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 - 何清涟
何清涟，1956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父亲是中医。文化大革命时期，她在湖南从事铁路建设。1979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工作。1985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88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在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法制报》社任编辑，业余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于1998年1月在国内出版，两个月内发行30万册，国内各界好评如潮。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见罪于官府，在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全天候监视后，2001年6月14日从深圳家中只身出走，前往美国。在美期间，先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访问学者。
何清涟至海外后，撰写了《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这是目前唯一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专著，因其资料翔实受到中国研究界与中国国内新闻业者高度重视。美国《商业周刊》于1999年6月14日“亚洲之星”专号曾将何清涟评为“亚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
1999年《三联生活周刊》将她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其著作被译成日文、英文、德文、韩文等多种语种。
但是她也曾提到：“2005年她一度被邀请为给德国之声中文部撰稿写专栏。但是，合作只持续了几个月就中断。据她说，中断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给德国之声施加了压力”。而张丹红被何清涟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德国之声”过程中的“执行者”。”
主要著作：
《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Decoding History : 1950s~2000s），博大出版社，2004年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hina's Reform），与程晓农合著，博大出版社，2007年
《现代化的陷阱》
作者：何清涟
致德国读者
首先，我要感谢HAMBURGER EDITION HIS VERLAGS. GmbH的支持，是他们慧眼识青，使得我这本为中国人写的书能够在德国出版。其次我要感谢翻译Helmut Forster-Latsch先生，他那精深的中文造诣，为德国读者打开了这扇了解中国的窗户。
对中国之外的读者来说，他们关心中国，主要缘于关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国这个市场是否象外界盛传的那样是个“淘金天堂”？这本书虽然不是专门分析中国的市场，但它分析的是比市场更重要的领域，即中国市场赖以存在的中国社会。
中国现在是世界引进外资大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则居首位。这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大都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愿望：通过经济交流影响中国，将中国纳入国际大家庭，最终促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但这一梦想现在已经不再有多少人提起。相反的是，外国投资者被中国的制度环境腐蚀者日渐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中国在近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及外商有关。仅 2003年外国公司在中国涉嫌贿赂的腐败案件就高达1,500余件。在华外资企业的行贿翘楚为电信业跨国公司，据说，电信业的行贿成本一般为合同涉及金额的10%左右。这些外资企业在它们的母国基本上都能守法经营，为什么一到中国，就染上了这种贪污腐败的“中国特色”？阅读这本书，读者会了解诸多外商为什么不得不采用行贿方式作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中国到底是外商的投资福地还是墓地？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笔者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分析，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是投资失败而黯然撤资者占来华外资的一半，二是留在中国的外资企业50多万家当中，还有22万家未运营；而正在运营的28万家企业当中，只有2/3的企业在赢利。全部加总计算，赴华投资的外商，只有1/4淘到了金子。其他3/4的淘金梦都破灭了。
这些数据有些本是中国政府秘而不宣的“国家机密”，它的泄漏完全是出于偶然机缘。去年中国为“两税并轨”（即中外企业税收并轨，取消外商税收优惠）一事发生争执，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引进的外资过多，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形成威胁，主张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主管外资的商务部官员情急之下，只得于2005年12月中旬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累计使用外资的金额是5,590.23亿美元，其中有近一半的资金已经撤回，在中国目前注册的外资企业共有504,568家，但实际运行的不到2/3（2005年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财富论坛”上，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在讲话中列举外商在中国赢利的成绩，说正在运营的2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只有2/3赢利）。透露这一数据的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的公开发言称，由于中国没有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统计，而被普遍使用的“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这一指标，并没有反映出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及撤资等情况。到2004年底，中国利用外资存量约2,500亿美元，仅为5,014亿美元同期实际利用外资累积金额的一半。
这些运行的企业赢利状况如何？有数据为证：去年7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官员苏晓鲁宣布，55％的外资企业均报亏损，但他认为其中不少是借亏损之名，行避税之实。 局部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外资在中国的盈利状况并不好，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对广东696家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广东省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外资亏损面逾半。
而就在2005年4月，美国电力、赛德能源、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等一批国际电力巨头纷纷撤离中国市场。如果将2000年到2001年部分外国电力投资商撤出中国市场称为“第一次退潮”，那么2005年这一波已经是“第二次退潮”。
事实证明，在中国这个浸透了腐败毒素的国度，不是外资促使中国按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而是外资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投资者的信念受到了“中国特色”的贪渎文化的侵蚀。而且就在外国投资者弯下腰来向中国官员行贿，也未必就能够依靠官员的“施舍”赢利。
笔者承认，外资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如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与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从政治方面来说，应该说广为流传的所谓“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命题是虚拟的。从外国资本对中国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有不少消极因素：第一，外资出于自身利益游说本国政府，对本国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影响非常明显。许多外商建议本国政府要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不要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与政治，这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人权压力大大减轻，国内人权状态一天比一天恶化。2004年4月我曾到德国访问，有人对我讲：“你现在到德国来时机比较好。如果是2003年 12月以前，情况就很不相同，批评中国政府被当作政治态度问题。有学者公开在电视上建议：要想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不能对中国的专制政治与人权提出任何批评。”当然，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德国，许多国家都正在（或者曾经）这样做，其中法国更是放弃其立国原则，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假做视而不见；第二，外国投资者帮助中国腐败官员建立了一种另类“政治退出机制”。许多跨国企业的行贿行为往往通过境外渠道完成，如在瑞士银行为受贿方设立账户、办理出国护照及绿卡，或者为贪官的家属子女办理海外留学及移民外国。这种港台资本无法提供的便利是中国官员们最乐意接受的贿赂形式。有了这些外资企业的帮助，中国贪官毫无后顾之忧，从而改变了中国儒家用以概括君（政府）民（众）关系的“舟水理论”。儒家“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说，要求统治者为自己本身利益着想，必须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那种“狼羊关系”维持在能够让羊群“再生产”的边界，不要苛剥太过。而现在由于有了这种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中国的贪官污吏不再需要与人民共享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生态环境，以及腐烂透顶且极不安全的社会环境，其贪污腐败更加肆无忌惮，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德国联邦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先生2005年4月下旬访问中国，当时正值中国掀起激烈的“反日”风潮，中国政府希望蒂尔泽先生谴责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 篡改历史，蒂尔泽先生没有屈从中国当局的要求。当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说了一番掷地有声且令中国政府颇感不快的话：“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求他国反省其罪恶过去，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国家自己以身作则，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对方感到羞愧，而后忏悔。”
一个高度腐败的政党与政府，无法将中国引领到健康发展之途。中国人民需要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也需要世界的正义力量帮助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人权。
如果我这本书能够引起部分德国读者超越本身的利益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态，我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何清涟
2005年8月1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修订版前言
一
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虽然已经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却正好验证了本书的预测。诸如书中谈到的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高度政治腐败，政府迅速地黑社会化与“黑白合流”问题，农村政权流氓化的趋势，贫富差距悬殊……，无一不是朝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每每看到中国大陆那些令人颇感惊心动魄的恶性事件，看到政府为防堵民冤采取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政治暴力手段（包括全力镇压法轮功），以及一发不可收拾的政治腐败与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还在大学期间，一位哲学教师上课谈到马寅初先生时所说的一段话：“做为学者，马老是有幸的，因为他活着看到了自己的胜利，中国的现状证明他当年要求控制人口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一定感到非常悲哀，因为这种现状正好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
这段话，也恰好表达了笔者的感受：作为一位学者，现实的发展验证了我当年写作这本书时的所思所想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实宁愿当年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是错误的。因为避免书中所预测的“西西里化”（另有学者称之为“苏丹化”），即基层政权流氓化、政府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正好是我写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初衷。
正因为书中所谈的一切为今日中国的现实反复证实，这次修订主要做了几方面调整，一是增加了1998年以后的新数据与资料，并对旧资料作了一些删节；二是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如将2000年发表在《书屋》杂志、被中国读者视为《中国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国政府极为震怒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作为本书的第十一章，并重写了序言与结语－－以前在中国所写的结语，因面临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满了曲笔－－作为本人对中国“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断。
二
这本书问世以来的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被西方社会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先声的象征，即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铺垫，先是通过1999年修宪保护私有经济，继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正式宣告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合流。但让国际社会不解的是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那种扑朔迷离的关系：一方面，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提出“三个代表”，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新富人（即“三个代表”中“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阶下囚。如华晨集团的董事长仰融，东北富商杨斌，还有号称“上海首富”、名下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周正毅。这些雄踞富豪榜的中国新富们纷纷落马，于是国际社会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会将富人捧上天，在“政治花瓶”即各级政协里面给他们安放了座椅，以示“一家亲”；一会却又将他们作为罪犯拘捕，并历数他们各种确凿罪行，传檄天下。人们被前后矛盾的各种信息弄得恍恍然与惶惶然：这些富人们到底是罪犯还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新宠？而许多投资中国大陆的商人也被折腾得一颗心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在中国投资到底安全吗？这种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的命运什么时候也会降临我的头上？”
其实，中国政府与新富人之间这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富人致富的“中国特色”所注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是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赢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对象，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也正因其缺乏独立性，富人们虽然非常富裕，却缺乏安全感，这是中国近年来富人们大量移居海外，中国大量资本外逃的原因。
这几个富人成为阶下囚各有因由。仰融利用一些外界无法知晓的因素成功地逃到国外－－他的落网可能会导致某一区域或某一层级的官僚系统瘫痪，为了“爱护党的干部”，有关方面有意放行。杨斌投靠金正日，想利用一场非常复杂的政治赌博保护自己，却触怒了中国当局；而周正毅是因为“拆迁”让众多平民破产，逼得他们为了生存不惜拼个鱼死网破。但从他们几个致富的途径中却可以窥出中国新富们最典型的“登龙术”：股市（当然要靠种种黑幕手法），房地产，与银行合谋贷款进行各种“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而这几个部门正好是政府权力干预得最多的地方。
中国政府绝非好政府，但表面上毕竟暂时还不敢将贪污腐败作为立国原则，还得制定一些法律作表面文章，以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文明化程度不高的前现代国家，与柬埔寨、北韩、苏丹等国家多少有些区别。由于这一点，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因利益而分立，都在努力抓别人的把柄，以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反贪污腐败成了打击对手、争夺利益的最佳借口。每一个新富落网，引发的必然是一连串政治地震。可以说，这些富豪们演绎的故事只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戏剧中的一幕而已，既非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目前在台下观戏的人说不定哪天就又成为戏中人物。
要言之，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富豪们“其兴也暴，其亡也速”的命运。这架政治绞肉机每天制造大量的肉羹，今天的幸运者可以分一杯羹，而明天说不定又成为被别人分食的肉羹。所谓“法律”，在中国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与道具，绝对不是弱者与失败者（包括这些曾经雄睨一时的富豪们在内）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只要中国的企业家与商人们还醉心于“为商须学胡学岩”，满足于通过权钱交易积累财富，即使从虫蛹化成了翩翩起舞的蝴蝶，最后也难保自己不步赖昌星、杨斌、周正毅的后尘，在监狱里体会“狱卒之尊贵”。
三
这6年间，中国人的心态变化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现象。我记得五年以前这本书问世之初，确实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有朋友用“饮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来形容其读者面之广。许多读者告诉笔者，这本书将改革背后的黑暗揭示出来，改变了他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向。我还记得当初汪道涵先生每到一处，总不忘记向当地政府官员推荐此书，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机关还用公款购买此书，发给大家阅读。即使是就在书出版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就对笔者下了禁制令的深圳市政府，也还因汪道涵先生的推荐运用公款买了300多本。那时候，大家对中央怀抱希望：中央可能会被基层官员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现在，这些腐败现象甚至根源都已经在这本书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分析，这么触目惊心，中央政府总得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吧？
我一直记得一位在深圳政府部门工作的处长对我讲过如下一段话：“你这本书，我们处里大家都在看，但并不公开交流看法。政府官员并不喜欢你的批评，因为书中你批评的那些事情，有哪些我们没干过？但我们愿意吗？都是逼良为娼啊。比如深圳市福田区那块几平方公里的原生绿化带，一直被作为深圳市净化空气的‘肺’，所有的城市规划都没将这块地列在开发之列。但因为位于黄金地段，多少高干子弟打过主意，包括说句话中央就得听的香港某巨富。深圳市实在是挡不住了，也得罪不起这些主儿，只好把荔枝林全部砍掉，将它建成一个城市公园，才算是挡住了这种需索。手握权力的高官变着方法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这种政府能够长期存在，才真是没天理……我这些年到过欧洲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深圳人过的日子实在是太好了，我当然希望这种日子能这么过下去。但为什么这日子过起来总是不踏实，有几个钱就想将子女往外送啊？就是因为政府与政府官员做的那些事，也让我们明白，这日子长不了。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腐败的干部队伍，哪能过得长久？但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10个人中7个做贼，剩下的3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里就不踏实。……我们真希望中央真能认真抓抓腐败，大家图个长远发展吧。”
朱镕基就是在人们对共产党政府还充满期望的情况下登上总理宝座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承载太多的民意：清除腐败，振兴经济，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头角峥嵘的朱镕基，果然出手惊人，接连砍出了开罪人甚多的“三板斧”：一是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5年7月颁布“十六条”，紧缩信贷；二是果断开仓放粮， 1993～1994年，开仓放出国家储备粮400亿后，算是砸到了通货膨胀这条“毒蛇”的“七寸”上；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这三招在当时那几年，算是招招见血，尤其是砍项目，使不少既得利益者们暗中痛恨不已。据说有人痛陈，砍项目太狠，砍得鬼哭狼嚎，朱镕基慷慨陈辞：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只要于国家有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然而朱镕基忽视了一点：他个人的力量远远小于制度的力量。在利益集团已经开始“俘获国家”，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政府政策日渐沦为少数人的谋利工具时，大国总理个人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就在他领导的国务院里，已经有人开始等着看笑话：“看这个堂?吉诃德还能再挡几辆风车？”这位在中共政治史上少有的 “堂?吉诃德”，在他不断挥动“战斧”之时，其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朱熔基执掌国务院的十年，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严重拖住中国经济改革后腿之时。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中共政府运用计划经济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资源启动改革的时期，容易见功收效；而9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各方面资源罗掘殆尽之时，从80年代延续下来的问题尤其是财富分配问题、农村基层社会的破产以及地方基层政权流氓化、黑社会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平心而论，这些问题并非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其引发的后果也不仅仅只在经济领域内。但朱镕基也只能将这些问题当作 “经济问题”来对待与治理。这就有如用治感冒的药来治理癌症一样，只见大夫不断用药，却丝豪不见药效。
对朱镕基的十年政绩进行非议是极容易的一件事，用“说得多，做得少，做成功的更少”来形容就已经非常形象了。但关键是谁能比他做得更好？朱镕基绝对清楚他将在青史上留下什么名声。2000年他已经说了一句“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坚守清廉本来是任何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在中国却成了一位人望颇高的总理对自己的最高期许，这中间的无奈，真需要细细品味。
四
笔者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本书而被迫改变。在1998年到1999年间，中国朝野对清除腐败多少还抱有一点期望，笔者的生存空间还只在深圳受到各种政治限制。但当中国最高当局发现腐败已经成了不可清除的政治之癌，在中国当局眼中，笔者的批评自然也就成了“扰乱人心”之言，继“陷阱”之后，笔者写的一系列批评中国政府腐败的文章，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深深激怒了中国当局。在经受了特务长达两年多的全天候监视及其他种种政治迫害后，笔者不得不忍痛逃离中国。这两年当中种种噩梦般的经历，至今笔者都不愿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我却一直没有写作的冲动。除了种种不得不顾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在梦中，我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也常常因梦中“回去的经历”而被惊醒，浑身冷汗。过去几年的创痛，要想从心中彻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
民众的心态，尤其是精英的心态在这7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学。不少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我过得好，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哪个社会都有失败者。”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将自己的良心负担轻轻卸掉。2003年7月，曾有两位回大陆探亲的朋友对我谈到过他们回国的经历。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学教授对他们谈到：“‘陷阱’写的虽然都是中国的现实，但我看着就觉得堵心，写这些干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也不想在自己年纪渐老，竞争能力与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时候，再在乱世中度过。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我无意责备这位教授，也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种心态并不能让他们就此自外于中国的风风雨雨，该来的一切最终还是要来。只要这世界上有一个“奴隶”存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罪恶的“奴隶制度”还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证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不成为奴隶。
这位朋友谈到的另一件事情让我为之动容，尽管我见惯了“黑夜”。她谈到，与她父母同住一所军队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军队高干，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师，女孩大学毕业前夕在公司实习，受到上司的性骚扰，愤而离去。回到学校宿舍与同宿舍的女同学谈起此事，结果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劝她：“你可要想清楚呵，这是个机会，别后悔啊。”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亲也愤怒伤心，无奈中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是父祖两辈保住了中上层社会地位，但儿孙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怎么活啊？难道真要当婊子？”
我想起了美国与美国民众。我来美国之后不久，美国经历了“9?11”劫难，但美国人民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伟大的人民。我曾经两次到一位美国农民家里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够再从事农活，现在帮电脑公司设计软件。夫妇俩为人和善，心态开放，对美国的政府、政治以及国际形势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许多大学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们高明。我喜欢他们，当听到他们从容不迫地纵谈天下大势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也能象他们一样，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够告别怯懦，不再崇拜权势，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批评政府与总统而没有任何担心，那该有多好啊。我还想到了美国人的祖辈，是他们的负责任与勇于牺牲，使得他们能够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在“波士顿倾茶案”发生之时，移民们就要不要与英国这一宗主国开战发生了争论。最后的结论是；战争也许不是近期内必须的，但在未来却不可避免。既然只是迟与早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将它留给我们的后代。
六
我还必须提到Scholar at Risk与the Scholar Rescue Fund这两个项目，及其负责人Rob Quinn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及时的帮助，为我从国内逃出来的最初两年提供了必须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条件，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 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以及我在复旦的同学夏明教授，我来美国的前两年是在这两个大学度过，这段时间使我能够学习英文并从身心交疲的状态中得以恢复。
我还要感谢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与Perry Link教授，他们给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帮助。由于许多原因，还有一些曾给予我许多帮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们的名字，但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慷慨与热情。在时下的中国，锦上添花之举随处可见，但能够雪中送炭的朋友却是越来越少。
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丈夫程晓农(Cheng Xiaonong)的深深感谢，我一直将这份感谢深藏于心。他曾经供职于赵紫阳建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9年正当他应Friedrich Ebert Stiftung邀请在Deautche Institute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作访问学者时，“六四”事件使他被迫流亡海外。由于有类似的经历，他对我的遭遇特别理解。因为他的支持与关爱，我在海外才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大大减轻了流亡生活的孤独与痛苦。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有人格尊严地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5年8月再稿于美国New Jersey
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
对改革以前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比较一致，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治国方略，其必然结果是将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但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种种歧见，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笔者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陷阱》一书，被视为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问题：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后果。自此以后，笔者所到之处，海内外人士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成了这样：“中国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中国什么时候崩溃？”
回答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无数历史事件证明，要对未来某个时点上将会发生某事件进行预测，恐怕没人能成为那样的先知。但是对某特定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进行预测，则是一个对该国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刻了解的观察家能够做到的事情。
作者说明：此为2006年9月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的德文版翻译所据的最后修改稿 献给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
一、对中国改革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在经受了“改革”带来的种种痛苦后，面对贪污腐败肆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边缘化阶层已占社会总人口的14％，危机丛生的局面时，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今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利益分配日益向精英集团倾斜的“改革”，有如在创口上大把撒盐，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1、政府展示的巨大“成就”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并力力图掩盖改革带来的一些灾难性后果。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以及在这些现代化橱窗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贫穷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学会了用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出于道义批评了中国政府，因此被中国政府拒发入境签证，多年来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种间接的打击实际上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进入中国考察，并从中国政府部门那里获取一些他们自己也明知道并不真实的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在伪造历史与控制舆论方面，共产党与纳粹具有同样的能力。这一“能力”目前又在帮助他们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中国政府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若干年后的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 “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2、经济学家为腐败所作的辩护
第二种计算方法包裹在看似严密的学术外衣下。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然后他们接着论证这是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不需要良心、经济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他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面对正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的4,800万失业工人，大陆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这个人群的数字还不够大，对中国社会稳定并不构成威胁，政府不需要考虑这 4,800万人的问题。
3、呼唤社会公正，反对“权贵私有化”的改革
第三种计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这些学者关心的是，在这20余年的“改革”中，是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们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20多年“改革”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
这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这场改革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以权贵私有化为特征，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占总人口80以上的社会底层人民，而享受“改革成果”的只是少部分权贵阶层。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自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这种体制化的政治高压下，完全不具备“议价能力”的利益受损集团，即失业工人与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的陷阱》一书，率先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良心的叩问，它深刻揭示了持续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的实际社会后果：权势者通过“权力资本化”这一途径，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而中国广大社会公众， 则成了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占中国人口5％的权贵们的财富，是依靠掠夺占人口80％以上的下层人民的资源而积累起来的。
本书的分析还说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1949年以后，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共的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
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中国政府无法克服由他们自身造成的制度性腐败，这一看法自1998年以来成为当代中国人理解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二、火山之上的“稳定”
这样的改革自然不能为中国带来稳定。本书的后半部分就在集中解释这种排斥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新左派”的论点不同的是： “新左派”认为这是中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带来的后果，那么笔者想谈的是：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中国20世纪的极权政治道路的必然结果。
1、中国宛如一座巨大的火山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如政治上淘汰毛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以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的“改革”多以港澳台、“四小龙”、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戒备和与美国为敌（实际上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脉络，基本上从此可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
中国是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党与政府完全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共在维护内部秩序时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将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共努力造成这样的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论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中国共产党构造的这幅图景非常有利于维持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际社会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从21世纪初开始，面对江泽民的老迈无能，国际社会唯有寄希望于一点：通过共产党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一些所谓“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过度重视中共通过政治暴力整合社会的能力，完全忽视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如生态环境（人口与资源）的限制性作用，道德伦理对社会的整合能力。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底座，这个底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道德伦理构成社会整合的文化亲和力，相对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伦理是软性的，也更具有张力；而政治整合力则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一种强力约束。
（1）生存基座－－生态环境的破坏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从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当中，改革以来尤甚。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这使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雪上加霜。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
如果要按照绿色GDP计算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是负值。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在2005年世界财富论坛的发言中表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工厂。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2）社会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坏
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中国正处于空前的“礼崩乐坏”的状态。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关系中，道德整体性败坏表现为经济信用失常，中国的合同履约率只有不到60％。
社会道德败坏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政府。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无双。地方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他们最擅长的“为官之道”，就是能够轻松自如地随时转换两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员们习惯用官腔官调讲各种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成克杰、陈希同之类有关“廉政”的说教曾被他们自己编成语录集锦发行，但这丝毫不表示他们将按照自己的说话施政与生活。实际生活中，这些官员贪污受贿、嫖妓养二奶，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官场的迅速腐化堕落必然引致整个社会的堕落，中国成了一个犯罪率最高的国家。
在任何国家，社会道德都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而今天的中国，连是非判断标准都已经陷入严重的混乱，比如对贪污腐败的认同与辩护，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竟相追逐的时氅。
中国社会现在只剩下一种整合力量，即共产党的强权高压。
2、90年代以来中共的统治方略
在贪污腐败肆虐、盗贼蜂起、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者遍布全国城乡，黑社会化趋势加快的状态下，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一盘散沙的崩溃局面，完全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暴政。首先，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借助现代文明国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其次，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如在统治者内部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这种反贪污腐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控制腐败，而在于进行内部清洗。中国的官员并非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局面堪忧，也并非人人都从心底里认同目前这种“黑金政治”，但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这架按惯性运作的巨大国家机器面前，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零部件而已。如果他们不按照官场惯性运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国政府适时地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加强对公共领域的集权控制，建立了与经济精英及知识精英的结盟，从而成功地在短期内维护了所谓 “社会稳定”。
（1）意识形态战略
在实行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与加强公共领域的控制方面，江执政时期比邓小平时代要严厉得多，而胡锦涛比江泽民走得更远，公开表示羡慕北韩的思想控制。政府完全按照江泽民确定的控制原则――“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任何真正的独立民间团体在这种控制下不可能产生。从实践效果来看，江泽民政府采取的软硬兼施策略，其实比毛时代纯粹的政治高压更容易成功，也更不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相比较而言，胡锦涛时代的思想言论管制则比较江泽民时代显得粗暴直接。
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与公共领域的控制相辅相成：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这就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对美国既仇视又崇拜的矛盾心理由来， “仇视”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强行灌输，而“崇拜”则是非政府渠道提供的信息积累而成的一种综合效应。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了毛时代对媒体的制度化管理，再用“卡住从业者的胃”这种手段，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从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网罗了不少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担任网络警察，并制订互联网管理法规，希望控制住网络这匹奔腾的“野马”。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六四”民运之后，知识精英们面临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收买政策，用各种学术荣衔与物质利益作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于那类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采取各种严厉的打压，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这些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各种非政治理由将他们开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对于社会影响极大的知识精英，则派国安局特务跟踪监控，搜查住所，进行人身迫害，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离开中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大多数知识精英根据本身的资源占有状态调整了治学方向，对政治与社会采取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不少人的“现状研究”完全迎合于当局的政治需要。
（2）精英联盟的形成
9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面上坚持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官员们则与经济精英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关系。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总财富的 85％已经成为少数精英们的囊中之物，中国政府因此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合作战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给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作拓展了广阔的解释空间， “让私人资本家入党”只不过是让经济精英进入体制有了更合法的政治通道。而中国知识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听话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对于底层动乱，中国政府则越来越依赖暴力镇压。扑灭地方性的小规模群体性反抗，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日常作业，这方面他们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每逢发生失业工人与农民群体性抗争事件，“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总是行之有效。所谓“胡萝卜”在此处是指小量的物质利益，如给失业工人一两个月的生活补助，以此消解失业工人的反抗行动；“大棒”则主要是针对工人与农民领袖，一旦抓到这样的“动乱分子”，中国政府一概予以严惩，从人格上精神上予以摧垮，必要时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种严厉惩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想再成为群体性反抗事件中的“领头羊”。
在精英集团联盟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没掌握任何资源的社会底层动乱虽然有如烽烟四起，却因新闻封锁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区，且往往被有效地镇压下去，根本无法构成对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威胁。对于一个已经流氓化的政权来说，人权已经被他们曲解成“生存权”，哪怕中国人生活得有如动物，在中国政府及为他们服务的学者眼中，那也算是“生存权”的落实。
3、精英们对未来的选择
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评估，一般比较乐观。尤其是近两年来，人们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安慰自己：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对于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相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第二个神话正在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争先恐后地加盟这个庞大的高科技网路监控工程。
那么中国的精英阶层又是如何评估自己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宛如一座地火四处奔突的火山。中国人几乎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地壳下奔突的地火。不过中国的精英集团非常清醒地形成了共识：利用政治高压与特务手段维持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局面，一旦发生动乱，前景是玉石同焚，善恶同归。这就是从90年代以来中共政府的防御重点日益放在防止底层动乱方面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在大陆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家属已经在国外舒适地定居下来，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捞钱的好地方而已。近年来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将吸收中国留学生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举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社会需求。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么中国社会上层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了他们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三、十六大以后的中国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今天的中国，不少人赞誉相加，主要理由是“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至于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与人民整体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国为这种短暂的经济增长支付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这些事实，则很少有人去想。但从十六大前后举世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高期望这一点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对江泽民时期的中国情况恶化并非毫无所知。“揣着明白装糊涂”，也许就是普遍的一种心态。
世界各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的媒体市场是块“空白”，指望中国政府开放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中国一直赞美有加，2005年初是法国、英国的一阵猛热闹，导致“无中国不成新闻”的局面。从5月开始又是美国几大著名新闻周刊纷纷报道中国。从这些媒体的报道中，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现状美好，人民富裕、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而近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从未许诺任何“改革”，而这些媒体却帮助中国政府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神话，比如2003年初，一向善于“作秀”、喜爱表演的深圳特区，在世人对它已经渐渐淡忘之际又上演了一出新剧，宣称自己要进行“政府改革”，于是国际传媒纷纷竟相报道，称“这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演与试验”。一些国际大媒体采访笔者时，无论笔者如何解释这只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改革”，并试图说明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但一些媒体无论如何都要将此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兆”。这一“改革神话”刚破灭，又有国际知名媒体制造出“媒体改革”神话，直到2005年8 月2日，中国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才将外国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的梦想击得粉碎。众多海外媒体垂头丧气，BBC中文部于8月5日发布消息，说“相对于去年公布的开放媒体市场政策，这些措施显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国的媒体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营造中国媒体改革的神话，至今还不肯承认这神话是营造出来的幻影，并非中国现实。因为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要开放媒体市场，中国主管宣传的官员更是从来就没有宣示过“媒体要改革”，相反倒是不断在宣布要加强控制。比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2003年7月曾宣布：“有几项标准永远不会更改，即：媒体的角色是“党的喉舌”，党管理媒体及媒体机构人事，以及媒体依然要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也毫不含糊地说过：“中国的媒体公司需要按照企业模式展开经营，并要时刻留意保留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并肩负起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义务。”
笔者绝不反对各国传媒进入中国市场，笔者只反对这些媒体放弃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去迎合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些媒体在专制者面前弯下了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未曾弯下的腰，却没有换得市场，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传媒业里，资本原则只能屈居于第二位，第一原则仍然是政治原则。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态度有如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农夫牵着一头驴子赶路，为了激励驴子加快脚步，农夫在驴子的鼻子前晃动着一把青草，吸引着驴子追赶着青草。中国政府这几年扮演着“农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国媒体则宛如那头追赶着青草的“驴子”，这把“青草”就是中国暗示给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专制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对者（包括潜在反对者）向他们低头，在反对者没有低头之前，专制统治者会在“驴子”面前晃动青草。但只要一低头，青草就立即收回。因为专制者已经成功地向世人证明了西方传媒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真实”的原则，只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幌子而已。
以往对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国官方理论界都有意误导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些海外学者亦有意参与唱和，笔者一直不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曾在私下里问过，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们要做成一双靴子，哄共产党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脱下来，就可以慢慢达到目的。”将幼儿园阿姨哄小孩子时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现很好，我们给他戴朵小红花，明天他一定会表现更好”，用之于对待一个具有50年执政经验，且在夺取政权的28年艰苦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机变与权谋的政党，这种方式是表现了学者的“智慧”还是这些学者个人别有所求，笔者不想置评。但事实是，每次都是学者们辛苦表扬了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却收得越来越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共政府与以往还不同，就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干脆由政府发言人宣布：“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两会议题。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国际社会的中国学界与传媒一度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这才算是结束了纸上的行程。
其实要判断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将做些什么非难事，只要依据两点：一是中国的现状怎样，因为未来的道路只不过是现状的延伸罢了。毛时代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邓时代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专制政治从来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对象，而是他们统治社会的基本手段。从现状来看，中国目前的局面实在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却比前任要严重得多。从中共政府近几年的作为来看，只见加强社会控制，未见有任何放松迹象。二是政权的统治基础构成有无可能改变。一旦统治基础被制度认可，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导者个人力量。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强势集团“俘获国家”的社会格局正名，并开辟一条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在中国执政，都得依靠现在已经形成的统治基础，都得容忍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体制。这一点只要平心静气想想朱熔基总理上任之初，举世对他的热切期望，以及他最后难逃“堂?吉诃德”命运就了然于心。
胡锦涛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出现的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导致中国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完全与其意识形态表述“重民、亲民、爱民”脱节。
对于党务工作向左转这一倾向，只须列举胡锦涛这两年的“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就可知道：
从胡锦涛作为“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来看，胡锦涛迷恋于重复毛式话语，整篇讲话于解决中国时务毫无实用价值。试想想，要今天中国的腐败官员们放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珠环翠绕的奢侈享受，去“艰苦奋斗”，几乎无异于痴人说梦。
被列为全党重点学习的胡锦涛即2003年“七一讲话”，则更是不着边际。这个“讲话”中为中国构想了一些假想敌，即“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当胡总书记煞有介事地陈说“西方敌对势力”的种种罪状时，他本人仿佛已经忘记中国的问题正是中国政府一手制造出来的。
则整个政务系统却表现出一种急剧右转的倾向。这可以从“反腐败”力度大大降低中窥见一二。由于胡锦涛多次表态“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真反腐败就有伤官场和气，于是这两年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大为减少：2002年中国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尚有51,077件，而2003年急剧下降为18,515件； 2002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尚有4,291人，而到2003年则下降为2,728人。反腐败力度下降还犹可，一个主张政府与贪官共同分赃的“一二三工程”居然包上“反腐秘籍”的外壳堂皇登场，这个方案主张只要官员交出贪污的钱款，就可以不予追究并保持现有官职。政务系统更是与贪官们息息相通，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让世界上最右倾的政府也瞠目结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1月颁布《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这一来等于为贪官污吏携带财产出境放行，并且大大降低其转移财产出境的成本。
对于底层百姓的困境，中国政府几乎不再有任何纾解民困之举。2004年宏观调控引起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让底层人民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感困难，但从来未见任何解困方案出台。对于日益频繁的底层反抗，也从“剿抚并用”到“以剿为主”，90年代前半期发生底层反抗，中国政府总还要给几根胡萝卜以示安抚，而现在胡萝卜日益变小甚至干脆不给，政府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导致社会仇恨日益加剧。“亲民重民爱民”的口号虽然呼叫得非常响亮，但落到实处却几乎不见痕迹。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并拥有非常强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来越借助于暴力的政治高压，越来越普遍的由警察与国家安全部特务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统”，越来越严格的新闻管制，以及为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开放的一扇分享利益与权势的窄窄的门。笔者的看法是：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确实能够延长中共的统治寿命，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其实正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换来的，一句民谚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大。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垮台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比任何时代的困难还要多，还要大。
我相信，中国人的后代在评价今天的中国历史时，一定会认为中国的前途是被不负责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识精英、依靠投机钻营发财的经济精英共同谋杀，也一定会惊讶于今天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被他们愚弄。对历史，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我们这几代人确实难辞其咎。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能够很清晰地观察到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政治之间的脉动，在所谓“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败统治得到了不少“爱国华侨”最大程度的理解与支持。每观及此，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句话：“长期以来，每个政府连同其智慧与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绝佳象征。可以说，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Carlyle, Thomas Scottish author, essayist, & historian (1795 - 1881)In the long-run every Government is the exact symbol of its People, with their wisdom and unwisdom; we have to say, Like People like Government.）
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1 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4 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2005年5月20日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中国环境信息资源网， http://www.cern.gov.cn/NewsInfo.asp?NewsId=200505200010。）
5 “中国生态的盛世危言 ”，《南风窗》2005年2月（下）。
6 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凤凰卫视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凤凰卫视2003年7月10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finance/fortune/200307/07/83157.html。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