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中外交流中开拓思路

20世纪70年代末，决策层和学术界都认识到必须改革，但对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却还相当陌生，因而从上到下都急切想了解外国经验。1979年以后派出的各类考察团不胜枚举，考察的目的性和专业性比1978年更强。最有意义的是，国务院领导人、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对日本、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综合考察，①各级各类专业性参观考察团，诸如农业、林业、机械、银行、交通运输、冶金等方面的考察团更不计其数，以至于出现许多重复考察的现象。②对西方的观察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如1980年4月2～16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同日本政界、财界交换意见，实地考察了十几个工商企业。日本外务省组织了十几位负责官员和经济专家，全面地介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经验，有些官员和专家还详细提供了书面资料。这些资料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计划的制定，产业政策，经济发展与资金积累，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商社、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商社的金融活动，第三产业对就业的作用等领域，几乎涵盖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问题如有效利用能源、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引进技术、企业竞争等问题，正是中国急于寻找解决之道的紧迫问题，对中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③

①1979～1980年，中国十几位领导人先后分别出访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1979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10—11月，华国锋访问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1980年3月陈慕华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4月，余秋里访问日本；5～6月，康世恩访问巴西和美国；9月，谷牧访问日本。这些访问都具有经济考察的性质，或者专做经济考察。重要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考察团有：1979年10～11月，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11～12月，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11～12月，于光远、刘国光、黄海、陈国焱等人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1980年4～6月，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西德、瑞士、奥地利等：11月12日至12月12日，以经许涤新为团长的11人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等等。

②例如，四、五、六机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一家电池厂考察，日本名古屋某厂接待中国参观考察团达92批之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

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59期。

出国考察的亲见亲闻，推动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新认识。许多人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只有对立，也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对计划和市场手段的运用上。计划手段并非社会主义独享，日、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运用计划；而西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带来的活力，正是社会主义可以借鉴的。薛暮桥回忆说，他与马洪率团访问美国时，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他说：“中国地大人多，资源丰富，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技术设备，最落后的是管理”，“这话对我的印象很深”。①马洪在访美报告中也感慨地说：“同美国相比，我国的管理水平和经济管理教育差距甚大。”②袁宝华率领的国家经委访美团向国务院提交《美国经济管理考察报告》，根据了解到的美国经验，就中国改革提出如下建议：计划必须考虑市场的需要，除主要产品由国家定价外，应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定价，有利竞争，搞活企业；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围绕市场这个中心；应逐步改变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企业应有更大的产品自销权和定价权，有更大的财权以加强企业的革新改造；等等。③余秋里率领的访日团回国后，在《访日汇报要点》中写道：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日本不同，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是我国制度优越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苏联搬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允许企业之间展开正当的竞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没有竞争，企业以至整个经济就缺乏活力，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和保护正当的竞争。④

①《薛暮桥回忆录》，第332页。

②《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84期。

③《美国经济管理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2期。

④《访日汇报要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59期。

西方现代经济学各种学派的思想也开始系统地介绍到国内。1979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学者明确提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充满庸俗观点；另一方面“在某些局部的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客观实际状况”。会上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15个“具体的理论”值得借鉴。与会者提出，要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大力加强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批判其辩护性；研究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借鉴其有用的东西为四化服务。①中国学术界向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向迈出了谨慎的一步。

①杨德明整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评价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22期。

1979年11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理论和方法组采取了一个更大的步骤，就是在北京开设“外国经济学讲座”。这个系列讲座从1979年11月开始到1981年，一共开设60次，所有讲座内容全部刊登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②并集结成书出版。讲座内容涵盖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和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③这些讲座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些批判性评语，但基调是客观评介，着眼于借鉴。④与此同时，国外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应邀频繁来华讲学，或为各类训练班上课。应邀来访的有：恩格斯的侄孙、西德法兰克福大学的沃尔夫明·恩格斯（1979年初），日本大来佐武郎（时任外相）、向坂正男、小林实等（1978年9月、1979年11月、1980年4月），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Brus，1979年12月），匈牙利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Sik，1981年3月），等等。应邀来华办班授课的有：1980年3月，邀请6位日本专家来天津做为期16天讲学；1980年8月，中美两国合作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研究班在大连开学，此后该培训中心定期举办；1980年夏，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邀请7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讲课；1981年7～8月，邀请美国9位经济学家在北京举办发展经济学讲习班；等等。

②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85期，1980年第3、25、42、68、69、81、114、119、154、155、169、170.181、184、185、186、191期，1981年第9、10、11期。

③包括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比较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国际经济核算、部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法、创新理论、现代决策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跨国公司理论、财政理论、投入产出分析原理等广泛领域，以及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剑桥经济学、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主要流派。

④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各国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开放之初，引起学术界更多注意的，还是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及改革理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从思想观念到体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况相近，所遇到的问题也相似。借鉴东欧经验更为直接，也没有太多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1979年6月27日，姚依林在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详细了解苏、南、罗、匈等国的改革情况和经验教训，他说：“人家经济体制改革搞了八年、十年，改革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碰到什么钉子，怎么解决的？都要了解清楚，特别是要有过程分析。”①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其中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和柳随年1982年访问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1979年以后，东欧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影响最大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②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③，他们先后应邀来华讲学。④

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②布鲁斯（1921—2007），波兰经济学家。曾任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1955年担任政府经济改革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1972年流亡英国，后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和研究员。1980年世界银行开始中国业务后不久，聘请布鲁斯作为顾问。以后的十年间，布鲁斯扮演了一个重要顾问的角色。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比较》第38辑，2008年12月。

③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因“新经济模式”而闻名，该模式被释为“在苏维埃计划体制框架下减少中央指令，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一种被看作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经济理论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纳。“布拉格之春”期间，锡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苏军人侵布拉格，锡克流亡瑞士。

④参见柳红《吴敬琏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赵人伟：《布鲁斯教授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259期；章玉贵：《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6。

1979年7月，刘国光在体制改革研究组的座谈会上，首次介绍了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①12月，布鲁斯应邀来华，在经济研究所连续讲课两天，介绍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及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听众中有学者，也有国务院决策部门的官员。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划分为集权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分权模式三种不同模式的理论，给听讲者留下深刻印象。讲课报告经赵人伟整理，以简报形式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反响积极，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接待了他。在当时，由副总理出面接见一位流亡英国的波兰人非同寻常。

继布鲁斯访华后，1981年3～4月，奥塔·锡克应邀来华讲学。他在北京、上海、苏州做了七场学术报告，介绍捷克的经济改革和“布拉格之春”的始末，并同薛暮桥、廖季立、马洪、白美清等人进行座谈。②奥塔·锡克特别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介绍匈牙利“先调后放”的做法。薛暮桥提出价格是很难计算的，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迭代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者资金、劳动“双渠价格”，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做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大概因为在指导经济改革方面经验丰富，锡克更加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他的每场报告都整理出简报送马洪，并转达国务院总理。总理做出批示：“请奥塔·锡克以后每年到中国来一次，给中国的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的方案。③

①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第87～118页。

②《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1期。

③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289—293页；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上卷（1），香港，世纪科技出版公司，2016，第307页。

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央决策层起了直接的启示性作用。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模式，即苏联的集权模式、南斯拉夫的分权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中国领导人和理论界对匈牙利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并不认为那种模式已经完美无缺，并未考虑过照搬哪一些模式。1980年1月15日，薄一波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段话，反映了高层在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模式上的基本态度。薄一波说：

现在，我们有许多同志出国考察，有的从南斯拉夫回来，说南斯拉夫的管理体制好；有的从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的好；有的从罗马尼亚回来，说罗马尼亚的好。我没有考察过，看过一点材料，我想可能是各有所长，是不是可以说包括对今天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也应当这样看。有一种看法，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目前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就是中央集权制；一种是南斯拉夫模式，就是地方分权、企业自主型；一种是匈牙利那样的模式，介乎前两者之间，是1956年以后从苏联模式演变的。就是苏联也早已不是五十年代初那个样子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体制，可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前不久，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布鲁斯来中国访问。他同我谈了一次话。我过去认识，他是波兰人，曾经在波兰的经济委员会工作过。后来跑到英国去了。他主张分成三种模式，比较称赞匈牙利模式。但他同时认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有利无弊、绝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①

①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1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