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原诗略）
郭沫若
《凤凰涅槃》（载1920年1月30日、31日《时事新报·学灯》），以其象征形象的美妙以及这一形象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审美要求的特色而受到称赞。尽管诗人在写作这首诗前曾了解东西方关于凤凰的传说，尽管他给这首诗加的副标题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意即凤凰的喜剧），但诗中的凤凰，并不来自希腊，也不仅来自“天方国”（即阿拉伯），它更是从我们民族的传统里起飞的。他们自焚的丹穴山，不正是从《演孔图》（《凤凰涅槃》短序作“《孔演图》”，误。）、从《山海经》的记载演化出来的吗？丹穴山上的梧桐和醴泉，不也是据《庄子·秋水》关于鹓鶵（凤凰之属）“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饮”的说法而设想出来的吗？他们的“即即”“足足”的鸣声，本自《广雅》，他们死后再生、生而不死，则在我国民间有类似的传说，至于把凤凰作为光明、幸福、爱情的象征，据学者的研究，更是我们民族从古至今的传统了。郭沫若的凤凰，正是诞生在我们民族的传统里，因而能被人们所接受。群鸟的形象及其所象征，除了孔雀是唯一的例外，其他也都同样符合我们的民族心理和审美习惯。在诗中，凤凰的形象有双重的象征：既象征祖国的新生，又象征自我的新生。类似的运用，当然不自郭沫若开始，唐代诗人杜甫在《朱凤行》里就以凤自比，在《凤凰台》里更以凤凰象征唐室的中兴。《凤凰涅槃》当然不是对杜诗的模仿，甚至也不是受杜诗的启发，但这种类似，说明它和我们民族传统有着相当深刻的联系。从凤凰的双重象征，可引申出多重意义：既诅咒旧中国的毁灭、预言新中国的诞生，又塑造了一个焚毁旧我、创造新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间，还贯穿着弃旧图新、日新又新的深刻哲理。这些，反映着“五四”时代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进步理想与献身精神，对于今天、乃至将来人们的革新、创造仍然会有鼓舞作用。《凤凰涅槃》美好的形象蕴含着深刻而有魅力的思想。
《凤凰涅槃》的形式，吸取了外国自由体的优点，也融合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体现着自由体的民族化。这民族化的自由体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简单地说是既“自由”又有“规律”。就其“自由”而言，全诗没有固定的格律，每一节诗或押韵、或不押韵、或换韵、或一韵到底，都不固定；组成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顿数，也都不固定。然而，“自由”却不散乱，仍有某种“规律”使其统一。首先体现在节奏方面，每一诗节都力求在节奏变化中保持和谐。《序曲》第三节共8行，节奏由二顿和三顿的反复交替构成，这交替是有变化的，从“2、3、2、3”的交替变为“2、2、3、3”的交替。在统一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和谐，不仅这一节诗如此，整个《序曲》，整篇《凤凰涅槃》都是如此。其次还体现在押韵方面，外国的自由诗是不押韵的，以《女神》为代表的“五四”自由体诗是押韵的，《凤凰涅槃》当然不例外，这正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而且押韵的方式，也是向我国古典诗歌学习的。采用偶数句押韵，不少诗节是一韵到底，并力求使韵脚与内容配合得当。正因为《凤凰涅槃》在形式上是自由而不散乱，努力从节奏、韵律上求得统一，这就使它抑扬顿挫、回环往复、音韵和谐，具有很强的音乐性。
《凤凰涅槃》是首抒情长诗，歌唱一个神奇的故事。它始终热情澎湃，气势磅礴，故事的展开又井然有序，这恐怕要归功于它的结构艺术。正如朱湘所说，诗人很注重“诗章”。在它的五次修改中，就曾牵涉到结构上的变动，这说明诗人在这方面是颇费心思的。尽管以后的修改使全诗更加严谨，但它的总体结构却在最初发表时就确定了的。全诗分为《序曲》《凤歌》《凰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五个诗章。这五个诗章组成三个场面：《序曲》为第一场面，即凤凰准备自焚的场面，是全诗情节的开端；《凤歌》《凰歌》《群鸟歌》为第二个场面，是凤凰自焚的场面，描写凤凰悲壮的歌舞，更以群鸟的丑恶、渺小来衬托凤凰的崇高与庄严，是情节的发展；《凤凰更生歌》为第三个场面，是凤凰更生的场面，两个美的精灵在欢唱、在舞蹈，是情节的高潮。这三个场面的联系很自然。第一个场面最后的“凤又舞，凰又唱，一群的凡鸟，自天外飞来观葬”，领起第二个场面的三个诗章；第三个场面一开始先安排题为《鸡鸣》的三节诗，表示“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凤凰更生”，而后才出现《凤凰和鸣》，高唱自我更生与宇宙更生的欢歌，这就使第二个场面与第三个场面衔接得天衣无缝。总之，全诗严密的结构，把浓烈的感情和故事的展开有机融合着，把抒情性和叙事性巧妙地结合着。
（陈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