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软着陆”到再度“起飞”

吴敬琏、房维中都认为，放弃价、税、财配套改革思路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行，而在于缺乏一个宽松环境。②问题恰恰就在于：决策者有多大的决心顶住各方压力，接受经济降速的结果，为改革让路。

②吴敬琏：《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6年），第169页。

1985年为遏制总需求膨胀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1984年全社会投资额为1833亿元，1985年猛增到2475亿元，比上年增长35％，相当于前两年增加的总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8年外所没有的。“许多地方还是大上的劲头，从乡村到地县到处大兴土木，百废俱兴。”投资膨胀背后还隐蔽着一个结构性矛盾，1～11月，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增长57.4％，生产性只增长24％，能源、交通、原材料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下降，单位投资规模小型化，如山西出现了1000多个“一脚踢”的高炉。投资规模过大既是旧体制“投资饥渴症”的老问题，也有新特征。改革以来，投资主体已经由国家集中投资转向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多元投资。1984年底以后，国家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放宽了投资审批权限，企业留利增加，财政“分灶吃饭”，银行储蓄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得预算外投资增加迅速。据体改所调查，样本企业投资基金来源，国家和上级拨款占18.26％，银行借款占31.84％，企业自筹占45.49％。这使得宏观调控面临过去没有的复杂局面。总需求膨胀的另一方面是消费需求膨胀。1985年城乡居民和集团消费增加800亿元，这还不包括账外消费基金洒漏和隐蔽性消费。职工与企业利润挂钩后，由于企业经营的内外条件相差悬殊，引起职工很强的攀比心理，扩权后企业行为短期化，改革就是高工资的预期等因素构成了消费增长的巨大压力和不满情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说，“六五计划”头三年工资增长不多，群众情绪平稳。1984、1985年职工收入增长很快，不满情绪成正比例增长，群众的不满主要是党风不正和收入不公。①

①萧冬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困难及进一步改革的探索—走访调查》，《教学研究资料》1986年第6期。

1986年初，赵紫阳也是想通过控制总需求为改革创造条件。他说，明年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物价指数能不能控制住，二是基本建设能不能控制住。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实现经济“软着陆”。一是国家计委收紧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50万元以上项目须经省市区计委批准；3000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项目须经国家计委批准，并停止自筹资金浮动10％的规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实行额度控制。二是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由于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将信贷指标下达给各地省行。然而，各地把下达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上，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如粮食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银根紧缩“一刀切”使正常的经济运行受到影响，一些企业流动资金困难，出现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打白条”，相互拖欠的现象，经济增速下滑较多。1986年1月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长5.6％，2月份同比增长率降到0.9％，1～4月增长4％。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些企业利润下降，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许多人坐不住了，各方面反应强烈，要求放松银根。①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个情况：“1986年1季度GDP增长率只有4％……这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现象，用不着惊慌，但在这时，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有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主张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起飞’。”当时赵紫阳“受到错误主张的影响，对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发生动摇，从第二季度起，开始重新大幅度放松信贷”。①

①3月12日，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主持召开了一次部分省市有关负责人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广东、山西、广西、沈阳、大连等地方负责人。座谈会上反应强烈，上海反映：1—2月产值比去年4季度增长0.1％；中央在沪企业增长16.5％，地方下降2％；全民企业增长1.2％，集体企业下降5.9％。预算内全民企业减收，实现利税下降11％，上海全市财政收入下降1％。天津反映：1月份增长4.6％，2月下降0.4％。实现利税下降5.63％。辽宁反映：1—2月工业生产是急转直下的形势，近几年来罕见。领导小组传达赵紫阳对会议的意见：对1—2月的生产问题，要沉住气，不准备讲（《周少华工作笔记》，第1380页）。在7月1日体改委召集座谈会上，前任重庆市委书记王谦说：“宏观调控，一控就死，一刀切，这是中国的本事”，“平常讲话改革调子很高；一出问题就全是老办法，整得厂长直哭”。前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宏观调控真厉害，好怕呀！”两位省市委书记对宏观调控都表达了不满（《周少华工作笔记》，第1485页）。

①《薛暮桥回忆录》，第411页。

经济增速下滑，引起赵紫阳的关注，但年初还看得不重。他在3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今年2月份的工业生产不太理想，大家很着急。速度为什么下来？去年速度过高就是一个原因。去年2月份增长23％，今年2月份增长0.9％，加在一起还是平均增长12％。他要求大家沉住气，但在工业生产流动资金上不能不开口子。他说，流动资金困难要先解决，基建投资、技术改造投资都要服从生产。从3月份起，人民银行指示各地银行适当放松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控制，提出“稳中求松”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政策。

本来的要求是，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必须与压缩计划外基本建设同时进行。问题在于，压缩计划外基建投资谈何容易！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省长会议上说：一方面流动资金紧张，一方面计划外基本建设又急剧膨胀。各地搞计划外基本建设劲头很大，挤掉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留下这个缺口就靠银行贷款来填补。上基本建设项目时，都说自己有钱，只缺“粮票”。一说到流动资金，就伸手要现款，这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当然，最终还是看决策者有多大的决心。当时，中央规定了“三保三压”政策（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然而中央要保中央的重点，地方也要保地方的重点；计划内项目不能压，计划外项目又控制不住；建成的项目开工需要流动资金，未建成项目资金不能断档。实施的结果是，各种贷款全面放宽。据统计，1986年各项贷款比上年增长29.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增长44.6％。12月，再次出现年终突击贷款的现象，各项贷款相当于1～11月贷款总额的56％。基建投资全年仍比上年增加457亿元，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3000亿元，相当于1983年的2.2倍，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经济还没有“软着陆”就再度“起飞”了。工业生产速度，9月达到10.4％，10月达到14.1％，11月达到16.1％，12月达到17.3％，全年为11.7％。①财政却再次出现巨额赤字。因为上年的高增长把各地的胃口吊得很高，各项开支包括投资和消费都建立在财政收入高增长的预期之上。年底预测，1987年财政赤字将达到380亿元，其中中央赤字400亿元，地方结余20亿元，由于总需求膨胀和货币投放过多，带动物价上涨的趋势难以遏制。

6月27日，薛暮桥给赵紫阳、田纪云写信，说各地领导同志头脑过热，提前翻番、急于求成的劲头很大，要降温，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再去鼓劲、加油。薛暮桥指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经济关系的“根本关键”。他说：“如果总需求控制得住，采取大步方案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就是采取小步方案，也是风险很大，难以取得胜利的。”②薛暮桥的意见是，只要控制住基建和货币，价格改革可以走大步。赵紫阳不以为然，说“在这一点上不能听经济学家的意见。因为我们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市场反应不灵敏，目前控制货币会出现经济萎缩”。姚依林与陈云谈，陈云也不赞成价格改革走大步。③

①房维中：《十三年纪事（1977～1989）》（1986年），第172页。

②《薛暮桥文集》第2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第1117页。

③安志文在国家体改委传达（1986年7月1日、2日），见《周少华工作笔记》，第1485—1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