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体推进还是局部试验

1986年初是一个活跃的时间节点。笔者当年走访了十多个研究机构和综合部门，了解到各个研究机构和不少职能部门都在热议下一步如何改革问题。对于改革的路径选择，存在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以价格改革为重点的整体配套推进，一种是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局部试验。

对于改革初期过多地诉诸微观试验的做法，批评意见一直存在。国外专家一开始就表示不理解。1980年第一次来访的西德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就表达了这种忧虑，认为这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①在1982年7月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后来他们考察了几个城市后部分改变了看法，认同中国渐进改革的方法。但同时他们提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1985年9月巴山轮会议上，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有条件地认可双轨制，称双重价格是一种过渡的桥梁，但他认为双轨制不能存在太久，否则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则强调，虽然中国的改革不是短期能够完成，但是实现市场灵活形成价格的改革却不应拖延，应当尽量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在不太久的将来推出以价格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包括税收、工资、汇率和利率改革。②

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82期。

②郭树清、赵人伟整理《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第16～23页。

在国内经济学家中，薛暮桥主张尽快推进价格改革。1984年，在上海做上海战略规划时，薛暮桥拿来美国经济学家拉迪的一篇短文《现在是中国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薛暮桥认为，价格如果不能够反映供求关系，经济是弄不好的。但他强调一条，价格改革一定要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比较协调的状态下才能进行，薛暮桥对两种做法非常有意见：一是不搞价格改革，一是用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他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的。③

③萧冬连等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1985年3月，社科院三位研究生郭树清、邱树芳、刘吉瑞给国务院总理写报告，批评双轨制造成计划内产品纷纷流到计划外，而计划外部分又层层转手，大量国家财富落人私人和小集团的腰包。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过渡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他们认为，改革必须整体规划、“一揽子”全面推进，而不能试验摸索、局部推进。①这封信得到回应，认为搞一个总体设计，有利无害。6月，体改委抽调人员组建了研究总体改革规划小组，由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执笔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上报，②国务院总理批示：“有点道理，没有把握。”

①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全面改革亟需整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②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等执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

另一位强调整体配套改革的经济学家是吴敬琏。他在7月15日讨论“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上提出，经济改革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市场，以及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主张三方面改革要同步前进。他引用科尔奈的概念，质疑单靠“简政放权”就能搞活企业，认为“松绑放权”只能解决把企业管理得太死的问题，但不能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竞争性市场，企业没有竞争压力，“松绑放权”以后只会造成负盈不负亏的局面。不具备竞争性市场等外部条件，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他建议改革必须在经济体系的基本环节上有步骤、配套地进行，重点放在价格改革和竞争性市场方面。③

③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第164～165页。

1985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六五”经验研究小组发表了一篇题为《“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经验的初步研究》的文章④，从根本上质疑地方分权的改革模式，报告称之为“行政性分权”。认为造成目前经济中诸多漏洞和不协调的，除了改革没有配套同步进行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行政性分权。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强了“地方所有制”。从1984年开始在五个主要工业部门实行的投入产出包干体制，也带有以“条条”为主的行政性分权的性质。这使得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和互相封锁的现象滋长起来。1985年连续开了四次省长会议打招呼，说明条块分割达到严重损害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地步，很难再往前走了。1986年初，这份研究报告作为参阅文件摘要印发全国计划会议，引起不小的反响。1986年1月25日，吴敬琏当面向国务院领导人汇报，提出“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他们建议，在经过周密准备后，在1987年初将企业、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互相配套地推出”。其中特别强调，生产资料价格的问题最为突出，建议近期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价联动、价税联动”的方式进行改革。建议由国家体改委组织中期配套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综合论证。①

④这份报告由吴敬琏、李剑阁、丁宁宁、张军扩执笔写成。

①见《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特刊·经济形势与改革政策专辑》1986年2月。

然而，一些学者不赞同把前期改革归结为行政性分权，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体制下行政权和经济权分不开，分下去的权力既是行政权也是经济权；首先必须分权，然后才谈得上政企分开。对于双重体制利弊，以及能否在短期内结束双轨制，也有不同看法。2月下旬，国家体改委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双重经济体制问题。多数人承认，双轨制带来管理真空，出现失控现象，全社会投机收入估算有200亿。但双轨制冲破和松动计划机制，使经济活力大大增强，使整个体制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首先应当肯定它的巨大成绩，同时重视它的弊端，结束双轨制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安志文说，两种机制的交替是改革的一个战略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逐步推进改革，这一决策是否正确？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结合的，有弊端，但利大弊小，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大的失误，大的反复。会有摩擦、矛盾甚至痛苦，这不能避免！他说，和外国经济学家谈不拢，外国人要下猛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实践。有干部的认识，群众的习惯，社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两种体制的过渡是比较长期的。①安志文后来回忆说：“有些经济学家曾提出要学二战以后的日本、德国，‘放开价格，控制货币’的经验，较快地形成市场机制。对此，大家都不大赞成，日本企业与德国的企业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中国的企业本来就不是市场的主体，要适应市场调节，需要一个较长的经营机制转变的过程。只有通过逐步放开价格，使每一个企业减少指令性计划，进而靠市场价格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是在当时体制环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②

①《周少华工作笔记》，第1367页。

②鲁利玲对安志文的访谈，2007年8月2日、3日、10日上午。

经济学界有人质疑以价格为中心的改革思路，比较系统的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4月25日，厉以宁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提出“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他有一句名言：“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厉以宁解释说，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使企业真正自负盈亏。所有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亏损后怎么办，不能像现在这样，盈了归自己，亏损归国家。他主张经营不善的企业，该破产的就破产。要有破产法，还要有社会保障的规定。他的具体主张是搞股份制。他所说的股份制，主要不是指职工持股和发行公众股，而是指公有者之间按股取利。公股持有者有中央、地方和企业，由董事会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可以实行股份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可行措施之一也是实行股份制、控股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司财团（企业财团）。③

③厉以宁：《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