再遇，欢乐殊未央。愿君崇令德，随时爱景光。

〔注〕 ①秋：《文选》作我，依刘履《选诗补注》校改。

这诗是《文选》收录的苏武诗四首之四。据前人研究，这四首诗皆系汉末无名氏的依托之作，“烛烛晨明月”这首，是身在中州者为友人南归写的送别诗。

开篇即写将别时的光景。节令是秋季，时间是清晨，明明的月亮还未坠落，秋兰散发着浓浓的香气。这是一个美好的时辰，“烛烛”、“馥馥”，形容词的叠用，也传出了诗人特别的感触。这里又特别突出了秋兰，“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似乎在这个“良夜”，秋兰香气显得格外浓郁，随风传来像是撩逗诗人。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这里“征夫”、“游子”都是指行人，这点出了以上所写是送别光景。这些描写甚有兴寄，《文选》注曰：“秋月既明，秋兰又馥，游子感时，弥增恋本也。”这是从“游子恋故乡”的角度来体味，是有道理的。但还可从送者、行者与送者的关系方面来体会：秋月这样明净，秋兰这样的可意、动人，自然就酝酿了一种依依惜别的意绪，就像“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那样，让人动情，让人流连低徊。这里的秋兰似还含有象征友情的意味，古语曰：“同心之言，其臭（xiù）如兰。”“兰友”、“兰交”即为知心朋友，这里的“芬馨良夜发，随风闻我堂”，是很容易叫人想到友情的温馨。

“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这四句是设想友人于寒冬时到达江汉间情景。这见出途中的辛苦和孤单。节令和时景是那般恶劣，“江汉流”、“浮云翔”于单调中又显出离合无端、迁徙不居的刺激。“俯观”、“仰视”的动作，也显出心情的不安。这里设想行程那么具体，见出作者对友人的关切、体贴，行人的一切已在他的计虑之中了。这里又偏向“不堪”方面设想，以与眼前美好情景对照，又见出多少的温情、多少的留恋、多少的挂虑啊。后来不少送别诗皆有如此写法，前引王维诗后二句即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其表情效果是相似的。

后八句是送别目前的话语。前四句说，你此行远归，我们就地北天南了，又有山川阻隔，显得距离更远了。这四句，句句都强调一个“远”字，又暗用了《穆天子传》王母赠别歌中“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句，惜别之情显得就更浓盛了。“中州”，今河南省，此当指汉末政治中心洛阳、许昌一带，此居中州当是居朝之意，友人可能是游宦无成而归，故后面四句于惜别中寓安慰、劝勉之意。“嘉会”是指往昔以至目前的欢会，他说，这样的欢会很难再遇了，让我们临别时尽情欢乐吧（“未央”，未尽，“欢乐”云云不外别宴上的酣饮欢歌），希望别后还不断地增进您的德业，珍惜光阴，珍重自己。最后两句可谓临别赠言，除珍摄之勉外，还含有功名有望、后会有期之意，《文选》载李陵诗其三末两句是：“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与这两句可以互相发明。

这首诗叙别情显得很是深挚。临歧之际先是渲染环境气氛，显出丰富的意绪；插入对行程的想象，翻进一层，见出深度；结末依依惜别，但不作悲酸语，最是难得。昔人云，苏李赠言“温而戚”，“味之长而言之美也”（陆时雍《诗镜总论》），斯为得之。

还要指出一点，这首诗一些句子在“李陵诗”中曾以相似的形态出现过，除前面引述的两句外，还有：“征夫怀远路”，李诗其二作“行人怀往路”；“仰视浮云翔”，李诗其一作“仰视浮云驰”；“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李诗其一作“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嘉会难再遇”，李诗其二首句全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两组诗之间似有因依转拟的关系。那么，谁先谁后呢？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说他“颇疑拟李陵的几首，是早已流行……拟苏武的那几首，或者是较晚的时代续拟，……最迟的也不过魏晋间作品罢了。”梁氏的推测不无道理。除上面指出的因依迹象外，通观两组诗，李诗三首都较短，结构较简单，情思也较单纯，而苏诗四首篇幅都较长，结构、艺术手法也显得多变些，“踵事增华”是符合诗歌创作尤其是杂拟诗的创作规律的。

（汤华泉）

旧题李陵赠苏武诗

无名氏

有鸟西南飞，熠熠似苍鹰。朝发天北隅，暮闻日南陵。欲寄一言去，托之牋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

李陵诗《文选》所录《与苏武三首》前人已疑其伪，至《古文苑》所载李陵诸诗，更是总杂不类，显为后人假托无疑。以下所选三首作品均出自《古文苑》，因此我们只需将它们作为汉末文士的偶然遗作来读就可以了。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青鸟传信的传说。据《汉武故事》记载，一年七月七日汉武帝在承华殿做斋，忽然从西方飞来一只青鸟，停在殿前。武帝问身旁的东方朔这是怎么回事，东方朔回答说西王母就要来了。过了不一会儿，王母果然到了，她的旁边有两只青鸟护侍。这以后，青鸟送信、鱼雁传书等，便成了历代文人笔下的佳话。这首诗即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传说，生动而含蓄地抒写了对远方亲朋好友的相思之情。

全诗的构思，即围绕“传书”展开。诗的头四句，写诗人眼中所见鸟的形象。“熠熠”，光彩闪烁，这里描写鸟在飞行时光亮的羽毛上下闪动。“朝发”二句形容鸟飞行距离极远，速度奇快。其中“闻”字《太平御览》作“宿”，字义稳妥；“天北隅”与“日南陵”相对，极言相距遥远；“朝发”、“暮宿”明显具有民歌中常见的夸张成分。诗一开始即从“鸟”入笔，而人自在其中，读者也可借此想见人在盼鸟传书的情景。

接下去四句直接转而写人，写人见到鸟时所萌生的心愿。诗人见有鸟往西南飞去，即产生了托鸟传言的想法，他把精心结撰的彩绢书信拿出来，托付飞鸟替他带给远方他所思念的人。一个“托”字，画出了主人公的郑重神情；而“牋彩缯”三字，也把他的认真态度一笔带出；“蕴蒸”，原意为积藏、众多，此代指诗人胸中郁积的百般情思。诗人原想凭着风力和鸟的轻盈的翅膀，为他捎去久藏于心的种种烦恼。这几句表面平静，实际上蕴含了许多感情波澜。

“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二句又转而写鸟。对于诗人的恳切托付，这只鸟却借故谢辞，它的理由是“路悠长”和“羽翼不能胜”，一方面暗示诗人与所思念的人远隔千山万水，以至于使往来极速的飞鸟也嫌路途遥远；另一方面则又暗示诗人要它带去的情思太多，分量太重，从而使它觉得力不从心，即有“似苍鹰”般有力的羽翼也难以承受。诗人这种比喻和暗示十分巧妙，又非常生动含蓄，令人回味。

末二句复由鸟而人。在恳求遭到婉言拒绝之后，主人公并不就此罢休、就此甘心。他幻想自己能与鸟一起远飞而去，却恨身无双翼而转求于坐骑，可身边的马匹又低劣无法乘坐。全诗至此即戛然而止，对于由前文而留下的诸如鸟既不可托，马又不能骑，那么主人公的情思又将如何传递等问题不置一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补充，去想象。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诗人积压已久的情思将因无法传递、疏解而继续年长日久地堆积起来，持续下去。

这首诗构思新巧，由鸟→人→鸟→人次第重复展开，具有一定情节，人物的感情全由客观的描写和叙述来加以呈现和表露。清代沈德潜曾说“苏、李诗一唱三叹，感寤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言自远也”（《古诗源》），此诗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别的不说，单是诗人欲“遗心蕴蒸”而鸟辞力“不能胜”一点，就化无形的思念为有形之物，从而开了后代诸如“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王实甫《西厢记》）一类描写的法门。

（曹明纲）

旧题李陵赠苏武诗

无名氏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远望正萧条，百里无人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前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萍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文选》卷三七李密《陈情事表》李善注引此诗“远处”二句，谓出李陵《赠苏武诗》，与《古文苑》以“李陵录别诗”收录此篇一样，是唐人根据流传于晋、齐时李陵众作得出的看法。这种看法之不可信已见前述，在此我们仅把它作为汉末一般的游子思归之作来对待。

在我国众多的古代抒情作品中，有相当数量出自游子行人之手。这些人或者为了寻求功名，或者为了服徭役，或者为公务所羁，或者为游历天下，长期远离家乡，客居他方。每当季节变换或佳节来临，他们往往因时伤感，睹物思乡，写下一些令人愁肠百结的文字。这首诗的作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时当深秋之夜，独处天一隅、远离家乡亲人的他入目皆愁，闻声俱哀，叹孤嗟悲，情不能已。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诗一开始就将一幅静谧而有生气的初夜图展现在人们面前：参宿三星在刚入夜的空中闪烁着光亮，一轮初月冉冉升起，将它的清辉洒向大地。然而深秋的寒意却应时而至，树上的枝叶在凋落，野外的蟋蟀在悲鸣。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他乡游子，不禁勾起了深深的思归之情，他眼不忍睹眼前荒芜凄清的秋色，耳不忍闻耳边悲凉哀戚的秋声。“塞耳不能听”，真实而形象地道出了游子身处其境时那种不堪忍受的感觉，从中人们可以体味出远离故乡在精神上给人带来的创伤。

使人心惊的秋声虽然因塞耳而听不到了，可是跟前的景象更加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诗人放目远望，见到的是一片萧条，百里之内杳无人声；近处则豺狼虎豹出没于庭园。这段描写将远僻、荒凉、阴森、可怕等种种感受集合在一起，使人读后恍若身临其境，心惊肉颤。这种悲凉凄切的时节，这种险恶可怖的环境，更增添了游子心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的孤独感。他在深秋明月之夜想到了如风散去、如星流逝的亲人，想起了久别难归的故乡，心乱如麻，思不可遏。孑然一身徘徊于住所，忘了时间，也忘了休息。“三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谓“苹当为‘荆’之讹字”，果如此，则“三荆”当为游子的故乡所在之地。但三荆又因与“山荆”同音，也可看作是游子自称自己的妻子。“离不结”指分别后再无音信，断了联系。“屏营”，彷徨，来回走动。“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是诗人为了排除心中的悲苦而进行的一种祈告。“萱草”即谖草，相传能令人忘掉忧愁。“饥渴”语见《诗·小雅·采薇》：“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此诗正用其意。又《采薇》末云：“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人所要抒写的，也正是这种如饥似渴的思归之情，不过他采取了一种自我安慰的诉愿方式，幻想以传说中的忘忧草来解脱自己的悲哀。可是连诗人自己也清楚，这种草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它也决不可能减轻游子内心无法言传和排遣的痛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愈见人物感情的执着和深沉。

此诗景物描写、气氛渲染、人情抒发三者历转而下，于自然流转中见朴直蕴藉，具有汉诗的典型风格。

（曹明纲）

旧题李陵赠苏武诗

无名氏

晨风鸣北林，熠燿东南飞。愿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玄鸟夜过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此诗末二句为《文选》卷二四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二李善注所引，谓出李陵《赠苏武诗》，情况与前诗相同。但这篇作品写两地相思，无法看出双方的身份和所处环境，又与前诗稍有区别。

“晨风鸣北林，熠燿东南飞”，诗就眼前景物入手。“熠燿”《广文选》作“熠熠”，原指光亮闪烁，这里联系《有鸟西南飞》诗中“熠熠似苍鹰”及本诗中的“玄鸟”来看，显然代指飞鸟。诗人黎明即起，眼见晨风吹过北面的林木，一只鸟儿扇动着双翼向东南飞去。他痴痴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鸟儿，托它为自己给远方的友人捎句话，请他所思念的人到了晚上不要把窗帷垂下。“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这样就可以让月光照进高楼，二人同时沐浴在明月的清辉中，互慰相思之情了。诗人的这一嘱托和想象十分新颖奇特，它以普照两地的月光作为互通相思的媒介，意境优美，感情深挚动人。后来唐代诗人李峤诗中的“他乡有明月，千里照相思”（《送崔主簿赴沧州》）、宋代文豪苏轼词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都与此有同工异曲之妙。

不难想象，诗人既托鸟儿传言所思之人夜不垂帷，那么他在入夜之后自然要早早尽情地领略明月的清辉了。正当他独步中庭、似有所盼时，一只玄鸟在夜空中飞过，仿佛专程从远方飞来告诉诗人话已带到。见了这种情景，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波澜，“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他急忙提起衣衫，在月光下来回走动，忘情得连步履也有些蹒跚了。他走着，想着；想着，走着，眼前好像出现了所思之人也对月叹息的情景，这使他流连忘返，难以自制。在这里，诗人充分驰骋了他的想象，不仅将鸟的晨飞与夜过巧妙地绾合照应起来，而且通过这种绾合和照应，以我为主地映现出两地相思之苦，使人读来浮想联翩，感叹不已。

诗的末四句直抒胸臆。前二句即景生情，诗人仰望夜空，浮云飘行，一日千里，而自己只能滞留一方，长期不能与所思念的人相会，心中悲苦无人可知。后二句表露心愿，陈述希望：“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琼树”相传生于昆仑流沙边，花食之可长生。“渴饥”形容相思情切，如饥似渴。《诗·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怒如调饥。”这二句诗既可理解为诗人盼望得到“所相思”赠送的琼树枝，以排解积久于心的相思之苦；同时也可理解为诗人自己得到琼树枝以赠“所相思”，了却长期思念的心愿。然而不管哪种理解，由于琼树枝与长生有关，这里都含有以双方健康长寿为安慰或祝愿的意思。

这首诗构思奇巧，言情含蓄。与《有鸟西南飞》主要写鸟不同，它涉及鸟的地方只有二处，安排在一前一后，一晨一暮，笔墨经济，却在全诗中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诗人的描写、想象和抒情均借此次第展开，结构章法寓于天然浑成之中，风格本色而朴直。

（曹明纲）

古诗·上山采蘼芜

无名氏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从《诗经》到汉乐府，都有一些反映弃妇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名篇，说明妇女婚后被无端遗弃，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诗经·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蘼芜”是一种香草，叶子风干后可以做香料。古人认为佩之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从“长跪问故夫”一语，不难想见“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同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好”，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先生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好，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的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她已作为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站到了读者的面前。再说，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本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

（吴汝煜）

古诗·穆穆清风至

无名氏

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衣裾。

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

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①

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

〔注〕 ①上：一作山，此从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褰（qiān）：把衣服提起来。

这是一首闺情诗，写的是：一个女子在风和草长的春天，痴情地怀念着远行在外的心上人。春色触发人们的怀远之情，这在闺情诗中有无数的表现，例如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其情绪的发动与此相似，虽然后两句出以怨责口吻，实在还是表示她的春心是由春风撩拨的。所以把女子的怀人之情称为“春思”、“春心”，真是合适不过了。这首古诗一开始就写出了人们的共感，叫人觉着清新可喜。如果将它放在闺情诗的序列里，它又是较早这样表现的，我们读着李白等人的作品，自然就想起了它。这里写这个女子的联想又是十分具体、细腻。春风吹动了她的罗衣裾，使她想起了对方的青袍，这是由此及彼的联想；青袍的颜色是青的，眼前的春草也是青的，眼前的春草在春风中舒展着，心上人的青袍也一定是在春风中飘拂着，这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联想。通过这些联想，对方的形貌就宛然在目，她得到了一种幻想的满足了。当然，这些联想的逻辑顺序在诗句间并未清楚展示，由“罗衣裾”到“青袍”、由“长条”再到“青袍”，其间的联结，是由我们读者补缀起来的。这就是诗的可味之处。这里以“春草”象喻“青袍”，也是很新鲜的，五代牛希济有一首小词《生查子》，其结尾两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大概是由此脱化而来的。

上面四句都是写这个女子的感情活动，可以叫“想”，下面四句写她的行动，也就是“望”。“朝登津梁上，褰裳望所思。”津梁，就是桥梁，也许当初她所怀念的人就是由此出发的，今日一早她就登上此地，提起衣裳久久瞩望，对远人她是多么思念啊，其心情又是多么焦灼啊。自然，她是望不到“所思”的。《诗经·卫风·氓》写女主人公望“所思”方位：“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这里没有写她的“泣涕涟涟”，而是写她的继续期待和追求，显得含蓄而温厚。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古代有一个男子叫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到时女子未来，河水暴涨，尾生不肯离开，抱着桥柱淹死了。这是宁死不负信约的典型。“皎日以为期”是句成语，古人往往指日为誓，以示信守。这两句是说：怎能像尾生那样坚守信约、如期而归呢！这两句有的解释为：“这是深怨‘所思’不可靠的意思。”恐怕未必。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热烈的期待，她是以尾生这样的钟情人期待她的爱人的。另外，“抱柱信”故事的引入也很自然，此地即为津梁，与故事的情境是一致的。

此诗可能为文人加工的民间作品。它即景起兴，即事发想，自然浅切，情态宛然，大概原本是“男女相从而歌”那种环境中的产物吧？

（汤华泉）

古诗·步出城东门

无名氏

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

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

这是一首早期的五言古诗，具有一种近于民歌的素朴风格，很耐人寻味。话不在多，意不在巧；平平淡淡地说来，却如一曲纯净的旋律，一往情深。

这首诗前后分为两段。前四句似乎是一直凝住在一点上；后四句却忽然开展，高飞于千里之外；仿佛晴空丽日，山河原野，都在怀抱之中，一步紧似一步。所谓一泻千里，略无沾滞。这凭空而来的力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李白《望天门山》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后二句自然是名句，然而得力之处又正在第二句上。江水浩浩东流，又生生的北折过来，这力量全在一个“直”字，全诗到此使人为之凝神沉默；而下两句的风流才得翩然无碍。一收一纵，原是文章的自然规律，但却难在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如此凝神沉默的时刻呢？“万木无声待雨来”！正是因为凝神到了极点，沉浸在毫无声息之中，所以“雨来”才有了极大的声势。一切结果都蕴藏在原因之中，而我们却往往只见到结果；一切发展都包含在一个飞跃的起点上，这便是我们为之凝神的时候。说到这里，这前面四句就反而成为全诗力量的源泉了。再看这四句，始终没有离开眼前这条路上，而只在这条路上产生了一段沉默的凝想。这是一段事实，却又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晏幾道《临江仙》词说：“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当时明月的皎洁岂不同于前日的风雪，而“故人从此去”自是从此归去也。一个如彩云般归去，一个在风雪中消逝；所不同的是明月彩云给你以清丽的陶醉，故人风雪常给你以深入的沉思；前者把美完全显示给你，后者则把它藏在古旧的大衣里。于是你更不能不深思沉默，这便是令人异常凝神的缘故。前日的路上已完成了一个故人的归去，这条路在完成了这人的归去后，便也随着那行人足迹的消失而消逝。至于今日的路呢，则还在未可知之数。所以“前日风雪中”正是连路全都埋在飘飘的积雪之中了。那么今日所见之路又岂是前日所见之路？我们对于这过去的留恋，正由于我们对于这完成的赞美；“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水还是这条水，月还是这个月，而司空图却才是真正解人。在一切变动发展中，诗人往往正是捕捉住那最凝神的一点。“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寒鸦匆匆地飞过，那日影又何尝能留得住？过去的总是过去了，却留下了这一点美妙的因缘；那么今日之路，还空在那里，怎能不令“我欲渡河水”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发了，又岂能不直飞而去？所以一渡河水，其实就已到了故乡；未说“高飞”，早已飞向远处。“河水深无梁”一句等于是把那弓弦再扣紧一下，这支箭便夭夭的直上晴空了。

前四句本是一段事实，却反而成为幻想；后四句原是幻想，却反而如此真实！艺术的真实性，在这里正依据着美的辩证法则，把平凡的语言，化为无尽的言说。

（林庚）

古诗·橘柚垂华实

无名氏

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了。

开头它就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橘柚挂满了美好的果实，但却生长在深山旁。前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看来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了：听说您喜好我的甘美，我就暗暗自个修饰起来。“君”，指某位享用者。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缊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说，人们倘若要了解我，还得凭借您作介绍啊。这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欣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这诗当是出身寒微的士人所作：他好不容易结识了一位显贵，委身于这位显贵的门下，期待引荐，但久不见动静，因而不免焦灼、怨望，作此诗投献，以期动其恻隐之心。这种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此诗在后代的诗坛上有一定的影响。鲍照《绍古辞七首》其一即模拟此诗，江淹《杂体诗·刘文学感遇》大半是化用此诗的语意，至唐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其七的“江南有丹橘”，也分明是这首古诗的遗响。这也见得此诗所揭橥的主题是带有较大的普遍性，易于感发人意从而为人所仿效了。

（汤华泉）

十五从军征

汉乐府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下沾我衣。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中国古代诗歌在其开端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特异的现象——抒情诗较为发展而叙事诗相对显得贫弱。《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作品为数很少。其他民族的文学，一般都可以追溯到长篇的英雄史诗，而这在中国早期，至少是不见于文字记载。标志着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叙事诗创作高潮的，是汉乐府民歌。正因为以前缺乏长篇叙事诗的传统，汉乐府中的叙事之作，通常都相当短小。

叙事诗而篇幅短小，必然遇到一个困难：怎样才能充分地展开情节、描绘人物？汉代的那些无名作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多采用了一种相当巧妙的方法：省略对整个故事过程的交代，把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犹如摄影作品，提供的只是一个瞬间，却包容了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剪裁之妙。如《东门行》、《艳歌行》等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而我们所要说的《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尤其杰出。稍作说明：本篇有时被作为“古诗”看待。但汉代的“古诗”和乐府诗，很难严格区分。许多曾入乐演唱的作品，后人因不知其原来的音乐分类，就笼统地称为“古诗”。《古诗十九首》中的好几篇，在有些记载中又被称为“乐府”，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开头“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起得很平，好像只是简单的事实交代。这里大概连夸张的成分都没有。因为古时士兵服役，常常是没有年限，或虽有年限，却并不严格执行的。许多人未成年就被征发，老得血也干了，骨也枯了，才被放回。《宋书》记载，沈亮曾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这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但正因为这两句起得很平，才格外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从十五到八十，整整六十五年，那就是一个人知事以后完整的一生啊！诗人似乎没有批评什么，但“八十始得归”一个“始”字，却已强有力地揭示了当时兵役制度的惨无人道。

在许多边塞诗中，我们可以读到立功塞上、博取功名，甚而垂誉青史的雄心。这当然不应该加以指责，但也需要懂得：这种雄心，大抵是所谓“良家”子弟、贵族少年才有的。对于出身贫寒、处于最底层的普通士兵来说，功名跟他们没有什么缘分，他们也很少存这份妄想。一天天地活下去，挨过天寒地荒、刀光剑影的岁月，活到能够还乡的一天，便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了。这位老兵好歹得归故里，一路上总是不断地梦想着亲人团聚的欢乐、晚年生活的安宁吧？可是，毕竟已经过去了六十五年，谁知道家中是个什么模样？父母或许已经不在人间，兄弟姐妹们大概也难以相识？所谓“近乡情更怯”，当他在途中遇到“乡里人”时，情不自禁地打听道：“家中有阿谁”——家里还有谁还活着？“乡里人”的回答，是那样一个无情的事实：远远望去，松柏之下，坟茔相连的地方，便是你的家！原来，家中的亲人早已尽入黄泉！

现在我们回到开头所说的问题：作者怎样对材料进行剪裁。六十五年的间隔，一面是从军的艰辛，以及艰辛中对归乡的盼望；一面是家庭的苦难，以及苦难中对游子的期待。这一切都不说，只说游子老去，白发如霜；亲故凋零，荒墓相累！这一幕，包含了多少凄凉！一个内涵无穷而感人至深的瞬间画面，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因为剪裁巧妙，所以作者在这短短的小诗中，也能作颇为充分的渲染，以增强故事的抒情效果。下面就写到老兵来到已经不成其为“家”的家中，只见野兔从往日留给看门狗进出的墙洞里窜入，野鸡在屋梁上扑翅飞起，庭院中长满野谷（“旅”是野生无主的意思），井台旁长满野生的葵草（一种可食用的植物）。可见这家院荒芜已久，很早就不再有人居住。老人采来野谷、野葵煮成饭菜，可是有谁陪着他一起吃？“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二句，正是写出生活对他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他从军归来，此生无多，唯一的希望，不过是过得几天平常人的生活，享受一点人所应有的天伦之乐，如今只剩孑然一身，以后的日子，将怎么过下去？饱经风霜、历尽艰危的老人，本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此时不觉悲从中来，难以下咽，出门东望，一片荒凉，使他不能不老泪纵横，湿透衣衫。如果说泪具有不同的感情分量，那么，这位老人的泪，大概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了。

这首五言诗，总共十六句八十字，不但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具体的人物活动，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文笔充裕，写得相当舒展，绝无局促气急之感，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关键就在于作者能够集中全力描绘最富有联想性、集中了各种矛盾的具体情景。而且，诗的语言朴实无华，纯用白描，不作惊人之笔，感情上具有内在的深沉。所以，这首诗虽然习惯上称之为民歌，但语言的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了。

（骆玉明）

古绝句

无名氏

藳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

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

此诗始见于徐陵《玉台新咏》卷十。据吴兆宜注，属汉代杂曲歌辞。因以四句为一首，形式颇似南朝文人习见的“绝句”诗体，因此徐陵将其选入集子时即题作《古绝句》，共四首，此为第一首。诗中写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而又运用猜谜语的游戏手法，显得扑朔迷离、饶有趣味。

“藳砧今何在？”思妇首先通过提问引出遐想。藳砧是农村常用的铡草工具。藳指稻草，砧指垫在下面的砧板，有藳有砧，却没有提及铡草刀—— 。 与夫字谐音，隐寓丈夫不在之义。少妇偶而见到丈夫在家时的劳动用具，兴起感触（民间以 联系夫，釜联系妇，皆与男女日常生活用具相关）。“今何在？”含有丈夫“昔曾在”的对照意义。过去丈夫即在此伴随自己，现在却物是人非。人何在呢？思妇目光本能地转向门外。

“山上复有山。”接写门外所能见到的只是“夜长路远山复山，”一片云山阻隔。妙在用两个山字重叠，既表述了实际所见，又天然合成一个“出”字，从而回答了上句所提的问题：丈夫已经远出。离愁难遣，语中透情，当然迫切望他归来，因此思妇立刻焦急地提出归期问题。

“何当大刀头？”又用隐语作了暗示：丈夫此行乃是佩刀出征。更由刀头的“环”，引出期待丈夫还归的联想。《汉书·李陵传》中记汉使任立政曾以手抚刀环示意李陵还归，可见汉代早有这一隐喻。

“破镜飞上天。”少妇以揣拟作答。“破镜”暗含夫妻分别之意，在托名东方朔所著《神异经》中即有此喻。此外，破镜是圆镜破而为二，象征圆月之半，故又有“月半”的含义。这时少妇仍是触物生情。她看到妆台的明镜，联系到夜间月亮，顿发奇想，希望当月半到来、一轮皓月飞升天空的时候，能够人月同圆。日期坐实在月半，似乎相当具体，但究竟是何月月半呢？却又并未确定。所以这个答案多半还只是思妇的一厢情愿，只是她独自在那里“忆归期，数归期”，“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来。”至于她切切盼夫归家的心声，究竟能否传达到，这只能在语意惓惓未尽之处，留与读者想象。

诗歌虽短，却通过思妇想念征夫，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室离散之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结构上，诗歌通过设问方式，四句中两问两答，既显得简明轻快，又造成起落转折。这种方式，后代颇多摹拟者。此外，诗歌运用谐音（一、三句）、离合（二句）会意（四句）等民间惯用的艺术手法，也增添了诗歌的含蓄和风趣。这首诗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也很大，王昌龄《送裴图南》：“漫道闺中飞破镜。”李白《代美人愁镜》：“藳砧一别若箭弦。”《渡荆门送别》：“月下飞天镜。”这些句子，都是援用或活用了本诗的词语。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写闺妇因月照“妆镜台”、“玉户帘”、“捣衣砧”而引起思夫之情，更是从本诗中得到启示，化用并扩展了其意境。

（童明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