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集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冯至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选自《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版
冯至的《十四行集》收有十四行诗二十七首，1941—1942年间作于昆明。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二首。
“十四行”是一种具有严密格律的抒情诗体，最早出现于意大利，16世纪传入英、法等国，产生了几种变体。欧洲不少著名诗人都留有十四行诗的名篇。这种诗体意大利文为Sonetto，英文、法文为Sonnet，20世纪20年代初传入我国时有人译为“商籁”，故又名“商籁体”。一些新诗人曾先后作过尝试和探索，一般认为冯至的《十四行集》最为成功，李广田称之为“沉思的诗”，朱自清认为它“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新诗杂话》）。
这时的冯至，早年的苦闷和忧伤虽不曾被光阴完全剥蚀，但似乎流入了记忆的深处。诗人近不惑之年，感情变得深沉了。他的精神触角伸入天地间遨游，领悟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变化，探求人生奥秘的哲理性，把思考的结晶融入十四行体诗内，诗风完成了从早期的抒情哲理化到这一时期的哲理抒情化的转化。
这首诗涉及生死和时间观念。曾经深刻影响过冯至的里尔克说过：“不能计算时间，年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艺术家是：不算，不数；像树木似地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勇敢地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怕后边没有夏天来到。”（《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此诗简直就是里尔克的这一生命体验的延续和深入，甚至于象征人生的“树木”，也被冯至作为主干意象之一，移栽进了诗行：“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冯至的创造在于，他隐去了人生的春和夏的出场（反以“树叶”和“过迟的花朵”稍稍透露了这一信息），诗一开始就从秋入手，一直写到冬。冯至将生命的奉献和抗争作为诗的背景材料，他着意刻画的是人生的秋天和冬天，是对这一段生命历程的深刻体验。诗人从宽厚的肩上抖落收获季节，让它沉入大地，去滋补新的生命。他严峻地面对着秋之后的冬，面对着和严冬一起到来的死亡：“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心底涌起的是极度的平静，是平流归海的从容。这种人生境界的表现，诗人全然凭借具象化的描写，纵然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涂抹诗行，但却无生硬的主观情绪和知性的直接显露。他让树木的树叶和花朵交给秋风，他遣蜕化的蝉蛾把残壳丢在泥里土里，他使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诗人勾勒出自然万物生死转化的轨迹，暗含和对应着人的整体生命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进程。这种生命的历程和物种的传递通过诗的起承转合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诗的每一节的结句都是和下一节的首行手足并连，仿佛在进行一场生命进化的接力赛：一棵棵（第一节）——（树木的）树叶和花朵（第二节）；蝉蛾（第二节）——（蝉蛾的）残壳（第三节）；歌曲（第三节）——歌声（第四节）。诗人的哲理思索是动态的，意象清晰而具有透明感，诗人的生命意识贯穿始终，结尾更是如冰山浮出大海：“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生命在时空交汇里与万物俱在，生生不息，在刹那间凝为“青山默默”般的永恒。（戴达）
十四行集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冯至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
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
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
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
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
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
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
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
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选自《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版
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诗。冯至在诗中通过“瓶把住水”“风旗把住风”，以及“诗把住自己的‘思、想’”这样一系列从具象到抽象、从经验到思辨的递进式“把住”关系的演绎与呈示，从哲学的层次展示大千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相互关系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诗人首先从自己熟识的经验中提炼并内聚于一组组对应的范畴关系：瓶与水，风与旗，最后落实在诗与思想的范畴关系，让我们随着他的目光与思绪由具体感性的事物而渐次进入知性的领域。
作为一首哲理诗，诗人很好地把握住了内在的思与外显的情与形的关系。冯至的诗歌特别在意思、情、形三者关系的处理。这使得这首诗避免纯粹哲学化、思辨式的演绎方式，避免了说明的诗、概念的诗的可能。作为这样一种风格的诗，当然要有“思的逻辑”。但是，他的诗的结构的整体落点无论是在情上还是思上，推动诗歌发展的力点始终不失情的波澜与意象的营造。例如第一节中水瓶的有形与泛滥无形的水的“定形”关系是整首诗歌的逻辑推演的关节点。从水瓶过渡到第二节的风旗，内在关系的耦合力是风旗属性中的逻辑思维部分，是它的知性成分。并且，这种知性成分恰恰是即将展开的内容的关键推力，即风对旗的“定形”关系的认知是基于经验，并且通过意象来呈现的。
第二节不仅仅是第一节关系的重复，它通过对“形”的主体的悄悄地置换，将一个概念在逻辑关系上演绎成另一个概念。这样，新概念里的新内容、新属性就是一种新发现的知识，认识随即发展、深化。风旗比水瓶丰富的东西是对“定形”概念认识的深化。水的“定形”的多样化取决于瓶的形状的多样化，并且“泛滥无形”的水能够被瓶“定形”。而风旗虽然不能套用对水的瓶那种“定形”方式，但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通过风旗变化不定的形状却可以知道风的力量与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旗是不是也可以把住“把不住的”风呢？道理深入浅出，思绪丝丝入扣，形象细致入微。由这两个“把住”关系的铺垫，最后由风推演出更加复杂“无形”的诗与思想的“把住”关系：“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从而诗人不动声色地用一种相当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诗歌中复杂与微妙的重要观念。
整首诗虽然有着概念的逻辑推演，但同时并存着以诗歌意象作为基本元素和以想象为支撑的形象思维方式。意象亲和，逻辑清晰，既体现出诗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又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从思想到形式都受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之九）》的启发，录一段以备参照：“纯粹是无法说出的事情……/漫游人从山坡上带回山谷的/不是一把无法说出的土，而是/抓到了一个词，纯净的词，那黄蓝色的龙胆花……”冯诗采用引进的“四、四、三、三”结构的十四行体，冯至赞同李广田的说法：“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的结构模式，特别适合表现这种既有情的波澜起伏，又有思的逻辑的层层推演的哲理诗。
（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