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原诗略)
郭沫若
《凤凰涅槃》(载1920年1月30日、31日《时事新报·学灯》),以其象征形象的美妙以及这一形象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审美要求的特色而受到称赞。尽管诗人在写作这首诗前曾了解东西方关于凤凰的传说,尽管他给这首诗加的副标题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意即凤凰的喜剧),但诗中的凤凰,并不来自希腊,也不仅来自“天方国”(即阿拉伯),它更是从我们民族的传统里起飞的。他们自焚的丹穴山,不正是从《演孔图》(《凤凰涅槃》短序作“《孔演图》”,误。)、从《山海经》的记载演化出来的吗?丹穴山上的梧桐和醴泉,不也是据《庄子·秋水》关于鹓鶵(凤凰之属)“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饮”的说法而设想出来的吗?他们的“即即”“足足”的鸣声,本自《广雅》,他们死后再生、生而不死,则在我国民间有类似的传说,至于把凤凰作为光明、幸福、爱情的象征,据学者的研究,更是我们民族从古至今的传统了。郭沫若的凤凰,正是诞生在我们民族的传统里,因而能被人们所接受。群鸟的形象及其所象征,除了孔雀是唯一的例外,其他也都同样符合我们的民族心理和审美习惯。在诗中,凤凰的形象有双重的象征:既象征祖国的新生,又象征自我的新生。类似的运用,当然不自郭沫若开始,唐代诗人杜甫在《朱凤行》里就以凤自比,在《凤凰台》里更以凤凰象征唐室的中兴。《凤凰涅槃》当然不是对杜诗的模仿,甚至也不是受杜诗的启发,但这种类似,说明它和我们民族传统有着相当深刻的联系。从凤凰的双重象征,可引申出多重意义:既诅咒旧中国的毁灭、预言新中国的诞生,又塑造了一个焚毁旧我、创造新我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其间,还贯穿着弃旧图新、日新又新的深刻哲理。这些,反映着“五四”时代精神,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进步理想与献身精神,对于今天、乃至将来人们的革新、创造仍然会有鼓舞作用。《凤凰涅槃》美好的形象蕴含着深刻而有魅力的思想。
《凤凰涅槃》的形式,吸取了外国自由体的优点,也融合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体现着自由体的民族化。这民族化的自由体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简单地说是既“自由”又有“规律”。就其“自由”而言,全诗没有固定的格律,每一节诗或押韵、或不押韵、或换韵、或一韵到底,都不固定;组成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顿数,也都不固定。然而,“自由”却不散乱,仍有某种“规律”使其统一。首先体现在节奏方面,每一诗节都力求在节奏变化中保持和谐。《序曲》第三节共8行,节奏由二顿和三顿的反复交替构成,这交替是有变化的,从“2、3、2、3”的交替变为“2、2、3、3”的交替。在统一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和谐,不仅这一节诗如此,整个《序曲》,整篇《凤凰涅槃》都是如此。其次还体现在押韵方面,外国的自由诗是不押韵的,以《女神》为代表的“五四”自由体诗是押韵的,《凤凰涅槃》当然不例外,这正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特点,而且押韵的方式,也是向我国古典诗歌学习的。采用偶数句押韵,不少诗节是一韵到底,并力求使韵脚与内容配合得当。正因为《凤凰涅槃》在形式上是自由而不散乱,努力从节奏、韵律上求得统一,这就使它抑扬顿挫、回环往复、音韵和谐,具有很强的音乐性。
《凤凰涅槃》是首抒情长诗,歌唱一个神奇的故事。它始终热情澎湃,气势磅礴,故事的展开又井然有序,这恐怕要归功于它的结构艺术。正如朱湘所说,诗人很注重“诗章”。在它的五次修改中,就曾牵涉到结构上的变动,这说明诗人在这方面是颇费心思的。尽管以后的修改使全诗更加严谨,但它的总体结构却在最初发表时就确定了的。全诗分为《序曲》《凤歌》《凰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五个诗章。这五个诗章组成三个场面:《序曲》为第一场面,即凤凰准备自焚的场面,是全诗情节的开端;《凤歌》《凰歌》《群鸟歌》为第二个场面,是凤凰自焚的场面,描写凤凰悲壮的歌舞,更以群鸟的丑恶、渺小来衬托凤凰的崇高与庄严,是情节的发展;《凤凰更生歌》为第三个场面,是凤凰更生的场面,两个美的精灵在欢唱、在舞蹈,是情节的高潮。这三个场面的联系很自然。第一个场面最后的“凤又舞,凰又唱,一群的凡鸟,自天外飞来观葬”,领起第二个场面的三个诗章;第三个场面一开始先安排题为《鸡鸣》的三节诗,表示“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凤凰更生”,而后才出现《凤凰和鸣》,高唱自我更生与宇宙更生的欢歌,这就使第二个场面与第三个场面衔接得天衣无缝。总之,全诗严密的结构,把浓烈的感情和故事的展开有机融合着,把抒情性和叙事性巧妙地结合着。
(陈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