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太平军革命——反清朝，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国人对于太平天国迄今还没有一个定评。它的发生在本质上显然与每个王朝末期的农民叛乱具有同一性质；我们只要考察当时农民由于土地集中及官吏贪污勒索活动而陷于困蹶的情况，即可见其一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曾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农民尽管吃不饱，负担却不断增加。曾国藩亦曾慨乎言之：“……“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烦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习悍之风，亦由银价之昂贵，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同上书，卷三二)“官逼民反”之内在原因已成，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大炮则从外面加速促其实现。马克思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分析此中经纬：“中国在一八四零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都变成了太平军革命的诱因。“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二——三页)；天朝的皇帝在大炮下低头，而在皇帝治下的人民却正因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低头，反而敢于抬起头来反抗了。这种新的外来影响，再加上当时东南沿海各省商工业的逐渐变化与新生，遂使那次大规模的农民叛变不但带有浓厚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色彩，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市民的特质。然而毕竟一半由于传统统治积习太深，一半也由于市民根基薄弱，洪、杨一批有勇气造反的人物，一到达“自古帝王都”的南京，便做起了“帝王梦”，相互间发生争夺权利的内讧。中山先生论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说：“洪秀全当时在广西起来，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为他们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依我的观察……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大相残杀。第一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扬秀清也想做皇帝……因为发生做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到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因此大衰。……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见《民族主义》第一讲)。

太平天国的“哈姆雷特”式的结局的造成，显然是由于那些发难的首脑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清室的异族统治，而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且进而想建立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来与旧有的相抗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他们虽在南京建都后颁布了一种“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旧的土地私有关系，并且拟订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政策与政治制度，可是他们的帝王思想把所有新的企图都取消了。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本身竟变成了销毁、熔解一切反对势力或革命力量的洪炉。

可是，专制官僚统治虽借其“魔力”把太平天国拆台了，它自己本身却不但在此大规模的叛乱与“戡乱”过程中暴露了一切弱点，斲丧了仅有的元气，且还引起了不少反对力量。

第一个反对力量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离心运动的抬头。我们一再讲到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副产物而产生的。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到乾、嘉时代已经达到了中国集权政治的最高峰，由鸦片战争到太平军革命则说明那种统治在中国南部已经失却了制驭的能力，而总督巡抚们在靖乱过程中的军政权力的扩大，满族大臣将军们所表现的无能和汉族官吏势力的相对伸张，在在都显示出对满族专制皇帝的离心力量已经开始积聚，而由于对外门户洞开，在沿海，特别在南部各省引起的经济变动，无疑要使那种力量愈来愈趋壮大起来。

第二个反对力量，即洋务运动的发生。太平天国政治上的失败，我们已讲到是由帝王思想的作祟，但它在战争技术上失败的原因，却显然是由于洋兵洋枪洋炮帮助了大清帝国，李鸿章曾公开表示上海附近战争之转败为胜，“实戈登大炮之力”。加之，在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的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又挟其长枪大炮攻破了帝都北京，赶走了咸丰皇帝，其结果，在敌人占据帝都下签订的天津条约，当然比南京条约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中兴诸功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太平天国平定后便竭力讲求洋器，以为武备“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以上均李鸿章语)此后二十余年间的轮船制造厂、机器制造局、招商局、水师学堂、旅顺军港、南北洋电报局、武备学堂、北洋舰队等等的相继筹办，都是由那种认识出发的。但“开花大炮与轮船”两样的仿造，虽然是关系技术的东西，却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来与它相配合。一个腐败的专制官僚统治显然无法担当这种“建设”工作，反之，这种“建设”工作的任何一点成就，却可视为是与专制官僚统治对抗或斗争的结果。所以，即使是皮毛模仿的“洋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得不理解为是反专制官僚统治的一种业绩。

然而，专制官僚统治之不适于任何新兴事业，不适于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直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才被明确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