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1974年、1976两年停滞不前，1976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五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三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⑤有人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崩溃边缘”的说法首次出现。

①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②薛暮桥：《对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1期。

③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

④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34页。

⑤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未刊稿，第13页。

对于“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著名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如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1952年至1975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却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持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①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说明在“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②尽管不少人对统计数据存有疑问，我仍愿相信“文革”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①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96年春季。

②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革”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局，这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当时的资料，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处在赤贫状况。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如安徽省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在40元以下。①这意味着，安徽省4000万农村人口中有3500万以上的人吃不饱肚子！②农民的贫穷不只在少数地区。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自西北地区的负责人发言说：“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③

城市居民的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④1978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上访和闹事风潮，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诉求。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⑤

①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据《当代中国的安徽》的统计，1977年安徽省总人口为4627万人，农业人口为4000万人。《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安徽》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603页。

③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388～389页。

④《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第148页。

⑤《关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民生问题不只是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①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②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革”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也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1965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1974年、1976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③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已经到了它的极限。④

①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80—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229页。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第215页。

④参阅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5、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