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理论探索未有止步

1981年以后，经济改革方向处于不甚明朗的状态，但改革并没有停滞。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排斥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强调改革服从调整也不意味着改革停顿。尽管党内有各种议论，但决策层搞活经济的初衷没有变，原则是“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改革必须坚持进行”。①事实上，国务院对改革方案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学界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讨也没有停息。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成立，国务院总理兼主任，薄一波、杜星垣、安志文、周太和、童大林为副主任。体改委的职能主要有两项：一是负责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二是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②体改委的成立，意在将经济改革从局部试验纳入到顶层规划。建立这样一个超脱部门利益又具有权威的机构来指导改革，可以减少职能部门的认知局限和利益羁绊。同一天，体改委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会议，动员进一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延续4个月，有300多人参加，大小会开了70多次。③这场讨论虽然维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总基调，但主旨是鼓励继续探索。会议简报说，“在理论探讨中，要进行健康的同志式的讨论”，不应“动不动揪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简报说，有些同志在陈云春节谈话后“心存顾虑”，“这是不必要的”。④这是为理论界解压。

①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1981年4月1日）。

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200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第67页。

③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比较》第38辑，2008年12月；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65页。

④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2年卷），第68～69页。

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即“莫干山会议”），邀请了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⑤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会上听取了外国专家关于东欧国家改革动向的介绍，双方集中讨论了所有制与经营方式、计划与市场、价格、劳动、工资奖金等问题。会上还讨论了中国改革的方法问题，与会所有东欧专家都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然而，当他们到中国几个城市进行考察后，改变了主意，回话说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但这次会议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①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但这次会议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是明显的，最重要的是引进了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体制问题的方法，这对许多只接受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来说，具有启蒙意义。②薛暮桥显然很满意这次交流，他为会议留诗：“改革开放疑难多，中外贤哲共琢磨，莫道胸中千顷竹，老马岂能尽识途。”③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联名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薄一波批示“可资对照研究”，万里批示“很有参考价值”。④鉴于当时的风向，这次会议并没有对外宣传，因而知道的人不多。

⑤成员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Kende）、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格兰尼克（DavidGranick）、世界银行官员林重庚和伍德等。

①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67—68页。

②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比较》第38辑，2008年12月。

③《薛暮桥回忆录》，第295页。

④《国家体改委重要文件资料汇编》，转引自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69页。

80年代初是一个学术复兴时期，尤其是经济学，各种经济学研究团体发展迅速，经济改革的研究方兴未艾。⑤一个中青年经济学者群体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发展组”）因一些偶然因素为体制接纳，被高层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发展组”的成员大都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上山下乡多年，对于中国农村普遍化的贫困有非常深切的了解和同情。许多人在上山下乡时就开始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特别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出路。①回城后大家希望能够为农民做点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点事。起初，一批志同道合者自发组织各种沙龙，讨论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②1981年2月，这些人得到邓力群、杜润生等的支持，正式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邓力群、杜润生还亲自到成立会上讲话，给予鼓励。这意味“发展组”这一民间学术团体被官方认可并吸纳。③1981年夏，“发展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年底写出《包产到户以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系列调查报告，经邓力群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受到高度赞扬。“发展组”在1982年初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制定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有鉴于这种经验，1982年2月25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一致同意用几年时间，从各大学选拔300～400个插过队、考上大学或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分到社科院农经所、农业部以及其他有关部委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从各方面取得对农业问题的信息。3月11日，专门为此发出一份文件。这使“发展组”迅速壮大，最多时竟有七八十人。从1982年到1986年，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的讨论，以及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都有发展组的人参加。④

⑤1981年3月，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成立，截至1982年2月，加入“经团联”的团体会员达255个之多。《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X部分第4～32页。

①如张木生在“文革”期间写过一篇5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研究》，反思苏联和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批评大寨的做法。这篇文章在北京知识青年中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萧冬连对张木生的访谈，2006年7月19日。

②比较活跃的有翁永曦、黄江南、王岐山、朱嘉明、陈一谘、邓英陶、王小鲁、王小强、周其仁等人。

③“发展组”组长陈一谘，副组长王小强，早期成员主要有何维凌、孟繁华、杜鹰、孙方明、谢扬、白南生、白南风、白若冰、杨冠山、张木生、王小鲁、罗小朋、邓英陶、周其仁、杜鹰、陈锡文、宋国青、高山等。

④萧冬连对张木生（2006年7月19日）、孙方明（2009年2月23日）、王晓鲁（2008年10月24日）的访谈。

一个青年学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被纳入决策体制，委以调研重任，这是80年代改革的特有现象。说明改革存在太多未知领域，决策者需要多渠道获取信息，听取各方新见解。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领导人的开放心态。年轻人的才识引起高层重视，是从1980年的所谓“四君子建言”开始的。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三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被召进中南海，与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直接对话。①此后，更多的年轻人被约到国务院会议室谈中国的经济改革，领导人出差还特地叫上年轻人随行，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建议。②多人回忆到一个情节：一次在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到底是每年征购1200亿斤，还是1000亿斤？胡耀邦总书记说，干脆取1000亿斤，凑个整数，其他放开。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您说什么呢？1200亿斤是我们反复研究、平衡计算出来的，您不能拍脑袋瞎说！”胡耀邦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你慢慢说，我仔细听。”

①萧冬连对翁永曦的访谈，2015年9月18日。

②其中有徐景安、陈一谘、王小强、华生、周其仁等。

中青年经济学者的首次集体发声，是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也称“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是几位中青年学者策划，由经济学周报社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参加会议的124名正式代表，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这是一次特别的会议，没有红头文件批准，却得到官方默许和关注。参加会议的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会议发起者、筹备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包括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书记处农研室、红旗杂志社、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北京市委等机构的工作人员。③特别是总理秘书李鲁湘、国务委员张劲夫秘书孔丹以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等人与会，使会议与高层之间有了直接的沟通管道，也降低了风险，虽然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会的。事实上，中央最高机构也在密切关注会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更明确，省委宣传部部长等人正式参会，省长薛驹等主要领导上山看望与会代表。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聚焦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分七八个小组进行讨论，所涉议题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和农村改革等，都是当时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会后形成七份专题报告即《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等，上报国务院，并选出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①由于城市改革起步的焦点是价格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受到高层的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刚刚起步的城市改革提供咨询，也提升了中青年政策研究者的影响力，不仅中央部门，各地政府也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从中走出一批有影响的人物。

③莫干山会议的联合主办单位有经济学周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经济效益报社、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方为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发起者为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大会秘书组有张钢、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李湘鲁、金观涛、杨沐、高梁等。学术组为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等。主要与会者（除上面已列者外）有：马宾、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孔丹、贾春风、娄建、田力维、赵明、陈一谘、陈元、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许善达、鲁昕、阎卡林、李罗力、常修泽、张维迎、华生等。还有《经济日报》丁望、《世界经济导报》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白若冰、《红旗》杂志陈晓梅等。

①徐景安：《“双轨制”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