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我的母亲！
郭沫若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处，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顾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① ，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宇宙中的一切的现象，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缥缈的天球，只不过是你化妆的明镜，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我们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彩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赠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来，
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你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1919年12月末作
选自1920年1月6日《时事新报·学灯》
〔作者原注〕 ① Prometheus，即普罗美修士，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之神。他曾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人间，因而触怒天帝，被缚在高加索司（Caucasus）山上，每天受着鹫鸟啄肉的苦刑。
郭沫若在这首诗中强调人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之子，除大自然之外，再没有一个创造了大自然的人格神（上帝），所以他在诗中写道：“地球，我的母亲！/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但郭沫若对这种自然观的兴趣，主要是他用以作为五四时期反对偶像崇拜的武器。后来他在《孤竹国君二子》中，又借伯夷之口，对偶像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人形的上帝是私有制产生以后由“专擅的魔王”捏造出来的。正是这些专制魔王把自己神化，才“制造出许多礼教，许多条文”，要求人民“柔顺”“忠诚”“尊崇名分”和“牺牲”。他认为这一切“虚伪的人皮”，应该剥除个干干净净。如何才能彻底干净地剥除呢？诗人认为“只有回到自然中来”，像原始人那样，作为大自然的一员（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限），才能没有争夺，没有私欲，实现真正的心灵的解放，这就是《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描绘的那种乐园，在那里，工人、农民、草木、蚯蚓都成为摆脱了暴力和私欲的平等的、自由的兄弟。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自然观，而是社会理想了，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泛神论的想象范畴，实际上已渗入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观念。卢梭认为，在文明社会以前，存在着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自然人，生而具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制的产生是不平等的根源，科学艺术的发展则使道德败坏。卢梭认为只有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才是人性得到解放的途径。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歌唱的正是这种摆脱了封建权威、偶像和教条束缚的，“自由的、随分的、自主的、健康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自然也不完全是卢梭天赋人权的境界，这里还有郭沫若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泛神论在他的诗里是和泛个性论相通的。但是这种泛个性论又由于受到日本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强调工人、农民的伟大，因而他把工人比作“全人类的Prometheus”，把农民比作“全人类的褓母”。在这首诗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某种个性的自我批判色彩。“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这一节后来曾被删去。其实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个性解放的特征，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个性解放不像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样狂热地自我扩张，它在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崇拜的同时还有自我批判、自我抑制的成分。这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折光。
这首诗经过了70年的历史考验，比之五四时期其他著名诗人的新诗，更显得具有艺术的生命，这是由于郭沫若，在抒发浪漫主义的激情的同时，为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的艺术境界。正是郭沫若，不但把浪漫主义者的信条“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从日本的博多湾带到当时中国诗坛，而且把浪漫主义者在理论上十分强调的诗的想象在创作上付诸实践，从而为我国新诗艺术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前后，在新诗领域中发生的革命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诗行形式的革命，也不能表面地当成某种思想革命，诗作为一种想象的艺术，它更深刻的是一种想象的革命。
当年在胡适打破了脱离生活的旧的形式枷锁之后，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一批年青诗人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抛弃一切传统诗艺的规范，以为只要把真实的生活，用自由的句法，分行排列起来就是诗了。但是活生生的生活罗列并没有产生活生生的艺术。这很快引起了新诗的反对者与怀疑者的不满，就是在新文学阵营当中也激起了反感。就连起先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胡适也不能不嘲笑那“棒子面一根一根往嘴里送”的新诗了。正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异军突起，不但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激情，而且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想象。
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主要表现为既不像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那样简单地被动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像胡适及所谓“小诗”的作者那样，把抒情艺术变成表现理性智慧的形式。在郭沫若笔下，自我与地球的关系，并不是现实的自然关系，相反的，郭沫若超越了这种关系，使之成为母亲与孩子的情感关系。这正是郭沫若艺术想象的起点。由此出发，郭沫若大胆地把地球人格化了，使自然现象的因果从属于人格化的表现，在想象中让纷纭的自然现象之间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因果。太阳和太阴（月亮）成了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雷霆成了她呼吸的声威，雪雨成了她血液的飞腾，这一切不但使想象的色彩瑰丽，引起读者的惊异，而且使想象统一，避免芜杂。因而郭沫若的这首诗，虽然相当长，但总体形象却颇为单纯。
造成这种艺术上单纯的原因，还在于郭沫若把地球母亲与自我的关系也在想象中单纯化了，目的化了。地球母亲的一切都是为了自我享受自由的生命：天降甘霖，成为地球母亲育儿的乳汁，地球上的一切声音，都是母亲育儿的歌声，一切浮动的生物，都成为安慰孩子的舞蹈，而地球运动不息的灵魂同时也是诗人自我的灵魂。在五四时期，新诗处于草创阶段，几乎没有一个诗人能像郭沫若这样，用一个形象核心，在想象中来统领一切变体，用一种想象的情感因果统一现实的纷繁的因果，也没有一个诗人能像郭沫若这样把丰富的意象和情绪如此精致地组织在一个有机的层次井然的结构之中。这充分说明郭沫若不但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对于自己的想象有巨大的制衡的气魄。
（孙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