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从国务院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6月1日、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都参加并发表了意见。华国锋说：“看准了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又听取并讨论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会，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春、王震都到了，大家兴致很高，汇报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1点。聂荣臻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②大家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适应，非改革不可。”③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④

华国锋对于考察团带回的信息不仅重视甚至很兴奋。据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的传达，7月6日，华国锋把他找去彻夜长谈，从下午3点钟到凌晨1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涉及出国考察团从日本、西欧带回的许多信息，“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⑤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19～120页。

②《谷牧回忆录》，第306页。

③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9页。

④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⑤沈宝祥：《胡耀邦与华国锋的亲密关系》，《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1978年是领导人密集出国访问的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据随访的朱良回忆，华国锋了解到两国的工厂、企业与中国同类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①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访美国。邓小平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朝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朝鲜访问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②

①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

②《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83页。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断续开了两个多月。会议由李先念、谷牧主持，规模并不大，到会的有六七十人，但规格很高。参加会议有国务院44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华国锋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他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13次。①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听取了主要汇报。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有30多位各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几乎覆盖了我国建设的各个财经领域。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强化了领导层的紧迫感，但许多国家的经验也使出国考察人员普遍信心倍增。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东亚“四小霸”都只用了15到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说明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华国锋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②谷牧回忆说：“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③

①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

②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7—1978年卷），第128页。

③《谷牧回忆录》，第308页。

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东西受到注意：一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二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三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据于光远回忆，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对与会者很有说服力。①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做出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②胡乔木等人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讨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③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露出急于求成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

①陈敬编《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②《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第376页。

③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70页。

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①“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说明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所有这些，为11～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主要是经济议题，但实际的议程转到更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上，国务院务虚会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没有在会上展开讨论。②经济话题讨论较多的是农村政策，起草了两份关于农业的文件草案。然而，问题不在于三中全会是否对经济改革进行了多么深入广泛的讨论，依当时的认知水平，即使讨论也不可能超出国务院务虚会的深度。重要的是会议充满了改革的精神，邓小平在他的主旨讲话中说：“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③叶剑英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他批评许多同志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深刻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全会公报指出，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④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摆脱了持续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频繁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及此后几十年的变化都根源于这一“历史性转折”。二是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探索打开了意识形态空间。三是在“只进不出”的策略下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班子初步形成。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的方针。

①《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第319页。

②于光远：《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务虚会》，《上海综合经济》1998年第11期。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第22页。

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册，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