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自白（原诗略）

张志民

顾名思义，《梦的自白》（载《诗刊》1986年第9期）便是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梦。

梦是个人的潜意识活动，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大约总属于“私有财产”。如果主人不公开它，他人便无从知晓，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的梦，被带进了“坟墓”，而我这个“幸运儿”，偏偏赶上了一个讲“透明度”的年代。时间让出一道夹缝，允许我挤进一个镜头，作一次个人内心世界的曝光。

我并不想把那些可怕的梦境留在人间。然而，它又确是一部使后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接受的历史遗产，像西安的兵马俑一样，像北京的紫禁城一样，不管你把它们称作“名胜”还是叫作“罪孽”。总之是历史的写真，它们告诉人们，那么浩大的工程，只靠皇帝孤家寡人是建造不起来的，跪倒在地上的众生们，恰恰就是建造它们的奴隶。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世界东方的造神运动，并不是一本《历史的审判》就可以宣告“剧终”的。正是出于这些想法，我写了这首诗，写了这出“戏”，写了产生这出戏的历史条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剧作家”，而是作为剧中人出现在这座舞台上，如果问我的意愿，无非是本诗的题句：“为着子孙的安宁，不能不记下这段荒唐的历史。”

梦，这个字，这种手法，在文学作品中，本来是常用的，古人用之，今人用之，可以以梦喻美，也可以以梦喻恶。在历代作品中，有些因不敢直刺现实，便不得不以梦代之，而《梦的自白》这首诗却不是这样。应该说，它是梦，是真正的梦，又是真正的现实，倘若把那令人颤栗的曝光放入显影剂中，你会惊讶地发现，凝成那些诗行的，原来并不是墨水，而是血滴！

1968年的5月，我作为“政治犯”被戴上手铐投进监狱，关入单人牢房，在那口“水泥棺材”里过了四年的非人生活。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光，即便是进高等学府，念完大学的全部课程，也不过是四年时间。当然这四年不是在那里读书，而是在那里受刑。在那间闻不到半点人味的牢房里，严冬我把一张张手纸塞进囚衣御寒，酷暑我爬在铁门的缝隙间，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以此支撑那个多病的身体，可怜的生命，我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而感到惊讶，多难的祖先，偏是为他们的儿孙造就了一身会受罪的骨肉，我没有被整死，不仅未被整死，而且一切如故，正如我在《自赏诗·遥寄妻儿》中所写：“本性难移人依旧，千日斋饭未成佛。”

是靠了什么活下来的呢？在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梦。

梦，是谁人都做过的，只是所梦各有不同，弗洛伊德先生为梦还写过一部大书，叫作《梦的解析》。现在，他如还活着，也无法解析我做的这种梦。我做的是一种噩梦。常做噩梦，对常人来说，是病态的表现，而我却不把它看作是病态，恰是我的正常生活，试想：上帝如果不造梦，我们该怎么活？如果不是那许多梦，我满腹的疑团该向哪里去发问？我在梦中去寻求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自我发泄，就叫它作“阿Q精神”也罢，在那种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的荒唐时代，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寻找一点精神的平衡。

就这样，我做了那些梦；就这样，我写了《梦的自白》，人们常常说：十年浩劫是“一场噩梦”。可见，那些梦也并非为我自己所独有，“文革”已过去一些年代了，人们渐渐从那场梦中醒来，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醒来了，就连我自己，一位写《梦的自白》的诗人，也从不敢说到底清醒到了什么程度，而梦中的许多提问，仍在等待历史的回答。

至于这首诗的艺术结构、语言、风格，我想还是请读者朋友自己去体会吧，文无定法，诗也没有法定的格局，而且依我写诗的习惯，也不大在技巧上去作过多的推敲，比较着眼的是自然、朴实、真诚，像密友之间的倾谈一样，去掉那些应酬式的寒暄、礼节性的客套，开门见山，只讲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忌匠气、求质朴，讲实感，抒真情，在万紫千红的诗坛中，这也权且充作一种诗风吧。 （张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