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2个引进项目上马还是下马

这次调整之所以遇到困难，有一些过去没有的新情况。22个重大引进项目成为经济调整的重点和难题。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引进状况：“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①各部和各省市顶着不办，“骑马难下”也是一个原因。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上马还是下马，就是一个两难选择。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中最大的一个，第一、二期工程计划投资301.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47.8亿美元外汇资金。②宝钢的上马，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议。在中央确定调整方针以后，批评的舆论更多。但宝钢工程已经开工，且工程进度好。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妥善保管。③1980年初，由于地质原因，宝钢基础打桩出现位移现象，批评的舆论再次激烈起来。④在1980年8～9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宝钢问题成了争议的焦点。⑤1980年底，实行进一步的经济调整，中央做出决定宝钢一期工程缓建，是否继续建设须组织专家论证；二期工程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其他引进项目也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对它们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7项继续执行合同。第二类，3项被迫推迟开工的工程。第三类，9项只签订了部分合同的项目推迟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和基建进度，或调整引进方案。第四类，因建设条件不具备撤销1项。⑥

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

②陈锦华：《国事忆述》，第100页。

③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03～304页。

④朱玉：《李先念与宝钢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⑤陈锦华：《国事忆述》，第120～121页。

⑥陈锦华：《国事忆述》，第98～102页。

这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调整损失重大。一批重大工程的进口设备如宝钢二期成套设备、大庆、齐鲁乙烯设备、仪征大化纤设备等已经运到了工地，有的已经开工建设。为了封存保管，有的专门修建了大仓库和铁路专用线，停缓建不仅要赔偿毁约损失，而且会造成国际影响。许多人对22项引进项目下马感到太可惜。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一次会上发言说：“这批重大项目为国家急需的基础工业设施，它的建成，将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是好的。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填补我国工业重要产品的空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在1979年9月国家计委的调整计划中，曾提出一个设想：把12个国外进口的成套设备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40亿元用外汇贷款解决，同国内财政脱钩。但是，陈云认为，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②

①《康世恩传》编写组：《康世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350页。

②《陈云年谱》下卷，第250页。

1981年初，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建议国家给宝钢再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汇报。宝钢工程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需要25亿元。”国务院领导问：“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马成德答：“是这个意思。”7月，国务院总理亲自到上海考察一番改变了态度，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谷牧、薄一波也先后到宝钢，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续建。③宝钢续建问题的解决，启发了国务院领导对其他引进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的重新考虑。10月6日，国务院总理找房维中、赵维臣、马洪谈话，④提出应当把22项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来。怎么解决启动这些项目的资金？国务院领导提出，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储蓄存款，也可以利用一部分外资。利用外资解决引进项目的配套资金问题，是原国家计委在1979年下半年就提出的一种思路，但当时被否决了。时隔一年半，国务院领导重新拾起了这个主意。此前已经有一个成功的资本运作范例。1981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发行了100亿日元（约合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债券宽限期为6年，帮助1980年因调整被迫下马的仪征化纤项目重新启动。①22个引进项目的工程建设多数延迟了三四年，到1983年以后陆续启动。

③陈锦华：《国事忆述》，第123～128页。

④房维中，赵维臣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马洪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不过，调整没有对利用外资形成大的影响。1979年以后，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了，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接受外国政府贷款、采用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发行国外债券、中外合资、办经济特区等多种利用外资的方式都在尝试使用。1979年12月，中国接受日本政府的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3亿元人民币，2.2亿美元），用于建设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北京至秦皇岛铁路、兖州至石白所铁路、衡阳至广州铁路复线、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项目。②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接受的最早一笔外国政府贷款。1980～1982年，中国还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政府获得一些无息贷款。198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代表权同时得到恢复，同年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中国初期利用外资的另一个来源。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项目，是用于人才开发及教育科研的2亿美元长期贷款，全部为国家教委所属26所高等院校使用，计划资助8000个访问学者到世界各个学院访问学习。③1981～1982年，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得到两笔共7000万美元贷款。④从1979年开始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此外还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①

①《历史性的果断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iecos.mofcom.gov.cn/。

②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第47页。

③《历史性的果断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iecos.mofcom.gov.cn/。

④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第34—43页。

①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第26页。

为了迅速扩大出口和技术引进，从1979起，对外贸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改革。打破进出口贸易基本上由外贸部及其所属各专业进出口公司一家专营的体制，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实行多渠道经营，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