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我的农村研究之路
代跋 我的农村研究之路[3]
一
1987年考上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现黄冈师范学院）生物科时，心有不甘，因为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研究国家和世界大事，生物科的教育目标却是做一个好的中学生物老师。心有不甘，继续努力，误打误撞进入到“三农”研究领域。回头发现，也许正是师范教育，让我懂得做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性，我现在做好老师的热情甚至高过了做学术研究的热情。
1993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厚安教授读政治学的研究生。张厚安老师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和农村研究的开创者，他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希望我参加到农村研究课题中去。虽然我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生活有一定了解，但这样的生活熟悉与学术何干？犹豫再三，我决定不参加课题，而是先读两年书再说。
因此，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在图书馆刻苦读了两年多的书，主要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经典著作。所读书籍不算系统，但一般都按学科和专题进行了细读。两年多时间，大概读了100多部经典著作。现在，所读书籍多数内容都已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作用不大。总结起来，读书的作用大致有三：一是开阔视野；二是训练思维；三是养成性情。尤其是读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在于掌握具体知识，而在于训练思维。我认为，阅读一定要静心、刻苦，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情都是读书的大敌。研究生两年多时间的刻苦阅读，对我影响至大。等我指导研究生时，我也大致是如此要求学生，其中我提出了三点原则：一是“两不要一要”，即“读研究生期间，不要参加课题，不要发表论文，要读书”；二是读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经典，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读，一家一家地读；三是读书要一心一意，切不可分心。分散10%的注意力，留下的不是90%而可能只有30%。这三点原则成为我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法宝，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2004年，我和吴毅、董磊明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之后，中心研究生培养采用了这一模式。几乎所有中心硕士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都是“早八晚十”在图书馆读书，都可以在读研期间完成150部以上经典著作的阅读。
二
临近研究生毕业，张厚安老师要求我的硕士论文选农村题材，我才开始关注农村研究，阅读农村研究论著和进行农村调研。研究生毕业后，分到荆门市委党校工作多年，在教学之余，读书、调查和写作，逐步进入农村研究。
从政治学进入农村研究，一般都是从研究村民自治开始。1990年代，国家层面的政治体制已无讨论空间，村民自治这一涉及9亿农民民主权利的伟大创造当然会引起政治学者的关注。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由村到乡到县，一级一级向上走，逐步由社会民主到国家民主。村委会选举则是对9亿农民最好的民主训练。农民学会了管理好一个村的事，就能逐步学会管好一个乡的事，再到管好一个县乃至管好整个国家的事情。1990年代，我在全国数十个村观察村委会选举，讨论村民自治这一伟大创举的鲜活经验。
带着民主理想到农村观察，发现村民自治实践与民主理想的样子有很大差异，尤其是，1990年代既是全国推行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甚至出现白热化的时期，又是农民负担越来越高、农村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期。这真是令人揪心的矛盾。看来，农村民主并不能有效维护农民的权利，还有比民主制度更加复杂的农村社会的逻辑。因此，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很快发生分化，一部分人继续研究村民自治的制度及其向上升的空间，一部分人开始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2000年前后，我将研究重点转入到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同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区实践的差异很大，这个差异与农村社会内部的结构差异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我感到，若不能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的结构及其区域差异，我们就无法理解村民自治。
因此，2000年以后，我主要关注“中国农村是什么”这一问题，其中的一个进路是比较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理解中国农村，才能真正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也才能真正理解来自西方的民主对于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
2000年后，我几乎在全国除边疆地区以外的所有省、市、区进行过比较深入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应已超过1000天。调研时间越长，问题越多，困惑越多。本来调研时关心的问题是A，结果发现还有比A更重要的B，再去调研B，却又发现了C，意外不断，惊奇不断。调查时间越来越多，关心领域越来越广，学科和专业越来越模糊。计划中的写总结性论文、代表性著作的时间越推越后。
随着调研的增多，困惑的增多，也有新的发现。每次调研都会有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产生，新领域的进入，因此由A到B到C，一直到了Z。在Z之后，又会回到A，这时回到的A，就与之前对A的理解有了大不同，即这个A是以大量具体调研（B→Z）作为背景的A，是具有极大丰富性的A，是一个有了深刻性的A。这样的调研，看起来是绕了大圈子，其实是我们过去对经验的了解和理解太少，水平太低，而必须做的基本功课。只有经过A→Z的全面调研，才能积累起厚重的经验，才能让经验与理论进行强硬对话，才能让经验本身的逻辑去丰富或修改理论的逻辑（及意识形态的逻辑）。一旦有此认识，我在农村调研中，便也有了发现经验意外的期待。每次调研，不是自己的判断被证实或证伪时最兴奋，而是发现了过去研究中未加注意的新经验、新问题时最为兴奋，因为这些新经验和新问题会重建我对农村的认识，会有“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之感。在不断的恍然大悟中，我们就可以提高农村研究水平。
在此期间，我还发明一个极重要的发现经验意外的好办法，就是“集体调查”，所谓“集体调查”，就是三五个人汇在一起，白天分开调查，晚上集中讨论，讨论的时间有时甚至超过调查时间，这样集体调查就变成了现场学术研讨，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交流可给人以极大启发。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数十次集体调查。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舶来品的情况下，若我们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没有厚重把握，中国经验很快就会变成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个装饰品，一个片断，一个材料，一个论据。西方理论永远是正确的，中国自己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不是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理论，而是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经验，甚至改造中国经验。一旦出现问题，不是西方理论错了，而是中国经验错了。这难道不正是对当前中国学界及知识分子整体现状的写照吗？
大量调研所形成的研究心得，我也用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自2003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我即要求博士生必须大量调研。大致从2006年开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明确规定，在读博士生每年至少要有100天以上驻村调研时间，博士论文开题前，每个博士生必须在全国选定8～10个省，每省1～2个村进行驻村调查，每村调查时间一般不少于20天，且每次调查都需全方位展开，要调查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要尝试理解农村治理和农民生活的逻辑。这样下来，读博士期间，一般可以有35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时间。这么长时间的驻村调查，大致可以形成对中国农村厚重的经验质感，在此基础上再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只是作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可以在对经验脉络的深刻把握中进行深入思考。
三
有人批评我是“朴素经验主义”。这话也不全错，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中国引进的社会科学概念就无法着地，就会永远在半空中飞行，就近乎玄想。我是经验主义，但不全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形成学术对话、学术批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承。我相信，无论目前我们的研究起点多么低，只要贴近经验持续做学术积累的工作，我们最终一定可以形成对中国农村的学术理解，形成对中国的学术理解，我们也就一定可以消化吸收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有人说我是“一村一理论”。这话也对。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总有新的发现，因此要写下来。调研越多，意外越多，发现越多，日积月累，这些意外和发现就逐步形成了可以贯通的东西。我现在仍然在积累，也许再过10年，我才开始动手撰写自认为成熟的理论，但之前，探索性的也必然是不成熟的写作是重要的。论文不是中央政策，不能怕错。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积累，真正的发现就积累下来，错了的部分就改正。且这个过程中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我们一群人在努力。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拿出有分量的理论，来成一家之言。
农村研究是我们进入中国研究的切入口，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理解中国农村，而且要理解中国。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因此一定要有与自己国情相适应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科学，理解农村，理解中国，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目标，也是我所在学术团队的目标。
我所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试图通过硕士生阶段大量阅读经典著作和在博士生阶段大量调查经验的“两经”战略，来培养大批具有思考能力又贴近中国现实的学术新人。这些年来，中心培养研究生的效果不错。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是一个理想主义充盈的地方，硕士生几乎每天“早八晚十”在图书馆读经典，博士生几乎不分寒暑在全国农村调研，这样一群人，怎么可能不为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点贡献！
201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