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 - 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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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土中国(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贺雪峰 著
策划编辑:曾健
责任编辑:王建君
修订版自序
贺雪峰
一
2003年出版的《新乡土中国》,是我2001—2002年所写农村调查随笔的汇编。1998年至今,我每年都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农村调研,写《新乡土中国》时,刚学做农村调研,累计调研时间不足300天,且调研主要集中在我家乡的湖北荆门地区。到现在,我驻村调研的时间早已超过1000天了,几乎在除边疆地区的全国所有农村地区都进行过调研,且我所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3万个工作日,几乎每个时间段都同时有10人住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户家中做调研,可以说,现在我和我所在学术团队对农村的认识与写作《新乡土中国》时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深化。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不过,过了这么多年,我突然明白我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并不只是想沾费老的光,而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正是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正是“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个道理,我在2003年所写《新乡土中国》后记“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一文中已有表述。现在看来则是,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面,中国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全球化背景下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撑了“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是指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从而使农民家庭可以轻松过上“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老年父母在家务农,不仅可以获得务农收入,而且有房住,有副业收入,有邻里亲朋和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有社会关怀。在家务农,消费较少,空气清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务农收入足以解决全家温饱之需,务工收入就可以储蓄下来,用于购买奢侈品,用于下一代的婚嫁,等等。反过来则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可以让“中国制造”在全球化中具有强大竞争力,从而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支撑“市场中国”的快速扩张。
不仅如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进城失败后返回家乡的可能。发生经济的或金融的危机,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人口失业,失业农民工可以返回家乡。正是进城农民可以返回家乡,使城市发展更可持续,中国经济更有能力抵挡各种危机的侵袭,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中国”更具有发展的持续性。返回农村,为农民提供了选择机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这不能不归功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可以返乡的制度安排。今天中国农民的村庄生活质量,要远好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温饱有余,有住房,有邻里,有情甚至有义,有根,有归属。
也就是说,正是稳定的农村,为中国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称为“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也就是新的“乡土中国”吧!
二
2003年出版《新乡土中国》时,我调查的地区比较少,时间也不够长,对所写乡村基本上是一个静态观察。2003年以后,随着调查区域的扩展,尤其是调研时间的拉长,对中国乡村的理解有了很大深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因为历史、地理、生态等等原因,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我在调研中逐步发现,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区域,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区域差异的理解。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几乎同时在三个层面发生巨大改变:一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二是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之前一直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比如宗族和农民家庭),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快速解体,形成了农村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一直构成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开始丧失,出现了农民价值之变。这三变几乎都是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三变恰好发生在2000年前后,这样,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具体的时空下面理解新的“乡土中国”。
反观费老的《乡土中国》,非常有趣,就是《乡土中国》对中国乡村的描述,也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无时间,是因为费老所观察的1940年代的乡村还未发生如2000年开始的真正巨变;无空间则是,费老将中国乡村当作了一个整体,是对他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中国农村理想类型的描述,这个理想类型,一半来自费老对农村的有限调研,一半来自费老对中国传统的有限感悟,一半来自对西方社会的有限理解。三个“半通不通”,写出了一个融会贯通的《乡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中国》真是天才式的作品。
2003年以后,我继续在全国农村调研,又恰逢中国农村以上三大历史性巨变,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因此有了更加明确清晰的时空概念。2003—2007年的调研成果集中在我的两部专著《村治模式》和《村治的逻辑》中;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大型调查,主编出版了一套16册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2007—2009年的调研则收入到《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中。
2003年以来的调研和思考大致有四个方面的进展:第一,为2003年出版《新乡土中国》中缺少时空特征的中国农村定位,本次修订,我将努力加入自己最近10年对农村新变化的观察。第二,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对农村现象的描述相对朴素,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思考,之前的观察大都有所深化。本次修订,我希望对每个旧主题的思考都有所进展。自己以为,10年的努力是形成了明显学术积累的。第三,10年来,逐步形成了认识和观察中国农村乃至进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和方法。第四,10年中,我们还逐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默契且人数也不算少的学术团队。
我以为,经过10年的努力,修订的《新乡土中国》可以呈现出比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要成熟的关于中国乡村的描述和理解,且这样的描述与理解可以构成与费老《乡土中国》的承继关系。早在2006年,我们学术团队就自称要继承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修订《新乡土中国》就是这个学术继承的努力之一。
三
为了保持2003年版《新乡土中国》的完整性,与出版社商议,本次修订保留了原版的全部文字、体例和结构。原版分六篇,另加苏力教授所写“序言”,一篇结语,一篇代跋,一篇后记,共有68篇文字。本次修订,六篇正文中的64篇文字,每篇都在原文之下加上了修订关键词和修订内容,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补农村新变化;二是增补我对农村的新理解。每篇修订内容字数,短则几十字,长则数千字。这样,修订后的《新乡土中国》,每篇就由原文+修订组成。再过10年,《新乡土中国》也许会出第三版,每篇再加上第三版修订内容,且每篇修订既包括对农村新变化的观察,又包括我对农村新理解的阐释,则第三版的《新乡土中国》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对中国农村“由盛到衰”的切身观察——再过10年,也许是20年或30年,中国的城市已经比较强大,农村不再可能也不被需要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发挥作用,中国因此不再是一个“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了!
最近10年对农村的观察,有很多是在2003年前未曾注意的方面。也就是说,《新乡土中国》一书中,缺失了一些对中国农村的重要观察,此次修订也就难以弥补这种缺憾。好在2010年出版的《乡村社会关键词》一书收录了大部分《新乡土中国》未曾关注到的内容。《乡村社会关键词》分为七章,分别是:农民收入与消费,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婚姻与家庭,价值与信仰,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农民行动单位,理性与理性化。从以上所列目录看,《乡村社会关键词》绝大多数讨论都扩展到了《新乡土中国》的范围之外。在《乡村社会关键词》的后记中,我说“本书可以看做是《新乡土中国》的续篇”,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也许在读过这本修订版《新乡土中国》之后,可以再找《乡村社会关键词》来读一读。
四
从刚过30岁时写《新乡土中国》,到现在40多岁修订《新乡土中国》,真是感慨万千。人生短暂。写作《新乡土中国》的记忆历历在目。修订《新乡土中国》,原本是准备作为一件大事来做,没有想到,修订的速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从2013年1月10日开始修订第一篇“半熟人社会”,到2013年1月20日修订完最后一篇“大理论与中观理论”,也就花了10天的时间,而且这10天时间还处理了各种杂事。之前17万字的小篇幅,变成现在33万字的中篇幅。修订进展远快于我的预料,我想不是我不够严谨,而是这10年我一直都在琢磨着《新乡土中国》所提出问题的原因吧。有时我想,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只要自己真正提出过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挥之不去,这些问题就会在自己头脑中持续地发酵成长,乃至终有一天会成熟。有时我们为了严谨,而不敢提出问题,怕提错了问题。其实,提错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早成熟,而让自己的问题得不到成长的机会。费老写《乡土中国》时也才30多岁,如果今天中国40多万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敢于像费老那样不怕出错地提出问题,持续地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热烈的夏季也就立马会到,硕果累累的成熟的秋季也就不远了。
2013年4月16日晚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副五楼
序
苏力
一
这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著作。
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作者追求理解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甚至在文字风格上也追随费老的《乡土中园》,简洁却细致,深入却不深奥。尽管作者自己称“费老是在更抽象层面上理解……”而他的则“是在具体农村调查中形成的一些随感”,但我还是认为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比理论更发人深思。因此可以让有志于中国学术的研究者看到中国社会中蕴藏着的理论资源,可以感到生活对学术敏感、自信和创造力的需求,看到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可能。
如今有不少人对研究中国农村或农民问题有误解,以为这只是一个比较土、没有多少也不需要多少社会科学理论的领域而已;认为如今都WTO了,同世界接轨了,因此只要研究“学术前沿”问题就行了;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不前沿了,甚至是思想不开放,学术视野狭窄的表现;当然也有人认为研究中国农村就是要替农民说话。其实这是无知,是不懂得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表现。
本书作者确实非常熟悉中国的农村生活。但是,我敢说,仅仅熟悉农民或农村的人,甚至有文化的人,都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因为作者是有学术关切的。细心者完全可以从书中看出作者的理论功底:他不仅对当代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熟悉,而且对国外的一些理论也颇为熟悉;他熟悉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这本书融会了多学科的知识。但是作者的优点是不求张扬所谓的理论,不把理论——其实是各种名词——都摆到外面来;他只是在分析问题本身,关注问题本身,而理论只是作为理解、分析和组织材料的工具。学过理论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理论,不了解某些理论的读者也会感到很有意思,因为生活是最有意思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懂了理论,懂得了理论的用处,在此基础上也才有可能发展理论。
我喜欢这样的著述和文字。这样说,是因为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都有学术的宏图大志,希望能够走向世界。但是在我看来,不少人可能都对理论创新有误解,以为只有外国人的理论才是理论,因此理论就是要进口许多大词、新词,而这些词在中国当下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并不清楚,甚至以为高深的理论就是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或者连自己也不懂,或者理论就是让一套语词以及与之伴随的亢奋情感牵着自己走。在这些人那里生活世界成了理论的装饰,因此他们的理论也就仅仅成了一种装饰。我认为这是一条歧路,尽管最终的判断还要等着学术市场来作出。贺君不是这样的人,是不信邪、有主见的人,是不唯书的人。
这是因为作者的学术关切是出自对中国社会、对人的关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湖北为基地,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追求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那些人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却具有学术意味的细节。作者虽然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的;他的研究以社会改造为导向,但是他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他的努力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的。其实,如果从求知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进落后之分别的,落后的只能是学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观察、理解生活中的问题是回答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理解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读书、读“先进的”理论书完成的。必须面对生活本身,让生活的问题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开。理论仅仅是一套工具,把引发你关注的似乎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勾连起来。
也正因为关切的是中国社会和农民,而不是意识形态,作者也就不追求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立场,一个代表“弱势群体”说话或所谓“说真话”的道德立场。这也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实话,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仅仅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最重要问题,甚至可能无需加修辞词“之一”。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加入WTO了,中国更对外开放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占目前中国人口60%多的农民。因此,中国要真正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必须最终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就业机会,无论他是从事农业或是从事其他行业。中国要法治,也就不只是在城市建立几个法律援助中心,或有多少法官或律师,而是农民的纠纷可以得到农民愿意接受的并且大致是公正而有效率的解决——无论是通过司法、行政、民间调解或是其他什么方式,也不论有没有律师介入。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农民真正成为公民,并实际享受到国家直接赋予的权利,而不是像现在的许多地区那样,农民实际享受的是地方性的权利,得更多依赖熟人网络或自然社区寻求帮助。甚至,现代化还包括了“教育”——一种现代化的规训——农民,使他们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随着他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逐步自觉摈弃那些与现代化生活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许他们要有更多一些个体主义,更多一些普遍主义,更少一点地方观念和老乡观念,更多一些协作精神,等等。但是要注意,这种教育不只是宣传,而且是现代化生活给农民带来的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作者研究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完全不是某种道德化因素推动的学术选择,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生活推动的真正的学术选择。这样的研究可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却不是为了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立场。
二
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把握了时代背景,也就是书名中的那个“新”字,因此也就需要界定一下。
费孝通先生当年作研究时,中国确实是一个“乡土中国”。那时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基本上是乡土的。当时是有城市,有的甚至还很繁华——如上海;但是,不仅城市经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城市人口数量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也很小,其中的大多数人口可能在一代之前还待在农村或者就是农民流入城市的。因此,就整体来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乡土中国;或者,费老的一本英文版著作的书名中译可能更准确地注释了他的乡土中国的准确含义——“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尽管农民还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略多于60%,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农村,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了。不仅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比例已经非常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农民的种子、化肥、农业机械都是来自城市或城镇,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种植水稻的种子大多来自遥远的南方种子基地,许多培育养殖的生、植物种也都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有的甚至来自国外;在生产许多产品时,农民的目光便盯着城市甚至国外的市场。他们使用了电和各种电器,使用了汽油、煤油或柴油;在许多地方,甚至浇地的水都要购买——今日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同城市连接在一起了,他们已经构成了现代工商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孩子已经进入了各种学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甚至成了准城市居民。在广东的东莞市,当地人告诉我,本地人口只有100多万人,外地民工则有500~600万人。当代中国许多农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土地中刨食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是“市场中国”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都更多与市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甚至间接地与全球化相联系了。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个基本时代背景。
事实上,如果把握了这个背景,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这一点相联系了。中国农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甚至村庄的含义也变了,出现了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人际关系开始理性化了,出现了村治的问题;提出了制度下乡的问题;有了计划生育、“大社员”;有了两委关系、党政关系、干群关系;等等。只要看一看本书的诸多题目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变化了。
中国已经不是“乡土中国”了。这也就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难道我真的是在为书名较真吗?其实,我不过是借这个书名指出了今日中国的变化,以及中国问题的变化而已;同时也是进一步强调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微观研究才会始终保持一种宏观的气象,乡土社会或农村问题研究才具有普遍的意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紧紧把握了当时中国农村正在开始的这种变化(请想一想“文字下乡”等问题),因此为我们创设了一部难以绕开的经典。今天我们也可以并且应当这样做。
三
今年早些时候,作者将这部书稿寄给我,我读得很愉快;之后,作者又来电话,要我替他的这本书写一个序。我一贯对给别人写序有抵触情绪。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是有成就者、长者给新人、后辈写序。在我看来,贺君在农村方面的研究是远在我之上的;而且我虽然比贺君年长10余岁,但进入学术研究的时间与他大致相当。我也一直将他作为朋友。现在请我作序,一下子唤起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说来一直可能令人误解,因为我认识作者并不很久。先前他在荆门任教时曾按期给我寄过他们学校的学报,后来也常常在许多杂志上看到他的文章,包括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由于他当时的就职单位是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并不在意——其实学者常常是“势利”的(当然不完全是势利,至少是有一个节省信息成本的问题)。偶尔读了他的文章,才觉得,虽然比较毛糙一些,分析有些简略,但可以说是虎虎有生气,给人启发挺多;作者不仅对相关文献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材料充分,并且会从中提炼问题,提的问题也比较真和实在,论述分析也都很到位。这是我读他的论文的第一印象,也是读这本书的印象。只要看看此书中一些篇章的写作日期——有时是一天写了两三篇,我们就可以感到作者勤于思考、勤于写作。
2001年夏天,作者邀请我参加了他主办的一个农村研究的会议,我们第一次见面,有过一次比较长的夜谈,感到作者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热爱学术,勤奋,认真,有学术追求,坚持学术平等,不盲从,有社会责任感,思考问题有深度。但是最让我感到自己与他有差距的,是他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和对相关材料的熟悉。
书就在这里,可以印证我的这些印象,同时也证明了作者的学术能力、追求和勤奋。我也就不用多说了。
2002年12月3日
于北大法学院
这是第一篇第一篇 乡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